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

陈铭枢（1889年—1965年），字真如，广东合浦人，汉族客家人，1889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曲樟乡璋嘉村。一度担任代理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理淞沪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一手创办十九路军，任十九路军司令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加入同盟会。后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堂。

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参加中央第二敢死队。

1912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3年离校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入大森浩然庐学校。

1915年回广东策划谋炸广东督军龙济光的活动，事泄被捕入狱，后越狱再逃日本。

1919年在广东肇（庆）军游击营任营长。次年任粤军第1师第4团团长。1922年参加北伐，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第1师在回师途中为陈炯明瓦解。不久辞职，改名真如，避居南京学佛。

1924年经邓演达介绍任粤军第1师第1旅旅长。

1925年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东征陈炯明。5月回师广州，参加南征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师长。10月率部参加国民革命军南征，任南征军总指挥（后改任第1路指挥），收复广东高州（今茂名）、廉州（今广西合浦）等地。

1926年7月率第10师参加北伐战争，在友军配合下于汀泗桥、贺胜桥击败吴佩孚守军。11月所部扩编为第11军，任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

1927年3月，由武汉去南京。5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1月复任第11军军长，率部由闽回粤，会同黄绍竑、徐景唐部在四军老军长李济深的指挥下对张发奎开战，借口是张发奎部通共，和共产党合谋制造广州起义，史称第四军第一次内战。大战结束后，张发奎败退出广东，通电下野，获胜的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后来李济深因同情桂系被蒋介石扣押。其下的三员大将立场不同，陈铭枢、陈济棠通电拥护中央，徐景唐联合桂系和张发奎为救李济深出狱发动了第四军第二次内战，这也是铁四军和钢七军第一次交锋，也叫钢铁之战。战后桂系败退出广东。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第八路军司令，对掌军民两政，随即所部扩编为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率领下出广东参加中原大战。

1931年5月，蒋介石因扣押国民党粤系元老胡汉民，引发宁粤冲突，汪精卫等在陈济棠支持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陈铭枢因十九路军在省外作战，无力反抗，辞省主席职，通电拥护蒋介石。7月任江西“剿共”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18事变后宁粤双方在国难后重现合作，陈铭枢成为双方唯一能接受的人选，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官兼代淞沪警备司令。12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陈铭枢命令第19路军抗击日本军队，反对妥协政策，受到蒋、汪排斥。10月毅然辞职赴法国。

1933年回国，与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蔡廷锴不认同他的军事部署，他把蔡骂得抬不起头来，蔡后来私下说，反正十九路军是他陈铭枢的，他愿意怎么败掉是他的事。十九路军失败后陈铭枢失去了军事实力，沦为政坛看客。1933年底去香港，继续从事反蒋爱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等职，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1947年6月被授为陆军上将并退为备役。

1948年1月在香港与李济深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各派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陈铭枢一生多病多难，尤其是童年遭遇相当凄惨。他自幼丧母，小时候患眼疾“发鸡盲”几乎瞎掉，很奇怪他后来戴了眼镜还枪法奇准，被人笑说四眼更毒。眼疾好了后，他又患烂头虱，满头血肉模糊，腥秽难闻。后娘过门后，受尽虐待，父亲听信后娘谗言，也不喜欢他，下雨天在家无聊就揍他一顿解闷。他在家里吃饭是不敢添饭的，生恐挨打。中国民间故事里阴毒的后娘欺负前人儿女的花样，基本上他全部领受过。在家被后娘凌辱得无处可躲，于18岁那年挨门乞讨到20个大洋，只身蹈海，赴广州投考黄埔陆军小学，临考前与同乡慷慨扬言：若不中，必投白鹅潭自尽。1906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加入了同盟会，把半数同学都发展成会员，后人把他和张竞生和邓演达并称为陆小三杰。后进入南京陆军中学，几个同学上街听见淮北逃荒而来的小丫头在卖唱“小白菜呀，地里黄阿，三两岁啊，没了娘啊......”阿跛感怀身世，一时间忍不住眼泪长淌，哭瘫在地上，要不是几个同学掺着他，他那天都走不回学校了。他后来得势后也没为难父亲和继母，反对他们挺好。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陈铭枢和南京军校的同盟会员纷纷摩拳擦掌，准备响应，轮流监视学校的武器库，准备起义时使用。然而，学校当局已有防备，将武器库中的弹药全部运走。军校学生看到自己已成赤手空拳，对南京地区的形势很失望，急于赴武昌前线参加战斗。大家公推陈铭枢前往上海，向总部请愿，并要求拨给旅费。在上海，宋教仁支持陈铭枢和同学们的行动，当即给陈500元钱作路费。

