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麦斯顿

　　帕麦斯顿帕麦斯顿
　　HenryJohnTempleLordPalmerston，1784～1865
　　一译巴麦尊。英国首相(1855～1858，1859～1865)。原为托利党人，后成为辉格党人。三度担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奉行内部保守、对外扩张政策。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争夺地盘；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
　　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三代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于1784年10月20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他家子十七世纪晚期就定居爱尔兰。正如其他爱尔兰人一样，人们也常常听到有关于他的爱尔兰人魅力的传闻。他确实有魅力，并且利用了他。但是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具有爱尔兰人的魅力不那么容易理解呢？因为这孩子出生在英国汉普郡的罗姆西，其双亲都是英国血统，他是在英格兰长大的，也是在英格兰受的教育。他到了哈罗，很喜欢那个地方，后来又到了爱丁堡，在那里聆听了亚当·斯密的门徒杜格尔图·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演讲。由于法国大革命(坦普尔八岁时见过那场令人震撼的革命场面），年轻的坦普尔在巴黎投入了斯科茨大学生气勃勃的智力训练。其时正值该大学的兴盛时期。后来，他将这种艰苦奋斗的习惯带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1802年当他刚刚离开学校的时候，继承父亲爱尔兰贵族的爵位。同时还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7.5万英镑的财产和9万英镑的债务，他尝试过投资，最成功的一次他获得了1.7万英镑的收入，但钱却被他的合伙人给卷走了。经过几次失败后，1807年被选入议会。但他并不是由爱尔兰贵族选入贵族院,，而是作为怀特岛新港的议员进入下院。新港选区的领主提出一个条件是，帕麦斯顿永远不得进入这座城市，他应允了这个条件。不久，他就成为海军部的一位低级大臣。他为乔治·坎宁作出炮轰哥本哈根、以防丹麦舰队落入拿破仑魔爪的决定进行辩护的处女演讲，使他赢得了荣升的权利。坎宁表示愿意让他担任财政大臣，而他接受了陆军部财政大臣的职务。他依靠的是他的监护人马姆斯伯里勋爵的势力。在他的前面，是薪水可观（每年2480英镑）、很有前途的职业和摄政时期伦敦那绚丽多彩的社交生活。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喜欢与美貌女子交往。怒就他就成了奥尔马克俱乐部的七个著名的女主人中三个的情人，这些贵妇对任何人能否进入伦敦上流社会都拥有否决权。杰西小姐，俄国大使迷人的妻子利文公主（她最喜欢勾引欧洲名流，包括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和考珀夫人---她们一个接一个的拜倒在这个年轻英俊亲年的脚下，而他除了白厅的薪水和来自斯莱戈郡荒凉的土地上的地租以外一无所有。由于多种原因，考珀夫人是这三个被征服者中最重要的一个---她是梅尔本子爵的妹妹，即聪明又漂亮。帕麦斯顿最终同她接了婚。但是他大概在结婚之前就是她的一个孩子的父亲了。由于明显的原因《泰晤士报》喜欢称呼他“丘比特阁下。”

