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洒度

余洒度（1898—1934），生于湖南省平江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在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随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武昌，后历任国民政府警卫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在起义部队分三路从平江向长沙进军途中，因收编的土匪武装邱国轩团叛变，使进攻受挫。

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令各路部队在浏阳文家市集中；他率部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会议，在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时，极力反对毛泽东向农村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坚持要“取浏阳直攻长沙”，经过激烈争论，会议否定了余洒度的意见，决定向湘赣边界农村进军。

1927年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三湾，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根据部队当前的实际状况，同时也为了应付复杂的斗争局面，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在改编中余洒度被免职，被编入军官队任一般干部（仍保留前委委员）。可余洒度心怀不满，加上不愿“钻山沟”，更过不得艰苦的生活，于10月12日，以向湖南省委请求汇报工作为借口，伙同苏先骏逃离部队。

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

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被押送回南京，蒋介石下令将其枪决。

多少黄埔精英，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不可抹杀的痕迹，但余洒度的结局却令人唏嘘。

余洒度，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率部参加了秋收起义。不可否认，当时身为共产党人的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期的工作是积极的。然而，他作为工农革命军的师长是不合格的、是不称职的：

1、余洒度在秋收起义前夕收编邱国轩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的过程中，没有亲自调查、没有对其部队进行混编、没有对官兵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而只委派“参谋彭楷、副官佘浩两同志前往邱部工作，察考其是否诚意，迭接彭、佘报告，均云邱部忠实可靠，可以随意指挥。”就轻意相信了邱国轩。正是余洒度在用人问题上的轻率和随意，所以有了邱国轩及其所部的反叛之举，给起义部队造成重大损失。

2、1927年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余洒度自恃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自认为行军打仗有一套，对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瞧不起，自始至终坚持观点:“取浏阳，攻长沙”的。他这种不顾现实，不服从前委领导规劝和不听取大多数前委委员的意见，不认可毛泽东关于时局正确分析的行为和做法，令包括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等前委委员在内的领导人深为失望。

3、文家市按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决定工农革命军退萍乡往湘南转移。余洒度当时就不同意，但党的前委决定，余只得勉强服从。9月24日在芦溪战斗中，因余洒度越权指挥，部队一时混乱不堪，总指挥卢德铭为掌控部队、冒死冲杀，后中弹牺牲。这时余洒度自认为是当然的总指挥了，权力欲再度膨胀。而在随后的莲花战斗中，余擅自释放恶贯满盈的敌保安队长李成荫，几陷革命军于危险之地。面对毛泽东等人的责问，余竟强词夺理，大耍军阀作风，并索要更大的指挥权，严重损害了他作为一师之长的形象。

4、余洒度对部队中的旧军阀主义习气不改正，对随意打骂士兵的问题不制止，对士兵反映官兵待遇很不平等的问题不重视。

余洒度，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湖南平江一个农民家庭。

一九二二年平江开展农民运动时期接受进步思想，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内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也是黄埔军校血花剧社重要演员。

一九二六年七月，受命潜入武汉发动兵变，余洒度任暴动队队长。

一九二七年六月，任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校团附建第一营营长，该团骨干大部来自叶挺独立团，团长为大名鼎鼎的卢德铭。

一九二七年八月，卢德铭、余洒度率领警卫团参加南昌起义，部队未开到南昌，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警卫团遂辗转在湘鄂赣边界地区。期间卢德铭离开部队寻找党组织，余洒度代理警卫团团长职务。他带领部队来到修水，与罗荣桓带领的农民武装取得联系，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逐渐扩大力量。九月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会议，决定把该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参加秋收起义，余洒度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秋收起义后，余洒度跟随毛泽东向湘南转移，九月十九日的三湾改编后，余洒度担任前敌委员会委员，部队上井冈山后，毛泽东派遣余洒度前去与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北省委报告工作并请示工作方针，余洒度的经历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余洒度辗转来到上海，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章刊登在中央内部秘密刊物《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上，该文后来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但余洒度在上海，对革命逐渐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最后发展到脱离党组织。

一九二九年，他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等人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一九三○年五月，邓演达秘密返回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个党后来演变为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但在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第三党。余洒度加入该党，并受邓演达的委托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埔学生反对蒋介石——应该说这时的余洒度依然坚持“革命”信念的，他坚决反对蒋介石，很快在十八个省市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的分会和支部。但是好景不长，南京国民政府对邓演达进行通缉，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邓演达在上海被捕，当天晚上，余洒度也在上海束手就擒。十一月二十九日，邓演达被杀害，而余洒度则表示愿意“悔过自新”，摇身一变，进入了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学习，从此他彻底抛弃了自己以往的信念，从一个阵营走进了原来敌对的另一个阵营。

一九三二年三月，复兴社成立，余洒度成为该社的一个重要成员，在政训研究班学习结束后，他与同班毕业学员五百余人组成华北宣传队，赴华北进行宣传活动。

一九三三年成为第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

在北平，这个昔日的黄埔学生，青年精英，在信念丧失、茫然摸索中竟然自甘堕落，生活腐化，纸醉金迷。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他利用职权，走私并贩卖毒品。而且又贪心不足，分赃不均，结果引发同伙不满，最后事情败露。

一九三四年，北平宪兵团团长蒋孝先检举此事，余洒度旋即被逮捕押往南京，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