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博纳·劳

第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英国首相安德鲁·博纳·劳，于1858年9月16日诞生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的金斯敦自由教会的牧师住宅。他的父亲是詹姆斯·劳牧师，是一位祖籍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他的母亲叫伊丽萨白·安妮·基德斯顿。因此，从父母双方来讲，他都是苏格兰血统。基德斯顿家族是一个富有的格拉斯哥商业银行家族。当博纳两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他的姨妈珍妮特·基德斯顿小姐从格拉斯哥赶来照料这一家，直到1870年詹姆斯·劳再度结婚为止。珍妮特提出要将博纳带回苏格兰，在那里她和他的亲属将他抚养成人。因此，博纳12岁就离开了新布伦瑞克。

1874年，他在格拉斯哥高中读书，16岁时，又从那里转到基德斯顿的银行中当一名职员。他住在赫林斯巴勒,每天到格拉斯哥去上班。他在格拉斯哥议会辩论协会里学习演说，他在该协会中模拟议会中是名保守党议员（基德斯顿家族是保守党人）。他棋艺高超，而且滴酒不沾。当基德斯顿的银行被克莱斯代尔银行接管后，博纳就成为威廉·杰克斯制铁公司的合股人。1891年，他与格拉斯哥一名船舶交易商的女儿安妮·罗布利接了婚。他们有六个孩子。

在19世纪末，他已经相当富有，足以进入政界：在1900年的所谓卡其选举中，他赢得了格拉斯哥的布莱克费里亚尔斯选区,在以后的数年中，他有时生活在赫林斯巴赫，有时生活在伦敦一所租赁的房子里。那是帝国主义和和约瑟夫·张伯伦的时代，博纳·劳是位保守的帝国主义者，他在下院中的首次讲话就是回击劳合·乔治对英国军队的抨击，劳合·乔治指责英国军队对布尔人过于严厉，他很快就断定，他很快就断定，他进入政界时已经太晚（当时他42岁），他也不喜欢伦敦的社交界。1902年亚瑟·贝尔福组阁时，他对世界商业的知识以闻名遐迩，博纳·劳担任了贸易部政务次官。他从事政治仅仅一年半就表明他在格拉斯哥模拟议会的锻炼不容轻视。他在布鲁塞尔的食堂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赢得了约瑟夫·张伯伦的钦佩。那时，这位伟人正在谋求实行帝国优惠关税，保守党内阁中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保护贸易主义者之间的重大辩论就要爆发。

当张伯伦出访南非时，保守党内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赢得了一场战术上的胜利，对此，张伯伦通过公开声明他对帝国优惠关税的信念进行了反击。可是，选民们在1906年1月的大选中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自由党以压倒多数票获胜。博纳·劳丢了他的格拉斯哥的席位。但是，几个月后，又为他在杜尔威奇找到了另一个比较保险的席位。他是托利党在关税问题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发言人，因此，不能让他长期置身议会之外，在约瑟夫·张伯伦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之后就更是如此了。博纳·劳便在伦敦定居下来。

同年，他本人遭到一次沉重打击：他夫人去世了；他的妹妹玛丽来照管他的家。他从劳合·乔治的预算案提出后出现的激烈政治斗争中，找到了摆脱悲伤的途径。在1910年的大选中，他在杜尔维奇的多数进一步增加，可是，作为一位主要的关税改革者，他在自由贸易主义者占优势的曼彻斯特的竞选失败了。与此同时，马克斯·艾特肯赢得了莱恩河畔阿什顿的席位。艾特肯是加拿大人，当时已成为劳最亲密的朋友，并将在劳的政治生涯中发挥正要的作用。

