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莱·索因卡

        在五十年代末，他首次创作一些短剧、诗歌、歌曲就在这里上演或发表。一九六0年，沃莱·索因卡作为一位戏剧研究人员回到尼日利亚。在国内旅游，研究尼日利亚民间文艺，把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开创了用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戏剧，并很快就以一个具有非凡才华的剧作家、演员和导演脱颖而出。在一九六一年，他帮助创办了尼日利亚作家和艺术家团体姆巴里俱乐部，对尼日利亚文学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七年，沃莱·索因卡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被投进监狱，直到一九七0年才获释。获释后，他就去欧洲和加纳，流亡了六年。一九七六年，他回到了尼日利亚，在伊费大学执教。作为剑桥大学和谢菲尔德大学的英语客座教授，他还定期前往欧洲。同时，他还是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总的说来，沃莱·索因卡的创作是联系非洲和尼日利亚的现实的。他自己说，他的“永久信仰是人的自由”，他也本着这个一贯的主张而从事创作活动的。正由于此，使他成为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沃尔·索因卡于一九三四年生于尼日利亚，他用英语写作，主要作为一名戏剧家而为世所推重。他的多方面的生动文学作品还包括一些重要的诗集和小说，一部有趣的自传和大量的文章和随笔。他曾是位非常活跃的戏剧界人士，现在依然如此，并且曾在英国和尼日利亚演出过他自己的戏剧。他自己也亲自登台演出，并且精力充沛地参加戏剧界的论争和戏剧方针的探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他因为反对暴力和恐怖而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一九六七年他被粗暴地非法关押，两年多以后被释放——这是一个强烈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文学事业的经历。

索因卡描述过他在非洲一个小乡村的儿童时代。他的父亲是一位教师，他的母亲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都是基督教徒。但是在上一代中有一些巫医和坚信幽灵、魔力和任何非基督教事物的仪式的其他人，我们遇见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树妖、幽灵、术士和非洲的原始传统都是活跃的现实。我们还面对着一个更复杂的神话世界，它植根于一种源远流长的口头流传的非洲文化。对儿童时期的这个叙述也就给索因卡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背景——与丰富而又复杂的非洲传统的一种亲身经验的密切联系。

索因卡很早就以剧作家闻名于世。他探索这种艺术形式是意想之中的，因为它与非洲的素材和非洲语言形式以及笑剧创作联系紧密。他的戏剧频繁而又驾轻就熟地使用许多属于舞台艺术而又真正植根于非洲文化的手法——舞蹈、典礼、假面戏、哑剧、节奏和音乐、慷慨激昂的演说、戏中戏，等等。与他的后期剧作相比，他的早期剧作轻松愉快、情趣盎然——恶作剧、冷嘲热讽的场景、伴有生动诙谐对话的日常生活的画面，等等，往往以一种又悲又喜的或怪诞的生活感觉作为基调。在这些早期戏剧中值得一提的是《森林舞蹈》— 一种非洲的《仲夏夜之梦》，有树精、鬼魂、幽灵、神或半神半人。它描写创造和牺牲，神或英雄奥根就是这些业绩的一位完成者。这位奥根有像普罗米修斯的外貌——一个意志坚强且又擅长艺术的半神半人，但又精于战术和战斗，是一个兼有创造和破坏的双重人物的形象。索因卡经常涉及这个人物形象。

索因卡的戏剧深深植根于非洲世界和非洲文化之中，他也是一个阅读范围广泛、无疑是博学的作家和剧作家。他通晓西方文学，从希腊悲剧到贝克特和布莱希特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诗人。在戏剧的范围以外，他还精通伟大的欧洲文学。例如，像詹姆斯·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就在他的小说中留下了痕迹。索因卡是一位写作时非常谨慎的作家，特别是在他的小说和诗歌中他能写得像先锋派一样深奥微妙。