这时，清军已大批南下，与革命军争夺汉口，血战频频。黄兴到达武昌指挥战斗，给湖北的革命军以极大的鼓舞。第二天他率部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设立司令部。与此同时，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以亲信将领冯国璋任第一军总统（军长）、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并亲自于30日到达湖北孝感督战。袁世凯指挥的北洋军，是一支久经训练的军队，并有机关枪等当时中国最具有火力优势的武器。而湖北新军经过抽调，已不能成建制战斗，士兵多系招募，缺乏训练。清军以强大兵力实施攻击，又纵火焚烧汉口，革命军浴血巷战，伤亡累累。正在血战之间，陈铭枢等军校学生到达武昌，他们看到汉阳兵工厂正处在敌军严重的威胁之下，当即要求过江保卫。湖北军政府把他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并命令他们于翌日晨渡江，至汉口龙王庙登陆，向清军占据的循礼门前进。是日，敢死队开进至自来水塔（现中山大道）附近，即遭敌军机关枪扫射。敢死队用步枪还击，由于敌人火力强大，再加地形不利隐蔽，无法继续前进，坚持到夜晚，仍撤回武昌。陈铭枢经历了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11月1日汉口失守。鉴于革命军缺乏统一指挥，11月3日，湖北军政府登台拜将，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汉阳西门外昭忠祠。当时，湖北军政府都督为黎元洪，他本非革命党人，由于党人的幼稚，被推为都督，以首义领袖的资格，而凌驾于革命党领袖之上。黄兴虽顾全大局，但军权仍多所掣肘，而且，他流亡海外多年，和湖北军界也比较隔膜，指挥十分困难。陈铭枢这批南京陆军中学的学生，先后三批到达有100多人，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又和同盟会中枢有长期的联系。对于他们的到来，黄兴十分高兴，即将他们重编为学生军，直属总司令部，作为自己的亲随骨干部队，随侍左右，对各部进行督战。同学们原拟推陈铭枢为督战官（队长），但南京来的志愿人员中有非同盟会员而军中资格较高的张我权、徐源泉，陈即改推他们两人为正副队长，自己仍负责学生军中同盟会的工作。

学生军经历了战斗，看到部队的伤亡，知道战争不是儿戏，有些人胆怯，而有一些人，则看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纷纷运动，当上了都督府的科员，有些眼红，觉得当兵屈才，不愿再在学生军服役。黄兴亲自集合学生军进行训话、劝说。希望他们留下来继续战斗，但没有多少效果，只好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到南京。陈铭枢、蒋光鼐等骨干尚有50多人没有动摇，留了下来，继续坚持战斗。

27日，汉阳失守，黄兴心力交瘁，与鄂中各将又颇多矛盾，留也无益，即于当夜赴汉口乘轮，翌日晨离汉东下。临行前，黄兴挑选了一批学生军随扈自己，陈铭枢是学生军中同盟会的骨干，被黄兴选上，成了黄的卫士，于日到达上海。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稽勋局以陈铭枢参加革命有功，保送他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肄业。1915年陈铭枢因参加策划谋杀袁世凯的亲信、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东渡日本，先后进入革命党主办的军事学校“大森浩然庐”和“政治学校”学习。袁世凯死后，他返回保定军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到广东地方部队肇军任游击营营长，驻罗定县。1919年4月，肇军被改编，陈铭枢任护国军第2军陆军游击第43营营长。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命陈炯明、许崇智等分路讨伐广西陆荣廷。9月，陈铭枢响应粤军，在阳山宣布独立，任粤军第6军第1纵队司令。1922年初，广州政府出师北伐，陈铭枢率部于赣州城南之王霸岭，与北洋军陈光远部苦战七昼夜，占领赣州。3月，粤军参谋长兼第1师师长邓铿为人暗杀。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脱险逃出，登上永丰舰。第1师出现分裂，时任团长的陈铭枢不知道跟那个好，只好辞职避祸，往南京钻研佛学，看谭嗣同的《仁学》，文章中出现“真如”一词时，他眼睛一亮，认为“真如”一词空灵妙佳，便给自己取了个字“真如”，种下了他与佛法的缘分，他还在南京结识了梁漱溟，梁启超。

1924年，陈铭枢重返广东，在李济深率领的粤军第1师任第1旅旅长，下属两个团长就是蒋光鼐和张发奎，参加了东征战役。因与许崇智不合，就和蒋介石打的火热。因作战有功，他晋升为第3师师长。1926年夏，陈铭枢率部北伐，与张发奎部并肩作战，所向无敌，成为铁军名将。1927年，第10师在武汉扩充为第11军，陈升任为军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自第一次东征后，和蒋介石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社会上被视为亲蒋的人。但事实上，他与左派邓演达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是一个重私人感情的人。在大革命时期，他既反对无序的群众运动，也反对当局在工人运动中乱捕人乱抓人。在左右两派斗争中，他忧虑革命运动的分裂。

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了上风。会议免去了蒋介石中常会主席、军委会主席、组织部长等职务，反蒋已明朗化。蒋介石则在自己的军事控制区域内，开始清党，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镇压工人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陈铭枢因对蒋介石反革命面目认识不足，抱有幻想，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时，陈赴宁任南京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9月，随着蒋介石下野，陈铭枢也离职赴日本。11月又随蒋由日归国，仍任第11军军长。

