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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樊锦诗

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浙江省杭州市人,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考古学家、博士生导师。1963年,樊锦诗毕业于北京大学,进入在敦煌研究所,主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被称为“敦煌女儿”。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2004年7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2013年,樊锦诗获中国中国道德最高奖“雷锋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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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樊锦诗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88年任副研究员,1994年任研究员。1995年为兰州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为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聘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人物经历

樊锦诗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面对北京与上海的选择,樊锦诗毅然选择了千里之外的西部小镇,一来敦煌就再也没有离开。

40余年来,樊锦诗潜心于石窟考古研究工作。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及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她撰写的《敦煌石窟研究百年回顾与瞻望》,是对20世纪敦煌石窟研究的总结和思考。由她主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则是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集中展示。

1998年,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后,樊锦诗带领科研人员,在石窟遗址的科学保护、科学管理上走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初步形成了一些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樊锦诗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实现敦煌壁画、彩塑艺术永久保存的构想,她组织敦煌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同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这一课题以敦煌莫高窟为重点,首次将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积极谋求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国际合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帮助下,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美国等国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

樊锦诗

2004年七月,樊锦诗被国家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八月十四日,甘肃省举行樊锦诗先进事迹座谈会,樊锦诗如往常一样,衣着简单,显出她本质的洒脱与自然。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戈壁大漠的风沙已将西部的粗犷、豁达揉合进这位今年六十四岁的江南女性内心。

樊锦诗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十三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为新世纪敦煌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构筑了宏伟蓝图。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樊锦诗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她所在的敦煌研究院先后与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美国梅隆基金会等机构进行了合作项目的研究,开创了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先河,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主要作品

在从事敦煌文物保护研究

事业的40多年中,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研究工作。出版了《敦煌石窟》、《敦煌石窟全集·佛传故事画卷》、《中国壁画全集·敦煌·3·北周卷》、《安西榆林窟》等10多部敦煌石窟考古美术专著;发表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敦煌莫高窟第290窟的佛传故事画》、《从莫高窟历史遗迹探讨莫高窟崖体的稳定性》、《玄奘译经和敦煌壁画》、《P.3317号敦煌文书及其与莫高窟第61窟佛传故事画关系之研究》等20多篇有关石窟考古与艺术的论文,对敦煌石窟的分期断代研究颇有建树,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与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壁画全集》(敦煌壁画部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6卷),均为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必备的重要大型参考丛书;主持完成了《莫高窟崖顶风沙危害的研究》、《敦煌莫高窟环境演化与石窟保护研究》、《敦煌莫高窟及周边地区环境演化科普教育》、《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全数字摄影测量在莫高窟文物保护中的应用研究》、《敦煌文物资源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国内贡献》等近30多项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研究课题;还发表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敦煌莫高窟开放的对策》、《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与管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的制定与收获》《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考古人生

樊锦诗用40多年的执著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工作者的平凡与伟大;她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管理等领域的开拓创新,让世界同行为之骄傲。“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甘愿用生命守护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千里迢迢来到了戈壁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如今73岁的她已满头华发,还在为敦煌文物事业殚精竭虑。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了科学保护之路。

樊锦诗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如此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仅靠人和技术还不够,还要立法和制定保护规划。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近年来先后公布实施。

樊锦诗先后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敦煌研究院副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等职务。樊锦诗带头参与科研,与国际上优秀的文物保护机构合作,不断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樊锦诗十分清楚世界文化遗产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在她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正在解决,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2008年底,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正式开工。在这一浩大的保护利用工程当中,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安全保卫等基础性工程外,还要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完成敦煌莫高窟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加工处理和数据库建设,建设敦煌莫高窟游客中心,通过数字电影等现代展示手段,给观众提供了解敦煌文化、艺术和价值的全新视角。

人物事迹

大学毕业后奔赴敦煌

1963年夏天,一个瘦弱的年轻女子在北京火车站背着大大的背包,头戴草帽、满怀理想、整装待发。她就是樊锦诗,那年她25岁。不久后,敦煌研究院以她为原型,制作了一个雕像,取名《青春》。

樊锦诗1938年出生在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当时的樊锦诗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沙漠工作,更不会想到自己一去就是41年。

