岸边成雄

　　姓名：岸边成雄
　　籍贯：日本鸟取县岩美郡大岩村
　　职业：日本音乐学家。
　　生卒： (1912.6.16-2005.1.4)

　　岸边成雄(1912.6.16-2005.1.4),日本音乐学家。1912年 6月16日生于东京。193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受教于田边尚雄。1961年取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翌年任该校教授。1973年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同时兼任帝京大学教授。1980年前在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部授课30年，曾三度赴美国讲学。他担任过东京国立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和东洋音乐学会会长，1977年后是国际民间音乐理事会和国际音乐学学会的领导成员，此外还是日本平凡社《音乐大事典》的编委。岸边成雄是将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日本的主要学者。一直从事东方音乐、日本音乐的研究。其重要著作有《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1948)、《音乐向西方流播》(1952)、《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2卷,1961～1962）、《日本的传统音乐》(1965)等。此外有研究东方音乐和日本音乐的论文等140余篇,并翻译了比较音乐学的重要著作，如R.拉赫曼的《东方的音乐》、C.萨克斯的《节奏与速度》等。 岸边成雄是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先生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23册,论文137篇,短论、报告、解说167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64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76套,书评79篇,唱片评论13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127篇,随想等167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1种,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41种.其中, 《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明确指出:“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①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②。”
　　注：
　　①黄现璠1935年冬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1936年3月出版《唐代社会概略》。岸边成雄193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毕业。
　　②项阳：《论制度与传统音乐文化的关系--兼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三），载《音乐研究》第18～29页，2004年第1期。

　　作为东方音乐学界的一位先驱和泰斗，岸边成雄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以上这些日本罕见、世界少有的宏富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著述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对于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的探求与贡献。下面拟从三个方面来对岸边成雄先生的音乐学研究略做阐述。
　　唐代音乐史研究与音乐史料学岸边成雄先生的学术生涯中，唐代音乐史研究是一个宏大的贯穿性主题。1936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的毕业论文《隋唐俗乐调的研究——龟兹琵琶七声五旦与俗乐二十八调》，就是有关唐代音乐史研究的题目。1960、1961年出版的《唐代音乐历史的研究》（乐制编，上下卷），奠定了他作为唐代音乐研究学科带头人的地位。此外，还出64音乐研究（季刊）版了专书《唐代乐器》和论文《燕乐名义考》，《唐俗乐二十八调之成立年代》，《西域七调及其起源》，《四部乐考》,《敦煌壁画中的音乐资料》,《唐代梨园》,《唐代教坊的创设及变迁》,《唐代教坊组织》，《唐代乐工的登宫》,《箜篌的渊源》等数十篇.岸边成雄先生正是在这唐代音乐断代史研究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音乐史料学这一学科的。“史料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一般说来，史料学又可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以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是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
　　岸边成雄先生无论是对于音乐史料学通论，或者是具体的唐代音乐史料学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历史学与音乐》是岸边成雄先生对音乐史料学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从“音乐史学的理念”，“东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东洋音乐史的文献检索”，“唐代音乐史料考证的实例——以《燕乐》为例”等方面进行了阐述，比较全面地表明了他的史学观和对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观点。认为“音乐史学是一门以资料的考证为史实，对古今东西的音乐现象和思维进行再现，叙述并用历史的观点对其进化，变化、发展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其基础总是历史时间”，“音乐史学是人文科学性质的学问”，“是叙述有可能再现来去匆匆的历史事实，同时从全局发现历史规律的科学”。并且从近代历史学的发展来肯定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最终还是以重新估价唯物史观，保持考证学和唯物史观两全的观点占了上风，这也表明了实证主义史观也应该是历史学的一个方向"。进而从中国、印度、伊斯兰等三个文化圈的相互区别以及各国间的文化交融来认识东方音乐史，提出建立世界音乐史的可能性。在“东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一节中，岸边成雄先生指出：“东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与西洋音乐史的研究方法是基本相同的，但涉及到细节，根据音乐史及史料的不同，理所当然地又有所不同”。并且特别强调史料还支配着历史叙述。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较为全面地阐明了他的音乐史料学观点。
　　在音乐史料种类的划分方面，他表现了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文献功底，以文献,口传资料、考古学、图像学、现存的音响资料和录音为主要史料。因为当时录像尚未普及，所以未能列入。尤其在文献方面，先生不仅对中国音乐史料如数家珍，而且对印度，阿拉伯一般史书中的音乐史料和音乐理论专门着作也了如指掌。对中国音乐史料则以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方法论述了文献目录,中国音乐史料的探索，史料的影印集成等.在文献目录方面,他提出：“中国，这个汉字文化圈的祖先国，其文献有龟甲兽骨文、铜器铭文、木竹简文、还有石刻文、写本、板木铅本。不仅其数量可谓汗牛充栋，而且其质量在亚洲诸国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要从中搜寻出和音乐有关系的好资料也并非易事。”
　　因此，文献目录的建立，成为史料学建设的重要工作。对于中国音乐史料的探索，岸边成雄先生从汉学传统出发，甚为重视传统的经、史、子、集类别的利用。在史料的影印集成方面，他首先举出了《古今图书集成》的乐律典一三六卷，但认为这是百科全书而不是丛书，是引用原文的集成，而不是原原本本的集成，也没有记录引用书的版本，也无法知道引用的是否善本，引用时还有省略。因此，还不如作为一部索引来利用。对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第一辑，他认为是音乐史料集成的第一步，肯定了它对善本的照片影印,收集了以《北堂书钞》为主的25种类书的音乐资料，遗憾的是第一辑以后没有继续出版。
　　1976年由台北鼎文书局出版的杨家骆主编的六册《中国音乐史料》，收录了以《书经》为主的经书，《管子》等诸子，《史记》以下二十四史的律志，乐志，会要类等政书，《北堂书钞》，《古今图书集成》的音乐史料等，也是对善本的影印，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漏了“九通”中的音乐史料是个缺陷.对于自1981年以来由中华书局陆续刊行的《琴曲集成》，岸边成雄先生认为，它一旦完成，将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乐谱集。在以上这些对岸边成雄先生视野宽阔,科学扎实的关于音乐史料学建设的观点分析中,笔者既感到其体系构架的科学完整,又体会到先生学问功底的扎实深厚，实为一代宗师，万世师表。如果说，以上所述乃属于岸边成雄先生对音乐史料学通论方面的观点和贡献的话,那么,在唐代音乐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利用，就是属于具体的唐代。

