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艾利

蹇先艾(1906-1994),遵义老城人。笔名罗辉、赵休宁、陈艾利、蔼生等。幼年在遵义读私塾，出生清末名门，自曾祖父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员，清同治八年(1869年)奉办“遵义教案”有功，加赏布政使衔。父蹇念恒，举人，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二日，蹇先艾出生于县署，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蹇先艾敏捷好学，童年喜爱观赏鸟语花香的故乡景色，亦好听家中老仆人讲《三国演义》故事。稍长，入私塾，且于其父指导下读古文，联句作诗，十来岁能作古体诗。以后发表旧体诗，多用笔名萧然。民国8年(1919年）冬，蹇先艾至北京读书，先后就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常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沈从文等名家交往。此后，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文学》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兼授弘文学院《文学概念》和女子中学《国文》课。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描写琐碎，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民国25年，于鲁迅发起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上签字。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水葬》、《到家》等，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还翻译出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抗日战争爆发后，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

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常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沈从文等名家交往。此后，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文学》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兼授弘文学院《文学概念》和女子中学《国文》课。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描写琐碎，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

民国2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刊物相继发行。蹇先艾于孤寂生活之中，以读书写作为乐，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民国11年，于师大附中与朱大南、李健吾创办“曦社”文学团体，办《爝火》文学刊物。次年，发表新诗《二闸舟中》和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

民国25年，于鲁迅发起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上签字。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水葬》、《到家》等，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还翻译出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抗日战争爆发后，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

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省文化局局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文联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政协贵州省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1986年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印度。写作之余，常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阅，为之作序，鼓励上进；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亦予热情关注。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被称为中国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民国27年(1938年）春，因不满贵阳文坛沉闷的气氛，与谢六逸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于《贵州晨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以杂文、诗歌、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救亡斗志。

次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贵阳，《贵州晨报》社被毁，《每周文艺》停刊。

民国31年起，历任贵阳省立高中教员，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

民国34年3月，主编《贵州日报》《新垒》副刊，团结省内外作家，继续以文学艺术作品，鼓舞民众。蹇先艾为人清廉、正直。任遵师校长时，月薪难以维持家计。当时，师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一般校长吃学生空缺多达十数人（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贵阳送礼），会计劝其吃空缺，蹇先艾坚持不肯。为维持生计，只得将北平运回的《鲁迅全集》出售，补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目睹当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蹇先艾加入“教授会”，任干事，支持学生“争和平、争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和“反饥饿、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并以《新垒》为阵地，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争取民主权利内容的作品，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推荐英国作家约翰·雷特描写十月革命的著作。当局予以注意，不是令其更换标题，就是强令抹去作家署名。蹇先艾抗议无效，于1948年辞职，停办《新垒》。解放后，贵州省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蹇先艾任副主席，主持《贵州文艺》出版。

蹇先艾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早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时，他就与同班同学朱大楠、李健吾共同发起成立了“五四”以后中国最早的青年文学社团之一的“曦社”，并创办了文学刊物《爝火》。对蹇先艾的散文，最早进行评论的是后来成为著名戏剧家、评论家的李健吾，他认为“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蹇先艾“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

蹇先艾文学创作很早就产生过国际影响，早在1929年，他的小说《初秋之夜》就已被苏联文学界译成俄文，选进了以鲁迅小说为首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集》，由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

纵观蹇先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他以绝大的篇章、最深厚的感情献给了旧贵州这片贫困而苦难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的人们。在他笔下涌现出的众多人物，挑夫、马夫、滑竿匠、盐巴客、乞丐、草药贩子、家庭主妇、失业青年、农妇、小职员、女艺人、教员……对于他们的痛苦生活与不幸遭际，作家不仅作了忠实的记录和典型的反映，建构了作家独特的贵州乡土的艺术世界，对他笔下的人物，更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出作家的良知及其人道的关怀，因而曾经感动过无数读者；一些乡土作品，至今也没有失去艺术的魅力

返观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新文学作家群，贵州籍作家寥然可数，蹇先艾几乎是一颗孤星。其创作中缠绕的“贵州情结”，是彰显其创作个性和价值的重要因素，理应受到关注这块土地者的珍视。蹇先艾虽是贵州遵义籍人，但1906年生于四川越隽县,1915年才随官任期满的父亲回老家定居。1919年13岁时，由父亲送到北京读书，蹇先艾在贵州常住不过4年多，其间，蹇先艾主要是在家读书，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社会，蹇先艾的创作是在异乡的孤独和丧亲的痛苦中开始的。贵州不过是他“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朝雾·序》）的一个载体，故第一部小说集《朝雾》，洋溢着田园牧歌的情调，并夹杂着怅惘、忧愁的情绪，抒情性很强。