回忆起当时的抉择,樊锦诗把它归因于一次“偶然”。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3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毕业时,研究所向学校要人,樊锦诗成为学校分给研究所的两名同学之一。“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时候,报效祖国、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都是影响青年人人生走向的主流价值观。”

坚强女人的两次落泪

“别人都觉得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孤独守望着茫茫大漠中的莫高窟。可她毕竟还是个女人,我对她有两次为孩子落泪记忆犹深,一次是在敦煌,一次是在我河北老家。” 樊锦诗的丈夫如是说道。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樊锦诗来到了西部,那就是常书鸿的精神。还有敦煌精美的壁画,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恶劣环境让她掉了泪

实习结束后,她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北京,父母非常心疼。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她父亲还为此专门给学校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信最后被樊锦诗扣了下来。

虽说对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樊锦诗真正住进莫高窟旁边的破庙之后,才确切知道了什么叫“反差”。那时候敦煌保护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通讯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

对此,樊锦诗坦诚地说:“说没有犹豫动摇,那是假话。和北京相比,那里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世界,到处是苍凉的黄沙。”半夜里,当房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为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樊锦诗望着透过窗纸的月光,还是掉了泪。但每走过一个石窟,都会使她惊叹:“哎呀,太好了,太美了!”前辈们锲而不舍的精神也令她非常钦佩。

与新婚丈夫分居19年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会回去看望爱人孩子一次,“表现表现,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她说自己在家庭和事业的两难选择上,更倾向于家庭,“如果说爱人不支持我,那我肯定就要离开敦煌了,我还没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我不是那种人。”

尽管樊锦诗的同事说她是少有柔情的人,但她说起孩子时依然充满慈祥与母爱:“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保护文物她顶住压力

“莫高窟几乎所有洞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病害。”樊锦诗从踏上敦煌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了这一点。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

上任不久后,樊锦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1998年左右,全国掀起“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捆绑上市。当时樊锦诗坚决不同意,“硬是把压力都顶了回去”。现在说起来,樊锦诗还是坚持当时的立场,“文物保护是很复杂的事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不是我樊锦诗不想让位,你要是做不好,把这份文化遗产毁了怎么办?全世界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了。”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面对敦煌旅游开发的热潮,樊锦诗非常矛盾,敦煌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遗产,应该展示给公众。可是这些洞窟还经得起过多的参观吗?

大胆构想“数字敦煌”

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缓解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影响,敦煌研究院在2003年初开始筹建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建成后的游客服务中心可以让游客在未进入洞窟之前,先通过影视画面、虚拟漫游、文物展示等,全面了解敦煌莫高窟的人文风貌、历史背景、洞窟构成等,然后再由专业导游带入洞窟做进一步的实地参观。“这样做不仅让游客在较短的时间内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缓解了游客过分集中给莫高窟保护带来的巨大压力。”

樊锦诗另一个大胆构想是建立“数字敦煌”,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同时也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相关资料汇集成电子档案。“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也不能永生。”这促使樊锦诗考虑要用“数字化”永久地保存敦煌信息。

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认可。学术大师季羡林在2000年敦煌百年庆典上极力称赞樊锦诗,他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

希望退休后重回上海

岁月的磨砺以及西北广袤天地的锻炼,使樊锦诗的性格变得坚韧而执著。年轻时的樊锦诗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照相的时候就往边上站”。但现在的她说话直来直去,在风沙中大声与人争论着,“很多事情逼着你,就会变得非常着急,急了以后就会跟人去争了。”

她苦笑着说,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就是因此出了名的。由于工作雷厉风行,说话单刀直入,有人在背地里骂她“死老太婆”。人都走光了的深夜,她常常独自在办公室紧锁双眉来回踱步,慢慢消化那些尖利刺耳的话。她说:“将来我滚蛋下台的时候,大伙能说句‘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我就满足了。”

如果明天就能退休,樊锦诗说:“我将高高兴兴地卷铺盖走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啥时候再回敦煌,还会有人微笑着请我吃顿饭。”

荣誉记录

1985年获全国优秀边陲儿女银质奖章;1986年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91年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起任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2002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人事部、科技部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2004年当选由《人物》杂志等单位组织评选的“2004年最深刻影响中国的文化人物”;200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2007年,被甘肃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 2013年荣获中国中国道德最高奖“雷锋奖” 。

更新日期: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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