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名将）

原籍都昌，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西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斥。陶侃少年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

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像样的食物。次日，范逵上路，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赞陶侃。张夔于是召其为督邮，领枞阳令。为官有能名，迁主簿。陶侃也倾心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在张夔妻子生病的时候，需要在数百里外迎接医生。当时下着大雪，众僚属都是面有难色。只有陶侃一人请行，大家都配服其义。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份，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当时长沙太守万嗣经过庐江，见到陶侃，很欣赏他，对陶侃说：“你最终一定会有名的。”让自己的儿子与陶侃结友后才离开。

公元291年（元康元年），晋惠帝皇后贾南凤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公元296年（元康六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这种情况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几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终于在张华的推荐下当上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之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官，召为舍人。”

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有一次，他与同州里的豫章国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南人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问杨晫：“奈何与小人同载？”名士乐广欲会荆扬士人，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

公元300年（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次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适经朋友推荐，他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陶侃打点行装，匆匆上路了。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他想起自己奋斗经营多年，竟然只落得到距政治中心远而又远的小县当县令的地步，其心情可想而知。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于是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里的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

301年（永宁元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303年（太安二年）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上任，即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

能受到刘弘重用，陶侃当然十分高兴。况且动乱时从军立军功，也不失为仕进升迁的一条捷径。

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军却在宛为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为张昌所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个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羊公即羊祜。晋吴对峙，他曾镇守荆州近二十年，为晋更吴立下大功。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这番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事定，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封爵东乡侯，食邑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

公元305年（永兴二年）扬州刺史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遂起兵占据扬州，并遣其弟陈恢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

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也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遂遣子洪及兄子臻诣弘以自固。弘引为参军，资而遣之。又加侃督护，使与诸军并力距恢”。刘弘用人不疑，陶侃无后顾之忧，遂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

306年（光熙元年），陶侃的伯乐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307年（永嘉元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

311年（永嘉五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陶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惧难作，托疾而归，白侃曰：u2018华彦夏（轶字）有忧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与琅邪不平，难将作矣。u2019”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十分生气，让陶臻返回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大悦，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

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司马睿虽然占据了江州。但上游荆、湘两州的大部分地区为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军所占据。王敦即督陶侃、周访等进击杜弢。

公元313年（建兴元年），荆州刺史周顗被杜弢围困在寻水城。陶侃遣军击之，杜弢退却。陶侃对诸将说，杜弢必由陆路偷袭武昌。因此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杜弢果然来攻，陶侃率伏兵出，大破之，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败军退入长沙。

王敦即表陶侃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陶侃初战即获大胜，刘弘十余年前的预言竟得以实现，于是乎有些飘飘然了。没想到他的部将王贡背叛了他。王贡联合流民军偷袭，侃兵大败。再战，陶侃的坐船也被叛军钩住。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才得以逃脱。这次惨败使他刚得到的官职也被革掉。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陶侃率周访等入湘，与杜弢交成，所战连捷。

公元315年（建兴三年），杜弢起义终于被陶侃镇压下去。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正当陶侃踌躇满志准备赴荆州上任时，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旧剧又在他身上重演。

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形胜，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

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披甲执矛，将杀侃，出而复回者数四。侃正色曰：u2018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u2019因起如厕。”王敦佐吏提醒说陶侃的亲家周访正统兵在豫章，若陶侃被杀，周访决不善罢干休。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授，我殆不免。”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皆请乘胜击温劭；侃笑曰：u2018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u2019”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陶侃遂进据广州，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他“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u2018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u2019”就这样，他在广州一下就呆了十年。后进号平南将军，又加都督交州军事。