1928年蹇先艾返乡结婚。这次返乡促进了蹇先艾对贵州较为全面的了解，扩展了蹇先艾小说创作的视野和题材范围。也促成了他对贵州面貌的真实言说。1928年到1937年间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社会深广度。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贵州地方社会的现实图景。文本风格上，蹇先艾完成了从抒情到写实的转换，《盐巴客》、《贵州道上》都可以算是现实主义佳作，是真正能代表蹇先艾乡土写实成绩的作品。

然而蹇先艾不可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对这块土地纯然的“客观”。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烘焙出来的蹇先艾，难免用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审视封闭、落后的贵州，无奈这片“被看”的乡土同时又是作家自己的故土，中国传统文化中眷恋故土的美好情愫以及作家漂泊生活中寻觅精神家园的需求使他不能满足于旁观式的审视，他要融入。然而理性认知所带来的与故乡的心理距离和自己身上带回的异质因素（从服装、谈吐到思想），迫使他体味和乡土情感上的陌生，自觉到自己成为故乡中另类的尴尬，乡情依在，但乡愁变成了乡怨。此类作品便透露出一种反讽的意味。

这是蹇先艾小说中出现的第三类乡土叙述。事实上这种对乡土的“在”而“不属于”关系，深刻的反映了现代知识者面对中国乡土的一种共时性体验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小说写的是一个青年因为偷窃行为被村人处以极刑（水葬）的故事。这样的处置在村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天经地义”的习俗背后的野蛮：母亲挂虑着她的儿子，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她的儿子已葬身水底。小说没有再往下写。我们不难想象，当这位母亲知道真相后她的心情将是怎样。作品彰显出两重的悲剧——儿子的惨死和母亲等待的无望，彰显出两重的人性——残酷和怜爱。其实，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群众”（村人）的可怕，也可以说是人性的可怕——假“道德”之名，既可以获取道德之名（伸张正义），暗地里又获取了近乎本能的施虐之快——以群体强大的力量在个人无安全之虞的情况下毁灭了一个从生理上（仅一个人）和心理上（有负罪感）无从反抗的个体。这显然是一种不道德的“道德”。另外，围观的看客（正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也一样经验着看的满足——不仅是冷漠，而是在看的过程中同样宣泄着施虐的快感。正因为残忍的存在，我们才感受到晦暗中母爱的光芒。我以为，文本的内涵不仅指向对旧习俗、对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对深层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鉴于此，《水葬》不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应视为其代表作。鲁迅对《水葬》有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u2018老远的贵州u2019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作为一名有代表性的“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与其他同时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一样，在写作中，往往是在关于乡土的叙事中来表达时代主题的（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师承鲁迅，响应“文研会”倡导的表现）。时代变化导致写作主题的变化，先是“反封建”的主题，后是“抗战”主题。这样的主题对于当时的大部分作家来说是共同的，而蹇先艾小说的意义在于，他将这样共同的主题融入了他独特的乡土世界——即贵州（黔北），这是一个有别于都市的世界，同时亦有别于其它乡土作家的乡土。而且，蹇先艾在其作品中自觉地、竭力地张扬其乡土的特殊性，以获得属于他的“地域性”（于外界而言就可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以此确立其写作个性（我们知道，没有个性的写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或许就是蹇先艾的写作策略，具体地说，他的策略表现为：有意识地选用黔北方言，加入风土人情的描写以突出地方色彩，对崎岖山路及天气进行渲染等等。

尽管，有时表现时代的主题，会显示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但是，时代的主题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复存在，表现时代主题的作品也往往会因此而削减其魅力。因此，现在来看蹇先艾的小说，其意义也许更在于文体之上。同其他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蹇先艾在20世纪下半叶的写作，基本上是对意识形态的图解，甚至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改写。这已不仅是蹇先艾个人的悲哀，而是那一代作家共同的悲哀，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罢。

《朝雾》（短篇小说集）1927,北新

《一位英雄》（短篇小说集）1930,北新

《酒家》（短篇小说集）1934,新中国

《还乡集》（短篇小说集）1934,中华

《踌躇集》（短篇小说集）1936,良友

《城下集》（散文集）1936,开明

《盐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乡间的悲剧》（短篇小说集）1937,商务

《离散集》（散文集）1941,桂林今日文艺社

《幸福》（短篇小说集）1941,改进

《乡谈集》（杂文集）1942,贵州文通书局

《古城儿女》（中篇小说）1946,上海万叶书局

《四川绅士和湖南女伶》（短篇小说集）1947,上海博文书店

《新芽集》（散文集）1955,作家

《山城集》（短篇小说集）1956,作家

《龙明德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56,贵州人民

《倔强的女人》（短篇小说集）1957,新文艺

《苗岭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蹇先艾散文小说集》1979,贵州人民

《蹇先艾短篇小说选》1981,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