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妮·克莱因

她父亲原来是一名犹太法典的学者，37岁时，他脱离了自己的正统背景并接受教育，最终获得了内科医生的资质。他在克莱因18岁时过世。母亲精力充沛，善于持家，在家境窘迫的情况下，她不仅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责任，而且还开了一间商店，以此来支持她的丈夫，并保证她的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在克莱因32岁时过世。梅兰妮十分钦佩她父亲的独立精神和科学态度，但她和父亲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亲密，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当梅兰妮出生时，她父亲已经50多岁了。梅兰妮觉得与母亲更亲近，她对母亲怀有很深的感情，她羡慕母亲的美丽，钦佩她的聪明和强烈的求知欲。梅兰妮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二姐西多涅9岁去世，当时梅兰妮5岁。西多涅去世前有一年的时间卧病在床，这期间，她花了大量的时间努力把自己的知识教给克莱因，她在5岁前就学习读书、写字、做算术，姊妹之间的感情十分深厚。长大以后，梅兰妮与一个叫伊曼纽尔的男孩建立了类似的令她感到鼓舞的关系。伊曼纽尔比她大5岁，很有天赋，对文学、艺术、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弹得一手熟练的钢琴，文章也写得小有名气，他鼓励梅兰妮和他一起分享这些乐趣并加入他的朋友圈子，他对她的才华充满信心。在伊曼纽尔的影响下，梅兰妮对文学和音乐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但就象与西多涅的关系一样，梅兰妮与伊曼纽尔的关系同样也由于死亡的迫近而充满了阴影，她的哥哥患了心脏病，将会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死去。克莱因14岁时决定学医，在她哥哥的辅导下，她通过了入学考试，进了维也纳预备高中，这是当时仅有的一所为女孩子进大学提供预备课程的中学。17岁那年，克莱因考上了大学，几乎与此同时，她订婚了。她的婚姻改变了她的计划，她放弃了从医的打算，在维也纳大学改修艺术和历史。但她始终保持着对医学的兴趣，并对自己没有学医感到遗憾。她在治疗方面的极大兴趣和天赋在她的精神分析工作中得到了展示，对她来讲，治疗永远是最重要的。

21岁时，她和亚瑟（Arthur Klein）结婚，亚瑟是个化工技师和商人，为了工作必须时常旅行，有几年他们居住在斯洛伐克与席雷西亚地区的小镇。1910年亚瑟在布达佩斯找到工作，在这里克莱因第一次偶然读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作品《论梦（On Dreams）》从而对精神分析学产生兴趣。当时她的婚姻已经出现问题，她与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1919年7月，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协会上宣读了她的第一篇论文，题为《一个儿童的发展》并于同年加入该协会。在这个时候，亚瑟前往瑞典工作，她与亚瑟从此分居并于1926年离婚，共同生活期间他们生育了三个孩子：梅利塔、汉斯和埃里克。在1920年的精神分析大会上，她遇到了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亚伯拉罕邀请她到柏林工作。1921年，克莱因和三个孩子一起到了柏林。从那以后她全身心投入到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和研究当中，逐步发展了她的儿童分析技术。在《精神分析新趋势（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这本书的第一章里，她生动地描绘了她自己的早期体验。1924年初，她开始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但1925年亚伯拉罕患了重病，分析被迫终止。这次分析给克莱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反复谈到，对亚伯拉罕这样一位精神分析家和老师，她怀着最深的敬佩、欣赏和感激。1925年12月亚伯拉罕去世后，她继续坚持每天进行有规律的自我分析。