公元322年（永昌元年），王敦举兵反，朝廷下诏陶侃以本官领江州刺史，又转任都督、湘州刺史。王敦攻入建康，把持朝政后，恢复了陶侃的本职，又加散骑常侍。当时交州刺史王谅为叛贼梁硕所害，陶侃遣其将高宝进击，将梁硕击败。以朝廷下诏以陶侃领交州刺史。根据前后的功劳，封其次子陶夏为都亭侯，进号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公元325年（太宁三年），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晋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王敦在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讧。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

陶侃镇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荆州士女相庆”。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他“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u2018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u2019”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这样。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务勤稼穑，虽戎阵武士，皆劝励之。有奉馈者，皆问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欢喜慰赐；若他所得，则呵辱还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缜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将木屑和竹头全部收集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桓温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钉装船。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公元339年（咸康五年）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u2018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u2019施惶怖谢罪。”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时人梅陶说过：“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同年，明帝病死，五岁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辅政。庾亮对据上游、握强兵的陶侃颇为顾忌，一方面加强建康石头城的防卫，另一方面派温峤出任江州刺史。在东晋荆、扬的矛盾中，处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调节上、下游关系的枢纽。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与朝廷关系密切，又要对荆州有所防备。明帝以陶侃为荆州，同时任应詹刺江州。应詹曾与明帝谋讨王敦，又与陶侃同为刘弘部下。

公元326年（咸和元年）应詹卒。死前曾与陶侃书，望陶侃能“竭节本朝，报恩幼主”。可见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与温峤，本是“深交”。其使温峤镇江州，用意与明帝完全相同。

公元328年（咸和三年），历阳太守苏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酝酿中的荆、扬矛盾出现变化。苏峻攻进建康，挟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时，凭江州兵难以平定苏峻之乱。温峤遂邀陶侃率荆州兵同赴国难。明帝死时，陶侃因“不预顾命”一直怀疑是庾亮作了手脚。后庾亮修石头城，也是针对他的。旧怨未消，又让他来对付因庾亮处置失当引起的苏峻之乱。陶侃深以为恨，对温峤说：“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局。”温峤屡说而不答应。后温峤“固请之”，其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即“戎服登舟，瞻丧至不临，昼夜兼道而进”。荆州军至江州，议者咸谓陶侃欲诛庾亮以谢天下。陶侃若杀庾亮，势必影响与温峤的关系，从而可能导致平叛军队的分裂。时庾亮“甚惧，用温峤计，诣侃拜谢”。庾亮有高名，为名士翘楚。他来谢罪，实出意外。陶侃“惊，止之曰：u2018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u2019亮引咎自责，风止可观，侃不觉释然”。但仍愤愤地对庾亮说：“君侯修石头以拟老子，今日反见求邪！”即与庾亮、温峤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使诸军能够同心协力，终于平定叛乱。

在平定苏峻之乱中，陶侃以位重兵强被推为“盟主”。苏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骁勇善战。庾亮率军进攻，为峻军所败，乃送“节传以谢侃。侃答曰：u2018古人三败，君侯始二，当今事急，不宜数而。u2019”陶侃对庾亮如此宽容，诸将谁不力战。其次，陶侃能听从建议和意见。如招郗鉴自广陵渡江扼守京口，对于东西夹击苏峻起了重要作用。诸军与苏峻军战，数战皆败。温峤军乏食，乞借粮，陶侃不欲借，并要撤军回荆州。经人劝解，陶侃“乃分米五万石以饷峤军”，并打消撤军念头。苏峻之乱终于在诸军合作下得以平定。东晋政局危而复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和东晋政治格局的变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社会的安定对江南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应该说，陶侃对于促进这一局面的出现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苏峻之乱后，陶侃因功而升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军事，封长沙郡公，仍驻荆州。

公元330年（咸和五年），江州刺史刘胤为后将军郭默所杀。执政的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以默为江州刺史。陶侃闻知此事，指责王导这种纵容作法，随即起兵抵江州，将郭默等斩首。实际上，王导和陶侃对郭默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之间对江州的争夺。王导对郭默擅杀刘胤表示的容忍态度，在于要笼络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责王导并迅速出兵，是要将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夺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时他已为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其权力之煊赫，在东晋一朝也是屈指可数的。

