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

徐永昌（1887.12.15－1959.7.12），清光绪13年（1887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1898年入读武卫左军随营总堂，次年毕业参军。辛亥革命时驻守北京。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期间参与倒袁运动。1916年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其后随直军任国民军第三军旅长，后升至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1927年率部改投山西军阀阎锡山并参于北伐。后先后出任绥远省、河北省政府主席。1931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被任命为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负责指挥中日战争第一战区抗日作战任务，同年稍后回南京任军令部部长。在职时因贡献而于1943年获授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日军投降时，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在日本东京湾美舰密苏里号参加盟军受降仪式。翌年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任国防部部长，并于次年率陆军大学师生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至台湾后，曾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获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军衔。1959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2岁。著有《徐永昌日记》（1989年在台出版）。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一日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的贫寒农家。母亲赵氏，父亲徐庆四十四岁获此麟儿，心劲儿大增，决意携家带口出雁门关，到大同求生，到鼓楼西街粮店当了磨倌。此时永昌尚在襁褓中。全家三口的温馨日子不到一年，赵氏就病死了。朋友给徐庆介绍了寡妇张氏，还带来与前夫所生二女一子，大哥、二姐改姓徐，长女已嫁，曾乳哺永昌，有“姐姐妈妈”之称。大哥吉昌长永昌十岁，彼此十分亲热。依照崞县地方耕读传家的习俗，徐永昌五岁即在粗通文墨的父亲指导下读书认字，开始念《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物。及至七岁便入塾受业，先读《论语》，以次读了《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书经》，并涉猎《诗经》等。有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幼年的徐永昌天资聪颖，但缺乏恒心。其父曾正颜以教：“不诚无信、怕劳怕苦、没有恒心，就别想成材。最痛惜的是自毁前程！”一番教导令他铭刻在心且受用终身。清贫而快乐的童年一闪而过，深深地印在徐永昌记忆中。接踵而至的灾难更是挥之不去。贫穷疾病总与死亡相连，从徐永昌九岁开始，二姐病死，大哥在城上做工，坠城身亡，大姐病死，继母经不起打击，在光绪二十六年夏天去世。本来病弱的父亲不能正常出工，生活大成问题。秋天，父亲买回几袋山药蛋，命永昌往屋里搬，说：“这就是我们父子俩一冬的口粮啊！”不料到十月，父亲也撒手归天，他受一度昏厥。邻居帮他掩埋了父亲，他拣了块赭色石头埋在父亲墓前，作为标记。

这年慈禧扶植拳乱，招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西逃。毅军总统（军长）兼武卫左军总统宋庆，率部护驾，十二月到大同。一个营底（营本部）驻曹叔店内。师爷（书记官）徐椿龄老先生是营口人，很爱喝茶。因士兵初到此地，贪着出玩，加之老先生年近五十，尚乏子嗣，呼茶唤水，往往无人应声。永昌不忍，常为老先生提水泡茶。老先生喜其诚实勤谨，又怜他身服重孝，向店东打听清他的身世后，就问永昌：“你愿意跟我走吗？”永昌回答：“愿意。”于是在营部给他补了个名字，幼不成兵，也无力作夫，只是在徐师爷身边执勤而已。永昌随营底移阳高，到崞县，过韩侯岭，渡黄河茅津渡，走怀庆，经彰德、赵州、保定，宋庆部于銮驾回京后，即驻通州。永昌一年多间，走三省数十州县数千里。到通州后，他补了一名马夫，照顾马匹。常于夏天午休时到四野无人的溪边将衣裤解下洗净，在石板上晾干。官长常示范说：“徐永昌是发一套服装的夫，却比你们发两套服装的兵整洁得多！”年底补为兵。20岁时，文案何毓淮，为他买了匹私马，加入马卫队，到哈尔滨剿匪。他第一次参加作战，所在部队就将六七十人的一股土匪剿灭，擒获十余人。

1904年，十七岁的徐永昌由军中苦力改做司书。在此期间，徐永昌凭借幼时入塾受业和勤勉，博得上司的好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加紧读书，充实自己。1908年，直隶提督马玉昆奏准，开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录取的160人中，以倒数第二名入学，发愤苦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修完普通科，又修步科，最喜欢战术、代数、三角、历史四课，考试每名列第一。因他在讲堂上常向教习发问，有几位教员误以为有意为难，学校总办因此在宣统三年毕业考试时，罚扣他若干学分，将他拉到第二名毕业，授副军校（中尉），见习后正式派在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连）作副哨长。九月初八，阎锡山在太原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山西都督。清廷命武卫左军左路规复大同。1911年辛亥革命时，永昌倾向革命，不愿回家乡打枪，请求上级留京改任新兵营哨长。

1912年（民国元年），永昌考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将校所360人，从六七百人中甄选，分四队。师资甚强，中国籍教习均为陆军大学第一、二期出身；两位德国教习则讲得更好，有时带学员到德使馆，将火炮拆开逐一讲解。丁克迈尔少校有次讲“连战术图上作业”，讲后说：“部队此际只有这两个布置法。”永昌听后，起立，讲出一个第三种布置法。丁略加思索，宣布说：“部队此际，可采用徐永昌的布置法。”2年冬，永昌以第一名毕业，分发南京陆军预备军官学校连长，辞未赴任，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3年初入学，教官则比将校讲习所的差，日籍教官还有侦探的嫌疑。1916年底举行毕业式，总统黎元洪亲监观礼。漫漫求学路，把徐永昌造就成一个具有完备兵学基础知识的合格军人。至此，徐永昌完成了从孤儿到士兵，再到军事人材的三级跳。

