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谠

　　邹教授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1951年获芝大博士学位；及后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直到1988年退休。

　　邹教授先后担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邹谠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学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1963年出版，中译本由王宁和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之危机》（1968，合编），《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1981），《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1986），《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1994）等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更令其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中国在危机中》（1968，与人合编）

　　《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1981）

　　《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1986）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1994）

　　《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和北京的国际实践》

　　《西方的概念和中国的历史经验》（1969年）

　　《文化革命和中国政治制度》（1969年）

　　《个人和社会在革命中国的价值》（1973年）

　　《中国革命的再阐释》（2002年）

　　作者：曹景钧

　　邹谠老师於1999年8月7日晚上7时30分（美国中西部时间）因心脏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学医院，享年八十。噩耗传来，使我震惊，并深感痛惜。想不到去年8月下旬芝城一别，便成永诀。我永远失去了一位终生怀念的良师益友。

　　邹谠教授1918年12月生於广州，广东大埔人。父亲邹鲁（海滨）是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学的筹创人和校长，母亲乃许素贞（剑魂）女士。邹教授毕业於西南联大，1946年就读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1951年获芝大博士学位；及后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系，直到1988年退休。邹教授先后担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

　　邹老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学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学术论文，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大学1963年出版，中译本由王宁和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国之危机》（1968，合编），《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1981），《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1986），《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1994）等书。《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更令老师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邹教授的著作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材料丰富、对每一个问题都细致考据、反覆引证。这点我有切身的体会。我在芝大搬书期间，曾当过邹老师的研究助理达五年之久。很多时候，他为了一个历史问题或政治事件，往往叫我到图书馆搜集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然后加以考据和引证，务必使每一个问题得到清晰无疑的答案。他对政治学理论的理解和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掌握，使他可以运用西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具体的历史政治经验，将中国政治纳入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加以研究和比较，得出“理论的指导与经验相关性的个案研究”。因此，他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逝世、邓小平的改革、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事件，都有精辟透彻的分析和高瞻远瞩的看法。

　　邹老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一生从事教育，培育了众多的政治学者与中国问题专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凡是认为可以栽培的学生都加以扶持，使其成材；他视学生如子?一般，爱护有加，因此学生长年不离不弃地追随他，敬重他。这点我的感受特别深刻。老师一直关怀我在学术上的进展与生活上的情况。1993年我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老师与师母虽然行动不大方便，仍然冒著严寒的天气，踏著雪路，撑扶著手杖，出席我的毕业典礼，给予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两老与我在洛克菲勒教堂（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门前的合照，令我感怀至深，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老师与师母多年来的厚爱和关怀，我铭感终生。追忆往事，潸然泪下。

　　就在同一天，老师送了我几本书，和以下的一段话，以示勉励∶

　　学术不是政治

　　搞政治不是搞学术

　　搞政治可得一时的兴奋

　　搞学术需要宁静淡泊的生活

　　学术是超政治的政治

　　学术创作是无价之宝

　　寻真理得自由造福众生。

　　治学严谨而生活轻松

　　思想敏锐而语言行动镇静

　　有创见而无偏见

　　有批评态度而不轻易否定不同的观点

　　出类拔萃而不骄矜

　　对人友善而心理上不依赖他人

　　爱护竤体而不失独立自主的精神

　　尊重各部门之清规戒律而不放弃学术至上之原则

　　世事万变而心神岿然不动。

　　退休后，回顾一生成败得失，略有领悟，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故录之，赠景钧，庆祝得博士学位之荣誉。

　　甘阳 文

　　1999年8月7日，邹谠教授(1918—1999)以八十高龄去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医院，芝加哥大学特下半旗致哀，以纪念他在芝大政治学系五十余年的奉献以及他对北美中国研究的开创性贡献。这本《中国革命再阐释》是邹先生临终前遗留下来的一部文集，邹先生原想为这本文集撰写一篇长篇导论以集中阐述他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看法。但遗憾的是，由于邹先生的猝然病逝，这个导论终于未能完成。

