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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夏

万夏

万夏,1962-,出生于四川,1984年与李亚伟,胡玉,胡冬,马松等共创“莽汉主义”诗歌流派。1990年代初主编,出版《20世纪诗歌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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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履历

1990年代初主编,出版《20世纪诗歌编年史--后朦胧诗全集》,并在当年全国图书节获奖。1993年起开始进入文化产业,经营范围涉及电脑制作,多媒体,广告,图书等众多领域。现为北京紫图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作品

* 《丧--万夏作品集小说卷》

* 《本质--万夏作品集诗歌卷》

区人大代表选举 成竞选班子骨干

1979年我高中毕业,高考虽然英语很差,不过总分还属于高分,我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我的家人和老师都坚决反对我报考法律系,我完全都不予理会,但体检的时候却被查出有心脏期前收缩的毛病,这是青春期常有的问题,过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它改变了人的命运。

读第二个高三时,我基本上没有好好学习,整天忙着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那时候“伤痕文学”已经出来,我写了一个有关越战的电影剧本,往各大电影厂寄,结果全都被退了回来。

万夏

第二次高考我的分数很低,填志愿的时候,我报了本科类学校里的最后一所: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大)。虽然如此,我和我的同学在入学之初,仍然都是怀着浪漫情调与理想的热血青年,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自己都充满了希望,觉得自己非得干出一番事业不可。

入学一个月之后,我就经历了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南充师范学院被划在南充的某个区里面,有两个区代表的名额。选举的通知让学校一下子炸开了锅,尤其是政治系和文学系的人。选举期间,学校里到处都是张贴的海报,每天都有人开会演讲,向大家允诺说如果他当选了,就会保证食堂饭菜变好之类。

演讲到最后基本上分成了两派,我成了政治系的一个人的竞选班子的骨干力量,四处动员大家投票。

这次竞选真的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都被明朗化。

曾经,学校里规定不能跳“流氓舞”———其实就是迪斯科,不准男生女生勾肩搭背,不准穿牛仔裤……有的人的竞选纲领就说,应该允许学生谈恋爱,这是天赋的人权。

在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上,台下坐着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等人,台上演讲的人公开指责团委书记虚伪,并且和台下的人展开了唇枪舌战,在那种气氛中,人完全是平等的,不因为谁的地位高而仰视谁。

所以说,我一进大学就接受了一次洗礼,而且它与我当时的理想完全共鸣。我在开学不久就买了《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物种起源》这一类的书,尤其是《光荣与梦想》,读了很多遍。

第一个拒绝学校分配

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我们举着火把游行,还跑到邮局去给女排发电报。我跳到邮局的台上,大声地朗诵我们代表学校发给国家体委的祝贺词。

“你上蹿下跳,像条疯狗。”

学校的领导后来如是评价,完全把我定位成调皮捣蛋的坏学生。

在学校的时候,除了开除之外的所有处分我都受过,理想在现实面前碰了壁,我不服气,只有用叛逆的方式来反抗:带头穿牛仔裤、交女朋友、罢课、作弊、喝酒打架、被派出所拘留……但是,我们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圈子:诗歌文学圈、喝酒圈、打架圈、谈政治的圈子……我都是一呼百应的中心人物,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

相关信息

刚进学校的时候,我留长头发,还自己买布料找裁缝店去做港片里的那种喇叭裤和直筒裤,脚上套一双很尖的火箭皮鞋,特别赶时髦。四年之后临近毕业时,我完全像变了一个人。毕业前的半年时间,我都是打着赤脚四处走来走去,一条破烂的牛仔裤穿半年都不洗,上身穿一件的确良的军衣,胡子拉碴,头发乱糟糟地披在肩膀上,回头率绝对是百分之百,自己觉得很酷。内心虽然算不上绝望,但是颓废得不行。

我大学四年惟一得到的一个优秀是临近毕业时的实习,我带着那帮小孩组织篮球队和美术组,教课也教得非常好,临走的时候,孩子们都哭了。我的想法是,如果一定要让我教书,除非按照我的想法来,我不能让孩子们成为应试制度的产物。