军旅生涯和不断求学，使徐永昌不仅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而且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民国5年元旦袁世凯称帝，春末，永昌与同学孙岳等，同谋倒袁，离京赴沪赴浙，袁死后，又返鲁，为吴大洲筹组参谋厅，7月返校。崞县续西峰辛亥革命中招募勇壮，直下大同，遭阎锡山疑忌，流亡京津，是北方始终不渝支持孙中山的志士。永昌本可应江西都督李纯之请，分发赴赣，因与西峰深相结纳，自愿任陆军训练总监部编辑官。6年7月张勋复辟，赴保定游说曹锟顾问孙岳；又约晋南李岐山赴天津与续西峰商对策。前陕西都督陆建章，让他带一万元，游说资助缺饷的通州张锡元旅进京讨张勋。张旅占领朝阳门，被王士珍劝出。后段祺瑞马厂誓师，曹锟响应，阎锡山派晋北镇守使由京绥路出兵讨张，张勋遁入荷兰使馆，闹剧收场。自倒袁相交以来，徐永昌与孙岳已成莫逆，一直以兄弟相称。6年12月，直督曹锟命孙岳在廊坊办军官教育团，孙任团长，孙又邀永昌任教育长，此后直军下级军官多由此征补，也成为后来国民三军干部的摇篮。孙中山见北方民党同志势孤，任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与陕督陈树藩对抗。为经营西北革命根据地，7年5月续西峰约永昌等5人赴粤谒中山，中山已转日本。他们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贵州毕节、重庆，与唐继尧会议，又与熊克武会于成都，策划援助于右任。因滇黔川各系军均无远出心，与陕督军战斗不利，数万里远行无功而返。9年直皖战后，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11年直奉战争中，永昌接替带病的孙岳负责西路指挥，战争酷烈，双方伤亡惨重，坚守住阵地。战后，孙岳兼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徐永昌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

直奉战后，张作霖暗地与孙中山、段祺瑞联络，组织三角联盟，谋倒占领北京的曹锟、吴佩孚。续西峰等凭三寸不烂之舌，作通了冯玉祥、孙岳等人的工作。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亲督东路往关外打，一直打到山海关。可是负责西路热河的冯玉祥以修路名义行缓兵之计。10月23拂晓，冯军入城。事前与守卫各城门的孙岳部第二团约好，互相以统一制作的内镶白月标帜的黑旗为信，径围总统府，幽曹锟于延庆楼。冯自称此次行动为“首都革命”，史称此事为“北京政变”。永昌事前不赞成此举，（认为曹吴政治虽然不好，尚有国家人民，可以促其整顿改善。现在还有纵兵糟害百姓的人，我们却不问，反要先倒曹吴，这实在不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仍与孙岳保持一致的行动。事后孙岳部编为国民第三军，拥有一个师、六个旅的兵力，徐永昌坚辞师长不就，出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负责平津沿线北段治安。1925年初，孙岳就任豫陕甘三省剿匪总司令，“入陕督陕，入甘治甘”，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由保定开拔，经河南西进。是年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省督办，任徐永昌为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准备向甘肃进发。不料，段祺瑞又任命冯玉祥为甘肃督办，第三军在入甘不能，留陕不足自给的局面下，引兵东进，出河南，北上京津。1925年秋，国民第三军入甘不能，转而出潼关，到河南。这时，续西峰等正在策动河南人樊钟秀进攻山西。续鼓动樊说，山西军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又说，祁（县）、太（谷）、平（遥）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吗？樊钟秀深受鼓舞，积极准备攻晋。续西峰则试图拉拢甫至河南的孙岳部一起对付山西。

20世纪20年代，国中群雄争霸，战事纷起。国民第三军将去向何方？孙岳分析当时的局势，认为，天津既有港口，又有关税，得有天津，胜过几个山西。力主先打天津的奉系军阀李景林。徐永昌身为山西人，不愿桑梓涂炭，且对阎锡山的“模范省政”素有好感，又与晋军将领周玳、孙楚等有旧好，亦极力阻挠攻晋军事。在国民第二军胡景翼防区郑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徐永昌发言说，山西一贯奉行“保境安民”，攻打山西师出无名，动则必败。不如先打直隶，继取山东，赶走奉军后，再做计划。之后，徐永昌率部北上。在石家庄，他见到原定协同樊钟秀攻晋的弓富魁、胡德夫。徐永昌明确说，我前奉督办（孙岳）命与岳（维竣，国民第二军军长）会议，决定合力攻奉，你们如何行动我不能管。弓、胡皆系山西人，亦不想与晋军作战。听了徐永昌一席话，遂放弃攻晋计划北上。这样，续西峰精心策划的攻晋之战，最后只剩下樊钟秀一支孤军。徐永昌恐山西方面事先不知情，遭受突然袭击，又在率部北上之前，遣人通过周玳向阎锡山通报了信息。阎锡山闻讯，迅速调兵遣将，由于樊钟秀力量自先不足，山西方面又早有防备，攻到辽县即被晋军打败，仓促之下由竣极关退出。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所部（第一师）及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其时孙岳因病休养，徐永昌受命代理第三军军长）。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徐永昌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态度，声明，“我几十年未回山西，绝不愿打得回去。山西一向是保境安民的，他有理由断路，我们也有理由与绥远打成一气，症结所在是彼此不能相信，若努力疏解，或有商量余地。”不同意打山西。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军倾全力应战。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