　　据《岸边成雄年谱》纪载：岸边成雄9岁开始歌唱活动。14岁在父亲岸辺福雄创作的童话中演唱《星星降落之夜晚》。30岁到韩国考察李王职雅乐部。38岁开始从事正仓院乐器调查。39岁开始持续8年向寺井正数学习能管演奏。42岁与平野健次一同到佐贺县唐津、大阪等地调查筑紫筝及其音乐。43岁与町桂佳声一同到伊豆调查民歌。46岁开始连续12年拜吉住小寄与为师，学习长呗。54岁到伊朗进行音乐调查。55岁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调查山地民族音乐。56岁与台湾东海大学教授吕炳川一同台湾调查高山族民乐。63岁开始进行日津市纳所遗址和琴组型调查，以后持续在各地进行琴组型调查。64岁开始连续4年参加九学会联合奄美综合调查。67岁与吕炳川和藤本寿一到台湾、香港、新加波进行音乐调查；又与国立音乐大学教授内田琉璃子、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教授小岛美子（日本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三谷阳子一同到韩国进行宗庙雅乐、釜山假面具调查。70岁开始学习中文口语。71岁开始进行日本琴士调查。72岁到中国各地共70点调查古代中国音乐资料。74岁到印度尼西亚厘岛爪哇各地调查石造寺院乐器浮雕。75岁到新疆调查龟兹千佛洞壁画。77岁开始连续6年学习中文口语；同时连续12年致力于日本江户时代的琴士调查，一直持续到88岁
　　岸边成雄博士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把西域壁画中一个奏乐的场面挂在床头，钟爱到了须臾不能离开的地步。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遗留在日本各地的古琴进行了积极的调查，亲眼见过的古琴有60张左右，发现江户以来的琴士有650人左右，他撰写的《江户时代之琴士物语》，自1993年开始连续发表。由此可见，岸边成雄作为“东京文献学派”成员之一，继承了该学派重视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的学术传统。

