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

桂希恩，男，1937年出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桂希恩两次赴美国进修学习。80年代末，他被国家卫生部授予“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称号。

1999年，桂希恩发现了中国艾滋病第一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

2004年2月，他因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的杰出贡献，成为第4个“贝利—马丁奖”的获得者。2004年6月，他从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的位置上离职，主要负责湖北省艾滋病临床指导培训中心的工作。

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2004十大感动中国人物”颁奖活动中，桂希恩被评为“十大年度人物”之一。颁奖词对他是这样评价的：一个教授做的5年，可以影响中国5百年。

195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附属中学（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117号，现武汉市第十四中学）。

1960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疗系，后志愿赴青海省从事地方病防治及临床医疗工作。

1976年，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湖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从事传染病临床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

1981年，到美国进修学习，第一次认识到艾滋病病理和临床表现。此后再次赴美进修。

1999年7月，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河南省上蔡县政府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未获理睬。相反，河南省当地政府以“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为由，宣布桂希恩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强行阻拦他进村开展更多调查。为了尽早获得该村疫情更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他被迫秘密进入上蔡县，并在多位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悄悄深入文楼村调查。同年10月，带着上蔡县文楼村的详细调查报告去北京，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的调查结果，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

2000年，继续赴河南省调查艾滋病疫情，依旧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有当地官员认为，桂希恩作为湖北医生，“不该管河南的事情”。后到其他地方调查艾滋病疫情。

2001年，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做全面检查，却引发一些周围人群的恐慌。为了证明艾滋病不会通过普通接触传染，打消人群的顾虑，将这5名患者带到家里同吃同住。被媒体报道后，桂希恩广受赞誉，此后致力于艾滋病的预防工作。

桂希恩

2004年2月28日，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Barry & Martin’s Trust）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Barry & Martin’s Prize）唯一得主。基金会创办者英国人马丁·哥顿（Martin Gordon）亲自来到武汉市为他颁奖。

2004年6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武汉市，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感谢和赞扬其积极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得到了中国和世界媒体的广泛报道。

从2004年开始，桂希恩先后开设了湖北省基层骨干医务人员培训班、卫生部艾滋病临床医生进修班。

2005年2月17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三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揭晓，桂希恩成为2004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2005年9月9日，在2004年度湖北省科技奖励大会上，桂希恩摘取了湖北省最高科技奖——湖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奖金50万元。省科技厅在桂希恩的获奖材料中写道：他始终跟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地方病、传染病，始终深入农村，深入疫区，其研究紧密结合实际，其成果直接服务社会。

2005年10月底，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全球18名医疗英雄，其中之一就是桂希恩。

2010年2月27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联合在线访谈时，特别提到桂希恩。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在线交流时，特别强调桂希恩的功绩，称要宣传一下桂希恩教授。

2013年12月1日，桂希恩教授赴京参加了由国家卫计委主持召开的防艾座谈会，向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汇报了艾滋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一开始，刘延东首先点桂希恩发言，刘延东对桂希恩说，“我知道你的事迹，你在防艾工作中曾经也受到了歧视，甚至躲进了米缸……”，桂希恩笑着说，他当时并没有躲进米缸，只是躲进村民家中。

1955年9月——1960年8月武汉医学院医疗系

1960年9月——1961年12月青海省卫生厅

1962年1月——1970年7月 青海省卫生防疫站地方病科医师

1970年8月——1976年9月 青海省尖扎县医院医师

1976年10月至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教授

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实习医生程保印告诉桂希恩，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而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看一看”。

（备注程保印信息，程保印发现自己村的青壮年得了一种怪病，前去请教桂希恩教授，央求桂希恩教授去视察病情，程保印现任上蔡县中医院外科医生。程保印上蔡县文楼村人。程的办公室挂有和桂的合影）

这一年的6月，桂希恩来到河南，在当地一位医生的带领下，他第一次走进文楼村。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卖过血。他抽取了11份病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经过化验，其中有10份血样HIV（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这个结果令桂希恩感到非常震惊，同时也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向当地的政府和卫生局作了汇报，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都没有回音。心急如焚的桂希恩再次进村又抽取了140份血样，结果，血样中竟有一半HIV呈阳性。经过他的调查了解和核实，证实血站非法采血交叉感染导致了艾滋病的流行。他的检测结果也揭示了艾滋病在我国的一个重要传播途径———血液传播。

在那个谈“艾”色变的年代，桂希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一些人的利益。他被认为破坏了当地政府的形象，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桂希恩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1999年10月，桂希恩提笔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写信，以真实的数据揭开了河南省的艾滋病问题。在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后，桂希恩为了艾滋病事业，为了那些他所牵挂的病人，就再也没有闲赋过。他以极大的勇气承担着一个普通医生身份以外的道德和责任。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了疫情的调查结果。李岚清很快作了批示。随后不久，中央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文楼村。

在桂希恩等人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2004年2月27日，桂希恩收到了文楼村村民程金的来信。程金在信中说：“2003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我家坐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村现在敞开了，什么人都可以来。4月1日后，外国记者也可以进村了。您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来，给我们做些指导工作，告诉我们以后该怎么办……”看了这封信，桂希恩心里暖暖的。他说，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很频繁地去文楼村了，因为文楼村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最好的村子。

桂希恩在武昌火车站大厅候车，准备赴艾滋病灾区

桂希恩给艾滋病患者检查的时候是不带手套的。他说，正常的防护措施他是有的，他不戴手套，是因为他的手没有破损，给病人看病，是不会受感染的。他愿意跟病人做朋友，让病人和他之间没有隔阂。