《晋书·陶侃传》称侃曾“梦生八翼，飞而上天，见天门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门不得入。阍者以杖击之，因坠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认为陶侃一生尽心于国，“折翼”云云是《晋书》作者的诬枉。但通观东晋一代，荆州刺史以其所处政治军事的重要地位，或与中央对抗，或遥制朝权，陶侃也不会例外。况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废黜执政的王导。所以，《晋书》所云陶侃“潜有窥窬之志”是有根据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总上流却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这与陶侃的经历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陶侃自称“少长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门阀政治下挣扎奋斗几十年，才得以出人头地。但仍为士族们瞧不起。士族们不会允许一个寒门总揽东晋朝权的。陶侃明白自己的处境，也不敢轻易侵犯士族权益。其次，元帝、明帝两朝荆、扬对峙，荆州占绝对优势的形势在成帝时已经发生变化。公元329年（咸和四年），徐州刺史郗鉴移驻京口，京口遂成长江下游重镇。京口距建康仅二百余里，便于接应，从而大大加强了建康的实力。咸和五年，陶侃“尝欲起兵废（王）导”，事先征求郗鉴的意见，因“郗鉴不从乃止”。这种上、下游间实力的变化，使陶侃虽有“窥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极人臣，能“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对他个人来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这样既可维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的家业，又可保住子孙的前途。然而，他还欲在北伐有所作为。荆州西临成汉，北接后赵。公元322年（咸和七年）陶侃遣毌丘奥经营巴东，又遣桓宣收复为后赵占据多年的襄阳。襄阳为荆州北门。它起着阻止后赵沿汉水南下的作用，又是东晋经略北方的一个重要阵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因其病重而作罢。他的这种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丧失进取心的精神，确实难能可贵。平襄阳后拜大将军，赐赞拜不名、剑履上殿，陶侃推辞。

公元334年（咸和九年）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逊位，遣人将官印节传等送还朝廷。他在离开荆州任所前，“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亲交专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长沙。“朝野以为美谈”。第二天，在途中的樊溪去世。时年七十六。根据他的遗嘱，葬在长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陶侃撰有《集》二卷。另在《全晋文》中载有《相风赋》、《表》、《上温峤遗书请停移葬表》、《让拜大将军表》、《上表逊位》、《上成帝杂物疏》、《遗荀崧书》、《答温峤书》、《答慕容隽书》、《报封抽韩矫等书》、《与王导书》等作品及言论。

师圭：“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

万嗣：“君终当有大名。”

杨晫：“①《易》称u2018贞固足以干事u2019，陶士行是也。”“②此人非凡器也。”

黄庆：“此子终当远到。”

刘弘：“①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②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

扈瑰：“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

王敦：“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

梅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

谢安：“陶公虽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司马衍：“故使持节、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诸军事、荆江二州刺史、长沙郡公经德蕴哲，谋猷弘远。作籓于外，八州肃清；勤王于内，皇家以宁。乃者桓文之勋，伯舅是凭。方赖大猷，俾屏予一人。”

刘义庆《世说新语》：“①陶公性检厉，勤于事。”“②陶公少有大志。”“③陶性俭吝。”

房玄龄等《晋书》：“①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②士行望非世族，俗异诸华，拔萃陬落之间，比肩髦俊之列，超居外相，宏总上流。布泽怀边，则严城静柝；释位匡主，则沦鼎再宁。元规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贵，服其言而动色。望隆分陕，理则宜然。至于时属云屯，富逾天府，潜有包藏之志，顾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u2018人无求备u2019，斯言之信，于是有征。”“③长沙勤王，拥旆戎场。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繄赖之重，匪伊舟航。”

郑侠：“陶侃惜分阴，仲尼犹不及。”

