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

夏威（1893——1975），中将加上将衔，兵团司令。原名钧善，字煦苍。广西容县人。生于1893年3月2日。先后毕业于广西桂林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1917年5月在广西陆军模范营任排长、连附。次年代机枪连连长。1920年脱离桂系军阀，通电拥护孙中山，任马君武田南警备军第三营营长。1923年夏任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第三团团长。1924年升任第三纵队司令。1926年3月任第七军第六旅旅长。同年夏任第七军第一路指挥官兼第一旅旅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任第三路第二纵队指挥官，6月2日又任第七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9月18日因功升任第七军军长。10月19日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10月18日任第四集团军第十五师师长。还曾任第二师师长。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后，率部对蒋作战，兵败后避居香港。1932年任南宁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校长。1934年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同年9月代第十五军军长。同年10月任桂军第四集团军第一追击军军长，率部追堵红军。1936年任第四十八军军长。同年1月23日任中将。同年两广事变后任改编后的第四十八军军长。1937年5月14日加上将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四十六军军长，留守广西。9月13日任第八军团军团长。1938年4月12日兼任第八十四军军长。1939年2月6日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1月1日改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桂南会战。1940年1月31日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1944年8月率部参加桂柳会战。1945年3月5日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官。同年5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7月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官，率部参加苏中战役。1947年7月选任中国国民党党团合并后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8月26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9月2日被派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9年1月任第十兵团司令，3月兼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同年3月24日免去安徽省政府委员及主席职。4月率部参加长江防御战。1949年12月去海南岛。次年定居于香港。1975年1月3日在香港亡于车祸。

夏威生于1893年3月2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十四）。夏家在容县是个实力派，其父在当地颇有地位，这样的出生环境在新桂系早期的骨干中是很少见的。夏威和黄绍竑、白崇禧的关系都很亲密，这主要是他们三人自从陆小开始，就形影不离，他们一起历经过学生军、武昌陆中、保定军校三期步科、广西陆军第1师官、模范营的军旅生涯。

夏威在模范营当的是第2连连附，后来他与黄、白一起调到新成立的机关枪队当队附。在当时，这个机关枪队没有设立队长一职，于是全队事务就有三人一起商量决定。没过对久，黄、白两人又都各自返回原来的连队当连附，这个机关枪队就成了夏威的部队了。此后机关枪队改编为连，夏就正式当上了连长。

1921年7月，曾经的模范营被扩编为田南警备军，夏威同黄、白一起升为营长。应该说此时的夏威，就其资历、威望等，和黄、白是旗鼓相当。可是夏威有一个性格上的缺陷，那就是喜欢做一个好好先生，而黄、白两人则对待下属恩威并济。随着黄绍竑拉起民军升为统领之后，白崇禧也因受到马晓军赏识而升为统领，此时的夏威因在当营长期间没有什么出色表现，只能屈居白氏之下了，从此拉开了与黄、白的差距。夏威虽然在治军上略显平庸，但是他也有优点，那就是为人讲究忠义，他先是坚定的跟随于黄绍竑，黄下野后又成为白崇禧的忠心部下了。

夏威不仅为人忠诚，而且也擅战。在讨陆、讨沈的战役中，已经是广西陆军第2军第3纵队司令官（原讨贼军第3纵队）的夏威经常承担单独作战的任务，可见黄、白对其之倚重。也正是如此，在参加北伐的作战中，时任第7军第1旅旅长的夏威战功不多，却是第一个当上师长、副军长，乃至军长的人。

夏威虽然在黄、白的渐次提拔中成为了继李宗仁之后的第7军第二任军长。但是其个人威望仍显不足，加上在北伐作战中始终作为先锋的钟祖培、李明瑞等人也不服他，这就使夏威虽在军长之位，却名不符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造成了蒋桂战争中，新桂系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夏威对于新桂系在武汉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担任第15师师长的他，不仅不能掌握住手下三个旅长，而且经常不在部队。这一方面可能于所属三个旅长都并非出自讨贼军系统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他将武汉局势全部寄托在胡宗铎和陶钧两人的身上吧。