1926年9月，冯玉祥从苏联归来，召集旧部于五原，策划重振旗鼓。同时，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更加拉近了徐永昌与晋阎的距离，为扩大实力网罗人材计，阎锡山有意拉拢徐永昌。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徐永昌的认识则是：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府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独立，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鉴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徐永昌商之于孙岳，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国民一军分开”。

分开之后怎么办？国民三军何去何从？徐永昌举棋不定。正在这时，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孙楚与徐永昌系辛亥老友，私交不浅）。徐永昌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徐永昌则强调：“我是山西人，不愿对晋军作战，雁北战役我就未入晋地。张作霖贪得无厌，凶狠异常，祸国殃民，讨张愿为前驱。”1926年农历年底，徐永昌离并返部。其时，第三军因与第一军分道扬镳，已离开包头，到达陕西神（木）府（谷）地区。1927年初，正当徐永昌面对衣食不足鞋袜破烂的队伍，一筹莫展时，接到南桂馨急电：“东方恐怕有事，希望贵军能开到沿河一带，并请兄先来太原一商大事。”2月，徐永昌在按电报要求部署好一切之后，二次到太原。原来这时的阎锡山也走在了政治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广东国民政府于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派代表赴晋，联络山西参与北伐；另一方面张作霖于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正式把持了北京政府后，发表阎锡山为“安国军副总司令”，以兵临晋境相威胁，要阎锡山与他合作。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宣布北伐则可能等不到与南方呼应就先牺牲自己；而北洋势力明摆着没有前途。虚与委蛇是为上策。徐永昌到太原后，阎锡山将此和盘托出，请求配合，徐永昌对山西的处境表示同情。双方商定国民第三军渡河进驻山西，阎锡山“自然用客军入境推诿奉张”，并月助第三军军饷三万元。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独立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分驻汾阳一带。后因张作霖压迫阎锡山就副总司令职越来越紧，徐部又进一步东移到榆次一带。于是，阎锡山更以客军深入作为延宕张作霖压迫的借口。尽管国民第三军只是以客军的身份入晋，起先并没有加入晋军序列，但是一经踏上山西的土地，接受了阎锡山的津贴，也就在事实上成为晋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1927年6月6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易帜拥蒋。与此同时，军事形势发生变化——奉系张学良部在河南将吴佩孚的势力击溃，冯玉祥部由西安向潼关以外活动，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由湖北向河南推进，张学良遂向北撤退。之前，阎锡山面临两难选择，不得不对奉张虚与委蛇，如今底牌既已亮出，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就成为必要的了。有鉴于此，徐永昌力主当机立断，向奉军出击。稳妥起见，他先请杨爱源切实与阎锡山说明出击奉军之利，见阎锡山犹豫不决，随即，又亲函劝之。岂料，阎锡山已经接受蒋介石的电令：待南京方面攻占徐州后，分兵陇海，形成侧击京汉线态势，再行出兵。不便单独倒奉。先发制人不能实行，退而求其次，徐永昌得到阎锡山的允许，出兵井陉，屏蔽山西东大门，预设前沿阵地。张学良退过滹沱河，布防于沙河之线。按照徐永昌的设想，倒奉的良机虽然失去，然而与奉张一战如箭在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八九月间，阎锡山为出击奉军之事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徐永昌应邀出席，与会的还有杨爱源、孙楚、周玳等。会上徐永昌与阎锡山意见分歧，他认为出击时机已过，必俟南军进至陇海线方可再出；阎锡山则迫于与奉军作战的态势已经形成，双方军队已呈箭拔驽张之势，不能再等，认为出击之机正至，决定即刻发动。9月29日，阎锡山发表讨奉通电，晋军（称为“北方国民革命军”）各部从指定位置向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杨爱源部三师出获鹿，徐永昌所部由井径出平山，合为一路，向北攻击。讨奉军事起初进展顺利，不到一周时间，左路军前锋王靖国师轻取张家口、万全，李生达师占领宣化；右路的国民第三军与晋军联合部队在扫除滹沱河敌方前进阵地后，分别进至行唐和东长寿之线，再经过一次突破攻击，占领望都、定州。与此同时，冯玉祥所属各部在陇海、津浦两线也发起进攻，奉军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10月10日，张作霖调整部署，在津浦路取守势，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晋军深入敌后，腹背受敌，优势变为劣势，不得不全线后撤。这时阎锡山尚在东长寿前线指挥。

正当晋军开始全线后撤之际，徐永昌因见杨效欧师后部正向西行，说是向曲阳龙泉关去，又知杨爱源、周玳、杨效欧等其时业已西去，急令参谋追截。随即，亲自驰骑往邀之，说以：“除原由龙泉关出之丰（玉玺）傅（存怀）两部仍回龙泉外，其余应悉转行唐，向平山、获鹿撤退。否则阎先生轻车驻东长寿，正太路空虚，奉军数日可进太原，君等将安所归？且入龙泉则所有野炮皆须委敌，将来如何应敌？此固末节，但亦不可不虑。”杨爱源、周玳等恍然大悟，遂接受徐永昌之建议，命令所部各循旧路回师。前线晋军除傅作义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紧急关头，徐永昌不避嫌疑反客为主，处置得当，使晋军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危机。阎锡山感佩徐永昌的军事才能，特电约徐永昌到井陉晤，委之以东路指挥大权，第三军仍以客军待遇。徐永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正式接受三晋军符，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