在几周内，博纳·劳又作为布特尔的议员回到了下院。巴尔福辞职后，他成为保守党领袖，这部分是马克斯·艾特肯精明策划的结果。然而，为了保守党的团结，他同意修改党在关税问题上的方针。帝国优惠关税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在爱尔兰问题上，他卷入的尤其深，因为他的祖籍是长老会的阿尔斯特。关于阿尔斯特叛乱的问题，他于1912年4月说：“难道尊敬的议员们认为，有那位首相会下令射杀其唯一罪行就是拒绝被赶出我们社会的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博纳·劳热情地投入了后来导致克拉哗变的阿尔斯特事业。他以前的讲话是谩骂性的，因为需要使保守党有新的、更锐利的锋芒；他讲话中表现的强硬态度则来源于自信。但是，在私下，博纳·劳的立场并非如此不妥协：他认为阿尔斯特可以保持原状，而让爱尔兰的其他地方实行自治，这将是他的最后一着。

当在爱尔兰问题上实行妥协的机会似乎已化为乌有，博纳·劳便开始考虑比较危险的策略。“陆军法”也许能加以修改，以便排除在阿尔斯特使用陆军的情况。这种想法曾经考虑过，但放弃了。与此同时，驻扎在克拉的一个骑兵旅的军官们宣布，假使命令他们进军阿尔斯特，他们宁愿被革职。就在政府竭力摆脱其被动处境时，情况却变得更严重了。因为从德国买到的、打算给阿尔斯特志愿军用的3.5万支枪已经运到拉尔尼。博纳·劳充分利用了军队在效忠问题上的困难处境，认为政府，首先是温斯顿·丘吉尔，策划要对阿尔斯特实行强制措施。他在这些事件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使他得以闻名的那种常识：这位祖籍阿尔斯特的苏格兰人旧有的激情又喷发出来。最后，阿尔斯特和爱尔兰由于世界大战的临近而被突然搁置起来。博纳·劳建议，这个问题应该推迟，阿斯奎斯接受了。后来，大战爆发，阿斯奎斯使“爱尔兰自治法案”变成了法令，战争结束以后生效。博纳·劳把这看成是出卖行为。

由于战争在继续，而且情况很糟糕，形式变得更加困窘了。当时，反对党完全可以将政府赶下台，但是，那样做在战时似乎有些没有爱国之心。 博纳·劳猛烈的批评集中对着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他对此人长期以来就不信任，而且对他的个人魅力无动于衷。这两人之间的对抗在达达尼尔海峡远征问题上爆发了。对这次远征，丘吉尔不顾他自己的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斯诺特·费舍尔勋爵的意见而采取了支持态度。当远征军明显的未能达到其支持者所希望的目标时，博纳·劳迫使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把丘吉尔从海军部撤掉，并组成了一届联合政府。他担任了殖民大臣，但这是一个二流的职务，尽管在内阁中有他一共位子。巴尔福担任了海军大臣。在撤离达达尼尔问题悬而未决之际，博纳·劳通过以辞职相威胁，而使这一问题达到严重关头。撤离达达尼尔之时，并没有象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出现悲剧性后果。

其实，他意识到阿斯奎斯的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至少是在一些高级官员中是如此。当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在去俄国途中的汉普郡号军舰沉没时被淹死后，局势改变了。阿斯奎斯将陆军大臣的职务给了博纳·劳。博纳·劳在这以前曾与劳合·乔治讨论过这个问题，并对首相说，劳合·乔治是担任此职务的最合适的人选。更重要的是，他同其他人都认为，首相太疲劳，不能继续担任战争的最高指挥。但是，他认为劳合·乔治太不谨慎，不可用坐他的接班人。人儿，最后他同意力促成了一个小型的战争指导委员会，由劳合·乔治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对此，阿斯奎斯在与人反复讨论后同意了。但是经过一番思索，阿斯奎斯辞职了。劳合·乔治担任了首相，博纳·劳任财务大臣，并且成为劳合·乔治战争期间最亲密的顾问。战争结束后，在1918年12月举行了大选。在选举中，打瞌睡的自由党人扮演了反对党的角色：联合政府赢得了487个席位，博纳·劳作为格拉斯哥市区的代表进入下院。