1929年初，蒋介石在湖南培植亲信，以夺取桂系控制的湖南地盘，桂系将领夏威（第七军军长）、胡宗铎（十九军军长）、陶均（十八军军长）从湖北发兵湖南，驱逐湖南省省主席鲁涤平，以何键代之。这一事件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线。蒋介石在蒋桂战争期间扣押粤军首领李济深（广西人）、收买粤军将领；派已经下台的湖南军阀唐生智赴华北活动被桂系收编的湖南将领，白崇禧仓皇出逃；又调动数十万大军进攻湖北的桂系第四集团军部队。当时第四集团军司令李宗仁不在湖北，夏、胡、陶三人以夏威为总指挥，拟在武汉外围抵御。不料，夏威在出发赴黄陂前夕，忽患白喉，临时将前线指挥权交给李明瑞。李明瑞与杨腾辉临阵倒戈，与此同时湖南将领何键通电拥蒋，第四集团军迅速瓦解，桂系战败。

因驻湖北的第七军等部队是桂系主力，第七军军长兼湖北部队总指挥夏威受到桂系将领的指责，一度被冷落，数年后才复出任十五军军长。其实，桂系的战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号召力，所以在蒋介石的银弹、官司弹攻势下，到处瓦解。此外，李、白在北伐期间大量收编外省军队、重用外省将领，却无力加以严格控制，也是第四集团军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具体到第七军来说，瓦解的根源也在李宗仁，而不在夏威。俞作柏是桂系猛将，在统一广西的战争中，在三巨头之下，战功最大的便是俞作柏。可是，李宗仁对俞作柏并不信任，在北伐前剥夺了俞作柏的兵权。俞作柏胞弟俞作豫、表弟李明瑞随李宗仁参加了北伐，但因俞作柏的关系受到打压。特别是李明瑞，作战勇猛、战功卓著，却得不到重用，眼看着外省人陶均被白崇禧提拔后来居上当了军长，因此心怀不满。这种内部矛盾，为蒋介石所利用，才导致了桂军主力的瓦解。

蒋桂战争失败了。夏威觉得对不起黄、白两位对他有提拔之恩的长官和好友，于是一个人灰心丧气的逃到香港去了。不久、李、黄、白等人也都逃往了香港，但夏威因对他们怀有愧疚之感，始终不愿相见。哪怕是李、黄、白在广西重新掌权时，夏威也不愿意重返部队任职。不过，这倒使他避开了中原大战。

1931年6月的两广合作，使白崇禧走上了重建桂军的道路。在他的主持下，大批沉员被裁汰，部分高级骨干也因对时局抱悲观态度而选择转政、辞职、或退居二线，这使桂军就特别缺乏可用的高级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夏威禁不住白崇禧的再三邀请，决定复出，成为了第15军的副军长。

其实白崇禧打算让夏威直接当15军的军长，可是夏在蒋桂战争中的负面形象已经在全军根深蒂固。为了能让夏威顺利接手这个军，白崇禧决定自兼该军军长，让夏当副手。而实际上，白崇禧是放手将15军的全部事务都交给夏威来管的。几年下来，夏威俨然一付军长的地位，白见15军的干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反对夏威了，就在1934年9月正式任命夏为第15军军长。

1934年11月，夏威以十五军代军长的身份参与湘江战役,对红军造成较大伤害。

新圩，位于广西灌阳县西北部，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5公里，距湘江渡口三四十公里，一条从灌阳通往全州的公路从这里经过，新圩以北5公里的古岭头是红军前往渡口的必经之地。新圩以北一直到湘江岸边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丘陵连绵，草木丛生，可以建立阻击阵地。为了防止灌阳县城方向的桂军北上切断红军西进通道，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五师从新圩南下，占领马渡桥，将桂军阻挡在新圩以南。

并派出部队沿公路向南面的马渡桥推进，占领公路两边的山头。当日下午，红五师先头部队与桂军侦察连遭遇，红军主动出击，将桂军侦察连击退，并沿公路向南追击至枫树脚附近，因前方的马渡桥已经被桂军占领，便在枫树脚周围的山头构筑工事。李天佑得到报告后，决定将阻击阵地设置在从新圩向南至排埠江村长约8公里的公路两侧山头上，这段防线距灌阳县城7公里，距红军向湘江前进的通道最近点大桥村5公里。红五师的第一道阵地设在枫树脚附近，以公路为界，将部队分成左右两翼，互相配合形成交叉火力。红十五团布置在公路的左侧，即打锣山、水口山、钟山上；红十四团布置在公路的右侧，即月亮包山、判官山上；师指挥所设在距第一道阻击阵地一二里的杨柳井；临时调配的军委“红星”炮兵营，部署在指挥所附近左侧的山地上。