在徐永昌接受指挥东路军事的任务时，阎锡山主张毅然决然放弃前方，保守井陉山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坚固部署阵地，保得东路无虞。徐永昌则觉得井陉山阵地，一点准备也没有，山虽险峻而寒冷异常，人稀地阔，少饮水、无燃料，不经部署，遽然退守山地，反而很难，虽有险要，亦用不上。故主张“留少半兵力固守前方，拼死也要拼的能先守前方，非待后方布置妥当，不往回撤。因此且能使后方军队容易整顿。总而言之，井陉山地虽然险要，不经部署则绝不能守，一处有失，全盘坚守均失。”于是，在徐永昌的坚持下，杨效欧的一个师被留在了前方。阎锡山起初认为晋军不长于野战，离开井陉山地非常危险。这样做是冒险，其结果可能会白白送掉一个师。然而，后来的事实是，凭借上述防御体系一直维持了三四个月，奉军因天寒地冻及其它事故未能大举进攻，徐永昌则利用这三四个月的时间，不仅将井陉山山地工事筑好，运煤、积雪水，一切都从容准备就绪。而且在井陉矿场积极炼了三四个月的焦炭运回太原，解了焦炭供应不足的燃眉之急。待到次年二三月间，奉军开始大举进攻时，在前方略予周旋，一夜之间，即退到井陉山，进入阵地。在撤离井陉时有一趣事不能不记：徐永昌在井陉屯兵三四个月，集存了一大批干草备用，临走时兵站主张放火烧掉，他说：“烧草无非怕敌人利用，实则敌人的牲畜宁将人民的饭吃了亦不会挨饿。”所以下令好好保护，并在各草堆前竖立木牌，写明留草不烧，以备奉军来用，三个月后假如你们用不完撤退时，亦请勿烧掉。同时派专人守草，防止老百姓放火。4月，徐永昌率部反攻到井陉时，真的尚有若干干草留下。一切如他所料。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于下野四个月后，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北伐军序列，准备继续北伐。晋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徐永昌旗下的北方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改称第三集团军右翼军，徐永昌续任该部指挥，主要作战任务为出井陉，抢先攻占石家庄及其以南的元氏、高邑，控制京汉路，切断石南奉军主力北归之路。4月初，在二四集团军逐渐北上在形势下，三集团军发起反攻，徐永昌的右翼军首先突破奉军防线（二三月间奉军发起的进攻持续了几个回合，不能动摇晋军阵地，双方便呈对峙状态），一击之下，敌即退过滹沱河，再次进攻即打到望都。5月31日，进入保定，兵逼京畿。正当徐永昌率部打到保定城，以国民第三军的名义布告安民之际，突然接到孙岳在上海病逝的电报。同时接阎锡山命令，驻守保定。随即，阎锡山北上亦到达保定。

1927年底，孙岳从太原赴上海治病，完全脱离第三军（此前一直随军行动，先五原，再神府，再汾阳）。不久之前，徐永昌在望都前线曾收到孙岳的亲笔信，说：“阎公亲自东出，弟将何以自处，似宜始终与之结合，否则孤立也。”对第三军的出路预先做了交待。到了保定，孙岳已死。徐永昌思前想后，决定正式加入晋系。在徐永昌的主动要求下，北伐胜利后，所部国民第三军正式加入晋军序列，编为第三军，徐永昌任军长。

1928年7月，蒋冯阎李同到北京告祭孙中山，北伐战争结束。当时南方领袖在北京演讲，指着皇宫黄琉璃瓦，说是满人压迫汉人的血迹。使满人甚至其他北方人产生意外感想。北方冯阎等握有兵权，如何妥善解决统一问题尚不好说。日本对华虎视眈眈。蒋介石郑重其事地约永昌到一个饭店，征求他对国家问题的意见：“次宸兄在北方很久，对整个国家问题，有何意见？”永昌说：“说起话来，总须关顾人心，江南常说的那套话，过河以后是应当加以纠正的，否则便会得到不良的影响。第二，政府仍以建都北京为好。万一政府非在南京不可，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阎先生与冯先生这两大势力，不分即合。分是国家实力的对消，合则国家或且多事。政府建都北京，最能解决这二势力之分合，裨其均有中心可向。故万一政府不能在北方，亦应将亦应将军事学校设在北方。此有二点好处：其一，我们的外患在北方，训练军官的地方亦以在北方为切实用：其二，蒋先生可藉此训练学生，常来与阎冯在一起，感情融洽，国家力量可以团结。这是我对国家问题的意见。”蒋首肯者再。

在那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独立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他以为主席是一文职，就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阎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他决定以后，邀集全军干部当面宣布，反应是全体反对。他让大家各抒所见尽情发言，很多人非常激动。副军长黄胪初痛哭流涕地指斥他：“出卖三军，换取主席！”等大家闹哄哄地说完，他也静静地听完了，就诚恳地为大家多方剖析：“北伐完成，国家统一，中原逐鹿，已成定局，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于各集团（指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之外，再成一个集团。我们不归于此，即归于彼。大家必须认清这一环境。再说，本军原是督办孙（岳）先生创立的，因他生病，责我代领。阎总司令要本军开进山西，而允许我们不改番号。北伐前夕督办赴沪，我们打到保定以后他病逝上海。我们为督办在保定开追悼会，天津迎灵，北京治丧。这是本军对督办的感念与责任。本军初到山西，如改番号，那就对不起督办；现在督办长逝，国家统一，我们两年来与山西合作得很好。如若仍不改番号，那就对不起阎总司令，并且对不起国家！我所以自行调整，自行调整人事，这样，队伍还是好好的，还是大家自己带着，归属第三集团军建制。大家跟着人家继续好好地干。我这样做，全是为国家，为弟兄，为朋友，而绝不是为我个人打算。如不明此义，仍要保持现状，这不等于要独立么？”