　　岸边成雄于1936年毕业后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教，遂与饭田忠纯共同建议创设学会，得到老师田边尚雄的支持，在田边尚雄、岸边成雄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东洋音乐学会”于同年成立，田边尚雄任首届会长，岸边成雄等人任理事。此为日本的音乐界学会成立之始。1951年，岸边成雄参与创立日本音乐学会；1952年4月，日本“音乐学会”成立时，岸边成雄等人任理事。这些皆为岸边成雄日后能成为日本“东洋音乐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和国际音乐学学会领导成员的资历之一。岸边成雄还兼任过日本“音乐文献目录委员会”委员长，为日本“雅乐协议会”发起人之一，堪称日本音乐界学会的创立先驱之一。

　　岸边成雄的重要著作有《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1948）、《音乐向西方流播》（1952）、《唐代音乐史研究》（2卷，1960～1961）、《日本的传统音乐》（1965）等，一些重要著作多次被重版或重印。此外还有研究东方音乐和日本音乐的论文等140余篇，并翻译了比较音乐学的重要著作，如R.拉赫曼的《东方的音乐》、C.萨克斯的《节奏与速度》等。岸边成雄是中国音乐学界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是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一生。据《九十大寿纪念·岸边成雄博士业绩目录》的统计，岸边成雄先生的主要成果有：著书（含译著）23册，论文137篇，短论、报告、解说167篇，监修、编辑、参与撰写条目的辞典、讲座64部，监修、编辑、撰写解说的唱片76套,书评79篇，唱片评论13篇，演奏会节目单解说127篇，随想等167篇，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1种，翻译为中文的著作、论文41种。其中 《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唐代的乐器》一书，共收岸边成雄论文八篇：《唐代乐器的国际性》、《琵琶的渊源》、《欧美人的琵琶西 方起源论及其批判》、《箜篌的渊源》、《从敦煌画中发现的音乐资料》、《南北朝隋唐时代的河西音乐》、《五代前蜀始祖王建墓馆座石雕上的二十四乐妓》、《周文矩的唐代宫妓合乐图》；收林谦三先生的论文四篇:《鲍琴考》、《方响杂考》、《显现在佛典中的乐器、音乐、舞蹈》、《唐代铜鼓文献中的两个疑点》等。岸边先生于书中所收《唐代乐器的国际性》一文中认为:唐代音乐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是古代音乐发达的一个高峰，其音乐的性质具有以管弦、舞乐为中心的特征。这个发达高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唐代有着发达盛行的乐器。从种类众多的乐器性能、演奏技巧、合奏技法等与唐代前后时代比较都具有极高的发达水平。与当时欧洲一统天下的单旋律教会声乐相比较，唐代不仅有能够演奏和声性的乐器一一笙，而且，还具有能够演奏丰富和声性的演奏乐队可以想象当时音乐的发达程度。为了证明唐代乐器发达、进步的国际性，岸边成雄先生从唐代乐器的起源、分类、时代变迁以及对日本、朝鲜、周边邻国的影响等诸方面做了充分的考证。
　　他在《琵琶渊源》一文中谈到：日本正仓院中的乐器不仅是日本奈良时期的珍贵音乐文物，而且也是研究这些文物渊源地中国，甚至更远的西亚、印度等音乐文化极具价值的实物。正仓院有三种琵琶:四弦琵琶、五弦琵琶和阮咸。四弦曲颈梨型琵琶源于伊朗，是汉初由西域（新疆）传入中土，流行于唐代的乐器;五弦棒状直颈琵琶源于印度，北魏前后流入中国；阮咸则是由中国固有乐器弦数发展演变而来的乐器（也称秦琵琶）。岸边先生批判了西欧人卡特·萨克斯卡·休勒金卡等人提出的琵琶起源于欧洲的学说。
　　从中国的文献资料来看，箜篌这件乐器，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而岸边先生的研究同样佐证了这一事实。在《箜篌的渊源》一文中，岸边先生引用了大量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论述了三种箜篌的起源、发展以及传播情况。
　　音乐学界关于唢呐的起源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源于波斯。日本学者林谦三在《东亚乐考》中说：“中国的唢呐，出自波斯、阿拉伯的打合簧（复簧）乐器苏尔奈。”他认为，唢呐这个名字的发音，显示了它是个外来乐器。其语源出于波斯语。另一位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其所著《伊斯兰音乐》中认为唢呐是波斯语的音译。林谦三和岸边成雄的观点对中国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过去学者大多采用这种观点。

