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宗彦

曾宗彦是支持戊戌变法的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会试后复试阅卷大臣、本科教习庶吉士）的门生，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有亲戚之谊（林旭是曾宗彦第三子曾毓煦的内侄），思想和行动上属于维新派。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1898年1月31日），林旭和张亨嘉主持筹办的维新组织“闽学会”，在北京福建会馆正式成立，曾宗彦积极参与，成为骨干之一。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1898年5月25日），甫任江南道监察御史的曾宗彦，在“百日维新”即将来临前，上奏光绪皇帝，递上《时艰孔迫宜用洋操克期练陆军折》，主张精练陆军，以新法来操练。他在奏折中指出：自从去年胶州事件以来，朝廷几次下谕旨到各省，要求各封疆大吏提出裕饷强兵的方案，可是有的至今未核奏，即使有核奏的也无切实办法，况且各疆臣意见不一。因此，他建议：“为今日计，莫若先尽各省已有之饷，练各省洋操之兵，但求其精，不患其少。”他还附上精练陆军的详细办法清单。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在曾宗彦上奏那天，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曾宗彦封奏，练洋队，谓宜遣大员巡行督率，否则无办期；片，六条，即此事，甚简当，交户、兵二部妥速议奏。”此折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次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着户部、兵部妥速议奏。同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标志着百日维新的开始。五月初一日（6月19日），光绪皇帝谕命军队改习洋操。先是，曾宗彦奏请整顿军队，各省陆军一律改习洋操，尤以东三省为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署直隶总督荣禄等会奏，大体赞同。故有此谕。谕称：“今日时势，练兵为第一大政，练洋操尤为操兵第一要着，惟须选教习以勤训课，核饷力以筹军实。”到了百日维新第29天的五月二十一日（7月9日），光绪皇帝据军机大臣世铎等上《遵议精练陆军并神机营改用新法操演，又京营、绿营参用西法折》下谕。此次兵制改革，包括八旗在内，所以梁启超称之为“命一国皆改兵制”。其最先源于曾宗彦的上奏建议，因此，有人评论曾宗彦是“戊戌变法的导火索”，也有人说他是“近代中国的陆军之父”。

此外，在百日维新期间，曾宗彦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1898年6月20日），递上《铁路将兴，洋货愈畅，漏卮愈大，急宜振兴农工二务以筹抵制而收利权折》。并随折递上附片：《急宜于各学堂精选学生赴欧美精习矿学，并南北洋宜设立矿务学堂片》。是日，光绪皇帝即又下谕，命总署议奏农工二务暨南北洋设立矿务学堂事宜，并从总署一面拣派学生往日本矿务学堂学习，一面就现有学堂酌增矿学一门之议。同年五月十六日（7月4日），总理衙门《议复曾宗彦奏振兴农工二务折内农学会一节》。曾宗彦的上述建议，为光绪皇帝采纳，成为百日变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宗彦没给我们留下他的遗像。幸亏其同乡、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何刚德（1854-1936）在所著的《话梦集》中提到了挚友曾宗彦的形象特征：“公气度秀逸，诗尤戛戛独造。”曾宗彦居京时，常与同乡在福州会馆新馆榕荫堂雅集赋诗。其诗文皆以“精”字取胜。曾宗彦说：“我以不消说者不说胜，故以少许胜人多许也。”

痴心不改潜心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惨遭杀害。曾宗彦怀着悲愤的心情，告假还乡，暂时离开了与维新派志士们共同奋斗过的北京城。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899-1901年）间，他以在籍翰林出身的侍御身份，出任了福州一中前身“凤池书院”第13任山长。

在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侵略者退出北京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曾宗彦入京被简任为贵州思南府知府（后调任兴义府）。在政坛上，他虽因参与变法而遭受排挤，在知府任内仍坚持潜心于新政，但在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统治下，却已无能为力。后返故里颐养天年，卒于民国元年（1912年）。

曾宗彦与妻子宋恭人合葬于福州市仓山区洪塘曾家山，墓碑上直书“清御史幼沧曾公寿域”九字。此墓已毁于1974年，曾出土朝珠一串。曾宗彦的生前愿望是安葬在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

曾宗彦的一生，闪光点是：没白当御史这个言官，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此，人民也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