到绥后，每天策马，走遍城外三五十里，探讨民间疾苦。他得知本省地土辽阔，民生慓悍，官民都无所凭依。比如东胜没有城墙，县长嫌不安全，住到离城数十里外的一家油坊内办公。他就向阎请到三十万元，修筑城堡，武川县城在他调任后告成。29年9月调河北，首先遇到的是与各国公使接触，来访回拜，彼此宴请，忙碌了一个多月。当时日本公使佐分利宴请永昌时说：“我此次来华，很想将中日悬案清理清理，因为两国间的悬案大多了，这是我们双方关系陷于僵局的重要原因……”永昌答辞：“我对于中日两国悬案之多，认为是正常。我看见中国法庭上打官司的，是两造相识者多，不相识者少，甚至亲戚间的案子不比朋友间的案子少。中日两国悬案多，正表示两国是新近，是关系深……”彼此以诚相见，饭吃得很愉快。不久，日本上院议员来平，团长也谈起中日悬案多，佐分利也引用永昌的话剖析。可惜佐分利这位鸽派外交官，回国述职时被少壮军人除掉了。永昌慨叹地对身边人说：“悬案，不出十年将以战争来解决！”

早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徐永昌因事前往黑龙江，见所到之处野旷田肥，即想，如彼好地，大可屯兵数十万，既固边防，亦省国帑。萌发了屯垦的想法。1928年秋，徐永昌受命出任绥远省主席之前，早年屯垦戍边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不厌其烦反复向阎锡山建议的同时，徐永昌责成专人拟定了西北屯垦计划。其屯垦计划将屯垦分为兵屯、民屯两种，以兵屯为主，辅之以民屯，以整理绥远腹地为主，兼及周围。建成一处，移民一处，实边一处。具体项目有：疏通旧渠、开发新渠、筑城堡、修汽车路、设轻便铁路、设立新村、设立农业技术传习所等。并在绥远试行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实施屯垦，开发绥远，巩固边陲，在这个问题上徐永昌与阎锡山不谋而合。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屯垦计划只能“容即图之”而不可能付之实行。北伐之后，先是编遣会议上的争斗，接着，反蒋战争纷起，进而演成中原大战。随即阎锡山战败下野，远走大连。屯垦之事被搁置了起来。

1932年阎锡山复出，就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职。同年2月，以“裁减军队，从事生产”相号召，由绥远省主席（1929年8月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傅作义继任绥远省主席）兼第七十三师师长傅作义、第七十师师长王靖国和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三人倡议，由各该师各拨编一个屯垦队（相当于一个连）。各带原薪饷和应带之枪械服装，开赴后套屯垦。8月，大规模屯垦开始，大约有两团另两营的建制部队，参加垦荒种地。“屯垦部队之垦地面积，约为1200余顷，均系能耕种之熟地，如连生荒地计算在内约有4000余顷。”绥远屯垦初见成效，无疑为解放后新疆、内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大规模边疆屯垦建设和巩固边防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29年初国军编谴会议不够公平，不欢而散。各方军事摩擦不断，各方人士云集太原，永昌深虑阎陷于是非之场，进言：“今特为公进三言：第一，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称：“我没有这个心。”“第二，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他说：“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第三，你不要去郑州，郑州是一是非之场。”阎不听劝，在永昌回北平前一天去了郑州。腊月永昌回并，又劝阎：“现在我只说两句话了。第一，不要走打仗的路。第二，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阎说：“要你回来就是要与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说法，是否你看的是必败。”徐说：“张汉卿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阎锡山听了，在地上绕了好一会圈子，没有再说什么。谈话没有结果。

谈话虽然没有结果，仗却不能不打。徐永昌虽然声称不商作战事，不作指挥官，但却深谙“服从为军人之天职”。极不情愿地被阎锡山拉上了中原大战的战车。徐永昌感于三年多的时间里阎锡山对他的知遇之恩——当年所说“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光荣的”的话，于是，在劝阻不能奏效之余，接受了指挥陇海线军事的任务（徐永昌任总指挥，杨爱源副之）。当时划归徐永昌指挥的部队计有：万选才五、六万人（号称十万，作战力量很靠不住），刘桂堂数千（作战力量尚不及万部），刘春荣近两万人（军队尚好，其本人不坚定），孙殿英近万人（在亳州被围，作战力尤差），石友三四万余人（军队很好），刘茂恩万余人（较万部为佳）；确实有把握、堪委重任的只有晋绥军孙楚、杨效欧、关福安、杨耀芳、张会诏五个军，赵承绶骑兵军及几个炮兵团，共计十五万人。

