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群先

　　女，1907年生，无锡刘潭桥黄岸头村人。11岁进无锡协勤铁工厂老板唐湘泉家当童养媳。读过3年书。1924年起，先后进无锡庆丰纺织厂、申新三厂、德兴丝厂做工。她为人耿直，敢为工人争权益，而深受工友们的喜爱与称赞。1926年5月，她积极参加无锡丝厂女工总同盟罢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抵锡，她任无锡总工会女工部部长，负责丝厂工会工作。同年6月被调往上海工作。不久，出席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5月与秦邦宪在莫斯科结婚，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0年回国，在沪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3年9月在江西中央苏区任原职。翌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红一方面军妇女队队长、干部休养连工作组长。

　　到陕北后继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长。她被美国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誉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193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1938年随秦邦宪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

　　后因病赴莫斯科治疗。德军侵略苏联，飞机轰炸莫斯科时，她被疏散，从此下落不明。

　　刘群先是秦邦宪的夫人

　　在大革命时代是无锡名扬一时的女工领袖；

　　在长征中又是周恩来亲点的妇女队长；

　　在抗战初期是中国工会的女领导人。

　　后来她去苏联治病，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

　　刘群先生于1907年，比博古大两个月，是4月初出生的。

　　1925年初，刘群先在无锡申新纱厂做工时，结识了一位修机器的老师傅，他曾经参加过上海的工人起义，他很喜欢给刘群先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和北伐的故事，刘群先听得着了迷，知道了许多外面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刘群先喜欢提问题，总问为什么？老师傅都详尽地一一回答。老师傅又给她一些进步书籍让她阅读。刘由于出身贫穷，小的时候只上过一年学，看书阅读很费劲，老师傅一有空就教她识字写字、看报纸。主要看无锡孤星社发行的小报《血泪潮》和《无锡评论》半月刊。

　　刘群先印象最深的是《血泪潮》报头上印的“精忠报国还我河山”八个大字，还有半月刊上刊登的一篇文章《病榻琐记》，作者是邦宪，文章内容是：……躺在病榻上回想起前些天五卅惨案消息传来的情景，心中无法平静。在上海南京路上发生了一个空前惨案，帝国主义者居然对游行群众开枪镇压，杀害了十几个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他们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挽救危亡的中华民族，上街振臂高呼，唤醒国民奋起反帝的民族精英，他们是不惜为国牺牲、肝脑涂地的民族烈士。南京路上的鲜血是我们民族自决的色泽，它把帝国主义者的假面具一概打破了。意想及之，热血如沸，披衣起坐，欲拔剑起舞。朋友们记着吧！血耻未雪，吾民何日能忘，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

　　这是刘群先在刊物上第一次知道了邦宪。以后她特别喜欢读邦宪主编的《无锡评论》，每次出刊她都要去买一本，认真阅读，再把其中关切到女工利益的文章读给大家听。

　　在老师傅的启迪下，刘群先有意识地在工人中联络了一些较亲密的女工，酝酿组成一个团结的实体。不久，在她的鼓动和带领下，女工们自发成立了工会，大家推举刘群先当主席。刘群先看到老师傅和一些从上海来厂里的女师傅们经常借用她的宿舍开会，也要求参加他们的活动，于是1925年10月她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厂建立了党支部，刘群先被选为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工厂成立了申新纱厂工人俱乐部，刘群先担任俱乐部副主任兼组织干事。俱乐部成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解救在六月因响应五卅惨案后上海工人提出的罢工倡议，在罢工游行中被捕的12位工人，他们各被判了12年徒刑，罪名是共产党。其实他们都是进步青年，并不是共产党员。俱乐部出面和厂方谈判，要求老板荣德生出面保释他们出狱，否则就要罢工、游行示威。

　　由于这个厂有一万多工人，上街游行对政府威胁很大。厂方慑于工人的声势，终于答应要求，12位工人无罪释放回厂工作。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威信和社会上的地位。

　　刘群先作为女工代表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才干让人折服，引起无锡县委书记兼无锡总工会主席秦起的注意，不久便调她去担任县委妇女运动部任部长。

　　1926年春节过后，刘群先遵照秦起同志的指示，进入庆丰纱厂，帮助这个厂的女工建立工会。到了这年夏天，刘群先在厂里发展了一百多名党员，随即成立了庆丰纱厂中共党支部和工人俱乐部。