张预：“孙子曰：u2018因利而制权。u2019侃因山夷劫掠而诈作商船。又曰：u2018守其所不攻。u2019侃以贼保冷口而先备武昌。又曰：u2018无约而请和者，谋也。u2019侃知贼伪降而为之备。又曰：u2018屈人之兵而非战。u2019侃威名已著，谕之以书而贼遁。又曰：u2018攻其所必救。u2019侃攻石头而解大业之围。又曰：u2018地有所不争。u2019侃不守邾城是也。”

陈普：“苏峻鲸奔正可忧，翻令王室备荆州。五陵松柏无遗种，谩为桓温拾竹头。”

徐钧：“荡除国难功勋盛，王室因之得载安。最是南陵千里外，拾遗屏迹化尤难。”

蔡东藩《两晋演义》：“①戡定荆湘非易事，论功应独让陶侯。”“②陶侃周访甘卓等，合兵进讨，义在则然，但侃尤为忠勇。”“③夫当时义勇卓著，如祖逖周访陶侃诸人，皆可分任。”“④陶侃为晋室重臣，拥兵上游，理应为国图存，与同休戚，乃以一时之私忿，置国家于不顾，宁非大误？温峤一再贻书，推为盟主，而侃犹不从，甚至龚登已遣，尚欲召还，何私憾之深，一至于此耶？及闻陶瞻战死，舐犊生哀，乃登舟东指，与峤相会，然犹讥嘲庾亮，情见乎词。亮固有误国之罪，而侃亦不得为保国，若非温峤之推诚相与，则侃必不肯赴难，其去亮果几何也。厥后屯兵江上，旷日持久，虽峻兵尚盛，未易撄锋，然其徘徊瞻顾之状，犹可想见。桓彝之死，安知非侃之敛兵不动，有以致之？以视温峤之志在勤王，毛宝之志在戮力，盖不能无惭德矣。虞母孙氏尚知大义，奈何以堂堂之须眉，反出巾帼下？吾不禁为陶士行叹息云。”“⑤若东晋将才，足以畏赵者，惟祖逖陶侃二人，而侃之功为尤大，史称其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而止，是说未足尽信。侃生平并无逆迹，第当苏峻之乱，不遽入援，必待温峤之敦促而始发，时人乃疑其有贰耳。然袁氏了凡，犹谓其诬，是则侃固东晋之名臣欤。”

公元782年（建中三年），礼仪使颜真卿向唐德宗建议，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并为他们设庙享奠，当中就有“太尉长沙公陶侃”。

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宋室依照唐代惯例，为古代名将设庙，七十二位名将中亦包括陶侃。在北宋年间成书的《十七史百将传》中，陶侃亦位列其中。

陶侃运甓

陶侃在广州，没有事的时候总是早朝把一百块砖运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别人问他这样做的缘故，他回答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不能承担大事，所以才使自己辛劳罢了。”

陶侃惜光阴

陶侃生性聪慧敏捷，做人谨慎，为官勤恳，整天严肃端坐。军中府中众多的事情，自上而下去检查管理，没有遗漏，不曾有片刻清闲。招待或送行有序，门前没有停留或等待之人。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的时间，怎么能够游乐纵酒？活着的时候对人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

陶侃惜谷

有一次，陶侃外出，看见一个人手拿一把未熟稻谷，陶侃问：“你拿它做什么？”那人回答：“在路上看见的，就随意拿来罢了。”陶侃大怒说：“你既不种田，又拿别人的稻子戏耍！”陶侃抓住他鞭打他，因此百姓勤于农事，家中充足。

造船的时候，陶侃命人把木屑和竹头都登记后收藏起来，人们都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后来大年初一聚会时，地面积雪，太阳刚放晴，厅堂前积雪，地面还潮湿，陶侃于是用木屑铺散地面。等到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保存的竹头作钉装船。陶侃综合料理事物极其细密，都是这样。

