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校长）

李登辉（1872-1947），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老校长（1913~1936年），字腾飞，福建 同安人，出生于荷属爪哇岛(今印尼)，印尼第七代华裔，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他为复旦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多学有所成，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至少有二十六人，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他被世人誉为“ 人伦师表”，为维持和发展复旦大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登辉平生最得意之快事，就是有众多学生循着他的足迹，孜孜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建功立业，其中有二十六位弟子先后出任大学校长，他们是：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安徽大学及浙江大学及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桢、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及英士大学校长吴南轩、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国立南宁师范学院院长黄华表、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国立劳动大学及江南大学校长章渊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 以及安徽大学及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北洋大学及青岛工学院及武汉测绘学院院长金通尹、燕京大学副校长郭云观（正校长由美国人担任）、岭南大学及暨南大学及中山大学正副校长陈序经、西北农学院院长周伯敏、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广西大学校长陈剑翛、英士大学校长许绍棣、复旦大学校长张志让、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俞大绂、第五军医大学校长蔡翘、陕西师范大学校长陈立人、上海城建学院院长巢庆临。

1883年，赴新加坡读书，1891年，赴美入威斯雷阳大学，旋转入耶鲁大学，1899年，得文学士学位。 其后李先生回南洋任教，于1905年返国来上海，他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并且积极筹组“寰球中国学生会”，当了会长超过10年。1906年，他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1908年，他去北京应考，中选为举人。1912年，因复旦公学的吴淞校址毁于战火，遂迁入上海徐家汇的李公祠。次年，校董事会成立，董事孙中山先生等推选李先生为校长。1917年，复旦正式改组为大学，设文、理、商三科。但当时复旦开办未久，基础未奠，尤缺基金，又因李鸿章后裔屡兴词讼。想把复旦逐出李公祠，为此李先生在是年冬以复旦大学校长的身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募捐。时南洋侨胞景慕李先生盛名，群遣子弟入学，因而李先生很快在南洋募得巨资，次年回国后，就开始在江湾购地 ，以期另辟校址。到1920年，购得土地七十余亩，次年开工建筑，到1922年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各一幢，于是复旦大学正式迁往江湾（今校址），徐家汇原校址改为中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北碚黄桷树，部分师生因困于环境不能成行，李先生就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1947年11月19日，李先生因脑溢血在上海逝世，享年七十五岁。

当复旦大学校长23年（1913年—1936年）　

李登辉初到上海时，还不会讲普通话（华语）。他34岁才结婚（1906年），妻子海伦·汤佩琳是一个牧师的女儿，比他小15岁。汤佩琳不但是他的中文老师，她也通过长期的教育和熏陶，让丈夫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和风俗习惯，有更深的了解。他们夫妻很恩爱，李丧妻后没有再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多位学校董事亡命海外，由于经济来源断绝，复旦陷入存亡关头。李登辉转到《共和西报》担任主笔，兼任中国公学教授；后来又出任中华书局的英文主任。1913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时，他负责到南洋各地募捐办校基金，前后半年。 　

后来，他当上复旦大学校长，长达23年，相信这是个世上少有的纪录。前前后后加起来，连同在复旦公学和实验中学在内，他总共在复旦校园内服务了约40年。 　

李登辉任复旦校长的初期，董事会的主席是唐绍仪（广东省香山县人）。唐绍仪曾任袁世凯时代中国的第一任总理，他也是本地橡胶业巨子李光前的亲家 ——他的一个女儿嫁给本地李氏基金会主席李成义（李光前的大儿子）。另一个女儿嫁了中国的外交大官顾维钧（Wellington Koo），顾夫人早逝（1918年），他续弦娶了印尼糖王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李成义的元配也在近30年前过世，现在的夫人是来自印尼棉兰的张治华（父亲张国富）。当地《联合早报》前年曾经报道：成义先生的儿女元士和汉士等人为了纪念他们的母亲，于前年合捐了100万元给本地南洋女中。

李登辉与人言及复旦前途，每每提到牛津、剑桥、耶鲁、哈佛，他的目光紧紧盯住这些欧美名校， 要与它们并驾齐驱。他借鉴人家的办学方式，但绝不会全部照搬。例如，耶鲁是一所极具宗教色彩的学校，李本人亦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他绝不要求学生信教入会。

他恪守马相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条，创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所以被邀请来校为学生开讲座的，有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

如保皇派的康有为，逊清王爷项俊卿，国民党的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于右任、胡汉民、戴季陶、陈立夫、陈布雷、陶希圣，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邵力子、恽代英、萧楚女，托派的叶青、李建芳、邓学稼，国家主义派的曾琦、左舜生、李璜，“玄学鬼”张君励，社会党，以及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马君武、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经济学家马寅初、国学大师柳翼谋、唯识论学者熊十力、乡村教育派晏阳初，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叶圣陶、丁玲等。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李登辉智育思想的反映。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智力，不是要求学生将书本中所记载的、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一一记牢，而是要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之具有独创的见解：“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前提，“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证，学术不应受功利的驱使和权力的羁绊，要营造一种鼓励独立思索和笛探究的氛围，使之有利于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科学文化的繁荣和创新。