在国民党方面，桂军部署于新圩方向的有7个团，以第15军军长夏威为指挥官，15军44师（王赞斌）为主攻部队，15军45师134团（凌压西）为44师预备队，以第7军24师为15军预备队。时任桂系15军参谋长的蓝香山回忆说，桂系估计中央红军5日可以通过完毕，湘江战役前，白崇禧授意夏威在灌阳召集15军的三个师长黄镇国、王赞斌、韦云淞开会，讨论两个截击方案：第一案，于红军通过第4日夜，15军三个师全部展开，截击红军大尾；第二案，于红军通过第5日夜，截击红军小尾。44师师长王赞斌主张第一案，45师师长主张第二案，43师师长黄镇国未表态。夏威取第一案，打电话请示白崇禧。第7军军长廖磊先接电话，他主张保存实力，防止蒋介石图桂，反对第一案。白崇禧说：“在新圩用一个师打红这后尾就得。”于是，在27日晚以44师莫德宏团在新圩展开，与红军接触。

桂军在占据马渡桥后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便把狮子山、瘦马岐、张家岭一线做为前沿阵地进行布防。桂军与红军的前沿阵地相距约1000米，中间为水田、早地和小村落，双方都可以看到对方的阵地。

28日拂晓时分，桂军44师在炮火掩护下，在机枪、重炮、迫击炮掩护下，向红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红五师沉着应战，以密集火力封锁公路，大量杀伤敌人，“红星”炮兵营也向开炮支援。桂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于下午16时，遂派出一部兵力沿红军左侧的瘦马岐等几个山头迂回红军前沿阵地的钟山、水口山一带。红军腹背受敌，损失很大，前沿阵地有的山头一个排打得只剩下一名战士。红五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当晚，红军后撤至杨柳井两侧的山头平头岭和尖背岭一线，连夜赶筑工事，准备新的战斗。平头岭和尖背岭是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峰，红十五团防守公路左侧的平头岭，红十四团防守公路右侧的尖背岭，两个阵地互为犄角。

29日，桂军第24师及45师134团（团长为凌压西）投入战斗，战斗更加激烈。桂军先是以空军第一队6架飞机低空轰炸、扫射，继而大炮轰击，接着以步兵轮番冲击。到中午时分，桂军正面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进攻，已经把红军坚守的许多山头逼到了绝境。红军与桂军展开了白刃战，反复争夺山头，但终因力量悬殊，红五师伤亡惨重。十四团政治委员负伤；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少将）、政委罗元发（中将）负伤，三名营长中有两名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前沿的几个小山头相继丢失，第二道防线眼看就要被突破。红五师师长李天佑与政委钟赤兵交换了一下意见，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到前线接替白志文指挥红十五团，并电话命令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收缩防线，把团指挥所转移到师指挥所位置。这时桂军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来了，师指挥所准备转移。结果，未等师指挥所转移，李天佑便接到了师参谋长胡震牺牲的消息。李天佑刚刚到达新指挥所位置，又接到了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牺牲的报告。

当时,防守公路右侧尖背岭的是红十四团。桂军出动1000多人从正面进攻尖背岭，被红十四团击退。桂军受挫后，又改为从两侧进攻。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已经腿部中弹受伤，忍着伤痛指挥战斗。黄冕昌判断，左侧有红十五团火力支援，敌人也不易攻上，右侧一些火力调到了正面，是薄弱点，可能会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他命令部队把主要火力立刻调往右侧，左侧只留一个排长带两个班坚守。

不久，桂军果然出动2000多人向尖背岭右侧发起冲击。桂军翻过一个小山坡后，立即遭到红十四团火力封锁，无法前进。但是，狡猾的桂军在强攻右侧的同时，又集结一股力量攻打左侧。左侧情况危急，黄冕昌命令连指导员何诚带队向右侧敌人打了个反冲锋，趁机抽出部分兵力去支援左侧。然而右侧敌人又发起了反攻，红军寡不敌众，被迫退进工事坚守。桂军蜂拥而至，黄冕昌团长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红十四团防守的尖背岭和红十五军团防守的平头岭相继失守。红军交替掩护，且战且退，在板桥铺附近的虎形山构筑数层工事，集中兵力死守。

30日凌晨，红五师接到紧急驰援红四师光华埔阵地的命令，新圩阵地交红六师十八团接防。由于十八团未能及时赶到，红五师被迫继续与桂军苦战。红十五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战斗进行到第3天，部队伤亡更大了。……就在这一天战斗中，师参谋长胡震（这个时间可能有误）也光荣牺牲。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战士们仍坚守着阵地。营长负伤连长主动代理，连长伤亡排长代理，阵地却一直坚如磐石，矗立在敌人面前。”