　　有关梨园的乐官，岸边成雄曾进行过考证，但他的考证不但相当简略，而且存在错误。如他说：“梨园似亦设有监督及教授乐令乐官……梨园之使当和教坊之使相同均非宦官出身……乐官除使外，都知、博士等乐官亦当有相当人数。此外梨园中一部分教习工作，系在太常寺别教院实施，故u2018供奉官u2019亦系其乐官之一种者。”他推测梨园设有使、都知、博士及供奉官，并且梨园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按摘要：他的说法并不完备，且多系推测。如梨园设有博士等结论就没有文献依据，梨园使由非宦官出身者充任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王光祈为中国现代著名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少年中国学会的创始人兼首任执行部主任，总理对内对外一切事务。1950年，陈毅因公去四川，临行前去见毛泽东，毛泽东 突然问他：“你认不认识王光祈？”陈毅回答不认识。毛泽东说：“你到四川后替我打听一下。”陈毅到成都后，在一次宴会上碰到当时成都市副市长李人，方才得知王光祈已于1936年在德国去世。陈毅回京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感叹不已，又说：“下次如再去四川，请了解王光祈有没有家属子女。”陈毅再次去成都时，经李人等人四处寻访，仅在温江王光祈的家乡找到他的一个远房侄子。王光祈何许人也？竟让建国初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如此挂念？这不仅由于王光祈当年与李大钊等人共同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以致鼎盛时期拥有会员107人，精英荟萃，名士云集，计有共产党方面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又有国民党方面的周佛海、杨亮工、吴保丰，沈怡和青年党的核心成员左舜生、李璜、陈启天；更有科学、教育、文化界的名流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李人、方东美、舒新城、杨钟健、康白情；甚至还有40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以至于40年代有人说，当今中国已是“少年中国”的天下。特别是王光祈自1923年起陆续写作出版了音乐专著16种，并在中外报章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音乐论文，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受其东方音乐论著影响的岸边成雄对王光祈评价极高，先后赞扬道：“将中国音乐史研究提高到世界水平的，则是王光祈先生及他的《中国音乐史》。”王光祈是“东方研究比较音乐学的第一人。”“把柏林学派的比较音乐学观点第一个介绍到东方来的，是中国人王光祈。”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教授高兴指出：岸边成雄博士致力于唐代音乐史研究凡五十载。他治学严谨，迫求科学方法论，先后发表有关论著二十余篇并有专著《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当今不可多得的唐学者。
　　日本上野学园大学音乐系教授福岛和夫指出：岸边成雄博士伟业的经纬喻为1933年之后日本之音乐学，特别是东洋音乐史以及日本音乐史的研究史，想必绝非武断之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项阳研究员指出：“制度对音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确实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能够认同这一点，就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思路。回顾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这种方法为许多学者局部运用，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对唐代音乐史的研究是从制度进行考量的一个范例。从他的引文与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黄现璠（黄现璠1935年冬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1936年3月出版《唐代社会概略》。1936年岸边成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本科，两人为学友关系。）先生的《唐代社会概略》对社会制度的探讨是其探究唐代音乐史的基础，其研究方法，论点、论据给后学以相当的启示。”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王耀华指出：作为东方音乐学界的一位先驱和泰斗，岸边成雄先生的成就并不限于以上这些日本罕见、世界少有的宏丰的著述，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著述的研究、写作过程中，对于学科建设和方法论的探求与贡献。
　　河南大学音乐学研究所教授张国强指出：《唐代音乐史的研究》一书是日本著名音乐学家岸边成雄先生的代表性论著之一，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岸边成雄先生以其宽广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广泛搜罗有关唐代音乐历史的文献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证。在研究的过程中，岸边成雄先生“把唐代音乐现象置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率去考察，通过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国内外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历史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等社会因素与音乐制度、结构及本身性质变化的关系，来阐明唐代音乐的演变及其规律。”作为后学晚辈，笔者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均深受岸边成雄先生的影响，并从中得到莫大的启发。

　　岸边成雄长期在东京大学任教，退休后又任教于帝京大学和东京艺术大学，弟子满门。日本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日本传统音乐研究中心所长久保田敏子教授即曾师从岸边成雄习音乐学。中国著名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1904~1996），曾东渡扶桑留学两载，得到日本学者盐谷节山、原田淑人、岸边成雄、田边尚雄等人的指导和帮助。从2008年1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常任侠书信集 》中常任侠先后写给岸边成雄的十封信，便可看到师生两人的亲密关系。