　　邹谠教授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半个世纪以上，在这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说都致力于一个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这部极端复杂的历史。邹谠教授本人一生无党无派，属于在美国学府中度过大半生的典型学者，但是像20世纪的所有中国人一样，邹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国故事”。邹谠于1918年出生于广州，父亲邹鲁(1885—1954)是著名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并曾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历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中山大学校长，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委、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等职，最后于1949年随国民党败走台湾；这一比较特殊的家庭背景无疑使邹谠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与问题，而最困扰他的问题显然是，为什么曾经相当强大的国民党最后会败于起初相当弱小的共产党？这一问题自然迫使他必须更深入地理解国民党，同时也更深入地理解共产党，而最后则促使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置于20世纪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的更大历史视野中来把握。此外，邹谠毕业于中国抗战时期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他曾说：“我做学问的态度是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我对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战期间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但西南联大的经历同时也对邹谠提出了另一个大问题，亦即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最初本是中国亲美派知识分子的大本营(联大170余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抗战初期亦基本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如费正清所指出，自从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就“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而在抗战结束后没多久，联大师生从反内战的立场出发日益疑虑美国的对华政策(西南联大学生在1945年11月率先发表《西南联大等三十一校全体学生告美国人民书》以及《致美国政府书》等，而当时的联大教授费孝通等亦发表《美国你不应该这样》等文章，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当邹谠1946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深造时，他自然无法忘怀1945年12月国民党血洗西南联大的“一二·一惨案”(联大四学生被杀)，而1946年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等事件，更是对邹谠这一代知识分子极深。

　　从1946年到1951年邹谠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这几年，同时也正是中国内战爆发，最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不难想象，在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期，邹谠的基本问题意识正是上述这两个问题，即国民党为什么会败于共产党，以及中国知识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在四十年代后期从亲美转向反美。这两个问题事实上也正是他日后写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这部名著的原初问题意识。虽然《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由于最初是受由美国政治学巨擘摩根叟(HansMorgenthau)主持的“美国外交军事政策研究中心”(theCenterfortheStudyofAmericanForeignandMilitaryPolicy)委托的研究计划，因而从学科和体裁上讲是一部严格的美国外交史专著，并被摩根叟盛赞为“既是宏大的史学也是最佳的政治学”(bothhistoryinthegrandstyleandpoliticalscienceatitsbest)。但对邹谠教授个人而言，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图透彻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第一步，并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后研究20世纪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第一，他特别强调，研究20世纪中国必须具有国际政治的视野。因为20世纪中国的国内政治强烈地受20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影响，特别是受美国、日本、俄国在东亚争霸形势的制约。他不同意单纯从中国内部因素来分析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取向，认为这种取向忽视了20世纪国际政治形势的消长往往直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消长。他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东亚的基本格局已经明朗化为日本与美国的对峙，如果美国能够较早采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在东亚的扩张，从而阻止或推迟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那么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可能将相当不同，亦即国民党政府将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毛泽东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谈话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根本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得到新的发展机会并最终夺取政权。换言之，日本的全面侵华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政治形势的消长。而邹谠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极端贫弱，日本是否发动全面侵华并不取决于中、日关系，而主要取决于日美关系。

　　邹谠于1999年8月7日晚上7时30分（美国中西部时间）因心脏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学医院，享年八十。

　　1993.12.17

　　邹谠教授为人谦恭低调，平易近人，勤奋用功，生活简朴，退休后仍孜孜不倦地研究读书，“一息尚存书要读”正是他最好的写照。他对学问的热忱，研究的用功，知识的追求；对国事的全情投入，对中国前景与发展的关注，以及永不言倦、敬业乐业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著他的学生。

　　邹老师与芝加哥大学有著超过半个世纪的密切关系，他的杰出贡献深得敬重。对於邹老师的逝世，芝大特别下半旗致哀。他的遗体已於8月13日安葬在美国俄勒冈州。邹老师的精神永存，他安息了。在此特别向师母卢懿庄博士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先生北大讲演时，刚从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回国的袁明教授捎回邹谠教授遗孀卢懿荘女士的一封信和两张照片。照片是邹夫人90华诞时在芝大所摄，算作回赠连战伉俪送给邹谠夫妇的礼物，连战夫妇的照片至今仍在邹夫人客厅中悬挂。邹谠先生是连战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博士导师；连战师母邹夫人也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校友。邹夫人在美国，但始终心系两岸统一大计，此次在转给连战的信中更称：“为先生所做的大贡献深感骄傲，对先生的大眼光深为赞赏，邹谠先生在天之灵也会无限欣慰。”并在连战此次北大演讲之时向邹谠先生遥祭：“但悲不见九洲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据说一见这封信，连战夫妇赶忙起立。

