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治中

　　胥治中同志1917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北省 石首市，父亲为雇农，家境贫寒；在红二方面军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他自7岁起就随父亲接受党的教育，参加儿童团和少先队的革命活动。

　　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初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军团通讯员、宣传员、侦察员、卫生员，湘鄂川黔边区保卫局保训队学员，二方面军卫生部特派员，五师15团特派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和指挥了保卫苏区的数十次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方面军团独立团、第四师、第七师宣传员、侦察员，红二军团卫生部特派员，第五师十五团特派员，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胥治中同志历任陕甘宁边区警卫四团特派员，中央社会部三边情报站站长，鄂中区党委社会部兼鄂豫纵队社会保卫部部长，中原三地委社会部部长兼三专署公安局局长，中原三地委常委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胥冶中同志历任江汉军区政治部主任、鄂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十一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他参与指挥了我中原军区江汉部队突围，冲破国民党三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在鄂西与一纵会合，为保存我军有生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刘昌毅司令员一起率一支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蒋介石嫡系整编六十六军和两个整编师及当地保安团全部，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区和正面战场，支援了我军兄弟部队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攻。为了保存我军实力转移，开辟新区继续坚持斗争，经过—千多里的紧急行军，胜利地抵达鄂东皖西。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消灭不少保安团并开辟出一个包括黄山、岳西、霍山等七个县在内的游击根据地，并在斗争中不断使自己的队伍得到补充和发展，建立起我军较稳定的被服厂和医院，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施全国大反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建立了牢固的游击根据地。1949年初，胥治中同志参与解放重庆战役的指挥，在成都附近配合一野消灭了胡宗南的南逃部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胥治中同志历任海军青岛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海军炮兵学校政治委员、中共烟台市委委员。1961年调任国防部第七研究院副院长，1965年任六机部第七研究院党委书记、六机部党委委员。他按照中央部署，协助院长刘华清同志进行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在当时国内遇到严重困难，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他同组建七院的领导同志一道，组织大力协作，狠攻科技难关，为发展海军的装备技术、为七院的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队伍建设和一批重点工程科技项目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文革”期间，胥治中同志遭到打击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坚持真理，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文革后恢复工作，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胥晓琦的父亲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高级将领。父亲去世后，她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和80多岁的老母亲会沦落为访民，为那间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权走上漫漫的抗争之路。

　　胥晓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泉堡甲2号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家属院。1994年，胥治中去世后，胥晓琦和年迈的母亲李静，就一起住在这个大院的9号楼，一栋独门独户的双拼小楼里。

　　“双拼”的意思就是两家一栋楼，你在东边，我在西边，各自有门。这栋楼是国防部1962年成立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时所建，当时胥治中为现役军人，按职务分配，分到了这座小楼的东半边。而另外半边，一直由两个职务级别较低的家庭合住，此后这两户人家搬走，现在改成了临时工宿舍。

　　尽管，胥治中给李静、胥晓琦母女俩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处破旧漏雨。不过好歹这个房子也让母女俩有了栖身之所。但是，一切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前修建21号楼开始，就变得不一样了。

　　2000年，国家启动了部级干部的房改，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部级干部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规定对于享受部级待遇的干部现住房，“可租可买”，“除四合院、独立小楼、按照规定规划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国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认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则上均可出售。”

　　已经租住在这栋双拼小楼里将近40年的李静，觉得自己应该有购房的权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要求。2001年7月9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下简称国管局)回复第七研究院说，“9号楼等属于二层独立小楼，且住房面积、占地面积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属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虑到住房在你院职工住房集中区中，如你院认为可以出售，请在考虑同意规划的情况下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独立小楼”这个说法，李静和胥晓琦并不认同，自家的房子只是占了东边的半边房，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小楼。于是她们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购买现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现了松动。国管局印发《关于发放购房补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在“不可售公房”的定义中，去掉了“独立小楼”。于是，母女俩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购买现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过去，第七研究院依旧答复说不可售。

　　从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价已经处于攀升阶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单价从4066.7元涨到了6725元。

　　2005年，第七研究院决定在9号楼旁边，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号楼。

　　施工队在21号楼的施工现场，贴出了一张局部施工图。胥晓琦才发现，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空白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保留建筑，那应该是一个方框；如果是拟拆除建筑，应该是方块边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只有一个可能，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竣工后也将什么都没有。

　　这让胥晓琦感到奇怪。2006年，她去北京市规划委申诉，表示拟建21号楼的北墙，距离北边永久性建筑即20号和20B号楼，分别为52米和48米，这中间事实上并不是空地，而是位于此地面的9号和8号楼。当年5月，北京市规划委回复说，“现您所反映的问题为拆迁问题，您所居住的9号楼为拟拆除建筑，故许可证规划总图中未进行标注。建设单位应按规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迁问题，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胥晓琦认为，规划拆迁前，公有住房应卖给个人，再进行拆迁。胥晓琦想不通，既没有卖，也没有拆，怎么能开工呢？她开始采取行动阻止盖楼，要求先拆迁，后施工。2006年11月，施工队终于写下保证书，答应在胥与甲方达成协议前，不会动工。这个保证很快被单方撕毁。2006年11月18日，施工队突然来了上百名工人，将9号楼围住，强行开工。

　　胥晓琦说，当时近80岁的母亲和她，还有邻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连夜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上访，要求与第七研究院谈判，说，“你们盖楼可以，要先拆迁我们。”但结果，被信访办的人拦在大门外的传达室内。胥晓琦的母亲跪在地上哭着求信访办的人，不要把他们从这个家赶出去时，信访办的人大声叫喊：“我管不着，你们爱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滚出去！”并带着保安在寒冷的冬夜，从零点开始，大开门窗冻两位老人。胥晓琦的母亲在那里呆了一天一夜，连气带饿、连冻带无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医院急救。

　　交涉无果的情况下，2007年年初，与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邻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胥晓琦说，政府的回复是，“规划没有问题，竣工的同时拆迁。”

　　但2007年21号楼竣工后，第七研究院并没有提竣工后拆迁的事，而是一再发出选房通知，以“房改”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边的安置房。

　　胥晓琦去看了安置房。“我家的面积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内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还得公摊面积，这太离谱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当年12月则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月北京商品房销售均价达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晓琦认为，按照国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制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应该不低于原住房使用面积，拒绝搬迁。“再说了，那个楼明显一看质量就达不到部级干部楼的标准，墙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于是，胥晓琦再去规划局上访。规划局回复说，院方一直没有报竣工验收。这与“竣工同时拆迁”，形成了一个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