　　岸边成雄在东大读书时学习过汉文，师从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研究过中国古文献，熟读唐代汉文典籍，晚年又苦学中文口语，长期与中国学者来往交流，具有对中国人民的崇高友好情感。
　　1981年，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岸边成雄监制，中国唱片社和日本东芝EMI株式会社分别出版了香港古筝演奏家项斯华演奏的古筝专集《渔舟唱晚》和《项斯华中国筝名演集》。岸边博士监制的《项斯华中国筝名演集》亦荣获日本文部省艺术祭大奖。岸边成雄博士认为：项斯华“更具有一种朴素的美”，“一个温善的人品，或许可以说，这正是她的音乐表现的本身吧 !”
　　1996年11月21日至12月4日，中国古琴家成公亮先生应日本民间团体“中国音乐研习会”的邀请，在东京都、大阪府、兵库县等城市举行了古琴独奏音乐会和讲学活动。他高超的演奏技巧、丰富多采的表现力、内在深刻的感情和思想，使日本听众不时用“感动”、“惊叹”来称赞这次音乐会。当时84岁高龄的古琴研究家岸边成雄博士到场欣赏了成公亮先生的演奏。11月25日，成公亮先生专程拜访岸边成雄博士，在他家就古琴音乐交谈了三个小时。谈话中岸边博士取成公亮先生的古琴“秋籁”的干拓，察看乐器内部、断纹种类、修理状况、音色等。看后谦逊地说，自己没有资格评论古琴演奏，有些感想，只不过是历次中国古琴家的演奏给他的主观性印象。对于成公亮先生和现代古琴家们的演奏，他谈了听后感说：“我对您的古琴演奏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我们日本人还难得有机会接触中国传统音乐，能听当代古琴家独奏的机会更少。这次您的演奏具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卓越的演奏技术，使日本听众进入既新鲜又美好的中国音乐世界……”
　　岸边成雄在日本的“丝绸之路博览会”上买到一套中国音乐家周吉创作的《龟兹古韵》的CD后，反复听了好几遍，并亲笔给周吉（1943.1.7 - 2008.5.4，新疆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新疆音协副主席）写信，夸赞乐曲中《元日庆典》、《滴水成音》、《盛会苏幕遮》等段落写得太好了，实在喜欢。

著作类
　　*《东亚音乐史考》，龙吟社，1944年9月。
　　*《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 》，弘文堂，1948年2月。
　　*《音乐的西流-从萨拉森到欧洲》（中文译名《伊斯兰音乐》），音乐之友社，1952年。
　　*《唐代音乐的历史研究》（乐制篇，上、下），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1961年。
　　*《日本音乐大系》（1-4卷和别卷），筑摩书房，1970-1976年。
　　*《日本的音乐》，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2年3月。
　　*《古代丝绸之路音楽-正仓院、敦煌、高丽纪行》，讲谈社，1982年12月。
　　*《天平のひびき-正仓院的乐器》，音楽之友社，1984年1月。

译著类
　　*《东洋的音乐-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罗伯特拉哈曼著，岸边成雄译），音乐之友社，1960年。
　　*《比较音乐学》（库尔特扎库斯著，岸边成雄、野村良雄译），全音乐谱出版社，1966年6月。
　　*《リズムとテンポ》（库尔特扎库斯著，岸边成雄监译），音乐之友社，1979年12月。

合著合编合译类
　　*《唐代的乐器》（岸边成雄、林谦三），音乐之友社，1968年1月。
　　*《津轻筝曲郁田流的研究》（历史篇，岸边成雄、笹森建英），津轻书房，1976年7月。　
　　* 《儒教社会的女性们》（世界女性史第16卷中国1，加纳喜光等著，岸边成雄编），评论社, 1976年。
　　* 《革命中的女性们》（世界女性史第17卷中国2，三石善吉等著，岸边成雄编），评论社, 1977年。
　　*《音乐大事典》（岸边成雄、神保常彦、福田达夫编），平凡社,1981-1983年。
　　*《鸟海翁琴话》（译注，痴仙、片山雄八郎、岸边成雄），冬青社，1985年6月。
　　*《日本的传统音乐大系》（1-3卷，岸边成雄、 池田弥三郎、郡司正胜、平野健次），筑摩书房，1990年12月。