1925 年夏，她接到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邀请去伦敦做一次系列演讲，并请她稍后到伦敦定居。自从亚伯拉罕亡故后，克莱因渐渐感到柏林精神分析协会与她志趣不投，遂接受了琼斯的邀请。从1926年直到去世，克莱因一直留在英国，并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工作。在这个协会里，她继续展开自己的事业并将其推向深入，同时也从事教学。正当梅兰妮的精神分析工作处于鼎盛之时，她在个人生活中却遭受了一系列的不幸。首先，她的大儿子在1934年春天突然死于一次登山事故，死时年仅27岁。稍后，她又在另一种意义上失去了她的女儿梅利塔。梅利塔·施密德伯格学过医，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最初与她母亲一道和谐共事。但到了1930年代后期，她变得反对梅兰妮的工作，并与母亲疏远了。不过对梅兰妮·克莱因来说，她与小儿子埃里克的关系给了她极大的补偿。埃里克在伦敦结婚，有三个孩子。梅兰妮对她的孙子倾注了巨大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充分感受到了天伦之乐；同时，从陪伴她的朋友和学生身上，她也得到了持久的快乐。她还从艺术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尤其是在她的晚年。

她第一次踏入儿童精神分析的领域，是从分析自己的儿子开始。刚开始只是补充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后逐渐强调母亲角色的重要性，最终离开弗洛伊德个人本能的理论，发展出自己的客体关系理论。克莱因和安娜·弗洛伊德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但是她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上却大相径庭，这些差异可见于 1927 年的《儿童分析论丛（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她深信，精神分析是一种基于领悟的方法，是基于一种设置，即弗洛伊德所描述过的设置，精神分析的探索只有在这种设置中才得以进行。因此，她从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创立一套针对儿童的设置上，这套设置在本质上与针对成年人的精神分析设置是一样的。在她的设置中，她为孩子提供一个适宜的房间，在柜子里放上各种各样的小玩具和做游戏用的材料。一旦某个孩子更多地是通过游戏而不是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她就开始分析这个孩子的自由游戏（free play），将其视为自由联想来加以处理。她认为儿童的游戏、梦、绘画及故事，就像成人的自由联想，都是传达潜意识幻想及焦虑的媒介。藉由诠释儿童的潜意识幻想，可以降低、释放儿童的焦虑，减少其内在恐惧，提升身心的健康。她从一开始就确信，分析师可以在教育式的或安慰式的这样一些关系之外，与孩子建立起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可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她的这个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她还从一开始就认为，需要把探索延伸到潜意识中焦虑活跃的层面上去，她在柏林协会宣读的精神分析论文的题目就是《焦虑》。克莱因并详述早期、潜伏期及青春期儿童的不同特质，进而描绘在各个发展阶段分析技巧上的异同，试图通过她对儿童的观察及临床工作对弗洛伊德最初的理论进行了详细说明和拓展。

事实上，克莱因整体的工作就是对弗洛伊德工作的拓展，同时也是以她自己独特的阐述观点对弗洛伊德最初领悟的改革。克莱因的领悟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改变得太多，以致许多正统的弗洛伊德信徒抛弃了它——在克莱因的“伦敦学派”与“维也纳学派”（与安娜·弗洛伊德联系最密切）之间，出现了最大的冲突。克莱因与安娜（Anna Freud）之间最初的分歧是对儿童治疗观点的不同，这一分歧对两派“分裂”造成了深远影响，并使分裂一直持续下去。克莱因利用游戏对儿童进行治疗，并且利用与使用于成年人的技术相当类似的解释说明技巧。另一方面，安娜认为，儿童的自我还没有发展到足以能够给他们做经典分析的程度，相反，她提倡从事儿童工作的分析师更多地担当教育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内部激烈的争论导致精神分析团体更进一步分裂。

克莱因在心理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她基于弗洛伊德之思路，所发展的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 ORT）。客体关系理论是心理动力取向的人格发展理论，主张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客体的寻求（object seeking）”，即人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而非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快乐的寻求”。客体关系理论有几个基本概念，现分述如下：