他混上军官后，不用穿草鞋了，但他仍然是倒霉到底。人家穿高筒军靴是英姿飒爽，走路嘎吱嘎吱响得神气，他穿上不舍得脱下，没几天就捂出了香港脚。1928年12月，陈铭枢当上广东省政府主席时，经常开会中途恰逢香港脚发作，奇痒无比，忍不住当众脱鞋褪袜抠脚丫子，熏得一屋子的人掩鼻疾走。他反诧异地问属下“有没那么夸张吧？为什么以前蔡廷锴他们没觉得臭？后来路过香港时顺便治疗香港脚，恰巧在医院碰上火烛，惶急之下跳楼逃生，把腿摔断，只好留在香港休养月余。结果是香港脚治好了，腿却瘸了。粤军里的兄弟消遣他，便给他起个绰号叫“阿跛”。未几，全省皆知省主席跌跛脚，全跟着起哄叫他“阿跛”。

1931年，蒋介石扣留胡汉民，陈济棠等通电反蒋，陈铭枢出走香港，后往日本。6月，他回国，在江西赣州任“剿赤”右翼军团总指挥，率19路军参与对江西红军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9月，他作为南京政府代表与广东地方当局议和。10月，就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19路军随之调戍京沪。12月15日他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次年元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在东北扩大侵略，仅3个月就占领了东北；另一方面在上海制造事端。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对中国施加压力，既可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让步，又可扩大在上海的侵华势力，还可以转移国际社会对东北的注意力，可谓一箭三雕。在日本的蓄意挑动下，上海形势日趋紧张。

1932年1月18日，上海的日本浪人在三友实业社挑衅，纵火焚毁工厂。随后，日本人四处寻衅闹事，日军大举增兵上海。日方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中方道歉、惩凶、赔偿及取缔抗日运动等无理条件，上海呈出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19路军在上海龙华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一旦战事发生时的应战计划。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务司令戴戟，以及驻沪78师干部参加了会议。

19路军在上海的备战活动，不仅报告给陈铭枢，也报告给南京中央政府。龙华会议当天，蔡廷锴与戴戟联名致电孙科、何应钦等人，表示：“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免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但当时国民党内部以主张对日慎重者居多。蒋介石、汪精卫携手合作之后，均主张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采取和缓态度。据此，上海市政府接受了日方的四项要求。日方又节外生枝，无理要求19路军退出闸北。南京军政部为避免冲突，下令19路军后撤南翔、真茹一线，将闸北防务交给宪兵第6团担任。但让步并不能满足日本的侵略野心，28日晚，就在19路军准备移防、宪兵6团准备接防之际，日军向闸北发动进攻，19路军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拉开了大幕。

1932年1月28日深夜，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立即从龙华总部步行到达真茹前线指挥部，依原计划指挥战事。他们发出两封急电，一封给陈铭枢，一封给何应钦。何的回电对蒋、蔡、戴有所责难，使他们感到压力沉重。恰在此时，陈铭枢的回电到达，要他们继承19路军光荣传统，并表示即来沪与袍泽共同赴难。他的回电大大鼓舞了蒋、蔡、戴的抵抗意识，他们遂下令前线将士坚决抵抗。当夜，日军以优势火力进攻，并放火助势，极为凶猛。19路军官兵沉着冷静，奋力抵抗，将其击退，至天明时，日步兵已不敢再进。上海战斗打响之后，19路军于29日发出通电，严正宣告：“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国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

19路军是陈铭枢一手训练出来的一只劲旅，陈与该部官兵的关系非一般上下级关系可比。自沪战爆发后，陈铭枢时刻关注战况的发展，激励官兵的作战精神与士气。陈铭枢的态度大大鼓舞了官兵的斗志。在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以及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支持下，19路军官兵人人怀必死之心，奋勇作战。日军虽一再向我进攻，但在我军竭尽全力抗击下，终不能得逞。开战半月之后，我军防线变动不大，日军进展甚微。

何应钦、陈铭枢与罗文干讨论了中日停战交涉问题，决定以下列条件作为交涉基础，即中日军队各自后撤，双方之间的地区由中立国派兵暂驻，行政、警察仍由中方办理。对这个决定，何应钦与陈铭枢再次表示了不同态度，何要蒋光鼐、蔡廷锴“即照所定办法，与日切实商洽，结果随时见告”，并严令守军“不得有挑战行为”。陈铭枢在向蒋、蔡通报此事时，要他们在交涉同时不忘作战准备，“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任何当局所摇夺为要”。陈铭枢与何应钦之间关于沪战的冲突后来便为与蒋介石的冲突所取代，蒋、陈关系因此更加恶化。