血战至中午，桂军见拿不下虎形山（虎形包），便以重兵迂回左侧高山，向红军压过来，同时出动多架飞机对虎形包狂轰滥炸。红军拼死抵挡一阵后，被迫撤出阵地，退守新圩附近的楠木山和炮楼山一线。

30日下午15时红十八团赶到新圩，红五师于16时移交防务，迅速赶到界首东南的渠口，与红十三团汇合，从界首过江。

红五师，这个彭德怀的主力师撤下来的时候，师参谋长、十四团团长、副团长及团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牺牲，十五团团长、十五团政委和十四团政委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牺牲。全师战斗之前有三千多人，下来的时候连伤兵也只剩下千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中说：“红十四、十五团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1934年12月2日，军委电台的一份敌情通报中提到：“我三军团第五师此次战役损失甚大，……十三、十四两团，现仅有六百余，十五团尚有四五百人……”。过江以后，红五师缩编为一个团。

据当地老人回忆，在杨柳井附近的红五师阵地，数以百计的红军死在战壕里，因没时间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来，将尸体埋在战壕里。杨柳井居民何小妹回忆说：“战壕沟成了杀人沟，死了的几百红军战士，没有办法掩埋，就直接把土拉下来，把尸体掩埋掉。”

红五师撤离后，新圩方向的阻击任务由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接防。红十八团在新圩接防后，仓促在新圩南面楠木山村附近的炮楼山一带进行布防，其中以两个营扼守楠木山村附近之炮楼山，一个营布防于陈家背。桂军以一部绕过红十八团向北追击，一部留在楠木山村围攻红十八团。红十八团伤亡惨重。为避免部队被桂军吃掉，红十八团炮楼山防守部队被迫后撤，向在陈家背布防的那个营靠拢。桂军紧紧咬住十八团不放，在十八团撤退后迅速占领炮楼山，并一路跟踪追击。红十八团的两个营刚撤到陈家背，桂军便追了过来。战至中午，红十八团一部被分割包围于陈家背，一部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突围而出，边打边撤，向湘江岸边转移，最后被桂军分割包围于全州古岭头一带。红十八团两千多将士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少数战士突破重围，但又在随后的地方民团的围剿中惨遭杀害，只有为数不多的战士隐姓埋名，流落民间。红六师另外两个团（十六、十七团）损失也比较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关于楠木村战斗的惨烈，楠木村1916年出生的易炳宣老人回忆说：“桂军是从马渡河打过来。从村后向红军打来，红军叫我们不要出门，他们就在那边山上（炮楼山）和桂军打了起来。那仗打的啊，子弹从好远的地方都打到我家的楼板上，有的还穿进墙来。……打了两天两夜，枪声慢慢稀了，我看见桂军密密麻麻从炮楼山那边开了过来，也没进村，就往新圩那边追过去了。我是躲在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到的。桂军走了以后，我们村上的人过了两天才敢到那边山上去看，山坡上到处是尸体，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红军啊！太多了，村上的人埋不过来了，只好把尸体推到战壕里，又把土盖上。”

有人讲，中革军委命令红十八团，以一团之力阻挡从灌阳北上的桂军7个团，本身便是一个失误。其实不然，中革军委并没有指望十八团能以一团敌七团，他们只是在红五师已经无力支撑的情况，作为一个应急措施，让十八团暂时抵挡一阵，等候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来接防。

1934年11月29日下午15时，中革军委便电令红三十四师：“三十日晨应接替六师在红树脚（枫树脚）、泡江以北的部队，主力应控制于红树脚，顽强保持上述地域以抗击灌阳之敌”。但实际上，此时新圩红树脚（枫树脚）阵地已经失守，三军团部队已经退到了6里外的板桥铺以北，军委没有命令三十四师到板桥以北接防，致使三十四师孤军深入，被桂军切断了通往江边的一切道路，最后全军覆没。

由于新圩失守，红十八团全军覆没，红三十四师没能按计划接防，从11月30日起，灌阳方向的桂军蜂拥北上，其中桂军44师经新圩西北方向的石塘圩向湘江麻子渡、界首方向追击，24师由文市西侧向北追击，134团留在灌阳县境。与尾随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的先头部队相遇。24师向中央军发起突然袭击，将其先头一部约一个连缴械。周浑元知是桂军有意造成事故，不敢再向西追击红军，率队向北，经全州、黄沙河，向东安、武冈方面前进，前往湘西南继续堵截红军。原来计划由湘南出桂北之黄沙河向全州前进的薛岳部，得到消息后，也折回湖南东安，不再向广西前进。覃联芳24师见中央军不再进入广西,便率部调过头来向西追击红军。中央红军大量未来得及过江的部队，被桂军44师和24师切断、冲散，损失惨重。