客体关系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婴儿即使是刚出生时，就拥有一种积极的幻想生活。这些幻想是潜意识本我本能的精神象征。它不同于意识层面的幻想，克莱因称之为无意识幻想（unconscious phantasy），她认为初生婴儿具有潜意识的“好”和“坏”的形象。当婴儿吸着指头睡着了，他们在幻想著在他们自己的内心里正拥有母亲的“好”的形象；当婴儿因饥饿而哭闹踢腿时，他们会幻想着在抗议，在破坏“坏”；但饥饿的婴儿也可藉由幻觉到的感觉与奶汁的味道来暂时控制它的饥饿。当这些心理历程在幻想中发生且是在心理层次上，则婴儿在肉体上对幻想的体验就如同在心理上般。这些幻想与内在客体似乎是非常生动与真实，因为婴儿在这个阶段是无法区分现实与它自己的幻想生命。随着婴儿的成熟发展，和连结的潜意识幻想继续影响着婴儿的精神生活，但是新的潜意识幻想也会出现。

客体（object）这个词，最初是由弗洛依德所引用的一个技术性字眼，单纯指的是可以去满足某种需求（的东西）。客体关系理论中的客体指欲望或行动所指向的某人。一个客体意指一与“主体”（subject）相关联的东西。克莱因同意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有天生的驱力和本能，包括死之本能，而特定的驱力则会有特定的客体。她相信从婴儿的早期起，儿童是同时在幻想上以及现实上和外在客体连结的。婴儿最初的客体关系是与母亲的，之后则是母亲的脸和手。在婴儿的主动幻想中，他们将这些外在的客体，如母亲的脸、手和身体的其他部位，内射或带入了他们的精神结构。

她认为婴儿是持续地处于生之本能与死之本能间的基本冲突，也就是在好与坏、爱和恨、创造和破坏之间。为了要处理对于好和坏的这种二分的感觉，婴儿会将他们的经验组织成为状态（positions），它是一种状态或者说是处理内在和外在客体的方式。克莱因指出婴儿的客体关系发展包括两个基本的状态：偏执—分裂样状态（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和抑郁状态（depressive position）。这两种状态为分别开始于1岁和1.5岁，在儿童整个心理发展过程中，这些状态不断地重新被激活。幼儿的偏执—分裂样的状态出现于获得守恒性对象之前。在此期间，母亲为幼儿的内心世界提供的形象是相对分离的，这些形象是通过在不同情境下母亲的各种表现内向投射而产生的。于是，幼儿从母亲处获得满足体验而内向投射时，就成了“好对象”；这些形象最终剥夺或感到痛苦时，则使儿童产生照顾他的人在故意迫害他的体验，在此种状态中产生的内向投射，在儿童的内心世界中母亲就成了虐待性的“坏对象”。在该阶段，儿童的焦虑是怕迫害自己的对象会消灭自身与那些“好对象”。在正常的心理发展中，儿童的这些幻想性心理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在儿童心目中从母亲处来的各种分离的内在形象就汇合成一个单一的对象，它既有儿童感到满足的好的部分，又有使儿童感到挫折的坏的部分。可是，当“坏母亲”开始与儿童的内心现实中可爱的“好母亲”相汇合时，儿童就会感到，他自己在幻想中对“迫害者”的攻击，也会操作他所敬爱的或必不可少的好对象。于是产生了罪恶感与悲哀，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意丛，逐渐出现了抑郁状态。抑郁状态的痛苦也可以通过否认自己的攻击性效果而暂时得到减轻（躁狂性防御）。但是，要解决抑郁状态问题，还要依靠一种不同的反应，即承担责任并尽力去修复能力所具有的信心。

婴儿会使用各类心理机制来控制强烈需求、恐怖与婴儿幼稚的感受。婴儿如何和建立关系即可显示下列各种机制如投射、内射、分裂与投射认同。

1)投射（projection）是一种心理过程或幻想过程，藉此婴儿相信在现实里有某一客体具有某些婴儿本身感受的特质。因此，喂食良好的婴儿，充满着愉悦而把这份好的感受转回到客体上并且相信是好的东西。好的成了它终其一生所感受到好且有益的原型，而坏的则代表所有邪恶及迫害人的东西。当孩童把它的挫败及恨意转向坏时，它就会把所有它本身所呈现的相当恨意都归因到该上去。