　　10月，秦起同志又调刘群先去丝厂开展工作，丝厂男工多一些，斗争比纱厂激烈，不但要和资本家斗，还要和工人中的坏习气斗。他们搞了一次罢工，有二十几名工人被捕，后来释放了几名，直到军阀张宗昌逃跑，才全部释放回来。1927年2月，北伐军即将攻占无锡，秦起同志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迎接北伐军。无锡所有的工厂，总计有三万多工人参加。军阀张宗昌的守城部队一仗没打就弃城逃跑了。国民革命军进城后，工会便公开活动了，刘群先作为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进行谈判，结果工人增加了工资，缩短了劳动时间，饭后也有了短时间的休息，每月给工作优良者四角钱的奖金也恢复了。刘群先成为无锡一个著名的劳工领袖。

　　4月初，无锡总工会派刘群先代表无锡工人和秦起一起去参加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就在此时，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无锡和上海一样，工会被破坏，工人遭屠杀。秦起同志也被国民党杀害了，当时他才27岁。6月，刘群先到武汉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在会上她汇报了无锡纱厂女工与资本家斗争的情况，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工人运动、杀害革命积极分子的罪行。大会推选刘群先代表中国女工去莫斯科参加世界劳动大会。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立三还批准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参加世界劳动大会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共20人，分两批前往莫斯科，刘群先是第一批，7月中旬从武汉出发经广州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到巴黎，再乘火车到莫斯科，转了半个地球。

　　10月初，刘群先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制三年，从1927年秋到1930年冬，主要是学文化和学俄语，从第三年开始增加国际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课程。

　　1927年12月，世界劳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工人阶级都派代表来参加，总计有1000多人。

　　在中国工人代表团里，刘群先第一次见到了博古，他是代表团的翻译，也是“中大”的同学。

　　刘群先是读邦宪主编的《无锡评论》走上革命道路的，俩人又都是无锡人，刘群先的一口无锡话使他们一见如故。大会闭幕时，苏联妇联宣布宋庆龄女士来到莫斯科，妇联下午开欢迎会，各国代表可以去领票。刘群先很想一睹宋庆龄的风采，聆听她的演讲。但宋庆龄是用英语演讲，而博古既懂俄语又懂英语，刘恳请博古留下和她一起听宋庆龄演说，博古答应了。宋庆龄主要讲了女权运动和童工问题。

　　散会后他们一起步行回“中大”，一路上刘群先向博古讲了无锡的工人在国共分裂时期与国民党的斗争，无锡人民在国民党屠刀下遭受的深重苦难。博古向刘群先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和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两人谈得很投机。从此，每逢刘群先在课余时间或休息日去莫斯科近郊的工厂参观，了解苏联工人的生产、生活和工会活动的情况时，博古常常陪同她一起去。他们在一起感到很开心，渐渐地感情升华。1928年5月他们决定结婚。博古送给刘群先一条裙子和一双皮鞋，这是她第一次穿裙子和皮鞋。1928至1929年，“中大”的学生中发生了激烈的派别之争，即所谓的“托派”和“斯大林派”之间的斗争。最后有的“托派”学生自首悔过，有的退学返回中国。1930年4月初，博古和刘群先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提前回国。他们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客货轮经日本海峡到达上海。

　　刘群先回到上海后，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

　　当时在上海，国民党扶植的工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处处阻碍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赤色工会开展工作。刘群先既要支持工人的正当要求，维护工人的基本利益与资本家斗争，又要和工会腐蚀工人的斗志作斗争。工会依仗国民党军警的势力，经常无故抓人，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刘群先就号召工人拧成一股绳，握成一个拳头，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工会的恶势力斗。对被抓工人，则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必要时举行罢工游行，迫使厂方和军警放人。刘群先告诫工人，不要游离于集体之外单独行动，或者搞所谓的“中立”，那都是十分危险的。她要求各个工厂的共产党支部督促每个共产党员、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到工人群众中去，和工人兄弟姐妹交朋友，了解他们的需求，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做到赤色工会和工人血肉相连，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为了对付国民党军警的骚扰，党中央还成立了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帅孟奇任书记，协调、指导各工厂工人纠察队，及时掌握国民党军警的活动情报。

　　1932年是临时中央在上海内外交困的一年，国民党特务和叛徒多如牛毛，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决定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中央机关也分散办公。中央派往苏区的提款员两次下落不明，加上中央苏区自身搞财政改革，变“收支两条线”为“先留后缴”，使得临时中央财务十分拮据，事事捉襟见肘。

　　1932年10月，帅孟奇被叛徒出卖被捕，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博古、陈云决定机关收缩，人员进中央苏区，并电告共产国际。1932年12月9日，博古、陈云、李竹声在弄堂一辆破旧的汽车里开碰头会，决定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上海成立中央执行局，由李竹声任书记。

　　1933年1月1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

　　1月3日，博古、陈云及三个警卫员乘船离开上海到达汕头，经闽西到赣南苏区。从闽西到赣南走的全是崎岖山路，虽然没有国民党军队出现，但仍不时有土匪出没。他们在1月19日到达瑞金。