蒋介石在浦镇召集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会商上海战事。蒋表示：“沪事以19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条件是：1．如日本确无侵占闸北之企图，双方立即停战；2.停战条件须双方各自退至相当地点，中国军队退出地方由中国警察维持。蒋还说：“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所谓“攻势防御”，是以进攻为手段，达到防御的目的，因此，不包含积极进攻、驱逐日军的战略意图。蒋介石的意旨，除电知19路军将领外，他还让陈铭枢单独电示蒋光鼐，转达他的意图：“政府对外态度与民众口气，轻重缓急，其作用不同，兄等须谨慎从事，依照政府指导而行，外间不负责之议论不理会也。”陈铭枢特意在电文后加上“以上系总司令面嘱电达”一句话，以示那是蒋的意思，同时也向前线将领表明他在中枢的困难处境。

蒋介石、何应钦的态度，对前方将领的心理当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实际带兵作战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虽力主抵抗，企望“沪战如大胜，可为我民族复兴之转机”，但他们也不能不考虑作战双方的实际情况，不能不考虑国民党中枢缺乏战斗决心这一重大政治因素，因而对19路军孤军作战的局面忧心忡忡。作为直接带兵的部队长，不能不考虑部队当前的处境和命运，在如何作战的问题上，他们与陈铭枢之间不免会产生某种微妙的差别。2月16日，蒋光鼐在给陈铭枢的电报中，请求陈向蒋介石、何应钦要求，“务在最近期内调2、3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如办不到，宜速定议和，不容犹疑”。陈铭枢接到这封电报后，深感忧虑。他认为日本对谈判绝无诚意，大战难免。他也知道前方部队兵力薄弱，如照目前形势打下去，确实难操胜券。为此，他除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增援外，还主张扩大战区，令东北全军反攻，令沿海、沿江各省埠一致抗日，使日本首尾难顾，以全面持久的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19路军在上海尽可能长久的坚持下去，以带动、激励全国的抗日浪潮。因此，陈铭枢对上海抗战的考虑，更多地从长远的国家政治和民族利益出发，这与他一贯的做法以及他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在接到蒋光鼐的电报后，陈铭枢立即回了一封长电，说明自己的态度。

从此电可知，陈铭枢是抱着不惜牺牲、不计代价的决心，激励19路军坚持上海抗战，以推动全国的抗日浪潮。在抗日的问题上陈铭枢与蒋光鼐、蔡廷锴是一致的。在具体问题上，他们因为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会有一些差别。蒋、蔡更关心军事作战与部队处境，陈则多考虑政治与大局，从中也可见陈铭枢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政治眼光。蒋、蔡尊重陈的意见和政治指导，接陈电后，蒋即复电称“职等亦作如此打算”。陈铭枢坚定的抗战立场，大大鼓舞和坚定了19路军将士的战斗决心。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陈铭枢在后方为19路军摇旗呐喊，蒋光鼐、蔡廷锴在前方指挥作战，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是淞沪抗战得以坚持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陆军第9师到达上海后，日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18日蛮横地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限其于20日下午7时前，从现据之线后撤20公里，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通牒遭到19路军高级将领的一致拒绝，蔡廷锴在复文中严正声明：“本军为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辖之军队，所有一切行动，悉遵国民政府之命令。”19路军还在公开通电中表示：“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

日军以武力威胁我军的企图失败后，淞沪前线爆发了开战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从20日开始，日军全线进攻吴淞口、江湾、闸北。22日，日军集结重兵，在猛烈炮火掩护下，重点进攻庙行。双方短兵相接，混战肉搏。第5军阵地一度被日军突破，张治中亲临前线指挥堵截，蒋光鼐当机立断，果断地命令19路军实施反突击，终于收复阵地，重创日军，毙敌上千，取得了淞沪抗战以来最大的战果。

淞沪抗战打了一个多月，日方继续增兵，中方人力物力缺乏，陈铭枢向蒋介石多次请求增援无望，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断为19路军奔走呼号。他不避嫌疑，不顾劳累，为的就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计。然而，除了19路军听从他的指示，在前线坚守阵地之外，他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努力所得不多。毕竟独木难支，在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之后，陈铭枢心力交瘁，卧病于床。但他仍指示19路军抵抗到底：“(作战部署)须看日军增加如何，再定计划。惟盼兄与诸同胞尽力之所能及，以抗强敌而已!”

日军在得到国内大规模增援后，正面发动全线总攻。同时，日军以重兵在我军侧后浏河口一带登陆。因为我军防线空虚，日军登陆后得以不断扩大阵地。张治中急调部队堵截，与日军做殊死战斗。形势对我军极为不利，我军有被日军包围的危险。蒋光鼐审时度势，果断决定于当晚全线后撤至二线阵地，继续抵抗。他在给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说：“援绝兵尽，无法应付，全线动摇，职乃决心11时开始全线撤退。”在敌军重兵压迫之下，蔡廷锴亲至前线，巧妙地指挥部队，脱离战线，安全后撤。吴淞炮台翁照垣部则死守至3日方撤。我军撤退后，日军因为达到了预定目的，也不再前进，双方对峙，战斗中止。历时一个多月、震惊国内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告一段落。

淞沪抗战，19路军阵亡2390人，负伤6343人，失踪131人；第5军阵亡1825人，负伤3487人，失踪625人。蒋光鼐、蔡廷锴、张治中以及19路军和第5军将士，包括无数英雄，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做出英雄业绩，永垂史册。陈铭枢为发动、组织、指挥“一·二八”抗战，付出了无数辛劳，他作为抗战的中坚人物，同样功不可没。