2001年5月9日，程金、程雪梅、马强夫妇带着不满1岁的儿子来到武汉求医于桂希恩教授。他们都是借粮度日的艾滋病患者，来的路费都是桂希恩提供的。考虑到艾滋病患者如果住进病房可能会吓跑其他病人，医院将一栋闲置的旧房子安排给病人住，但是这种安排遭到了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为让艾滋病患者享有平等的生命尊严，证明与艾滋病人正常的生活接触不会被传染，桂希恩毅然将5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与他们同吃同住了5天。

那几天里，桂希恩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都是在自己家里进行。他说：“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就有被感染的可能。虽然这种概率很低，但桂希恩也从不让助手抽血。有两次在为艾滋病人抽血时，桂希恩不慎将抽过血的针头扎在了自己的手上，他并没有慌张，简单处理后，又为下一个病人抽血。所幸的是，他并没有因此感染艾滋病。

有人说，防治艾滋病是“孤独者的事业”。桂希恩不赞同，他说，“现在为艾滋病事业尽力的人已经很多，他们在很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处寻找患者、发现患者、说服患者、治疗和关心着患者。”

提到中国防艾的现状，他力赞政府的逐步开放和努力。桂希恩说，现在全社会都在重视艾滋病，他有安慰了，睡得着了。

但是近来，桂希恩在艾滋病高发区发现的另一些现象又让他忧心忡忡。 一次，桂希恩住在上蔡县的一个招待所里，晚上电话响了，桂希恩接听时，电话里说的却是：“你要不要小姐服务啊？”桂希恩没想到，在上蔡这个艾滋病肆虐的地方，还有性服务者。

后来桂希恩又得知，HIV阳性的人有去的。桂希恩对此十分担忧，他说，艾滋病的家庭内性传播率有低有高，血液传播率一年只有百分之二三，但这指的是输血卖血感染的，而得艾滋病者传给对方的几率将非常高。

现在输血传播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是其他传播途径还没有解决，性传播和吸毒传播也很严重。

关于吸毒与艾滋病传播的问题，桂希恩曾说，如果林则徐在天有灵，他也要掉泪的。现在不少吸毒者的HIV都是阳性，但林则徐那个年代没有艾滋病，现在有艾滋病了，我们比林则徐更有理由把禁毒戒毒这个事情搞好。

有些人天真地以为，等到1990-1995年期间卖血得艾滋病的患者病死了，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发病率就降下来了。桂希恩对这种观点感到很是气愤，也感到忧虑和不安。“说这话的人，一方面缺乏对生命的起码的尊重，另一方面对艾滋病的传播蔓延途径及现状非常无知。”桂希恩说。

有人曾说过知识分子肩负着特有的社会责任，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桂希恩正是这样做的，他将目光投向了特殊的群体，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唤醒了社会良知。

几年前，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桂希恩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做出的许多了不起的工作。后来，他来到武汉，找到了桂希恩，通过他了解到中国艾滋病儿童的状况。目前，全国已有不少名孤儿通过桂教授得到了马丁基金会的帮助。

获贝利—马丁奖

2004年2月28日，马丁·哥顿先生把专门表彰对中国艾滋病教育和预防治疗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贝利·马丁奖”颁发给桂希恩。

颁奖会上，马丁·哥顿先生评价桂希恩教授的工作说，桂希恩教授是湖北乃至中国战斗在艾滋病防治与控制工作战线上的杰出代表，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所取得的成就。

他将5000美元的奖金全部捐助给了艾滋孤儿，然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悄然退下

他是我国第一个发现艾滋病村的人。

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人带回家同吃同住的医学教授；

他是我国第一个接受基因工程干扰素注射的人，也是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医生。

他成为证实湖北省内有组织胞浆菌病第一人。

在桂希恩等人的努力促成下，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

温总理和今年73岁的桂教授有着不解之缘，成为温总理考察艾滋病工作的“顾问”。2009年12月1日，桂希恩教授应温总理之邀，一同在北京看望艾滋病患者，并就艾滋病防治现状座谈。

2010年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谈到医生们的医疗作风时，他特别提到了武汉大学附属医院桂希恩教授的事迹。

温总理说：“其实我也受到医生们医疗作风的感染，我认识的医生不是很多，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非常想在在线访谈上宣传一下他。他是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是防治艾滋病的专家。他为了调查艾滋病的情况，走遍了祖国各地，甚至因为一些误解而受委屈。但就是这样一位医生，许多艾滋病病人把他当成朋友。”

“我到他家去过，艾滋病病人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同桌吃饭，在他家里留宿，他们夫妻两个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让艾滋病病人睡。”

“有一件事情我尤为感动，他有一次带一个护士去给一个村的居民进行血液抽血化验，护士不小心把自己的皮肤刮破了，他心里十分不安，很快就让医院给这位护士检查，当发现没有问题的时候他放心了。但从此以后，成千上万的抽血实验都是他自己来做，我们需要这样的医生，需要这样的医德。我们不仅要搞好制度建设，而且要推崇高尚的医德风尚。”

1990年湖北省白求恩式卫生工作者

1990年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

1992年湖北省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

1992年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

1995年湖北省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1997年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998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9年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002年武汉大学师德标兵

2003年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2003年获贝利—马丁奖

2004年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2008年白求恩奖章

2017年5月，桂希恩被评为第四届“华中科技大学杰出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