　　这时，刘群先即将分娩，无法和他们同行。上海街上到处是国民党特务和叛徒，潘汉年安排她住在法租界，不准离家门一步。1933年5月，刘群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摩亚。孩子刚满月，刘群先就让姐姐把孩子接到无锡，托付给她抚养，随后动身去汕头，经博古走的相同路线，于7月到达中央苏区。

　　刘群先到苏区后，就去中央政府，向分管工会的副主席项英报到。项英安排她到全国总工会负责女工运动。中央苏区总工会有30万男会员，1万多女会员。女工们非常忙碌，搞活动都在晚上。

　　当时在人们脑子里苏区“肃反”扩大化的肆虐还记忆犹新，大家都心有余悸，党的威信不高。刘群先就把工会活动的重点，放在对党的认识的教育上，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党章，学习党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学习共产国际运动。经过学习，工人们对党的事业有了新的认识，不少女工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队伍有了发展。

　　在项英的支持下，刘群先工作得非常开心。她把工会活动和妇联活动紧密结合，收到良好效果。女工的丈夫或儿子多半是红军，她们工作之余便给红军将士做鞋子、缝衣裳。很多时候工会的宣传活动、读报讲课等，都是在她们边做活边进行的。不少女工还上夜校；农田里干活的也几乎全都是妇女、老人和孩子；街上商贩也多半是女人；她们还参加挖战壕、建堡垒、筑交通沟等战备工作。项英说：“在这里妇女真正是顶半边天，妇联和工会妇女都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5日，李维汉对刘群先说，中央决定红军大转移离开赣南，有30名女干部要编成一个队随军转移，由她领队，同总政治部的队伍一起走。第二天李维汉又来说，女干部不单独组队了，分散编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里和女工作人员一同走。这两个纵队全是党、政、军机关和政府所属单位的干部，还随军雇用5000名挑夫，搬运这些单位的机械设备，真成了“搬家纵队”。

　　1934年10月14日，刘群先随队伍离开瑞金，在中央红军打开的通道上向西捷行。

　　行军速度很快，女同志跟得非常辛苦，很多人脚上磨出泡，落在后头，引起一些男同志不满，说她们拖了大队后腿。出了江西，部队在城口休整一天，刘群先找周恩来提出把纵队里的50名女同志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妇女队。周恩来同意她的建议，任命刘群先当队长，归军委总政治部领导，并按规定配备了马匹。周恩来要求她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并在行军途中搞宣传，讲党的政策，鼓舞士气。刘群先将50名女同志的身体作了对比，把总部配备的七匹马拿出五匹，让身体病弱的同志骑和驮炊具，两匹给四名孕妇轮换着骑，这样行军速度有了很大提高。

　　刘群先和李伯钊（杨尚昆的妻子）身体好，每天走在队伍的前头安排食物。这个妇女队成立一个月，30名女领导没有一个掉队或在路上倒下，到遵义后她们各自回到原单位，妇女队也就解散了。

　　到了遵义，总政治部安排刘群先搞工运。由于工厂的老板都逃跑了，工人们无工可做，生活困难。刘群先动员他们组织起来，自己管理工厂，组建护厂队保卫自己。但是工厂没有经费开工。

　　刘群先找李伯钊商量，她们带上警卫员去一家大地主家，地主全家都已逃走了，她们在夹墙里找到了上百箱东西，有丝绸和狐皮，两千斤鸦片、几百个南瓜、几千斤粮食，但没有找到钱。她们把东西全部上缴给没收征集处处长毛泽民，毛泽民了解到她们的需要，拨给了一些经费，解决了工人的工资和原材料费用，工厂开工了。

　　她们还发现县里囤积了很多食盐，是由官府专卖，来攫取高利。她们就把它全数没收，以便宜的价钱卖给市民，得到的钱一部分上缴，一部分用于收购市民家中的枪支，武装护厂队。刘群先所在队伍在遵义只停留了十天。

　　部队离开后，国民党军队就入城了，大肆拘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还枪决了几个工人。护厂队逃出了城，上山打游击，最后与地方上的游击队汇合了。队伍二次进城，发现工人领袖全都跑光了，老百姓也不敢接近他们，国民党飞机每天在天上出现，用机枪向城里扫射，很难再开展工作。

　　队伍住了几天就开拔了，到了离城80里外的一个叫白拉口的地方，遇上了敌人的伏兵。部队前进受阻，又重回遵义，这次只逗留了一天，隔天晚上趁黑夜再度出发，绕了个圈又到了白拉口侧面，突然发起攻击，红军的先锋部队压住了对方的火力，部队赶紧从镇上杀过去，终于摆脱了敌人。