淞沪抗战后，由于19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陈铭枢发动了“拆台”倒蒋运动。失败后，他卸职出国，在欧洲漂泊了半年多之后。他痛定思痛，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反蒋抗日就是他追求的最直接的政治目标。一个重大的政治图谋在他胸中酝酿成熟。1933年5月6日他自法国回国到达香港。他回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另开政治局面，发动反蒋抗日。

陈铭枢到香港以后，邀约梅龚彬到香港长谈。梅是中共党员，陈对他很信任，陈把自己“准备联合各派力量，组织独立政府，反蒋抗日”的计划全部告诉了他。梅龚彬见陈铭枢把自己的最机密的计划告诉了他，也就直言相告说：“红军是咫尺近邻，时间那么紧迫，无论粤桂参加与否，都应该首先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对梅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陈、梅商定之后，就同去向李济深请示，李完全赞同他们的方案，随即派朱蕴山到上海与中共联络。

此时，19路军在闽西与红军处于对峙状态，时有战斗。因此，19路军要在福建起兵反蒋，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如果19路军和红军不能建立反蒋联盟，那么，19路军势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那就必败无疑了。陈铭枢还在欧洲的时候，就考虑了和中共合作问题，因而回国后，一开始就着手沟通与中共的联系。他见两次派人去上海与中共联系都无结果，便写信交陈公培带往福建，与蔡廷锴相商，争取与前线的红军直接联系。

陈公培自香港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后，带上写在绸子上的密信，化装成农民，由蔡廷锴派人送到前线，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间与红军接上头。彭德怀在延平西南的王台会见了陈公培。陈转告了19路军愿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原愿望。彭表示欢迎，并请陈公培转告19路军，抗日必先反蒋，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并欢迎派代表去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与中共的联系已经沟通的消息，非常高兴。10月6日，陈铭枢由香港秘密到达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具体进行办法。因为陈公培与19路军的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19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瑞金。10月上旬，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到达瑞金，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朱德、毛泽东会见了徐名鸿一行，向他们表示赞同红军和19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10月26日，中共代表潘健行(汉年)与19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路军与中共签订的协定，解除了他们在将来举事时两面作战的危险，也使红军可以腾出力量来对付蒋介石“围剿”，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这个协定并未完全达到19路军与陈铭枢最初的愿望，他们本想与中共达成具体的反蒋作战同盟计划，互相支持，但这个计划没有被中共方面的接受，而是被搁置到将来考虑，这使他们多少有些失望。

在福建人民政府行将成立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马，极尽利诱、威胁之能事，力图将其消弭于无形。他曾函电劝蒋光鼐，“以昔日战功为重，勿听信他人，误入歧途”。他对手握兵符的蔡廷锴尤为重视，一再向蔡查询陈铭枢来闽活动的情况，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去庐山面谈。蔡托病拒绝，蒋又几次电催。

蒋介石为阻止福建举事，最后直接向陈铭枢摊牌。他在福建举事前夕，两次给陈去电，劝陈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阐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外，希望和衷共济，实现六七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宿望，盼即到南京中枢共负国家大事云云。

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经过紧张的筹备，匆匆拉开了帷幕。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气氛，大小街道遍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扑面而入行人眼帘。当日上午，机关休息，学校放假，商店停业，经过动员，各界群众数万人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上午9时许，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来自全国各省的代表百余人是这次大会正式代表，他们多为各地反蒋派人士。出席大会的领袖人物，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章伯钧、戴戟、李章达、梅龚彬、余心清、胡秋原等。黄琪翔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其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等都相继发表演说，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农工解放，演说完毕，即提出提案，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改用上红下蓝中嵌五角星形之国旗，经全场民众一致举手通过，当即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整队出发游行。

20日晚，大会主席团根据会议决议，着手组织政府，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决定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赦免政治犯，选定了政府成员：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暂代)，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戴戟为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黄琪翔暂代)，陈友仁为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部长，彭泽湘为秘书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24日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利；统率海陆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

福建人民政府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说明它是一个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实行政治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政府。然而，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很快就失败了。

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铭枢隐居山野，研究佛学，似乎忘情于山水之间，但事实上，他时时都在关注着时局的发展。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受到压制，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不得不离开政治空气沉闷滞重的重庆。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空前改善。但蒋介石、国民党不是趁此时机，努力面起，反而感到松了一口气，造成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式都日趋恶化。政治上，吏治腐败，贪污盛行；经济上，物价飞涨，生活困难；军事上，消极避战，士气低落。这一切都引起了各界有识之士对大后方的时局、对抗战的前途、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忧虑。