在战争期间，在他蹲监狱和其后的时间里，他的写作呈现了一种更为悲剧的性质。精神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冲突显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险恶。那对善与恶的记录，对破坏力和建设力的记录，也越来越含糊不清，他的戏剧变得含义模棱两可，他的戏剧以讽喻或讽刺的形式，采用了道德、社会、政治等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神话式的戏剧创作。对话尖锐深刻，人物变得更富有性格，经常夸大到滑稽的程度，而且需要有个结局——戏剧的气氛热烈起来了。其活力也绝非少于早期作品——正相反：那种讽刺、幽默、怪诞的和喜剧性的成分，以及神话般的寓言制作，都栩栩如生地活了起来。索因卡对非洲的神话素材和欧洲的文学训练的使用是非常独立的。他说，他把神话用作他的创作的“艺术母体”。因而这也就不是一个民间传统的再现的问题，不是一种异国情调的再现的问题，而是一个独立的、合作的工作。神话、传统和仪式结合成一体，成为他的创作的营养，而不是一种化装舞会上穿的服装。他把他的广泛涉猎和文学意识称为一种“有选择的折中主义”——那就是，有目的的独立的选择。在后期剧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死神与国王的马夫》——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真正令人信服的作品，许多思想和意义充满其中，有诗意、讽刺、惊奇、残酷、贪欲。表面上它写的是在西方道德和习俗与非洲文化和传统之间的冲突。它的主题围绕着一个典礼的或祭礼的人的献祭而展开。这部戏剧极其深刻地探究了人的状况和神的状况，因而不可简单化地看做是给我们讲述不同文明之间的不和。索因卡自己宁愿把它看成是一部描写命运的神秘剧、宗教剧。它涉及了人的自我的状况及自我的实现，生与死的神话式的契约，以及未来的前景。

自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沃尔·索因卡最突出、最重大的成就在于戏剧方面。它们当然是创造出来以便在舞台上演出的，以舞蹈、音乐、假面剧和笑剧作为基本的构成成分。但是他的戏剧也可以作为来自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的经历和想像力的重要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学作品来阅读——这些文学作品植根在一种综合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又拥有大量栩栩如生、给艺术带来灵感的。

亲爱的索因卡先生：

在您的多才多艺的作品中，您得以将一种非常丰富的遗产综合起来，这遗产来自您的祖国，来自古老的神话和悠久的传统，以及欧洲文化的文学遗产和传统。在您这样获得的伟大成就中，还有一种第三个构成成分，一个最为重要的构成成分——您作为一位富有感人的创造力的真正的艺术家，一位语言大师，您作为一位戏剧家和诗歌、散文作家所承担的义务，那是对今人和古人的普遍而又意味深长的问题所承担的义务。我荣幸地向您转达瑞典学院的热烈祝贺，并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沃莱·索因卡是一位笔力雄劲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瑞典文学院称他是“英语剧作家中最富有诗意的剧作家之一”，是一位“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的作家。瑞典文学院在总结沃莱·索因卡的文学成就时说：“在语言的应用上，沃莱·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并把这些充分运用于机智的对话、讽刺和怪诞的描述、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活力的散文之中。它的作品洋溢着勃勃生气，促人奋进。沃莱·索因卡的作品尽管纷繁复杂，然却条理清楚，强劲有力。”因此，沃莱．索因卡多年来，一直是非洲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中强有力的竞争者。

  1、  《沼泽地的居民》 （1958），从侧面表现了殖民统治时期尼日利亚城市的畸形发展，农村的凋敝，农村居民在城市资本主义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的困苦处境。

2、 《裘罗教士的考验》 （1960年），是一出讽刺喜剧，剧本以小见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3、 《雄狮和宝石》 （1959年），也是一出喜剧，写的是大约发生在本世纪初尼日利亚一个农村的故事，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希迪引起许多男人的追求，而主要的角逐者则是一个小学青年教师和一个年过花甲、妻妾盈室的老村长。

一九六0年以后，沃莱·索因卡的创作进入新的时期。如果说他前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情节单纯、风格明朗的话，那么，他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讽刺变得辛辣，风格较为低沉，特别是表现手法趋向隐晦和荒诞。这个时期的主要产品有：