　　这使我也想起了自己与邹谠先生这位学术老前辈相处的那段时光……。

　　1999年8月7日美国中西部时间晚上7时30分，80岁的高龄邹谠先生因心脏衰竭在芝加哥大学医院病逝。因远在加州，等听到噩耗时，已经是好几个星期之后了，我感到很是悲痛。后来听说，对于邹先生的逝世，芝加哥大学特别下半旗致哀。

　　在我所接触的华人老教授中，邹谠先生恐怕是最为谦恭、最为温文尔雅、最为器重后生的一位；他的夫人卢懿荘女士也是一位深受我们中国学生尊敬和爱戴的知识长者。1986年夏，本来，我在普渡大学已读完了博士生所有的课程，成了一名ABD（All But Dissertation，中文字面意思是“除了论文全都完成了”，在美国是指那些正在写论文或等待答辩的博士候选人），后因得到一笔奖学金而作为学者到芝加哥大学进行专门研究。虽然学分早已足够而不用再修课了，但我为了有压力，还是强迫自己选了邹先生有关政治哲学的两门课，结果都得了A。在我保存的我所写的一篇学期论文中，还留有他亲笔写的评语：这是我所读到的最好的论文之一。尽管我知道，他是鼓励大于实际评分，但还是受到很大鞭策。1988年夏，我离开芝加哥大学时，邹先生赠送我当时出版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一书作为纪念。后来，他还认真为我写了一封评价很高的推荐信，为我最终找到教职，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以后，我同邹先生还见过几面，并一直保持着互寄圣诞卡祝贺节日愉快的来往。

　　邹谠先生宴请中国大陆年轻学者，并与他们亲切交谈。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是白人学者的天下，高手辈出，充满了龙争虎斗，淘汰率极高。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别说是出人头地，就是勉强苟且偷生都不容易。记得有一次，在闲聊中，有人问邹先生在芝大这样残酷环境下，在生存中求发展的秘诀是什么。邹先生先是沉吟良久，然后用英文说道：首先是实力，然后力图当一个好的倾听者和写作者。惭愧的是我至今还没有领悟这句话的真谛，以致在教研事业上，一直不很成功。

　　邹谠（Tang Tsou）先生1918年12月生于广州，祖籍广东大埔，他的父亲邹鲁（海滨）是国民党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学的筹创人和校长，母亲是许素贞（剑魂）女士。邹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那时就与我在北大的导师任华先生熟识，两位先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即1946年赴美。邹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攻美国政治学（任先生在哈佛读哲学博士〕，1951年获芝大博士学位；其后，至1988年退休前，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先后担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作为卓越的政治学者，邹先生出版了六部著作以及大量学术论文，其中包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63）、《中国之危机》（1968，合编）、《从1850年到今中国基层的政治领袖与社会变迁》（1981）、《文化大革命与毛后改革》（1986）、《20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所进行的观察》（1994）等书。其中，《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对美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影响很大，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使邹先生声名大振，从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我记得在国内很早就有内部发行的中译本〕。一位美国学者曾评价道：“关于杜鲁门时期对华政策第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是由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得意门生邹谠撰写的。邹谠重复和发展了他的恩师的观点，这就是美国国内舆论对拒不承认北京起了关键作用的原因，尽管由于档案文件仍属保密，他无法用公开文件以外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辩。摩根索为此书作序。而且据邹谠说，是摩根索说服他写作此书，并且在写作过程中给予他重要指导。”

　　邹先生的治学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正如我的一个“学弟”在回忆中所说的：“邹教授的著作论证严谨、逻辑性强、材料丰富，对每一个问题都细致考据、反覆引证。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这名“学弟”在芝大期间，曾当过邹老师的研究助理达五年之久。他提到，很多时候，邹先生为了一个历史问题或政治事件，往往请他到图书馆搜集各种报刊、杂志和书籍，然后加以考据和引证，务必使每一个问题得到清晰无疑的答案。邹先生对政治学理论的理解和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的掌握，使他可以运用西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具体的历史政治经验，将中国政治纳入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加以研究和比较，得出“理论的指导与经验相关性的个案研究”。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一生从事教育，培育了众多的政治学者与中国问题专家，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他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凡是认为可以栽培的学生都加以扶持，使其成材；他视学生如子一般，爱护有加，因此学生长年不离不弃地追随他，敬重他。对这一点，我们师从过邹先生的学生都深有感触。“学弟”还这样感叹：“1993年我取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老师与师母虽然行动不大方便，仍然冒着严寒的天气，踏着雪路，撑扶着手杖，出席我的毕业典礼，给予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两老与我在洛克菲勒教堂（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门前的合照，令我感怀至深，此情此景，历历在目。老师与师母多年来的厚爱和关怀，我铭感终生。追忆往事，潸然泪下。”