2)内射（introjection，或称内摄），是另一个在非常幼小婴儿身上呈现且存在的一重要原始机制，是婴儿从外在世界中所感知而后藉以放到他或她自身里面去的心理幻想。因之，任何从外在世界来的危险或剥夺便进来而成为一种内在危险。挫败客体及焦虑来源，即使对婴儿言是外在的，经由内射作用而成为吓坏了的婴儿的内在迫害者。婴儿利用分裂机制保护他或她自己。

3)分裂（splitting）意指分离或隔开感受与自体各面向。婴儿藉由分裂其自我与其客体使成为较可被处理的各面向而来保护它自身；也就是说，分离这些使成为好面向和坏面向使它们各自分开。和母亲及其间的关系是一种牵涉到爱恨感受与挫败满足共存的复杂关系。分裂机制可藉由改变和母亲间复杂关系成为表面上看来许多简单关系而使事物简化（即成为爱的客体与满足的自体、恨的客体与挫败的自体等等）。藉由分裂机制来把危险感受和令人满足的感受分开来而解消掉那危险的感受。

4)投射认同（projection identification），婴儿试图防卫自身的另一方式是借着幻想过程把自己内在世界强加到所幻想的外在世界上然后再内化该个世界。婴儿试图借着外化它们来纾解掉某些内在焦虑与内在危险，然后在外在世界中予以修正。在幻想的层次上，它包括把自体不能接受的部分分裂掉，然后把它送到另一个客体上。

5)内化（Internalizations），一个人将外在世界的内射部份加以组织，并成为心理上有意义的架构。克莱因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内化项目：自我（ego）——克莱因相信婴儿自我出现的时间比弗洛伊德所主张的还早，她认为自我很早即有能力感觉到破坏和爱的力量，并藉由分裂、投射和内射等防卫方式来处理这两股力量。从第一次喂食经验起，婴儿的自我便开始发展进化。当婴儿能被喂饱，并得到爱与安全感时，他所经验到的是好的；但当照顾者没有出现或没有提供奶水、爱或安全感时，婴儿所经验到的是坏的。婴儿会内射这两种经验印象，这些意像提供了幼儿日后自我扩展的焦点。因此，婴儿与最初客体（）的关系是未来自我发展与日后人际关系的原型。超我（superego）——克莱因认为超我和恋亲情结是一起成长的，只是真实的罪恶感必须在恋亲情结结束后才会产生，时间差不多在 5－6 岁，年幼儿童的超我比较年长儿童的超我更严酷，她相信早期的超我产生的不是罪恶感而是恐惧感。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克莱因认为恋母情结发生的年纪比弗洛伊德所说的还早，认为恋亲情结开始于出生后的几个月，到了性器期达到最高峰，约 3、4 岁。她强调在恋亲情结这段期间，儿童保有对双亲正向情感的重要性。在早期，男女儿童对于恋亲情结都有同样的需求——与好的、令人满意的客体建立正向的态度，而且避免坏的、可怕的客体。

虽然克莱因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架构，她始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奠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是在一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些歧异之处主要在于她相信：许多弗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起源于比他所认为更早的阶段。克莱因的理论思想萌发于她在临床工作上很深的投入，其理论的发展也和临床工作并行。这种介于临床工作与理论思想之间的互动，对于许多欣赏并且重视其贡献的分析师而言，已被证实为非常有力的启示。

梅兰妮·克莱茵的去世是一种更大程度上的损失，尽管她已经过了78岁，但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当中。《羡慕与感激（Envy and Gratitude）》写于她病逝前四年，在随后的两年间，她完成了作为她的主要著作之一的《一个儿童的分析过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当健康状况趋于恶化时，她还专注于对埃斯库罗斯的作品《奥瑞斯忒亚》的精神分析研究和写作。这篇文章刚刚完成，她就着手准备参加爱丁堡大会的论文，也就在这个时候，她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