在中原战事未起之前，徐永昌对形势作了一个总体分析，结论仍然是，如果张汉卿出兵相助则有可能胜，反之则必败。基于上述认识，徐永昌抱定“受命而来，全师而归”的主意。遂在阎锡山与冯玉祥会晤于新乡，最后决定反蒋军事部署之后，提请阎锡山预备上百条民船，分置于黄河桥附近两岸。阎锡山不解其意，表示诧异。徐永昌答曰：“我统率如此大军，在豫作战，不能无妥善后路。岂可仅恃一黄河铁桥？我在此地负责，何尝不能自已安置船只，所以请公安置者，要你心中知此万一之用也。”阎锡山释然称善，立命身边的周玳着人落实。在请阎锡山准备船只的同时，徐永昌又于指挥部队南下过河后，布置人在黄河桥上铁轨间铺一层木板，板上垫土，并每天有几次压水车将土洒湿。几个月不停，使路面保持畅通。果如徐永昌所料，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的败退为最终结果。由于事先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做了必要准备，又在撤退时以友军为先，所以由开始撤退直到大桥头堡，各部都是各按次序行事，未尝稍有紊乱，顺利地撤回山西。徐永昌事后曾不无得意地总结说：我尝觉得此次撤兵，是生平一件不得已的快事，因想战而胜，轮不到我们在前，撤兵则无人争后，我可以从容指挥，如意而行。

中原大战以反蒋联军失败而告结束。战后，蒋介石将黄河以北事交张学良料理。1930年9月27日，河北省主席易人，徐永昌径回太原，11月，阎锡山在蒋介石中央的逼迫下，准备出走暂避。阎锡山离晋前的两三天，特召集晋军所有军长以上的主官会议，宣布徐永昌以晋绥警备总司令的名义，负责晋绥两省治安。

还在中原大战初败，徐永昌从前线撤回之时，汪精卫、陈公博、谢持等都在太原，冯玉祥亦到山西，住在汾阳之峪道河。不久中央军入陕，陕甘诸马全变，杨虎城进迫西安，宋哲元部由西安撤出，准备渡河来晋。山西方面有人以客军入境易生事端为由，主张阻其入境。徐永昌则说“绝不可；非但不可阻挠，并且要妥为接济。因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并力排众议，允宋部到山西，驻于和顺、昔阳、辽县、平定、沁县、武乡、襄垣一带。同时孙殿英部亦由焦作入境，驻于晋城、高平、阳城、沁水、长子、屯留一带。徐永昌以君子之风待人，不失厚道。然而，好的事情却引出了坏的结果。养虎遗患，随着时间的推移，宋、孙两部渐渐不能满足于客军的地位，催粮逼款蹂躏地方的事时有发生，甚而至于图谋夺取山西军政大权。以致在阎锡山复出后，徐永昌又不得不四处游说，协助运动客军出境。

阎锡山出走大连，受命主持晋绥两省的徐永昌面临着的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乘机延揽旧部另立门户的考验。如前所述，徐永昌早于孙岳病逝后，即将旧部散编于晋军各部之中。然而，原国民第三军的诸将领对此并不能心悦诚服。这时，其中的一些人纷纷找到徐永昌，有的要求他将国民第三军旧部重新集合起来，由他统率恢复成一个军；有的要他另成立总部，或调整阎锡山之总部，为自己所用。师长马延守，首先提出组军之事。徐永昌明确告知：“当我受命赴河南作战时，阎先生就说，你指挥这么大的军队，没有基本队伍，指挥上恐有困难，你可将你原来的三个师旅召集起来，编成一军，直接使用。我说已经交待出去，不愿再直接带兵。若无基本部队即指挥困难，那样即使有基本部队，亦恐指挥上有困难。阎先生当时正需要我有力量，那时我不直接组军，现在阎先生走了，我更不要组军。况且乘此间危难召集旧部组军，这事我绝不能做。你我均还年轻，各有前途，我觉得你们还是跟上人家好好的做事为是。”马延守无言以对。其他人如是说，徐永昌亦均以对马延守之语告之。而这些人总是说，“你要安置几个自己的人才能有为”。他又说：“我们需要做事，我只问人能做事不能，并非用几个自己人，组织新机关才能做事。”后来这些人变得很激烈，竟当面说他：“你这简直是u2018天予不取u2019！”他亦很激动地对他们说：“太原所有战前新成军队及兵站部队等，归并的归并，遣散的遣散，文职机关也裁了不少，省钞一元跌到不值二角，而薪饷还是原来数字，故在太原虽现任的军官文职均如一种灾民，被裁之低级军职文职，更不必数其惨状，现在都是人人叫苦时代，而跟我左右的人，在别人如办丧事的时候，我亦万不可办喜事。”徐永昌的坚决态度终于使企图另立门户者打消了念头。阎锡山离晋时，将山西财政整理处三、四百万元留给徐永昌支配，同时留给徐永昌的还有军事和经济的处置权（省主席商震实际上已被驾空）。

阎锡山走后不几天，徐永昌即应张学良电邀，与商震赴天津，协商晋军整编事宜。在他的力争下，最后确定的晋军序列是：步兵四个军，即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分别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任军长；基本部队由原来的军改为师而组成——商震第三十二军由冯鹏翥、杨效欧两军组成，徐永昌第三十三军由李服膺、杨澄源两军组成，杨爱源第三十四军由杨耀芳、王靖国两军组成，傅作义第三十四军由李生达军及傅自兼之军组成。另：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下辖三旅。骑兵四个旅，司令赵承绶。炮兵十团，司令周玳。其余原有番号的关福安、丰玉玺、张会诏、秦绍观等部均并入上述四军一独立师之内。如此一来，事实上，晋军原来的一军若干团变成了一师若干团，缩编仅是换换关防而已。