其实，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的最惨重损失，并不在三大战场（新圩、光华铺、脚山铺），而是在中央红军后续部队赶往湘江的途中：红一军团少共国际师仅剩2700余人；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被桂军切断，全军覆没，红十六、十七团损失也比较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后缩编为一个独立团；红五军团三十四师被桂军切断，遭到桂军王赞斌44师、韦云淞45师和广西民团的围剿，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率余部二百多人(也有说不足二百人、一百四十余人)，进入湖南，被湖南军阀抓获杀害；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全州两河乡鲁枧村隔壁山一带阻击桂军，损失较大；红八军团被桂军打垮，由长征出发时的10922人锐减至1200人，番号被撤销；红九军团二十二师损失四千余人，基本上全师覆没，军团缩编为三个团。

12月1日，夏威率44师、24师追击红军至湘江，当晚将军部移驻兴安。2日，桂军在桂北编组两个追击队，夏威15军协同桂北区民团联队为第一追击队，廖磊第7军为第二追击队，24师归还第7军建制。夏威将44师（缺132团）留兴安，45师由兴安开往灌阳，一面防止湘军与中央军进入广西，一面与民团配合清剿湘江东岸的溃散红军。夏威本人亲自率领15军43师的三个团（每团缺一个营），以及15军44师的132团，共9个营，以每一个营为纵队，共分9个纵队，向西继续追击红军。

从12月2日起，黄克诚大将回忆说：“我军过界首之后，沿山地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截击……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走了十来天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渡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又说：“桂系军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军，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军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红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往往很容易得手。而我军既不熟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王平将军回忆说：“白崇禧的部队都是本地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常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在山上侧击红军，很难对付。”

夏威的第一追击队给红军以较大伤害。12月5日，夏威部43师偷袭红五军团指挥机关所在地千家寺。红五、八军团仓促应战，边打边撤，向老山界方向转移。在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师有两个团，即三十八团和三十九团，被桂军切断。三十九团改道经水埠塘，三十八团沿河道突围，都顺利归还建制。但是，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千家寺还是遭受了不小的损失。43师129团团长梁津回忆，该团在千家寺俘获红军千余人，整个追击期间，该团共收容红军一千三百余人。127团第1营营长颜僧武回忆，该营在千家寺俘获红军五百人（15军参谋长蓝香山回忆为六百多人），收缴步枪三百多枝，还有许多步枪弹和手榴弹，同时收缴红布白字的红军第十三师旗帜一面。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三万余人，湘军损失七千多人，桂军损失二千人。红军的损失除红一军团脚山铺阻击战(说法不一，,从二千至七千不等)、少共国际师的一部分损失为湘军造成，红五军团一部分损失为中央军造成外，大部分损失为桂军造成。而桂军对红军的伤害又主要来自夏威部。

抗战爆发时，已经改称为第48军的原15军奉命开赴上海参战，部队临行时，夏威被提拔为第8军团军团长，部队则由继任军长韦云淞率领。据说，白崇禧是怕48军到上海后不听夏的命令，而将他留在了广西，当时黄旭初任广西省政府主席，主持民政；夏威任十六集团军司令，主持军事。

1939年日军侵入广西时，时任第16集团军总司令的夏威等到了上阵杀敌的机会。而他却告诫属下的175师师长冯璜：“抗战是相当长期的，不可把u2018本钱u2019一下赌光。”桂军在夏威的指挥下节节抗击日军，有效的拖延了日军的进展速度，更是有利的配合了中央军在昆仑关战役打的胜仗。不过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日军重整旗鼓，在宾阳发起了反攻（桂南会战）。本来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军队措手不及，纷纷败退，夏威的第16集团军也不可避免的属于败军之列。战后，由于要牵制战区司令张发奎，夏威没有受到责难，反被提升为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6集团军总司令，并继续在广西率部与日军相持。

1944年10月的桂柳会战，是夏威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日军对桂林和柳州发起进攻时，夏威为了保存新桂系的实力，主张将主力外调，只留两个新兵师守桂林。结果桂林守军孤军奋战全军覆灭，而夏在知道桂林丢失后又立即命令放弃柳州，使日军顺利占领该地。此役对桂军来说虽然悲壮，但是对于桂军的高级将领来说，实在是难辞其咎。

