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少白

革命家、新四军老战士冯少白冯少白（１９１１～１９８０）又名洪隆、冯龙、冯萌东，诸暨城关人。在本乡读完小学后，入杭州安定中学、杭州高级中学就读。民国１７年（１９２８）冬，因逃婚赴日本，在明治大学、东京铁道学校学习时，开始接触马列主义。２０年“九·一八”事变后，休学回国，借读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编辑进步刊物《新启蒙》。翌年冬，再次东渡，弃文从武，入日本士官学校。２４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回国后，在蒋鼎文部任参谋处主任。２６年，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新四军参谋处参谋、司令部教育科长、情报处长等职。受刘少奇、陈毅派遣，４次进入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上层人士之间，搜集情报和策反，又曾代表新四军与日军洼田司令谈判，被誉为传奇人物。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一、二、三师参谋长，参加津浦、莱芜、孟良崮、淮海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杭州民政局局长、上海文化局艺术一处处长，创作戏曲剧本１０余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经蒙冤入狱，并被错误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诬陷刘少奇、陈毅，将冯少白关押北京秦城监狱逼供，冯忍受残酷折磨，不肯歪曲事实。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党籍，任上海艺术研究所顾问。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病卒。 　　20年代末的海外留学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八路军共产党员，著名的情报工作者，文化人和全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1937年，冯少白到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林伯渠、罗瑞卿两人介绍他入党。从这两位入党介绍人，可见他当时在延安的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冯少白在山东多次参加同日本鬼子的作战。 　　1949年，他从部队的师级职务转到政府，后来到上海文化局。 　　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话，50年代进入上海文化界后，“在歴次运动中几经蒙冤入狱”。 　　文革时刘少奇的冤案中，认为他是刘少奇与敌人勾结的具体实施人，惨遭迫害。 　　1978年平反，1980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他的墓地，已经20多年了。 　　冯少白的传奇，是在抗战时，多次潜入上海的情报工作。按照他的身份，那不是一般情报员的工作，而是带有战略性质的。

展开

与刘少奇

　　冯少白：历史不容伪造
　　我和少奇同志认识比较早。一九三七年，我刚到延安时，恰好和少奇同志一起住在中央军委招待所。“皖南事变”以后，少奇同志担任新四军政委时，我又在军司令部工作。一九四二年三月，少奇同志奉调回延安，到党中央工作，我跟随军部领导同志一起送他到老黄河边。
　　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少奇同志作为我工作、学习和生活上的楷模。初见面时，他就对我说：“要有一个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头脑。”他的亲切教导，一直鼓舞着我努力工作，鞭策我刻苦学习。他那兢兢业业的品格，克勤克俭的作风，更是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象学生反复聆听老师的教导那样，常常回忆起这些往事。
　　但是，十多年前猛烈刮起的一场风暴，把历史弄颠倒了。林彪、江青一伙在一九六八年向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所谓“审查报告”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刘少奇同志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勾结汪伪，背叛祖国，从而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目的。
　　现在，林彪、“四人帮”已经不齿于人类。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恢复了他应有的崇高声誉。我是一个幸存者和当事人，觉得更有责任澄清历史事实，抹去林彪、“四人帮”泼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污泥浊水。
　　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间。“皖南事变”以后，新四军在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的进攻，声威大振。但是，由于敌伪在经济上的严密封锁，也由于新开辟的根据地尚未巩固，我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依靠征收公粮。虽然采取了二五减租、交租交息、合理负担、发展生产等政策措施，仍然保障不了部队的供给。最缺乏的是医疗器材、药品、布匹以及日用物资，因为这些物品必须到敌占区的城市里去采购。处于这种境况，加强敌占区的工作，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利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支援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了当务之急。正是这个原因，组织上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
　　有一天晚上，我已入睡了。突然，一个警卫员叫我起床去见陈毅军长。陈毅同志见我进门，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到上海去辛苦一趟，利用你的亲戚朋友关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了解敌情，早去早回。你有什么困难么？”我自知责任重大，立刻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他说：“好！你去见少奇同志，听他有什么指示。”
　　从陈毅同志屋里出来，我即刻赶到少奇同志那里。
　　少奇同志一见我，就问：“陈军长找你谈话了吗？”我回答说：“刚才去过，已经交代给我出去工作的任务。
　　”接着，少奇同志拖了把椅子，示意我坐下来仔细谈谈。少奇同志先是询问了我在上海的一些社会关系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当时，我看他神色有点疲倦，就说：“今天太晚，首长身体不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安排时间谈吧。”他摇摇手，喝了一杯浓茶，提起精神对我说：“还早哩！你看，我这里一堆报告，部队里的吃饭、穿衣等许多问题，都要我们处理呀！”我见少奇同志执意要谈，就问：“首长对我出去工作有什么指示？”
　　他很严肃地说：“我们到敌占区去工作，主要是依靠群众支持我们的抗战事业。为了争娶分化、瓦解敌人，我们也要利用敌人的矛盾，开展对敌斗争。你可以利用社会关系进行工作。”为了在工作中更有把握些，我又问：“在敌伪方面，我有一些亲戚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去找他们呢？”少奇同志思索了一下，说；“对汉奸亲日派，我们采取对其亲日的方面加以打击，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争取的政策”，接着，他特意加重语气说：“但须注意，在目前抗战的不利情势下，不可与汪伪上层的汉奸头子轻易接触，要提高警惕，以防他们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破坏我们与国民党的团结合作。”
　　经少奇同志一说，我更加明白了这次出征上海的目的。我要告辞了，但少奇同志却象母亲送孩子出征那样，左叮右嘱。他先是说：“你这次出去，要走我们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可以派小部队护送你到江边，这样行动比较安全。”接着，他又问我：“出去的便衣和旅费准备好了吗？”我说：“这些问题请首长不必操心，我自己会处理。”少奇同志又说：“你的爱人程瑞蒙同志临时调到农村去做新区开辟工作了，你又很快就要走，可能一时见不到她，组织上会通知她，你放心吧！”听了这一席话，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少奇同志就是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干部。你想到的问题，他想得比你远；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却替你想到了。当我站起来准备走时，他又叫住我说：“我们苏南区党委做供给工作的一位同志，在上海被敌人逮捕了；你出去打听一下，找适当的关系营救他。好，祝你一路平安。”
　　在上海，我呆了一个月。一九四二年春节前，我就回到了根据地。在军部的驻地苏北阜宁单家港见到少奇、陈毅同志时，我把捐款和采购来的医疗药品交给组织，并汇报了一些情况，他们都非常高兴。
　　这就是所谓“刘少奇派投敌叛变分子冯少白作代表，与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勾结，向日寇乞降”的全部情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派我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是为进行对敌斗争去筹募捐款，采购药品的。林彪、“四人帮”诬蔑是刘少奇同志派我作为他的个人代表去进行投降叛卖活动，完全是颠倒黑白。至于以后三次出征上海和南京，少奇同志已经离开新四军，林彪、“四人帮”移花接木，罗织罪名，足见其手段之卑鄙！从少奇同志在我临行前的一席谈话中，能见到所谓“勾结”、“乞降”的影子吗？丝毫没有。这里，充满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充满着一个共产党人对汉奸和日寇的蔑视，充满着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关怀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不容伪造。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的决定，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为此专作这篇短文，一是为澄清历史真相；二是告慰已经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老领导——刘少奇同志。（原载五月十日《解放日报》）

更新日期：2024-12-04

推荐车载视频

推荐车载音乐

车载音乐下载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