1、 《森林之舞》 （1960年），是为尼日利亚独立日而写的。在这部作品中，上述的新的倾向还不明显。

2、 《强种》 （1964年），鞭笞某一个非洲城镇以利己主义思想为根源、不人道的宗教迷信习俗。

3、 《孔其的收获》 （1965年），不指明地讽刺一个非洲国家中小独裁者的专制、残暴，主题思想都是明白易懂的。

上述两部作品荒诞的倾向就显得非常突出，以至有不少西方评论家拿他和西方荒诞派喜剧代表作家贝凯特类比，把他看成荒诞派。但是，他的作品虽然剧情怪诞，有时甚至连非洲观众和文学界都觉得费解，但这些怪诞和混乱的场面都是对当时尼日利亚与非洲社会和政治的曲折反映。

沃莱·索因卡的比较新的两部剧作事实《死亡和国王的马弁》和《未来学家的安魂曲》。他写的小说有两部，一部是《译员》（1965年），另一部是《反常的季节》（1973年）。

　　1934年，索因卡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的一个小城。由于父亲是教会学校的校长，他受到了西方和非洲传统文化的双重教育。20岁时，索因卡获奖学金赴英国利兹大学攻读文学戏剧。毕业后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任剧本编审。从那时起，索因卡就开始专场朗诵反种族歧视的诗歌，并上演由他创作的反映尼日利亚在殖民统治下凋敝情景的戏剧，为生活在苦难中的家乡父老获取自由而奔走相告。1960年，尼日利亚宣布独立。索因卡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回到尼日利亚，创建国家剧院，并在庆祝尼日利亚独立时，创作了<<森林之舞>>等四部戏剧，震动了世界剧坛。

　　然而，独立后尼日利亚人民并没有获得他们盼望的一切，相反，军人独裁者发动内战。为此，索因卡抛下他的诗歌和戏剧，挺身而出制止内战，结果被军政府逮捕入狱。在两年的铁窗生活中，索因卡把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写在卫生纸上。作品《疯子与专家》以及《死人：狱中杂记》都是来自于当时的点滴记录。1969年，索因卡流亡欧洲。但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索因卡都一直关注非洲尖锐的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写了不少时事讽刺剧，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

　　沃尔·索因卡：“职业危险，职业冒险。作为作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我想或许我是有免疫力的，我所做的事都是必须做的。无论是乐观、焦虑还是悲伤，人都必须表达出来，作家就必须如此。”

　　1986年，索因卡因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富有诗情画意的遐想影响了当代戏剧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沃尔·索因卡：“获得诺贝尔奖我很吃惊，我想在世界文坛有那么多宠儿，我显然不在他们之中。诺贝尔奖怎么也轮不到我。”

　　上世纪九十年代，索因卡定居美国。1995年，尼日利亚军政府判处索因卡的同行、剧作家肯·萨罗·维瓦死刑。为此，索因卡悲愤地写下了<<一个大陆揭开的伤口>>，以萨罗·维瓦一案为典型，揭发并抨击了尼日利亚军人统治的非人道和人权状况的日益恶化。索因卡本人也因此被尼日利亚军政府缺席判处死刑。

　　虽然已经年近70，但是索因卡仍然固守着他的人生信条，那就是保留对非洲传统的热忱，不断吸取其它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人类自由而献身！(央视国际／奚彧)（来源：央视国际）

老虎索因卡

－－【美】纳丁·戈迪默

　　在我看来，沃·索因卡的眼光和生活介于他自己这两句话之间：一只老虎不需要宣布他的老虎特质。这人死了。

　　第一句很生动，既有诗人的风趣又有一个本身是青年译员的人的耐性，很好地阐述了黑人特质的概念，该概念被让-保罗·萨特以一个法国哲学家保持一定距离的分析界定为“辩证发展的低潮。对白人优越性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评估是其主题；黑人特质作为反武断价值的角色是消极的舞台。但是这个消极的舞台难以满足使用它的黑人，而他们也很清楚这点。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在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实现人类的综合体或整体。黑人持质注定要自我毁灭；它是道路而不是目标，是手段不是目的。”