外文类
　　*《The Traditional Music of JAPAN》（《日本的传统音乐》），音乐之友社，1984年。

讲座类
　　*《关于日本乐器》（岸边成雄讲述，载大东急纪念文库 ;文化讲座系列第11巻），1957年。
　　*《中国、朝鲜音乐调查纪行》（解说），音乐之友社，1972年5月。
　　*《我国东洋音乐实地调查的开拓者田边尚雄》
　　*《朝日乐器博物志》（丝绷之路的乐器），朝日新闻社，1986年9月。

论文、报告、随笔类
　　*《唐代音乐文献解说》，东洋音乐研究卷I，1937年11月。
　　*《民国年的支那音乐史论文要目》，东洋音乐研究1卷1、2号，1938、1939年。
　　*《燕乐名义考 》，东洋音乐研究1卷2号，1938年5月。
　　*《四部乐考》，史学杂志49期，1938年。
　　*《唐代俗乐二十八调的成立年代》，东洋学报27, 38期，1939年5-11月。
　　*《新生支那音乐的展望 》，音乐俱乐部6，1949年6月。
　　*《唐代的梨园》，史学杂志51，1940年11月。
　　*《唐代教坊的成立及其变迁》，东洋学报28，1941年6月。
　　*《现代支那音乐》，唱片音乐15，1941年9月。
　　*《十部伎的成立及其变迁》，加藤繁博士还历记，1941年。
　　*《东亚音乐的历史必然性》，国民精神文化，1942年2月。
　　*《东亚音乐的特征》，文化日本，1942年4月。
　　*《寻访西城音乐的踪迹》，音乐教育，1942年11月。
　　*《宋代教坊的变迁及其组织》，史学杂志54，1943年4月。
　　*《东西音乐的交流》，文部省学术振兴会，1944年
　　*《西域七调及其起源》，史学杂志VIII，1946年5月。
　　*《宋元戏剧与能》，能2，1947年9月。
　　*《曹妙达》（育木正二博士还历纪念），中国名家言行录，1948年2月。
　　*《唐代十部伎的性格》，东洋音乐研究第9，1951年2月。
　　*《近十年海外东洋音乐研究概况》，东洋音乐研究第9，1951年2月。
　　*《唐代乐工的登官》（和田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从，1951年11月。
　　*《唐代妓馆的组织》，东京大学教养学部，1955年3月。
　　*《清升平署的乐器》（和田清博士古稀纪念） ，东洋史论丛，1961年2月。
　　*《清朝雅乐的调查》（东京大学教养学部） ，人文科学纪要，1961年3月。
　　*《元代自西亚翰入中国的乐器-三弦胡琴的起源》，（台湾）东西文化17，1968年。
　　*《长沙汉墓2, 3号墓的乐器与津市纳所的琴》，东洋音乐研究，1966、1967、1977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学近况》，东洋音乐研究49，1984年9月 。
　　*《丝绷之路的乐器》，文化财，1985年9月。
　　纪念集
　　*《日本古典音楽文献解题》，岸边成雄博士古希记念出版委员会编，讲谈社，1987年9月。
　　*《追悼岸边成雄先生特集》，载上野学园日本音乐资料室编印《日本音乐史研究 》2006年第6期。

中文出版物
　　*岸边成雄著，梁在平、黄志炯译：《唐代音乐史的研究》，台湾中华书局，1973年版。
　　*岸边成雄撰：《东乐的西传》， 载《音乐译文》1980年第4 期。
　　*岸边成雄著，郎樱译：《伊斯兰音乐》，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岸边成雄著，郎樱译：《比较音乐学的业绩与方法》，载《民族音乐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岸边成雄撰，罗传开译：《东方音乐研究的昔日与今朝》，载《音乐艺术》1987年第3期。
　　*岸边成雄著，王耀华译：《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8年5月。
　　*岸边成雄著,邹仲华译：《古代丝绸之路的音乐》（敦煌资料-丝绸之路文献叙录），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岸边成雄、泽田笃子撰，徐元勇译：《亚洲佛教音乐概况》，载《中国音乐》1992年第1期。
　　*岸边成雄撰，杨桂香摘译：《江户琴士探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 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