任职期间复旦开始招收女生　

李登辉在领导复旦时，印尼糖王黄奕住（Oei It Tjoe，1868-1945）在1921年捐了一万元给复旦盖一栋楼。这座1922年落成的“奕住堂”如今还在，也就是今天复旦大学校史馆的所在地。我在去年10月前往参观，资料丰富。

黄奕住是本地华侨银行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的发起人和大股东之一。在上海，他在著名报人史量才的鼓励下，开办了中南银行（China & South Seas Bank）。黄财力雄厚，在厦门鼓浪屿的豪华别墅，昔日风华依然在，目前在大装修，是外来游客的参观景点之一。最近我刚去了，导游说：蒋介石和邓小平都在这别墅住过。 　

《复旦百年志》也纪录了在1919年8月20日，为在江湾购地建筑新校园，复旦总共筹得32万元。其中南洋的华侨和上海的商人总共捐出总数的三分之二。

复旦大学是在1927年突破旧传统，开始招收女生。1928年，印尼的另一个商人陈性初捐了白银二万两，兴建复旦的女生宿舍，但是，它后来在战争中被日本人轰炸而全部毁掉。

忧国忧民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　

复旦大学和南洋华侨的关系非常密切。1929年，到南京出席孙中山奉安大典的 南洋华侨领袖都应邀到复旦大学参观。此外，复旦的足球和排球队都曾经到新加坡和菲律宾进行友谊赛，或为大学筹款。 　

李登辉于上世纪初在槟城已经认识了林文庆医生。1905年再度访问槟城时，又结交了伍连德医生、辜立亭医生（跟出生马来西亚吉打州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有亲戚关系）等人。这些优秀的海外华裔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忧国忧民。古语所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军阀割据，内战爆发，日本入侵等等因素，几次都使到复旦几乎完蛋，国民党政府甚至一度想封闭它。但是，在李登辉的领导下，复旦屹立不倒；战时复旦曾迁到陪都重庆去，但李登辉却坚守在上海分校。

据英华书院前校长Mr. Earnest Lau的分析，李登辉在新加坡的三年中学教育，学习英文、科学和数学，加上圣经课，对他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使他最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毕生坚信：“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慷慨，绝对博爱”。 　

1905年，34岁的李登辉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外国人办得好的事，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 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 　

跟随李登辉一生的季英伯就是受到他这篇演说的影响，从20岁起就开始担任李登辉的中文秘书，直到1947年李先生过世为止。

64岁抗日在复旦被警察殴打　

李登辉前前后后在复旦公学和大学服务了40年，始终不愿离开复旦。二战结束后，许多学生和他在上海的和平饭店聚餐叙旧，请他谈生平所得。但他只讲了一句话：“我归国后，一生旨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此外，他什么都不讲。有人想为他立传，但都被他拒绝。

我所看到的文字资料，可以看出这位李登辉是反抗日本侵略和热爱中国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身为校长的他积极动员复旦学生参加这项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抗日。1936年，李登辉已经64岁时，竟然在自己的校园内被警察殴打。事缘有一晚，南京政府三更半夜出动600名警探和特务到校园内围捕学生，他听到一片混乱声，便起身出来营救学生而被殴打。

由于他非常爱护学生，支援他们的爱国运动，以至1936年被国民党政府威逼辞去校长之职。在日本占领时期，他坚持“三不”：不与敌伪来往，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可停办。维护了复旦的声誉。

高风亮节 埋名多年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复旦的学生有意为李校长立传，在他面前提出此想法后，李登辉一口否决， 正色答曰：“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不知是否一语成谶，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果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他的记载只有7个字，“资产阶级教育家”。无怪乎后人替他鸣冤：历史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也不可能有公正的史传问世，于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大学教育家群体中，他被淡忘了。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李登辉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复旦学者钱益民教授说，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趁着复旦百年华诞，才让李登辉姗姗来迟。作为刚出版的《李登辉传》的作者，钱益民不无遗憾，因为传记的执笔者已不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早已全部作古，传记本该在他们手中完成的。

不过，虽未有皇皇大传，但李登辉的同代人对他从未吝惜过最高的赞誉：“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蔡孑民先生在北方首先树立思想自由的学风，而在南方，则复旦大学一直保持思想自由传统者，是先生最大的功劳。”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的学生回忆，李老校长对于学术思想，完全是美国最先进大学的作风，是极其自由的，甚至，“康南海（康有为）先生明明是复辟派的重要人物，为了他的经学文学，有一次我们一辈学生却得了李老校长的许可，亲自到辛家花园敦请康先生来复旦讲学”。

1917年，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原有文理两科，新增商科（即商学院）。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 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思想上先进，但他在情感上却是极恋旧的人。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妻子生前遗物，一衣一巾，莫不保存得好好的，如她仍在人世。每年夏天太阳好时，他一定把妻子的皮衣一件件取出来晒，睹物思人，必会又伤心一场。

从复旦走出来的这些毕业生们，秉承李登辉的办学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建设披肝沥胆，百折不挠，勇攀高峰。有人说，复旦是大学校长的摇篮，李登辉是复旦的保母，此话确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