陶侃留客

陶侃年少时就有大志，家境却非常贫寒，和母亲湛氏住在一起。同郡人范逵一向很有名望，被举荐为孝廉，有一次到陶侃家作客。当时，冰雪满地已经多日了，陶侃家一无所有。可是范逵车马仆从很多。陶侃的母亲湛氏对陶侃说：“你只管到外面留下客人，我自己来想办法。”湛氏头发很长，拖到地上，她剪下来做成两条假发，换到几担米。又把每根柱子都削下一半来做柴烧，把草垫子都剁了做草料喂马。到傍晚，便摆上了精美的饮食，随从的人也都不欠缺。

范逵既赞赏陶侃的才智和口才，又对他的盛情款待深感愧谢。第二天早晨，范逵告辞，陶侃送了一程又一程，快要送到百里左右。范逵说：“路已经走得很远了，您该回去了。”陶侃还是不肯回去。范逵说：“你该回去了。我到了京都洛阳，一定给你美言一番。”陶侃这才回去。范逵到了洛阳，就在羊晫、顾荣等人面前称赞陶侃，使他广泛地得到了好名声。

陶母责子

陶公年纪轻时担任负责河道和渔业的官吏。曾经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母亲说：“这是哪里来的？”使者说：“是官府所拥有的。”母亲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还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陶丹，官至扬武将军。

湛氏，古代四大贤母之一。

龚氏。

陶洪，官至丞相掾。

陶瞻，官至散骑常侍、封都亭侯。后追赠大鸿胪，谥长沙愍悼世子。

陶夏，因陶侃功劳封都亭侯，后为长沙郡公世子。

陶琦，官至司空掾。

陶旗，散骑侍郎，封郴县开国伯。

陶斌，官至尚书郎。

陶称，官至监江夏随义阳三郡军事、南中郎将、江夏相。

陶范，官至光禄勋。

陶岱，官至散骑侍郎。

陶弘，袭爵长沙郡公，官至光禄勋。

陶定，袭爵郴县开国伯。

陶绰之，袭爵长沙郡公。

陶袭之，袭爵郴县开国伯。

陶谦之，袭爵郴县开国伯，宋受禅，国除。

陶延寿，袭爵长沙郡公。宋受禅，降为吴昌侯。

陶渊明，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

陶侃故居

晋都陶侃故居叫陶公山，位于湘潭市市区石嘴垴。陶侃曾在山上建有小茅屋，并在周围开荒种菜。茅屋的前左侧有块洼地，积雨水而成池，是陶侃饮用吸水的地方。因常有猫儿在池边捕捉小鱼，故名“猫儿池”。茅房后面的小山沟上有石砌小桥，后人称为“陶公桥”，后被毁。陶公山临湘江一面都是红砂石岩，石峰隆地向湘江伸展，宛如壶嘴，故名“壶山”，俗称“石嘴瑙”，从远处眺望伸向湘江的石嘴上颌，形态壮丽，好象怒吼的雄狮，俗称“狮子口”。石山嘴上有株碧梧，梧桐树后面便是陶侃的衣冠墓和墓房前的小花园。

陶侃的衣冠墓建于元初，因“国破思良将”的原因，葬墓建造虽然简陋，却很威严，从江边沿石级而上，靠左围墙有双合墓庐门，门框上嵌有石匾，上刻“陶公墓室”四字。进门右道一排三间青瓦平房，是守墓人的住所。墓前石栏杆，栏杆左右有石柱，上刻“媲衡山千秋不朽，偕湘水万古流芳”的对联。石栏杆前有石香炉、石方桌和“鼓型”石凳。墓前的小花园也很别致，除常绿灌木外，还按季节栽有多种蔬菜，藉以悼念陶侃。由于战乱，部分古迹已毁。但陶侃的主冠墓保存完好，墓碑上所刻的《晋督都陶桓公墓》七个大字，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