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焘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晋太元中为助教，寻去官，元兴中除临沂令，入为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义熙初，随府转镇南参军，寻参武帝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封高陵侯。迁通直郎，复为武帝镇军车骑中军太尉谘议参军，除大司马从事中郎，进侍中。元熙元年以疾去职。宋受禅，征拜太常，永初三年致仕。卒年七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宋书 卷五十五 列传第十五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晋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议者或谓宜配食中宗。焘议曰：“阳秋之义，母以子贵，故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言考仲子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缘别筑。前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于高祖、孝武之庙。后汉和帝之母曰恭怀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隐皇后，顺帝之母曰恭湣皇后，虽不系子为号，亦祭于陵寝，不配章、安二帝。此则二汉虽有太后皇后之异，至于并不配食，义同阳秋。唯光武追废吕后，故以薄后配高庙。又卫后既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配孝武庙。此非母以子贵之例，直以高、武二庙无配故耳。又汉世立寝于陵，自是晋制所异。谓宜远准阳秋考宫之义，近慕二汉不配之典。尊号既正，则罔极之情申，别建寝庙，则严祢之义显。系子为称，兼明母贵之所由。一举而允三义，固哲王之高致也。”议者从之。

顷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馀年。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着称。

宋武帝义旗建，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随府转镇南参军。武帝镇京口，参帝中军军事，入补尚书度支郎，改掌祠部，袭封高陵亭侯。

时太庙鸱尾灾，焘谓着作郎徐广曰：“昔孔子在齐闻鲁庙灾，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毁落，而犹列庙飨，此其征乎。”乃上议曰：

臣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将营宫室，宗庙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肃恭之诚心，尽崇严乎祖考，然后能流淳化于四

海，通幽感于神明，固宜详废兴于古典，循情礼以求中者也。

礼，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自考庙以至祖考五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

坛为墠，有祷然后祭之，此宗庙之次、亲疏之序也。郑玄以为祧者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五世六世之祖。寻去祧之言，则祧非文、武之庙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为坛乎？明远庙为祧者，无服之祖也。又远庙则有享尝之降，去祧则有坛墠之殊，明世远者其义弥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庙，宜同月祭于太祖，虽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义每有差降也。又礼有以多为贵者，故传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此则尊卑等级之典，上下殊异之文。而云天子诸侯俱祭五庙，何哉？又王祭嫡殇，下及来孙。而上祀之礼不过高祖。推隆恩于下流，替诚敬于尊庙，亦非圣人制礼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庙，从王氏议，以礼父为士，子为天子诸侯，祭以天子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备六世之数。宣皇虽为太祖，尚在子孙之位，至于殷祭之日，未申东向之礼，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迁，太祖始得居正，议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于卑坐，臣以为非礼典之旨也。所谓与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庙在六世之外，非为须满七庙乃得居太祖也。

议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于殷祫。臣又以为不然。传所谓毁庙之主，陈乎太祖，谓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迁庙者，以其继君之体，持其统而不绝也。”岂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乎，非继统之主，无灵命之瑞，非王业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则情礼已远，而当长飨殷祫，永虚太祖之位，求之礼籍。未见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议斯礼，于时虞喜、范宣并以洪儒硕学，咸谓四府君神主无缘永存于百世。或欲瘗之两阶，或欲藏之石室，或欲为之改筑，虽所执小异，而大归是同。若宣皇既居群庙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则大晋殷祭长无太祖之位矣。夫理贵有中，不必过厚，礼与世迁，岂可顺而不断？故臣子之情虽笃，而灵、厉之諡弥彰，追远之怀虽切，而迁毁之礼为用。岂不有心于加厚，顾礼制不可逾耳。石室则藏于庙北，改筑则未知所处。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则有瘗埋之礼。四主若飨祀宜废，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瘗埋。然经典难详，群言错缪，非臣浅识所能折中。时学者多从焘议，竟未施行。

宋武帝受命，拜太常。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飧，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卒，少帝赠左光禄大夫。

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是武敬皇后的哥哥。臧焘年少时爱好学习，精通《三礼》。贫乏穷困却能自立，操守品行为家乡邻里称道。普孝武帝太元年间，卫将军谢安开始建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焘为助教。孝武帝追尊他的庶祖母宣太后，有的议者认为宣太后当附祭配享中宗。臧焘建议说：“《春秋》的义理，母亲靠儿子而尊贵，所以仲子、成风，都称焉夫人。《春秋经》上说u2018焉仲子的寝庙落成举行祭礼u2019。