与军队的整编相比，经济问题更为棘手。徐永昌主政太原后，约三、四个月期间，维持晋绥局面非常困难，尤其是经济。其先固然是兵多钱少，其后是队伍不整编好，张学良不发饷，而入晋的庞炳勋、宋哲元、孙殿英等部粮秣杂费之支付，以及山西自己的队伍、番号虽缩小，而饷额并未大减，该支付的除军粮外，尚需一些副食及杂费等等，粮是实发，饷则因晋钞跌价，无形中去了八成，而徐永昌就以财政整理处留存的三、四百万元，一直维持到队伍整编好，发饷为止，度过了最困苦的阶段。

徐永昌自幼从军，不甘人后，刻苦向上，积劳成疾，酿成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肺结核，医生建议静养。然而政局动荡，人在“江湖”，难以置身事外。直到部队整编完毕，晋绥军政初步安定之后，才拨冗赴北平入协和医院治疗。这时，中原大战虽早已结束，但影响却并未根除，山西驻下了如许军队，华北人心不安，社会上遂流传两种谣言：其一，宋哲元联合中央，将不利于山西；其二，石友三联合华北将领要驱逐奉张出关。徐永昌身卧病榻，心中却日益不安。权倾一时的张学良亦颇感焦虑。于是，由李石曾出面联络，徐张在北平李石曾寓所晤，共同协商合作之计。张学良首先表示与山西合作之意，徐永昌也深感面对眼前复杂的局势，只有与张学良合作，才不至再生大乱。在与张学良就奉晋合作安定北方达成共识后，徐永昌差其秘书长王均一赴大连专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表示赞成，并说：“此时我们总要有一朋友，犹之古代所谓与国，在北方互为犄角，才可安定。”不料，时隔不久冯玉祥函告徐永昌，说他与阎锡山及两广均联络妥当，第一步教石友三发动反张，大家帮他驱逐奉军。与此同时，阎锡山与陈济棠（时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也先后致信徐永昌，表达同样的意思。对于冯、陈他未予理会，阎锡山处则再派王均一转达前述之意见，并强调：“我们已与张汉卿说好，奉晋合作安定北方，未及多时我们变卦，其结果必至难以自处。”

阎锡山倾向于与冯陈的约定，1931年春夏之间，一连几次派人催促徐永昌出兵助石友三。徐永昌都坚持说，“不可这样反复。”最后，有张煦南衔阎锡山之命见到徐永昌后，千言万语，归为一言，仍然是要徐永昌支持石友三将奉张打出关去。徐永昌反驳道：“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有无前途，在乎时势与机会，亦在乎自己的作为，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利害，强行乱做。我觉得现在我们一动，整个北方即将变成覆巢。第一张汉卿当然无能为力，马上退出关外，或仅退过滦河，但我们还是十九年（指中原大战时）之势力，少了孙仿鲁（连仲）、张维玺，加上韩复榘，即是说一旦张汉卿退走，我们的力量顶多追到滦河，此时晋军的全部加上石友三、宋明轩、孙殿英、庞更陈、韩复榘这些力量，远不如我们十九年的力量。如谓尚有粤桂与孙仿鲁等，其实十九年原有张（发奎）、桂（李宗仁）军及孙仿鲁，今仅添一陈伯南（因为孙仿鲁与韩复榘不可指望），如何抵得中央加上张学良。我敢断言，张退滦东后，我们这批无识见的野心家，一定分赃不均，互相埋怨，纵与时间，不但毫无作为，或且自起事端，而张则必与中央联合，一面分散我们的团结，一面向我们压迫，彼时我们便求一如今日的局面而不可得。这是在利害上说不可如此作。即仅就已与人家说好，两下合作安定北方一点来说，亦不能不顾信义，无端反复。至于阎先生出处，我自觉有机会便能出山，何可不顾成败，乱动强出，坏大局而害自己。”这是阎锡山此后打消了助石之念的缘故。

也在1931年春夏之间，山西省主席商震因裁撤村政处、撤换县长、并秘密与南京接洽，激起晋绥将领的一致反对。7月20日，石友三于河北顺德（邢台）起兵反奉，华北将领无人附和。随即，商震军队离晋助张（学良）。8月11日，徐永昌受命代理山西省主席。10月3日，被正式任命为山西省主席。在此期间的8月5日，阎锡山以探父疾为名由大连飞回山西大同。次日，径返五台河边村。阎锡山归来事先并未通报，晋绥干部在感觉突然之余，自是兴奋不已，全国上下则反响强烈，疑惑之中又不免担忧，张学良尤为不安，力主阎锡山离晋，蒋介石政府在张学良的坚持下也明确表示，阎锡山非离开山西不可。徐永昌竭力为阎锡山担保，阎锡山回晋后不几日，张学良即电约徐永昌赴北平会议。8月24日，徐永昌抵平。韩复榘来见，说：“阎伯川为何不走？我看不要让你作难了，我已与张副司令（张学良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说好，将我的部队开到石家庄，非要阎走不可。”徐永昌不便作答。只在其后，走访了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求得于“明天会上我什么话都不说”的承诺。8月25日，在协和医院（张学良在此养病）开会，征求徐永昌的意见，他表示说：“我以为今日国家要求北方安定而有把握，必国家对山西有办法，尤其要山西自己有办法，有力量。当前晋绥政治，明明建筑在军队基础上，如军队不能统一，必致演变到紊乱混战，此不但晋绥不了，且必至引起北方之大不了，盖山西能控制黄河流域各省，对外亦形成北方之核堡地位。又山西省昔在各省之商业，十之九已经破落，此项失业归来之人极多，失业者众，社会如何能安？再看绥远，全省号称二百八十万或三百万人而实不足。日货倾销，经济停滞，若提倡实业，连带经营绥远，运用大户游资，以山西失业商人移殖绥远，岂非大好机会，大好事业，而倡之者，又必有资格地位、有声望信誉、有能力有谋猷之人，乃能集事。我以为欲求晋绥不坏而统一，非阎先生出山不可；不但为国家保存一部分有用军队，且可使晋绥政治有办法，为国家在北方树一强大重镇，而为救济山西多数失业商人，移补绥远之人少与提倡西北实业，亦非阎先生莫属。所以在他人方惧阎先生归来为害国家，我则正庆阎先生归来而获致晋绥两省与北方之安定。”一席话说得与会者无言已对，会议不决而散。