随着抗战的胜利，夏威又成为胜利受降的既得利益者。他的16集团军总部改组为第8绥靖区，夏威调任第八绥靖区司令，同年冬兼任行政长官公署长官。第八绥靖区司令部设在蚌埠，辖区为皖东北、苏北的三十几个县。当时安徽的省主席是桂系将领李品仙。桂系在抗战时期扎根安徽，将安徽变成了“第二广西”。抗战后，李品仙与夏威，一个在合肥，一个在蚌埠，继续把持安徽军政大权。

桂系将领廖磊和李品仙先后主政安徽。据说廖磊比较得人心，是他打下了桂系在安徽的基础。李品仙主政时间最长，对李、白也很忠心，据说李宗仁的竞选费用便是他从安徽搜刮的。但是李品仙在安徽的残酷搜刮引起了当地民众的不满，加之CC系的攻击，李品仙被迫于1948年下台，省主席一职由夏威兼任。据一些桂系当事人回忆，夏威素无政治经验，无意当省主席，所谓夏威将李品仙逼走的说法，实在是无稽之谈。

1943年夏威在南宁著有《民生主义经济共管制》一书，1946年又作过相关演讲，其要点有：1、土地共管，土地归国家所有；2、工商企业共管，但并不消灭私人资本，只是节制资本；3、一切天然资源，如矿山、森林、湖泊等，应归国有，其中大的由国家投资经营，一般的可以由私人承租集资经营；4、空中、海上、内河、陆路的交通运输，大的概由国家经营，内河轮船、公路汽车，可由地方或私人集资经营；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娱乐等项事业，可由公家举办，也可由私人投资兴办。

夏威任省主席期间根据“民生主义经济共管制”，提出了一套施政纲领，主要有：“三公”、“八有”、“四求”、“四尚”等。所谓三公，就是“土地公有、银行公营、儿童公育”（一说为“公教、公养、公医”）；所谓八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人人有医药、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工做、人人有自由”（一说为“食、衣、住、行、教育、文化、娱乐、医药卫生”）；所谓四求，就是努力革新，求新、求政、求创造、求发展；所谓四尚是关于政风方面的，要求公务人员做到尚实、尚廉、尚公、尚正。夏威上任后，命令怀远县长龙跃在怀远搞新政试点，登记人口、土地、住房、家禽、家畜、各项生产工具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夏威于1949年初调任华中剿总副司令、华中军政公署副长官，所谓“新政”也不了了之。

1946年底，桂系四十六军（整编四十六师）军长韩练成率该军赴山东作战，归济南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指挥。由于是桂系部队，四十六军也与与设在蚌埠的第八绥靖区总部保持电讯联系，该军的进退行动及驻地位置，夏威全部了解。后来却突然电讯中断，彼此失去了联络，夏威心急如焚，知情有异，但也无可奈何。又过了几天，收听中共广播，才知道四十六军已经在山东莱芜地区被包围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中，衡宝战役前，桂系军队最为重大的一次损失。

194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率野战军主力(通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长江中游重镇武汉。

刘邓大军进大别山之初，夏威便率第八绥靖区部队围攻刘邓大军。1947年11月，国民党成立 “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兼指挥所主任，集中第五绥区、第八绥区部队、张淦第三兵团、张镇首都卫戍司令部、空军第四军区驻汉口空军、江防舰队等部队，约二十余万人，围攻大别山。其中，进攻大别山的主攻部队为夏威第八绥靖区部队、张淦第三兵团。

夏威第八绥靖区指挥的部队包括，整编四十八师（张光玮）、整编四十六师（谭何易）、整编二十五师（黄伯韬，暂归第八绥靖区指挥）。整编四十八师、整编四十六师是桂系部队，装备一般，每个师约二万三千人。整编四十八师老兵多，战斗力强。整编四十六师新兵多，战斗力稍弱。整编二十五师为中央部队，全师约三万人，装备好，战斗力强。

白崇禧对大别山的进攻部署是：（1）第三兵团张淦部第七军由黄梅经英山、罗田向立煌（今金寨县）方向推进（2）第三兵团张淦部整编二十八师由麻城向黄安方向攻击前进。（3）夏威部整编二十五师（附青年军第二0二师第二旅）以一个旅进至岳西，策应整编四十八师进攻立煌，其余控置于桐城、潜山为战略预备队。（4）夏威部整编四十八师由六安南部之毛坦厂直接攻占霍山，然后经诸佛庵向立煌推进。（5）夏威整编四十六师以一个旅向叶家集攻击，一个旅控制于六安、合肥等地，担任后方交通线的确保。