　　然而，尽管有如此活跃的社交生活，包括赛马和调情，帕麦斯顿作为陆军部大臣在禁卫军骑兵旅工作时仍很勤勉。除了本部门工作之外，他没有参加多少政治活动，虽然他在1811年曾将他在新港的选区换成了更有威望的剑桥大学选区议席。1826年，托利党人试图击败他，但是他任然占据着这个议席。他把这次托利党人的干预视为奇耻大辱，因为，实际上他自己也是个托利党人。
　　这一时期，他是托利党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和追随者。英国的两党统治,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主要是托利党领导内阁的时期。由于长期对拿破仑作战,政府将军费开支的全部债务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人民生活异常艰难。1815年以后,工人运动和民主改革斗争又重新高涨。帕麦斯顿为了维护托利党集团的统治,他在议会中屡次发表演说,为保持英国庞大的常备军而辩护；以后又在议会辩论中，宣称体罚是维持军队秩序“绝对必要的”手段。这时,他还以支持贵族军官们出卖军衔而著称。帕麦斯顿坚决反对任何改革。他说:“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1819年，当广大群众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彼得广场举行大会，要求改革时，他派出军队镇压了这一民主运动（彼得卢屠杀）并参与制订六条特种法律，禁止言论、集会和出版自由，被人们称为“禁口令”。他维护因犯偷窃等微小罪行而被处以死刑的极刑制度。1820年,他蔑视人民群众要求缓处死刑的呼声，残暴地绞死了一个年青的窃羊者。帕麦斯顿在担任军务大臣期间的言行，清楚地说明了他是托利党贵族集团利益的忠实捍卫者。
　　1835年左右的帕麦斯顿
　　乔治·坎宁于1827年8月去世，他的继任人戈德里奇子爵提议让帕麦斯顿当财政大臣。可是由于国王不同意而被否决了。帕麦斯顿在描绘他谒见国王的情况说：“乔治向我表示他对我是多么尊重和敬仰，他又多么乐意让我在财政部供职，假如不是有幸得到赫雷斯先生的服务的话，因为毫无疑问，赫雷斯是英国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选。我点头表示完全默认，并对陛下宽厚和令人欣慰的谈话方式致以谢意。”
　　1828年威灵顿就任首相后，由于议会改革的原因，帕麦斯顿辞去了他在陆军部的职务。他正在成为一个辉格党人，但是他是一个不喜欢激进分子的辉格党人。因此，查尔斯·格雷勋爵组阁时让帕麦斯顿做了他的外交大臣。这正是他长期竭力争取，其老友利文公主热情推荐的职位。在外交部，他是一个严厉的工头，一个纪律严明的人，要求他的志愿高效率工作，结果很不得人心，他对待外国使节明显的态度粗暴，与其苛刻强硬的政策是一致的。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永远是英国海军，他也不允许别人忘记这一点：“外交官的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这正道出了英国民众的心愿。
　　他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政策性行动使承认比利时独立，比利时被称为“欧洲小卒”，但地位却至关重要。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积极策划比、荷两国合并组成尼德兰王国，建立了阻止法国人侵的“屏障国家”。但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打乱了他的安排。刚刚继任的帕麦斯顿果断提出比利时独立的新思路。他多方斡旋，经过18个月的谈判，成功在伦敦召开“比利时会议”，主导会议通过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比利时国家的草约，又强行干涉比利时新国王人选问题。他极力反对法王路易·菲利浦的小儿子奈穆尔公爵当选，他威胁说:“奈穆尔接受王冠，将导致欧洲战争。”在他的压力下，维多利亚女王的舅舅利奥波德一世当选，成为安插在法国边界上的英国代理人。。当议会于1832年通过了议会选举修正法案（帕麦斯顿个人认为，这一法案过分强调了民主）时，他发现欧洲独裁国家更加敌视英国。于是，他的政策又向左摇摆了。

　　帕麦斯顿制订对华侵略政策，开始于1833年底。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两道训令是: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军事据点。1839年9月底，接到义律有关林则徐禁烟的报告，他当即表示，对付中国的惟一办法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u2019。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10月,帕麦斯顿根据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排除众议，力主即刻派出军舰封锁中国沿海。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后，递交了帕麦斯顿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了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穿鼻草约》。但是,帕麦斯顿认为这个条约所得权益太少,遂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在璞鼎查上任之前,帕麦斯顿给了他一个详细训令,声言:“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以后的十多年中,英国对华的经济渗透仍不能满足资本家的贪婪要求。登上首相宝座之后，帕麦斯顿决定以武力支持修约，增进在华特权。亚罗号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他任命埃尔金伯爵为全权专使，率军向中国进发。1859年，英法两国在大沽战败。帕麦斯顿写信给外交大臣罗素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到六十年代,英国已操纵了中国大约全部进口的4/5和出口的3/5。这样,帕麦斯顿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为英国资产阶级在远东地区争夺势力范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
　　在亚洲，帕麦斯顿的政策也是积极的，总的看起来是成功的；波斯人在战争中被打败，中国人也遭到挫折。英国选民剥夺了剥夺了布莱特和科布登在议会的席位，以表示对首相的赞许。沙夫茨伯里勋爵说：“帕麦斯顿的名望高极了。”1857年发生印度兵变时，帕麦斯顿怀着人道主义精神冷静地处理了这场危机。而性质不同的另一场危机却使他下了台。一个名叫奥希尼的意大利人向拿破仑三世投了一枚炸弹，当时发现他与伦敦的意大利难民有联系，还发现做那颗炸弹的炸药是英国制造的。帕麦斯顿制定了一个反谋杀法案，他在下院被击败并辞职。他从1858年到1859年在野一年时间。当他再度执政时已是75岁的老人，但他的精力相当充沛。能从他在皮卡迪利的家骑着灰马到唐宁街，能在下院他的位置上坐到深夜，如有必要，就在办公室吃饭睡觉。在79岁高龄时，他作为一切离婚案的两被告之一受到传讯，而且打赢了这场官司。他的政策证明他的观点基本未变；他试图阻止法国人开凿苏伊士运河；反对土地遗产税和扩大劳动阶层的公民权。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他的财政大臣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转给他大批的辞职书，以致他说他担心这些人会在布罗德兰兹他家的烟囱里防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