1943年初，在重庆的谭平山、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国民党民主派，为了交流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酝酿搞一个时事座谈会，具体事宜由甘词森、郭春涛等人出面进行。目的是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于1943年2月在重庆举行。从举办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谭平山、陈铭枢、杨杰便与甘祠森、郭春涛等保持经常联系，有时谭、陈两人还单独约人去谈。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大家都认为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3年9月，筹备组开了第一次会议。此后的聚会经常在陈铭枢家举行。筹备组聚谈的主题是成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首先讨论的是组织名称，大家取的名称都没有脱离国民党的范畴，如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会、中国国民党民主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盟、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等。后来孙科一度表示可以秘密参加，但主张不用国民党的名字，不然蒋介石必定反对。最后大家决定，组织名称叫“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中国的局势仍然复杂万端，内战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地。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炼，陈铭枢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内战政策持批评态度。他更多更深地参与了战后民主政治运动，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而奔走奋斗。

战后初期，国内一度出现了国共和谈的宽松局面，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化成为可能。民联的活动也由半公开走向公开，并积极筹备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1945年10月28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举行。

民联的成立，是国民党民主派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举动。它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它的成立使国民党民主派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在推动国民党民主派参加民主政治运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1946年4月，民联中央结束了在重庆的工作，转往南京、上海，民联成员也随着战后复员，多数转往东部省区活动。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政策，国共从6月开始爆发大规模冲突；民联也开始公开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并从组织上与国民党决裂，与其他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共组成新的政治党派。1947年2月，民联在上海召开第四次政治会议，会议政治报告认为，国民党自1927年以后就为反动分子窃取，“他们的主张愈来愈顽固，行动愈来愈腐化，手段也愈来愈毒辣，但忠实于三民主义的革命同志，是一直到今天在不断的、坚决的、公开的反对他们，和他们作无情的斗争”，“我们愿意和全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站定人民的立场共同努力”。在国民党眼中，此时民联的组织与行动无异于为中共外围，对其成员除上层人物还暂时容忍外，其他人已成为追捕对象。“戡乱”动员令在7月实行后，民联转入地下活动，陈铭枢更少抛头露面。

1946年4月，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李济深任主席。为了协调行动，1947年3月，李济深由上海到香港。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公开表示抗战后中国不幸局面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而蒋介石“竟成为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从此，国民党民主派反蒋公开化，并酝酿成立新党与国民党彻底决裂。5月，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香港聚会，讨论成立一个共同的革命组织，以团结国民党的爱国民主力量共同斗争。因为在港的多为民促进的同志，李济深等认为应邀请民联同地来港共商大计。民联接到李济深的信后派柳亚子去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朱学范等组成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筹委会，在香港开始筹备工作。在讨论党名时，大家都主张在名称中保留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并举出当年福建事变更改党名失败的教训，陈铭枢也同意。最后大家决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召开成立大会，通过《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组织大纲》等文件。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中央常委10人，民联的谭平山、郭春涛、何公敢、朱蕴山等为中央常委。陈铭枢作为民联主要领导人之一，支持并积极促成了民革的建立，是民革的创始人之一。1948年3月，民革中央委员会第10次会议通过《军事工作大纲》，决定加紧军事策反工作进行。会议授权李济深负责此项工作，组织实行机构。会后成立了秘密策反小组，成员有李济深、蔡廷锴、龙云、谭平山、杨杰、朱蕴山、王葆真等。朱蕴山向李济深建议：随着解放军在各战场的进展，如能策动华中战场国民党军起义，必将有力地配合解放军行动，促进解放战争早日胜利。他建议华中先设军事行动小组，他负责政治，王笑天负责军事，李一平负责财务，时机成熟时，再约陈铭枢出来负责。他的建议被采纳。李济深托佛教界著名的巨赞法师给在上海的陈铭枢带去一封密信，谈了今后的行动计划，得到陈铭枢的赞同与支持。

陈铭枢回到上海，在十分复杂、危险的环境中从事第二条战线的秘密工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工作，获取国民党军事情报，配合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民革号召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单位，“揭竿而起，向人民靠拢”。其后连续发表《告国民党将士书》、《告海内外同胞书》、《告蒋管区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立即行动起来，转变立场，举行起义，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陈铭枢由于过去的经历以及与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广泛联系，在策反工作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有意思的是，1947年6月9日，在抗日战争期间倍受蒋介石冷落的陈铭枢被国民党政府授予上将军衔。这位虽然战功卓著，但早已手无一兵一卒的将军，在内战激烈进行之际，获得了这个毫无价值的虚衔。

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向南发展，已经迫近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这一地区国民党统治严密，特务密布，耳目众多，秘密策反工作稍有不慎，即会影响地下工作人员和策反对象的安全，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为此，民革中央考虑到陈铭枢的安全和工作的需要，建议他隐蔽活动。陈铭枢在沪期间，隐居南昌路善庆坊20号前国民党驻北欧诸国公使诸昌年家中。他对外联系，经常通过秘书李家友，找申江医院院长刘之纲接头；与民革的联系，通过郭春涛、吴艺五进行；与中共的联系，通过郭春涛与上海局吴克坚进行。陈铭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从事危险的秘密策反工作。