进攻过程中，张淦部第七军除在漫水河附近遭到解放军小部队抵抗外，未遇有组织抵抗，该军后转至鄂东滕家堡垒、麻城一带。夏威部整编二十五师在衙前镇（今岳西）遇到有组织抵抗，激战一昼夜，后解放军向太子庙方向撤退，该师占领衙前镇后未再前进。夏威部整编四十八师由毛坦厂向霍山进攻过程中，遇解放军有力抵抗，战斗激烈。该师所属一七六旅猛烈进攻，解放军撤至霍山县城，有固守模样。该师继续进攻，经两天多的战斗，始占领霍山县城，解放军向诸佛庵方向撤退。该师进占立煌时，解放军已主动撤出。四十八师向河南商城方向追击，在商城以西之沙窝、白雀园两处与解放军掩护部队遭遇，发生激战，后解放军主动转移，战斗遂告结束。

白崇禧号称“小诸葛”，自诩对付解放军很有“经验”，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对大别山的解放军采取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的所谓“总体战”。他先集中兵力攻占大别山东部核心地带，将刘邓大军击散，然后分区“清剿”；积极修复公路，架设通信网，择定战略要点构筑工事，分派兵力固守；实行保甲连坐制，“筑寨并村”，隔断刘邓大军同大别山人民的联系；利用地主、恶霸、特务，在国民党军所占之处，“恢复地方行政，组织及实施民众组训”，配合军队“进剿”。这些措施给刘邓大军很大伤害。因为很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刘邓大军陷于无后方作战之中，得不到群众支持、后勤补给困难、招兵难、逃亡多、病亡多、伤兵死亡率高，以致不得不从老根据地抽调整个纵队带装备人员进山支援。

大别山斗争之艰苦，有一位老同志回忆说：“我是红四方面军的，让张国焘整得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又编到西路军翻过祁连山，闯过大戈壁，什么苦没吃过？咱红军、八路军就是苦出来的。可进了大别山，我觉得那日子比长征还苦，苦上几倍。”

为调动敌军，缓解大别山压力，刘邓派刚刚抵达大别山的第10、12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连同已经建立的皖西、鄂豫军区，扩大解放军军势力范围。之后，又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后指”率第1纵队北渡淮河，合同陈粟、陈谢牵制敌人，开辟中原战场；“前指”则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可是，白崇禧不为所动，仍集中主要兵力于大别山区，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网罗地主恶霸，发展特务组织，恢复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网”、“公路网”，配合正规部队，摧毁共产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实行“三光”、“移民”、“并村”政策，掠夺粮食，捕杀共产党干部，制造无人区。

留在大别山的三个纵队被迫采取分散活动方式，活动范围仅限于大别山的边缘地带，其中第2纵队在淮河南北转战，第3纵队在皖西一带游击，第6纵队则在大别山南麓活动。大别山中心地带全部为敌所占，解放军攻占的县城和大的市镇全部丢失。敌人所到之处，立即恢复其反动统治，我地方政权被迫转入地下。到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部队全部转出大别山，根据地全部变成了游击区。

刘邓大军从1947年8月进人大别山，到1948年3月转出大别山，在大别山艰苦转战7个月之久。关于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斗争是胜利还是失败，存在着争论。不过，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处境艰难，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刘邓大军主力（1、2、3、6纵队）自根据地渡黄河时为12.4万人，鲁西南伤亡1万左右，但歼敌5.6万。加上鲁西南部分俘虏，减去南下途中牺牲掉队等损失，到达大别山时不少于11.5万人。而最后在临泉寨会师时，4个主力纵队（1、2、3、6纵队）只剩下5.6万人。当然，还有部分部队作为地方化的部队留在了大别山，但这些部队主要是后来的12纵队和其他各纵分出的部队，合计2万多，3万不到一点(也有说一万多人)。

关于刘邓大军的损失，有专家经研究，认为在7万人以上：原始主力11.5万，加12纵1.2万，加后来补充兵员约3万，这样总共进大别山的兵员为15.7万人。减去剩下的8.6万（留在大别山的部队以3万人计），刘邓大军在1947年8月到1948年2月总计损失了7.1万人。如果把南下路上和10纵柳林的损失计算进去，则损失则在8.6万人以上。这个减员数甚至超过了辽沈战役东野全军的伤亡。