如果仲子附祭于惠公之庙，那么她就不须另外建立寝庙了。前汉孝文、孝昭太后，都是依照儿子取得尊号，在陵寝祭祀，不在高祖、孝武的庙中附祭。后汉和帝的母亲叫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叫敬隐皇后，顺帝的母亲叫恭愍皇后，她们虽然并不依靠儿子取得尊号，但也是在陵寝中祭祀，不附祭于章、安二帝。这说明两漠虽然有太后、皇后的区别，但在都不附祭配享这一点上，与《春秋》之义相同。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所以以薄后附祭于高祖庙。又有卫后被废后，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让她附祭于孝武庙，这些不属母以子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武二帝之庙没有附祭配食者的缘故罢了。当然汉朝在陵墓中设立寝宫，这是与晋朝的制度不同的。臣以为追尊宣太后一事，应当速依《春秋》考宫的古义，近学两漠不配祀的典制，尊号立好了，则对于父母的无尽哀思得到伸扬，另建寝庙，则尊奉崇敬的礼义得以显明，依附儿子来给予称号，同时表明了母亲尊贵的原由，一举而符合三义，本来就是圣明君主才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议者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辞去官职。

由于母亲年老，家中贫穷，跟弟弟臧熹一起放弃仕途，以耕种谋生，自己节约而供养双亲十多年。父母去世后，臧焘守丧六年，以居丧过哀而出名。守丧期满后，被任命为临沂县令。义旗树起后，任太学博士，参右将军何无忌军事，又随府转任镇南参军。

高祖镇守京口时，写信给臧焘说：“近来求学的风尚衰微，后辈学人学业荒废，民间户内，不闻朗朗读书声。这的确是由于战事频仍，礼乐教化为之中断，轻浮浅薄者任性而不喜务正，求学的情趣受到事功的影响干扰。怎么能不广泛传播古代的典籍，大力鼓励学习的风气呢？此处人士，晚辈众多，四处寻访，仰慕美好的法度。然而正如剂山之石虽然内含寅玉，还须开掘使之晶莹，幽兰鲜花尽管肉怀馨香，还要播扬使之散发，独自学习则难以明悟，这道理明确地记载在《礼记》上。现今能传授经书的并不难寻，然而投师求学的却没有听说，这不只是有志于学习的人少，也许是劝勉诱导还做得不够吧。希望您对此事再有所光大。”臧焘又参高祖中军军事，入朝补尚书度支郎，改而执掌祠部。承袭封爵为高陵亭侯。

当时太庙发生火灾，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过去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太庙发生大灾，说一定是由于桓公、僖公之事。如今征西将军至京兆尹四位府君本当撤除神主，却仍列于太庙受供享，这火灾大概就是征兆吧？”于是上奏议说：臣听说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如果准备营建官室，应将宗庙放在首位。古代圣明的君主，无不奉上恭敬之心，对祖先竭诚崇敬，然后纔能在四海流布敦厚的教化，与神明沟通微妙的感应，自当详考古代典籍中废除和兴建的制度，遵循人情与礼法来求得恰当的做法。根据《礼记》，天子有七所庙，三所昭庙三所穆庙，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其中从父庙到太祖庙共五庙，都是每月祭祀一次，远祖之庙叫做祧，有二所祧庙，只有四季的祭祀。对比祧庙高一辈的先祖封土设坛，再高一辈的先祖扫地为蝉，有祈祷活动时纔举行坛祭和蝉祭。这是宗庙的位次，祖先远近亲疏的次序。郑玄认为“祧”是指文王、武王之庙，王肃以为是指五世祖和六世祖。考查“比祧庙高一辈”之类的话，则祧不是文王、武王之庙。