1948年底，陈铭枢首先策动了陈仪起义。1949年春，陈铭枢又进行了策动程潜起义的工作。除此之外，陈铭枢还派人到安徽南部策动国民党第2纵队司令陈瑞河起义；与立法院的刘叔模、范予遂等谋划争取立法院长童冠贤；联系上海中央银行职员，保护金融财产；启发、指导一批青年大学生组织时代青年社开展反破坏、反搬迁、护校护厂活动；让曾任军委会日本陆军密电研究组主任霍实子拒绝为国防部侦译中共军事密码电报；派人去沪宁、沪杭线城市策反；并通过同线签发特别乘车证，以资掩护等。

陈铭枢从事的工作，无论多么隐蔽，总会露出一些风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告诉陈铭枢，蒋介石下令逮捕他，如命令落到自己手中，自己可放过他，如命令落到军统手中，则自己不能保险。后来，陈大庆告诉他，命令已到自己手中，可保他平安。不几天，陈铭枢寓所周围出现了特务的身影。为了安全起见，陈铭枢迁往沪西某处隐居。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陈铭枢仍然没有中止自己的秘密工作。有朋友劝他到香港暂避，他说“我要留在国内为解放战争做一点事情”。

5月24日，解放军的炮声在市区已清晰可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被拉出来担任代理市市长。为了使上海尽可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中共力争赵祖康弃暗投明，民革也认为陈铭枢可以对赵有所影响。陈的秘书李家友通过老同学，向赵转达了陈想与他见面的愿望。在解放军已经打到苏州河南时，李家友陪同陈铭枢冒着炮火危险往晤赵祖康，并进行了长谈。赵表示：“现在有中共和陈先生的关照，一定做到使上海市完整地移交于人民。”此外，陈铭枢还做了许多工作，布置保护厂房、物资，并尽力规劝准备外逃者继续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5月27日，陈铭枢终于在上海这座曾经对他充满着危险的城市迎来了人民的解放。当天，他和郭春涛、吴艺五等人齐集家中，共庆胜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陈铭枢也走向了新的政治生活。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6月18日，他作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代表到达北京，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他为了阻止新中国对苏联外交的一边倒政策，向毛泽东说如果与美国合作，美国将给予10亿美元的援助。毛泽东则以为他说话没有根据，没有答应他的要求。7月9日，陈铭枢给司徒雷登带去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他解释说，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国家立场”和“政治路线”是有所区别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但彼此的“发展路线”应允许有所不同。两个附件都是中共领导人给司徒雷登的答复。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的方式制定对华政策。若能如此，中共自然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并建交。

新政协成立后，按照新中国的政治规划，国民党民主派着手建立统一组织，由民革、民联、民促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间，举行代表会议，统一成立一个组织，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和民促同时宣布结束。选举后陈铭枢出任民革中央常委，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提名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然而。他深感失落，因而迟迟不愿赴任，宁愿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经毛泽东亲自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了解一下地方情况后，再回北京来。他才接受这一工作，高高兴兴到任去了，不久转任中南农林部部长。

1952年毛泽东痛批梁漱溟时，陈铭枢曾当场为梁漱溟仗义执言，因而在民革中央受到批判。1953年1月，陈铭枢由中央任命为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林彪，副主席为邓子恢、叶剑英、张云逸、程潜、张难先、李先念、李雪峰、陈铭枢）。5月，陈铭枢上书中共中央中南局林彪等，反映自己发现的问题，随信附上三件意见书，一是《机关与机关的反官僚主义》，二是《目前灾荒形式与领导的任务》三是《从几句话联想到许多问题》。他在第一件里指出：“在旧社会里，机关是u2018衙门u2019，其中工作的人就是u2018老爷u2019。在旧思想层层包围的机关里，官僚主义很容易找到滋长它的温床。不管你自觉的或不自觉都容易走上这一条路。在官僚主义存在的地方，群众是不会起来的，更谈不到监督。因此，唯一希望上级党对机关的领导干部加紧进行思想教育，并不断检查和监督。”

1957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发言踊跃，陈铭枢听了别人的讲话后，想到前几天在社会主义学院听到章伯钧在民盟传达关于毛主席对学校中党委制的意见，又从报上看到有人曾提议撤销学校中的党委制，所以，他依据自己视察高校的经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学校的领导方面，多半是靠党、团、工会这“一条鞭”进行工作，值得研究。他认为今后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他谨慎地表示，学校中党委制，今后也应该从多方面进行考虑。他说，机关中的党组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党组今后仍然应该存在。他严肃认真地写了《向非党人士求师求友》一文，交《人民日报》于5月12日发表，希望中共能更好地信任党外人士，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5月16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听到有人认为“只提缺点，怕影响干部情绪”的话说，又表示不同意见。他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所提出的批评，都谈缺点，没有谈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5月17日，《人民日报》以陈铭枢说：“只谈缺点不谈优点才符合整风精神”的黑体小标题，刊登了他的发言。在当时鸣放气氛高涨的形势下，陈铭枢又听到传达毛泽东自己表示明年大选将辞去主席职务，并有“好在喜功”的自我批评，使他大为兴奋，对毛泽东十分钦佩，决意效法古人，上书诤谏。5月18日，陈铭枢上书毛泽东，对毛泽东个人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凡是执国政治者，必要是公平正直，绝无偏见，明察秋毫，谨慎将事，精诚坦白，亦不装假，豁达大度，为国家而不为名利。并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国华盛顿然。伟大的毛主席，不是如华盛顿然，而是与德国的俾斯麦、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谈，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而难周之失，也难免于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畸重、失缓失急。”他批评毛泽东所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他认为毛泽东确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希望他“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批评毛泽东“有时候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同样，有时候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乱黑白，投其所好。”“有时候尚不免轻信干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过分鄙夷旧的……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等。