　　部队过雪山时，天气非常奇异和危险，刚刚还很明亮的太阳，突然间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暴雨骤至，接着又风雪交加，寒冷异常，十几分钟后风雨又骤然收霁。当地人的经验是中午12点之后，没有人敢往山上行动。刘群先跟随先头部队过山，有几十个人冻死在山上。看到这种情景，刘群先心里非常悲伤，不禁为之痛哭。还活着的人，在那种环境里，谁也不晓得自己明天究竟是死还是活。有的同志草鞋用光了，就用包脚布裹着走，双足都冻伤了，也得坚持紧跟队伍走，因为停顿或掉队就意味着死亡。

　　长征中最艰苦的是过草地。

　　大草原上，冬天寒风凛冽。战士没有棉衣，只好把所有的单衣全都穿在身上，穿了四套单衣还冷得发抖，能找到一条麻袋、一床破棉被披在身上就很让人羡慕。刘群先把所有的衣服，一件套一件都穿上了，外面裹着毛毯，还是全身冰凉。在这里死去的人比长征以来其他地方牺牲的人要多得多，多数是在大雨中冻死的。

　　松潘草地雨多，几乎每天都降雨，在草地里走，裤腿自膝盖以下都是湿的，身上又无挡雨的遮盖，一下雨自然是全身都湿透了。刘群先披的毛毯也全湿了，晚上宿营也很难生火，拾回来的柴草都是湿的，即便点着了，也是一股白烟没有大的明火，根本无法取暖，衣服也烤不干，毛毯只能半湿半干地盖在身上。

　　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冻死的人的尸体，在这种环境里，每个人都表现了强烈的求生欲望。食物就是青草，大草地到处是沼泽，想采集到鲜嫩的青草也是要冒很大的危险的。

　　蔡畅身体弱，从小没有吃过大苦，刘群先分食物时总是尽可能多给她一点嫩草。没有盐，没有油，成天吃青草，吃完就肚饿，不过在当时有青草吃已经是蛮好的了。

　　大草原里最让人害怕的是沼泽，一不小心就会跌进泥沼里，越挣扎沉得越快。刘群先亲眼看到这种情景，连救的人也一同被吞没了。过了求吉寺到了阿西，终于走出了松潘草地。

　　阿西是刘群先长征中最快活的一天，每个人都吃到了充足的牛肉，那是经过极度饥饿之后吃到的饱餐。长征途中有几次遭到马匪袭击，都被先头部队击退，有一次战斗正激烈中，刘群先看到一个匪徒连人带马都倒下了，连忙带上警卫员冲了上去，为的是割马肉煮给病号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刘群先到陕北后，负责边区女工的工作和组织合作社。1936年1月，全晋工人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刘群先为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兼矿坑及工厂工会主任。当时边区没有大的工业和矿井，主要是手工业和几个小煤矿，几个小纺织厂，还有就是印刷厂、铁工厂等，但是这些手工业却担负着支援战争后勤工作的重大任务。刘群先领导的矿坑及工会在边区威信很高。工人都是通过工会录用的，厂方不能直接招工，而且不征得工会同意，厂方也不能随意解雇工人。工会下设工人工资委员会，委员从工人中选举产生，工资由该委员会决定，根据实现的利润和产量、质量来增减工人的工资，每个人应得多少完全由工人自己来决定，大家对刘群先提出的这套管理办法很满意。委员必须办事公正，否则工人们随时会投反对票将他撤换。刘群先还特别重视提高女工的地位，女工的政治地位和男工一样，部门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党的工作者，以至厂领导都有妇女。女工写墙报，写短评，讨论时局，不比男同志差。工厂的生产计划几乎月月都能提前完成。当时有人提出想在织布机上搞改装来提高工效，刘群先仔细地听了改装方案后，立即同意，并亲自批了一台织布机停产作试验，还批给了一些棉条。这在当时是非常让人震惊的。因为延安的纺织设备奇缺，大多是些老掉牙的机器，在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下，边区政府想买新的也买不到；至于棉花则更缺，边区只有关中地区有少量产出，主要来源要靠其他抗日根据地把棉花运出来，要通过多道日寇的封锁线，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改革，刘群先却敢于承担责任，支持占用机器，损耗一些棉花。刘群先亲自参加改装，与工人们一起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成功了。工厂成立了一个小组，把六七十台纺织机都改装了，工效明显提高，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布匹的供应任务。合作社也加班生产，女工们超额完成了当年的军服和手套的生产任务。

　　1939年春末夏初之际，刘群先要去苏联治病，女工们都争着要去看望她。刘群先为了不惊动大家，不影响生产，悄悄地离开了延安。

　　1942年，刘群先逝世于苏联卫国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