　　在芝大期间，邹先生经常约我单独讨论有关学术问题，这使我立体地感受到什么是“礼贤下士”的精神。记得有一次，邹先生邀请《长征路上的新故事》一书的作者，即《纽约时报》的著名记者索尔茨伯里到芝大开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谈了有关毛泽东讲的“山头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党内斗争的某种渊源问题，如某些人物总是强调自己的背景，即从不同的某某苏区，到红军某某方面军，到八路军的某某师，再到解放军的某某野战军等等，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种“山头主义”，动辄便以这种“山头”来划分圈子，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林彪的圈子就是建立在这种“山头主义”的理念之上的。当然那位作者虽访谈了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物，但一点儿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听得云山雾罩。其实，我也只是随便一聊，但没想到，会后，邹先生找我很认真地从学术上详细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后来还为此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我们中国学生经常组织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邹先生总是尽量挤出时间参加。与全美其他大学各自组会不同，芝大中国同学会由中国两岸三地的中国同学共同组成，学生们经常邀请邹先生及其夫人参加活动，并受益非浅。

　　邹先生一生对海峡两岸以及有关统一的各种事务都及其关注。一位著名人士曾这样回忆：“1967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邹谠那里知道不少有关u2018文革u2019的事情……。” 有学者赞叹道：邹先生“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逝世、邓小平的改革以及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事件，都有精辟透彻的分析和高瞻远瞩的看法......。”

　　邹先生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的很多门生都成为政治学界或政府部门的重要人物。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当过台湾原“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以及前国民党主席的连战先生。连战于20世纪60年代于台大政治系毕业后，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受业于邹先生门下，并且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

　　我所认识的另一位芝大著名教授李欧梵先生这样评论说，连战学的是国际政治，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导师：摩根索和邹谠，都是学贯古今，而且特重近代史。摩根索的名著《国际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其实是一部外交史，和同系中的另一位教授──以博弈理论“玩”国际政治的卡普兰（Morton Kaplan）针锋相对；而邹谠的巨著《美国在华的失败》更是一本呕心沥血、一字一叹的历史经典。连战的这两位师尊，在书中对中国国民党的批评都是不遗余力、针针见血，“我自己读后也觉如梦初醒，似乎感觉到在台湾求学时代被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欺骗了十几年。连战是国际政治科班出身，当年读这两本巨著必有心得，却没料到自己日后变成国民党主席！”然而，连战对这两位恩师行礼甚恭。邹谠先生退休时，他特别从台湾发贺电；而对摩根索，他更亲邀这位对国民党有负面看法的老师到台湾讲学。这可能也代表连战的另一面──他毕竟在从政以前也教过书，甚至在从政初期仍不忘在台大兼课。

　　我好歹也算连先生的一个“学弟”，因而有意无意会追踪这位“学长”在政坛、官场以及家事上的各种动态，甚至某些趣闻逸事。我所认得的人们都觉得，连先生真是“上帝的宠儿”，可以说占满了世俗人人垂涎的一切：显赫的身世，豪富的财产，优等的教育，高挺的外表，完整的资历，顺畅的仕途（除了“总统”宝座〕，甚至夫人是压倒群芳的“中国小姐”，儿子是炙手可热的政坛新星等等。在这些方面，邹先生几乎所有的其他高足都无法望其项背。不过，与台湾其他政客相比，连先生似乎是木纳口拙，最不善辞令而经常照本宣科的一位，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北大的讲演却相当精彩。

　　在我的印象中，连战先生在邹先生的调教下，不愧为一位政治系的好学生，甚至好学者，但学术理论与政治实践毕竟不同。不知是不是读书读得好，就会读呆了，连战先生在对付台湾的社会变革，尤其在对付台独和民进党等问题上，似乎太书生气、太学究气，也太纸上谈兵了。正如李欧梵先生如此不很客气地评说道：“在我心中，不管他的政绩如何，他还是个学者。后来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变成政客，当上国民党的主席，不得不卷入选举的漩涡中。在这一方面，他才非所用，不仅比不上宋楚瑜，更是陈水扁的手下败将。他根本就不适合从事台湾的草根政治和群众运动，所以有人称他是公子哥儿......。”

　　节选自拙作《思贯中西》代后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