“好好的一个优良的国家，纯朴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三反五反，弄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陈铭枢还说：“光荣的、伟大的毛主席，还没有搞清楚历史文化和国本的地位、民性的风格，硬去尊夷，闹了一些甚么总路线的新名词，无产阶级专政的甚么经验……这些多馀的新名词，在愚民的苏联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国不会有人重视。”

陈铭枢对毛泽东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政治含义，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以为毛是要从权力顶峰上引退，因而大为赞叹，希望毛泽东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之后，“暂息仔肩”，深入群众，体察民情，提高修养，“为再度重任国家冲要的准备”。

正在这时，反右派运动开始。6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点名批评陈铭枢所说的“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6月11日社论又提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的问题。1957年7月15日《人民日报》第2版发文：《陈铭枢公然诬蔑毛主席》，说他“狂妄无耻”、“是一个包藏祸心、丧心病狂、忘恩负义的反动份子。”好像晴天霹雳，震在头上，自这以后，他非常痛苦，悔恨自己孟浪、荒唐，不该多事，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因而又想重新参禅研经，做个清白安分的老人。

在1958年，陈铭枢参加了民革整风小组和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打破了闭门自修的局面，又开始了人际交往，但他依然改不掉直言的毛病，曾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后果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u2018下诏引咎u2019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是斯大林主义。”

1960年，大跃进由于反右倾而后果更为严重，经济形势紧张，政治形势则相反有所松动。这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于9月间出版，陈铭枢在学习毛选后，重新回忆和反省了对毛泽东上书的经过。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陈铭枢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兴奋，在民革中央为庆祝核试验成功的座谈会上，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4时去世。20日上午民革为他举行了公祭仪式，何香凝担任主任委员、由蔡廷锴主祭。

大革命时代造就了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陈铭枢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于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几个重要条件都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三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为一个师。

当张、桂军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三个师不主动攻击，而是采取守势，在衡阳周围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攻坚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役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被分化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事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陈铭枢在北伐时，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书，他以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据说陈以后也喜欢佛学。其实这也不是怪事。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萧克看过一个条幅，据康生讲，1936年他到巴黎，见陈铭枢，是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铭枢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致使这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1945年毛泽东代表中共赴渝和国民党签订“双十协定”时，陈铭枢从《石门颂》中集下这五言联书赠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了希望和信赖。从它那挺拔、遒劲的笔法上，能感受到作者书写它时的一片激情。《石门颂》，有“隶中草书”之称。

挽联

先生公勇诚明，嫌怨所不避，强权所不畏，逆贼之所不忍杀，乱党之所不忍欺，呜呼噫嘻，竟被狙于大难削平之日；

世界纷纭浊乱，奸宄是相亲，忌嫉是相扼，毒螫于是肆其残，鬼蜮于是逞其技，哀哉耗矣，更问谁为挺身负责之人。

——挽廖仲恺

毁誉未必事为凭，试看相忌者致公速殁，相附者欲公永存，相劫持者则欲公实殁而名存。惟念本身存殁，业经历尽辛酸，公犹难补破缺河山，谁更擎天撑半壁；

仁智皆由人所见，回忆民族论与我略同，民权论与我小异，民生著论尝与我争同以竞异。但期后世异同，当今有能辨别，我亦遇到艰危棋局，却曾挥手挽全盘。

——挽胡汉民

陈铭枢的家乡璋嘉村，如今交通方便。从水路走，由曲樟乘渡轮沿六湖水库行进，可观山览水，眺望山上和山脚的寺庙，半小时可到达璋嘉；从陆路走，从公馆乘班车直达，约半小时行程。

他逝世时，在嘉兴寺开追悼会，那天参加追悼会的人特别多，其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没有建墓园和纪念馆。在纪念陈铭枢名将110周年的讨论会上，大家指出：国家的伟人、名将皆有故居、墓园、纪念馆，而陈铭枢名将的故居因修水库被毁，有损他的声誉；而旅居北京、美国的陈铭枢的儿女不断来信恳求把其故居修复，利于返乡探亲旅游有个下榻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的故居修复。会后，北海客家海外联谊会和曲樟乡政府带头发动客家人捐献。在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捐助下，2003年5月，陈铭枢的故居已建成主体二层，将会成为曲樟乡著名的人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