他是掌玺大臣和下院领袖。在此职位上，他采取了坚决措施，解决了这个国家的工人骚乱。可是在1920年，当政府越来越失去民心时，他的健康开始衰退。面对身体垮下来的威胁，他于1921年5月隐退，尽管他对劳合·乔治的影响对于与爱尔兰签署一项将阿尔斯特排除在爱尔兰自由邦之外的条约具有一定的作用。劳合·乔治和保守党右翼之间的争持扩大了：特别是在所谓的对爱尔兰的过于宽容的态度上。在爱尔兰的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陆军元帅，帝国总参谋长亨利·休斯·威尔逊爵士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然而，最终导致政府垮台的原因是中东问题，在那里，1922年劳合·乔治似乎处于与土耳其交战的边缘。保守党的议员和贵族在卡尔顿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会议。在比弗布鲁克男爵和罗瑟米尔的报纸支持下，博纳·劳结束了退隐生活。重返政治舞台。他在发言中支持保守党终止本届联合政府，此举在会上以187票对87票获得通过。那天下午，劳合·乔治向国王递交了辞呈。

国王乔治五世派人召来博纳·劳，那时他尚未担任其党的领袖。然而，在12月23日在塞西尔饭店举行的党的会议上他就当选了。博纳·劳作为首相吻了君王的手；11月15日将举行大选。联合政府中的保守党大臣们--显然都是该党的精华--宣布，他们经不参加新政府。但是，要是他们打算以此作为对博纳·劳及其支持者们的一次及早而致命的打击的话，那么他们就失望了。象此前和此后的许多政治家们一样，他们低估了担任公职的魅力。第二流的十一人政府组成了。事实证明，该政府是强有力的。博纳·劳政府以344票对工党的138席和自由党的117席（阿斯奎斯派和劳合·乔治派各半）获胜。博纳·劳发现面临纷繁的国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清理对美债务是最紧迫的。

他的观点是，英国应偿付美国的债务，但英国的欧洲盟国也要偿付欠英国的债务。他派财政大臣斯坦利·鲍德温去华盛顿按这条方针进行谈判，以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同时规定，鲍尔温达成的任何一项协议都需要提交内阁审议。鲍德温带回一项包括每年偿付利息从3400万英镑增加到4000万英镑的方案。对这项协议，内阁只有冒着使政府垮台的危险才能加以拒绝，因为他是既成事实。博纳·劳提议否决它。他说：“假使我接受这些条款，我就会成为英国的首相中最遭人唾骂的一个。”他的知交比弗布鲁克是敦促他继续执政人人之一，他最后也这样做了。

可是，他的首相任期只持续了六个月。大选刚结束，他的喉癌的最初症状就出现了：到四月份，他的嗓音减弱到听不到的程度，一个月后，霍德勋爵诊断他患有癌症。博纳·劳于1923年5月20日提出辞呈。10月30日他病逝于他在昂斯洛加登的家中，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合适的，我们应该将无名的首相葬在无名的战士身旁。”阿斯奎斯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己近60年了，物拱星移，事过境迁，但它仍以其恢弘的气势、探刻的内、丰富的底蕴，磁铁般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去探究利著述。

博纳·劳先生的下台是一个重大的不幸，对他的政敌们来说，这种不幸并不比对他自己的拥护者而言更差。我们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如此没有偏见的保守党领导人。博纳·劳先生首先不是别的，而一向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党员；他为党殚精竭虑，并且在每一次危机时都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在两个关键性问题，即关税改革和支持阿尔斯特方面，他采纳了党的极端观点。可是真实情况是，他几乎没有丝毫的保守党的原则。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会员，对于昔日的传统和象征，没有充满想象的敬畏之心，没有对既得利益的特殊关照，没有对上流阶级、城市、军队或教会的任何依附。他总是根据每一个问题本身性质之好坏来加以看待。

博纳·劳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博纳·劳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博纳·劳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劳埃德·乔治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

谦逊、优雅、无私的态度，使他赢得了所有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的爱戴。然而，公众的感觉大概取决于他们对关于他的一件更重大、更关键的事情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这些简单的品质。他们觉得，他是一位伟大的公仆，他严肃的、忠于职守的生活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自己。有很多政客，太沉醉于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刀光剑影，他们欣赏着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捧着这些甜蜜的开心果，仅仅是为了自我娱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