到了分配之时,我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拒绝分配的人。我跟学校说你们优先照顾其他同学吧,不用管我,我不能让别人来支配我的命运。

“第三代”称谓来自“司徒雷登”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同学,名叫帅青,她长得白皙、高挑、漂亮,后来有人捧她是成都第一美女。

她1980年考到西南师范大学去了,1981年我到西师去了一趟,她指着一个男同学说那个人追她追得最凶。

1982年的时候,帅青来找我,要我陪她去那男同学家里去一趟,她不好意思一个人去。

那个男同学就是廖希,我只好当了一次电灯泡。廖希从柜子里拿了很多诗歌刊物出来给我看,都是他们西师那一拨人办的,诸如《次生林》、《普通一代》等等,从此我们就常常串门。

大家碰了几次头之后都很激动,我说那干脆我们把大家联合起来,肯定可以和“朦胧诗”打一架了,我们的诗歌和他们的不一样,他们毕竟比我们大好多,下过乡、吃过苦,经历复杂许多。

然后我们约好我负责南充、胡冬负责成都、廖希负责重庆,国庆节那天在西师聚会。

开学之后,西师的人把房间腾空了,饭菜票都收集起来,手表卖掉,好多衣服和裤子都卖了,凑了一笔喝酒的钱,等着我们去。

刚刚去的时候,20多个人挤在一起,床上、桌子上、地上全都是诗,大家一起读诗谈诗,互相谩骂、攻击或者赞美……

当时有人问这代人叫什么主题?西师那边的一个人提出来说就叫“第三代”,这个词是从《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来:“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第三代”这个说法提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很高兴。

第三天却不欢而散。因为想要出一本诗集,廖希他们说要在前言里写明这个词是哪个人说出来的,我们认为这个提法应该属于大家,不是哪个先提出来哪个后提出来的问题,何必搞得跟冠名权似的,我们就很反感,两边吵得一塌糊涂,差点打了一场群架。

吵了一通之后,大家觉得要不就不采用“第三代”这个名字了,随便找来一本书,随便翻到哪一页,就用那一页的头两个字。当时拿了一本《实验心理学》。翻出来的两个字是“玻尔”———结果就是,准备了大半年,几十个人闹了三天三夜,第三代人变成了“玻尔”,到最后,西师那帮人把我们撵了出来,大家不欢而散。

现在想想,其实诗歌就是诗歌,不分什么第几代,当时那种做法还是功利主义思想占了上风,想把自己推出来。

骂人骂出“莽汉主义”

在诗歌界流行“朦胧之争”的时候,我们写的诗让很多人不喜欢,觉得我们像是流氓在写诗。1983年冬的一天,胡冬告诉我说人家说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我说我们就叫妈妈的诗。那天半夜,胡冬半夜爬起来写了一首《女人》,用的全是极尽侮辱的词。第二天早上,我们看到之后都觉得太棒了,从此开始天天在家炮制这种用粗话写的诗。我把诗寄给在重庆的李亚伟、马松他们,他们看了之后都目瞪口呆,也开始写这种诗,并且引发了很多追随者。开学过后,我们在南充开诗歌朗诵会,我们学校写诗的和不写诗的人都被震惊了,他们觉得这场朗诵会更像是一堆谩骂,有几个人当场站起来攻击我们说:“像这种诗,我一天能写30首。”

可是后来好多反对的人觉得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需要的,都开始写这种诗。

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出个集子,胡冬说取名叫《好汉》吧,我说不如叫莽汉,“莽”的繁体字是两只手抓三条狗,非常之凶猛。我一开始写“莽汉诗”,纯粹是想写一种生活状态,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自然了,好多诗都好像是为了口号而去写,感觉很做作。

我的外表给人的感觉很粗糙,然而在我的内心里面有很细腻的一面,而李亚伟和马松是骨子里面的硬汉,后来如果没有他们的坚持,光靠我和胡冬这两个中途撤退的家伙,“莽汉主义”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更新日期: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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