　　第二句话来自索因卡为他记述坐牢经验的作品所起的标题；来自对审问他另一名犯人在哪里时所作的大胆回答。此人已死：该案件最后一句话。完了。但对索因卡来说这是开头第一句。他永不会为了个人安全或心灵平静而满足于踩过那尸体，让它躺着吧。在他的书中和生命中他；直在追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自己身上的索命者。他揭示的东西是活生生的。

　　这位老虎作家赶在理论家之前抛弃黑人天性，他是一位老于世故者，他不受欧洲文学的技巧和技术的约束被某些人视为很矛盾。我曾听见他遭到黑人抨击，指他太艰涩，一般黑人读不懂；你要知道，在非洲，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很麻烦的冲突，既真诚地决心要把文学那种敞开心扉的快乐给予千百万必须把这些东西视为精英的特权的人，但又深知如果你要求作家限制思想的复杂性、缩减词汇量、把引经据典的标准修剪至假设大家可以接触到的普通尺度，那你就是在阻止和消除那种文学，最终剥夺那千百万人阅读的权利。

　　当索因卡在他一部小说中把一名美人看成一幅莫迪里阿尼作品，把她比拟为他所知道的画作时，谁可否认他在某个尼日利亚村子、在哈拉雷、在内罗毕或索韦托的读者就不会感到好奇，想发现该幅面作是什么样子，从而到图书馆里找出那些长颈女士画像的复制品来看看?难道降低复杂性、词汇量、引经据典本身不也是维持精英的一种形式吗？我想到自己还是一个年轻的非洲(虽说是白人)读者的时候，我家并没有很多书。我总是要借助当地图书馆的入门书来理解那些文字的上下文意义；也许不能不接受这点，即漫画书读者和迪克·弗兰西斯（南非流行小说家）的白人祟拜者不会去读索因卡的小说和诗。

　　当然，他的戏剧是另一个故事。或者说，是在一种媒介中讲同广个故事(事实上每一个作家都是在讲—个由他或她的一系列作品构成的长篇故事)，这媒介中理解绝不是仅仅依赖文字。在这里，通过聚集着著名诸神的万神殿(对他自己的尼日利亚人来说是著名的，然而又通过各地人类为了解释生命的恐惧和神秘而投入在神抵身上的神话力量而与其它民族的诸神联系起来)索因卡找到的也许不只是一种多重语言——文字、身体运动、音乐——意念通过它们而获得广泛的理解。他也更接近卢西恩·戈德曼认为是伟大创作明显标志的、“集体意识译员”这一职责。在“写给”人民，寻找想象的力量去抓取他们的根——什么是他们知道的，是什么形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实践的哲学——与结合当前的戏剧性事件使这些东西凸显出来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在南非，索因卡的戏剧无疑影响了黑人剧作家把神话学(包括现已成为神话的抵抗白人统治的历史人物)融汇在过着他们自己的当代生活的人民的普遍模式里。贯穿于索因卡小说中的话神也是现在的，无论是作为不揭的“本我”还是先验的“超我”，他在这里赋予非洲文学一种在其它文学中几乎已经丧失的元素：现在其它小说哪里有诸神、上帝、圣三一、耶和华、穆罕默德等等?也许除了伊萨克·巴舍维斯·辛格——他的神与其说是诸神不如说是精灵，上帝保佑，他自己并不是耶和华——和萨尔曼·拉什迪与穆罕默德的悲剧例子之外，诸神及其追随者均不是小说人物表的一部分。索因卡通过艺术而不是教诲来证明，非洲心灵中被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哲学掩盖的东西既不必在非洲不可逆转地要介入的现代世界中被抛弃，也不必最终返回部落主义，而是可以与现代意识接合的(成为其一部分)，一如现代意识吸纳各种思想体系及其化身。奥冈的创世神话应放置在人类思想的世界体系中。索因卡那些受西式教育的男人和女人内心包含这些神，就像西方非非洲人的思维包含着索福克勒斯、基督、笛卡尔等人。唯一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非非洲人不具备非洲思想的偶像，而像索因卡这样的非洲人则抓住机会吸收西方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偶像。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这种情况存在着一种反讽，即黑人知识分子侵吞白人的文化，而白人——即使是那些生活在非洲的白人——则没有抓住机会侵吞黑人的文化。他们宁愿把它贬低、降级成人类学，或者充其量屈尊地把它视为现代生活中一种奇特的时代错误。索因卡小说中的想象力量已经使非洲文化的要素达到西方文化的水平，因为他的小说是以一种精密的模式构思的，处于某种白人所熟悉的知识水平上，从而为白人所知晓。