因为文王、武王，就是周代的祖宗，怎么还能说“比祧庙更高一辈的设坛”呢？可见远祖之庙叫做祧的，是没有服丧关系的祖先。再说速祖之庙有四时祭祀的礼仪，更远的祖先则有坛祭和蝉祭的分别，表明世代越逮的，对他们的祭礼越从简。如果祧是文王、武王之庙，应当同样在太祖庙每月祭祀，周代人虽然祭天时以后稷来配祭，是由于他是周代功德的开始，并非尊崇之义有什么依等级递碱。而且礼制中有因功多而尊贵的，所以《谷梁传》中说德泽深厚的流传深远，德泽微薄的流传浅近。《左传》又说从上而下，礼数以二的数目递降，这是规定。这就是尊卑等级的典制，上下区别的条文。然而又说天子诸侯都祭五庙，这是为什么呢？又有君王祭正宗殇亡者，向下直到来孙，而对上辈祭祀的褴仪，不超过高祖。对子孙后代广施隆重的恩德，对辈分高的亲属却降低礼敬，这也不符合圣人创制礼仪的本意。所以西昔泰始年间建立宗庙时，采用王肃的意见，根据礼法父亲是士，儿子为天子诸侯的，以天子诸侯的规格祭祀，其代受祭者穿士服。因此往上祭祀到征西将军，以凄足六世之数，宣皇虽然是太祖，还是放在子孙的位置上，到了三、五年一次大合祭祖先的日子，其神主未居坐西朝束之尊位，这是因为所谓儿子虽然智虑敏达，也不在父辈之前享受祭礼。如今京兆尹以上四位府君已经迁庙，太祖纔得以居正位，议者认为昭穆辈数不足，想要让太祖屈居低位，臣以为这不符合礼法的宗旨。《礼记》所谓“加上太祖共七庙”，原是说昭穆够数之后，太祖在六世之外，不是说必须满了七庙，纔能使太祖居正位。议者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当永远在椅祭袷祭中受供享，臣又以焉不对《公羊传》上所说的“拆除了庙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中”，指的是太祖以下的已故君主的神主。因此《白虎通》说：“柿祭袷祭中祭祀迁庙之神主，因为他们继承了先君的法式，保持帝统而不断绝。”哪里像这四位府君是在太祖之前呢。不是继承帝统的先祖，没有承受天命的祥瑞，也不是建立帝业的基础，过去由于世代相近而连带祭祀，如今则情礼已经淡远，却长久享受合祭，永远让太祖之位虚空，核查礼法典籍，看不出这种作法有何允当。从前永和初年曾经热烈讨论过此事，那时虞喜、范宣都是学识渊博的儒学大师，都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没有理由世世代代永远存放，有的计划埋葬在墓室两边的石阶下，有的主张收藏在石室中，有的提议为他们另外筑室，虽然所持的意见略有区别，但是大的方向基本相同。如果宣皇居于群庙之上以后，四位府君仍然参与碲祭恰祭不止，那么在大晋盛大合祭中，将永远没有太祖的位置了。道理贵在中肯准确，不必遇于繁多，礼法随着世代而改变，不能一味沿袭而不变革。因此臣下、儿子对君主、父亲的情意虽然深厚，但灵、厉一类贬谧仍须明确；对前人追念的情怀虽然恳切，而迁主毁庙的礼制却应采用。并非不想对先祖礼遇隆重，只是礼制不可逾越罢了。石室可以藏于太庙的北壁，另外筑室却不知该建在什么地方，虞祭后所立的神主是用来依附神灵的，神灵迁移则有埋祭的礼法。四位府君的神主如果应当停止飨祀，也就是神灵不再依附，依准有关事例，对四府君种主的处理应当同于虞祭后所立的神主，采用埋祭的办法。然而经典难以详解，众人议论纷杂，这不是微臣卑陋的见识所能够说准的。”

当时学者大多赞成臧蠢的意见，但最终还是没有实行。

升为通直郎，任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洛，大司马琅邪王一同出征，任命臧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总揽留府之事。义熙十四年，任命为侍中。元熙元年，因脚病离职。

高祖受命登基，召拜臧焘为太常，虽然身为外戚显贵，然而更加自我约束，住茅屋吃蔬菜，不改变原有的习惯，所得俸禄，与亲戚共享。

永初三年，退职，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同年去世，时年七十岁。少帝追赠他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近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文籍，激厉风尚。此竟人士，子姓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莹，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学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

吴熙载（1799-1870），原名廷扬，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今江苏扬州）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少时即追摹秦汉印作，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又综合自己的学识，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吴昌硕评曰：“让翁平生固服膺完白，而于秦汉印玺探讨极深，故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

吴让之印作颇能领悟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的道理，运刀如笔，迅疾圆转，痛快淋漓，率直潇洒，方中寓圆，刚柔相济。其体势劲健，舒展飘逸，婀娜多姿，尽展自家篆书委婉流畅的风采，无论朱文白文均功夫精熟，得心应手，技术上已如庖丁解牛。让翁在继承邓完白的基础上有所创建，特别是那种轻松淡荡的韵味，直达书印合一的神境。吴缶老赞曰：“风韵之古隽者不可度，盖有守而不泥其迹，能自放而不逾其矩。”一生清贫，著有《通鉴地理今释稿》。

吴熙载工四体书。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书法功力虽深，但受邓石如和包世臣的束缚太深，未能创造自己的风格。亦善画。一生成就最大的是篆刻，篆刻得邓石如精髓，而又能上追汉印。晚年运刀更臻化境，在浙派末流习气充满印坛的当时，将皖派中的邓派推向新的境界，对清末印坛的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