在跃进大别山之前，刘邓所率晋冀鲁豫军区总兵力42万，其中野战军28万，有10个纵队和一个军，还有一个炮兵旅。可是，从大别山出来后，中原野战军却降为不足15万人。所以出现这种状况，除刘邓野战军有两个纵队（第10、12纵队）和一个军（38军）转为地方武装外，转战大别山过程中的严重减员是主要原因。而与此同时，这与刘邓大军的数量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跃进大别山之前，刘邓指挥以1、2、3、6纵队为核心的野战军，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等七大战役的胜利 “七战七捷”，每战都打成歼灭战。后来又发动豫北攻势、鲁西南战役，“九战九捷”，使国民党军队损失30个旅、近30万人。有评论认为，跃进大别山之前，刘邓大军的战斗力一点都不比东北、华东的部队差，甚至更强。但是从大别山出来后，中原野战军的战斗力明显不及东北和华东部队。

这一时期，中原野战军除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外，转战大别山的几个主力纵队均表现出野战能力较弱。淮海战役时，粟裕决定，消灭黄维兵团的全部缴获，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后，又决定华野每个纵队抽调6000俘虏兵补充中野。这样中野才恢复元气，渡江战役前重新恢复到28万人。

刘邓在大别山搞了一段土改，应该算失败了，直到淮海战役时，大别山地区的政权建设也不算成功。在全国解放后，大别山还有十几个县城被土匪盘踞，是我国北方最大的一股。

1949年9月28日，白崇禧在衡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局势。会上，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主张反攻长沙与解放军决战，这个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其中又以夏威反对最为激烈。夏威主张退回广西部署作战。白崇禧迟疑不决，宣布暂时在衡宝、衡耒之线采取守势，静观解放军的行动，再作下一步决定。结果，在衡宝战役中桂军遭到致命打击，主力第七军四个师中有三个被歼，四十八军一七六师遭到歼灭。关于衡宝战役，四十八军军长张鸿文回忆说：“白、夏二人的意见本是不一致的，但夏威不过是白崇禧的副长官，他无法，也无力改变白的决定。”回到广西后，夏威表露出极大不满地对张文鸿说：“如果当时按照我的计划，就不致有衡宝战役，也不致遭到如此巨大的损失。”

三大战役后，解放战争胜负已分，之后解放军摧枯拉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小小的桂系想要阻挡解放军最精锐的第四野战军，无疑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因此，夏威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形势，恐怕白崇禧不是不清楚，而是“小诸葛”的自负与自尊让他于心不甘，总幻想着要再挣扎一下。另外，他还幻想能得到美国的援助，进行反攻。他告诉将领，魏德迈说，可以提供四十个师的美式装备，他打算十五个师的装备给马家军，其余装备华中部队，过早撤退会影响美援的接收。可事实证明，所谓的“美援”，只存在于幻想之中。

回到广西后，夏威又极力主张退往海南岛。白崇禧其实也作好了退往海南、越南、云南三种准备。但是，白崇禧的自负与自尊，再一次让他并不甘心恢溜溜地离开大陆，他仍然幻想着再与四野决一雌雄。白崇禧的不甘是有事实证据的：他一面重整桂系军队，一面让李品仙成立桂林绥靖公署，做“总体战”准备，组建军队、保安团、游击支队，在广西全省范围内征兵、征粮、征税、修路、“剿匪”、空室清野、公开烟赌、一甲一兵一枪、清查户口、限田减租……为了方便李品仙实施其“总体战”的计划，白崇禧甚至不惜让黄旭初让省政府主席一职。这完全不像急于离开广西的样子。所以，桂军的广西境内的停留，决不仅仅是因为要与粤军协商退往海南岛事宜等客观原因所致，白崇禧的过分自信以及决战幻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与白崇禧的过度自信相比，夏威的主张更要切合实际，但在白崇禧的眼里，夏威的表现则是过于消极悲观了，以致他到了台湾后，在回忆录中仍然批评夏威在最后关头“沉不住气”。白崇禧本人倒是能“沉得住气”，但他“沉和住气”的结果却是桂军在广西的迅速瓦解、溃散和覆灭，进一步的结果就是加速了海南岛的解放。

夏威与桂系参谋长叶琪是亲戚。夏威兄夏理孚，弟夏国璋。夏国璋抗战时任桂系48军174师副师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于1937年11月21日阵亡，被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987年广西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厅批准夏国璋为革命烈士。

夏威妻刘光贤，有子夏宗政（排行11又名宗国，住址不详）。夏威二妻鸿任，未记载有生育。继妻陈明厚生有子夏宗彻（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电子系教授）、夏宗烈（曾任加拿大某航空公司经理）、夏宗轲（已故）、夏宗耀（已故）、女夏敏葵（1973年于香港病故）、夏捷葵、夏幸葵。夏威子女大多定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