　　这可以说是一种教导，也可以说是一种礼物。索因卡有能力赠送这种礼物，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者；在他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不管是指向英国、内战军阀或可可联合企业集团，他的散文都是充满成熟、高压的感情的，并且对无论是以赤裸裸的说教还是以工于心计的方式呈现的各种苍白无力的反应泰然处之。这是布莱克式的老虎，燃烧的双眼穿透带偏见的冷漠之夜；毋须以任何其它方式宣布他的存在。萨持错了。白人优越论者再也不敢太肯定他们的“优越”。我从南非说起……黑人特质并没有自我毁灭；它首先转化为“黑人意识”，这是很有用的政治武器；接着转化为极端政治教派，例如APLA(泛非洲主义大会的武装组织)。我强调，这种组合有别于其它解放斗争的军队，例如非洲国民大会的Umkhonto we Sizwe，理由是前者并不承认斗争会来到这样一个阶段，即它会在某种政治气候中以谈判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政治气候中斗争本身已经建立，得首先考虑被压迫者的需要。对于黑人作家来说，黑人特质在他们花很大力气争来的世界意识的标准中已变成对于非洲价值的接受。至于变为“人类的综合体……在一个不分种族的社会”，在南非——索因卡已说过了，在南非社会，压制的经验一直是最严峻的——至少这个理想是围绕着“非国大”的主要解放联盟设想在新的宪法中会有的东西。在转变的非洲的整个经验中，索因卡对非洲作家同行意味着什么?我们在非洲总是忘不了用我们自己来衡量我们自己：我们创造的文学在如仍发展、它朝什么方向走、它的绝境和进步、我的——从戈德曼的名言跳到卢卡奇的——以任何尺度和以我们非洲大陆的不同方式和不同国家来看是不是正在成功地抓住这些地方和环境的“整个生命”了。它在处理这些有争论的主题时并不总是孤单的——说有争论是就谁制造规则和法例而言，例如殖民大国和它们在后殖民权力中的各种化身，或如黑人独立政府和它仍在政变相反政变中的各种化身。索因卡就像他那位伟大的同代人钦诺·阿切贝一样，在他的小说中既挑战尼日利亚的殖民压迫又挑战黑人领导权的压迫，后者联合腐败的地方势力进行的后殖民剥削往往把自由变成一纸空言。先是英国人，然后是黑人独裁者或军事暴君：回想起来，前者是一个比后者更容易的目标，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共同的敌人在各种抵抗力量中制造了一种或多或少的一致忠诚。白人政权也许可以把作家送进监狱，但他获得在外面等待他的整个国家的支持。随着尼日利亚独立后内战的毁灭性事件(该事件正以悲剧性的重复在我们的大陆被盲目效仿)，作家因其笔下人物揭露引发内战的政权的腐败和残暴而在他那个社会里成为他自己的人民中间的敌人——遭到政权和那些政权支持者的痛斥和追捕。索因卡说话不转弯抹角。他毫不畏惧地将“丑角的公开表演”说成是“政客的特权”，并把其中一个——仅举一个例子——说成是“自称的法西斯主义者和走狗”。他公开谴责那场战争并寻求国外加入谴责。但是一如我们知道的，他走得比说话还远。他试图阻止那场战争。他真正地身体力行，进行实际干预，试图接管广播站。我们非洲有很多作家把实际行动做得跟写作一样好，但索因卡是最好和最出色的例子，树立作家达到时代的要求榜样，超乎一般人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多年后，在道德力量朝着它要去的方向逆转的洪流中，像瓦切拉夫，哈维尔这样的人可能受到这个榜样的启发，抛下写了一半的戏剧和诗歌，投身于解放运动。)