徐永昌的多方设法折冲樽俎，虽然始终没有攻破张学良的堡垒，但是却使各方激烈的情绪得到了缓和，争取了时间。及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因丢失东北而成为众矢之的，自顾不暇，阎锡山的去留问题遂不了了之。九一八事变后，徐永昌即进一步为阎锡山之复出而努力。这回问题的症结在蒋介石中央，因此，徐永昌把着眼点放在了南京方面，仍然通过魏道明、郑毓秀的关系，打通关节。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大环境下，经过多方努力，1931年10月3日，国民政府令：阎锡山免于通缉；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2月27日，阎锡山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终于重掌晋绥军政。徐永昌的省政，于阎锡山复出后大多延续进行，其省政总体设计的构思，更进一步演变成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并进行了确有成效的实施。

1932年10月，徐永昌应约到武汉面见蒋介石。他即直截了当谈起不能回避的中原大战这个话题：“阎先生其人相当爱国、勤俭、能深思，最大限度不过是委员长之一政敌，而不是叛国者。叛国者不能合作，政敌是可以合作的。十九年之事（指中原大战），不但北方杂牌都拥戴他，即南方政府军队首脑中派代表到太原的亦不少，所以凡各方不满意编遣的人，都集合到太原，”接着，又进一步表明一再要阎锡山出山的本意：“战后的山西，晋钞五、六千万至不值二百万，尚发出有金融公债三千万，军政与人民均不堪其苦。所以收拾此局，在我办是事倍功不到半，阎先生办是事半功不止倍。以军队言，听他的比听我的多；以经济言，在他手中的钱，通可拿出来。况由阎先生出山，他的钱肯花于公家一点看，阎亦是比较的清廉，若别的军阀，公家的钱，他永远拿不完，而都是拿到他自己家去，绝不会再拿一点到公家。所以由很多方面看，你不但有与阎先生合作的必要，将来他会有帮你的时代。”在与蒋介石的几次接触中，彼此谈得很投缘。事后，当有人向蒋介石谈起对徐永昌的观感时，蒋介石只说了一句话，“他很爱国。”

抗战8年中，徐永昌始终担任军委会军令部长，主管作战。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政治部长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他的日记详细记载了8年中他参与的全部重大活动，如娘子关的丢失责任，汪精卫投日对国家无损，对汪个人大损。22次会战的全过程（参见长衡会战词条的详细记述）皖南事变爆发时蒋的惊讶，对方先觉投敌的认知。1945年9月2日代表中国，到东京湾上与美、英、苏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日本投降书。签字后,经过深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受降归来之后，徐永昌即因病引隐为陆军大学校长，战局不利时出山为何应钦内阁国防部长，后来又帮助阎锡山内阁协调战事，1949年他还参与了傅作义北平起义后的苦肉计潜伏计划。1950年进而感言：“中国必须经过一位有德有才的总统，任满做了平民，而仍能自然的享受到人生幸福自由，给那些愚迷的野心者看看，观感所及，以后国家才有进步，中国人的人格才能普遍提高。”他主张自固吾圉，改良政治。这真是找到问题的根子。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上将在台北市寓所内去世，终年七十二岁。9月26日台湾发布褒扬令，28日举行公祭，蒋介石颁赐“怆怀良辅”挽额，阎锡山送的挽联上写着：“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桐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猷登舰受降书。”

徐永昌上将褒扬令：“总统府资政、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器识弘远，志虑忠纯，早裕戎韬，为国宣力。历任师长、军长、总指挥暨绥远、河北、山西等省政府主席，治军敷政，迭著勋劳，而于抗战期间，膺任军令部部长，运筹帷幄，动协机宜，不伐不矜，厥功尤伟，赤氛既作，亟赴时艰，戡乱建邦，方资匡赞，遽闻捐馆，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恤，用示政府笃念勋荩之至意。此令。总统蒋中正，行政院院长陈诚。”

阎锡山上将所致祭文：“念自缔交以来，推心置腹，始终无间。义重金石，诚孚心肝。我兄高明，独具只眼。治军主攻，长才具见。调护处理，上下翕然。谋深虑远，恒化险以为夷；举重若轻，每执简以驭繁。运筹帷幄，指挥若定。辅弼元首，竭智尽忠。八年抗战，功在国家。凯旋受降，扬威海外。作育人才，桃李满门。规划设计，绩着简册。方期大陆光复，再建殊勋；讵意天不懸牛岱档郎健５苁е劣眩ピ肌Ａ榍吧璧欤对霭恕Ｎ睾翕眨绪希　包/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