　　在他因其行动而坐牢期间，这只老虎拒绝在笼子里无力地踱步。索因卡继续写作，他把无法写下来的有关他自己和其它犯人的经验贮藏在记忆中，画在厕纸上：他出狱后便编纂和出版了非洲有史以来和就我所知现代世界迄今写下的最完整的监狱文学作品。说它完整(就这个词的充分意义而言)，不仅因为在我们大陆这部至今仍在继续编纂、其恐怖事件枯燥无味地刊登于联合国观察员报告中的堪称《亡灵书》的篇章里，那些事实、名字是用一种精密观察和勇敢记忆的权威性记录下来的，还因为它包含一颗美好心灵在不可言喻的监禁中仍然以绝对的明晰风格写下的辉煌省思。《这人死了》就其真实和陌生意义而言，是艺术战胜所有平庸势力的楷模。我们倾向于忘记这些势力也包括仇恨和残暴。索因卡写下了他自己的传记。我们在赞颂他迄今奇妙的作品和生活时。不可企图给他的内心故事划上休止符；只可提供若干适度的脚注；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三根白发！这林下植物的纤微入侵者／解释时间。我观看它们，一绺铁丝，额悠悠绕着／在一面放大镜下，乳白细线的征兆。”上一次我见到他(洛杉矶，两三年前)那征兆已应验；那个令人难忘的头已有许多白发，它们曾被他稀为“蓬乱的地狱烟柱，黑色雷块。”如果这只者虎表皮正在变样；他本人却没有变，除了就他与同样的精力对我的大陆的新要求作出反应这一意义而言。他从来不放过非洲作家——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总是不断在评估哪里需要他们的能力和意志去抗拒(一如他在1967年所表达的，但那对他的第六十年确实仍然有用)，让“正直屈从于盘石般的的时代压力”。他从未做过从非洲消失跑进伴随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世界文学的庇护所这种事，尽管无数邀请他出席的非洲文学会议他通常都没去……而我得承认，我不赞成这种失约的态度现已变成一种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也处于跟他相同的处境，桂冠资来的需求远远超出时间的供应！

　　在自由缺席的地方，政治即是命运。（引自欧文·豪）自由在非洲仍是缺席的：被劫持在腐败政府的剥削、新殖民主义、内战的苦难和经济混乱的手中。而命运——无论历史以任何形式构造它——自讲故事者开始根据人类生活来记录时间、发明叙述的艺术以来就一直是他们的题材。对社会状况持冷漠态度的地点被称为“象牙塔”不是没有意义的。难道象牙不是被偷猎的象的长牙、不是剥削非洲一种资源的利润、不是以掠夺世界每一个地方他人的生命来获得安宁和舒适的绝妙象征吗？

　　难怪非洲作家不居住到象牙塔里去。承担乃是我们的习俗。一如无树草原、森林、沙漠、棚屋，充塞着瘦弱失业者的城市、贫民窟和一度是白人的郊区。但是承担不能创造艺术；我们的作家必须避免滥用这种幻想。非洲作家必须在承担中创造艺术。索因卡是这种作家的样本。这位来自北部的高个子男人把他的身影投在非洲，南部、东部和西部，追求一种文学，它要向社会作出很多牺牲，但不牺牲艺术的正直，即想象力、美、启示、生命的庆典。

2010年9月25日，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当天宣布成立新政党“人民联盟民主前线”（Democartic Front for a People’s Federation）。

索因卡25日出席了在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举行的人民联盟民主前线正式成立纪念活动，并亲自宣布了该政党的成立。在盛产石油的尼日利亚，人民联盟民主前线自称是一个“零资源”的政党，这对于贪污成风的尼日利亚政府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抨击。

尼日利亚定于2011年1月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