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嵩生

　 沈嵩生，教授，男，汉族，浙江海宁人，1931年9月14日生。195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影音专修科。留校任教并随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来北京电影学校，先后任摄影系教师、文艺理论教研组副组长、编导系副主任、文学系系主任。1983年7月至1992年12月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任教期间先后主讲了《电影摄影艺术》、《艺术概论》、《电影艺术概论》、《影片分析》等课，并担任"电影历史与电影理论"研究生导师。其主要论文有：《电影艺术特性》、《电影剧作与电影造型》、《电影中的色彩》、《在动作中写人》、《叩一叩摄影美学的大门》、《构思、运动、用光》、《眼神的魁力》以及与葛德合写的《新时期电影摄影造型的崛起》、《纪实派与绘画派的融合》及专著《电影摄影技巧与理论》等，担任主编出版的"大学电影教材"系列，已出版9种。

　　沈嵩生是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北京市第六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国际电影电视高等院校联络中心委员。曾主持了有37个国家和地区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百余名代表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电影电视教育研讨会"。被聘为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艺术学科委员、并任中国高等院校电影电视学会会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影视交流协会常务顾问等职。

沈嵩生老师于1983年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主持新时期中国电影教育的建设与改革。在近10年的任期中，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电影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上了一大台阶，确立了中国电影教育在世界高等影视教育中的地位。北京电影学院的突出成就闻名遐迩，为中外同行所瞩目。受广大师生及同行尊敬的沈院长已离开我们有半年之久，但他的音容犹在，我时常回想着他对我国电影教育的贡献，他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我、激励着我。

一、常规电影的教育思想

沈院长正式提出“常规电影”的思想是在1987年2月。他说：“目前来说，除了上课（以创作课和理论课为主）还要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重视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和群众的审美趣味。为此，在作业安排上，应该要求学生首先掌握常规电影的拍摄”（引自《电影通讯》1987年第2期）。沈院长提出这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针对性之一是学院内有个别学生既不能很好地借鉴西方电影中的叙事形态和技巧，又不能正确理解当时我国出现的“探索电影”，误以为这就是中国电影最高成就。沈院长高度重视这种情况（虽然这种情况是个别的）。所以他严肃地指出，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是“重视文艺创作的社会效益和群众审美趣味”。并在安排作业时，要求学生首先掌握常规电影的拍摄。我当时任学院的教务处副处长，负责学生作业的安排等工作。根据沈院长的这个思想，我对85级的学生讲过两次关于“常规电影”的教育思想。

随着电影创作的发展，沈院长在1987年继续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他的“常规电影”思想。一方面，他针对社会上有些人片面地责难并误认为“第五代导演”都拍“探索片”的情况指出“这不能准确反映实际情况”。他在文章中详细列举了导演系82届毕业生创作的片子，指出：“实际上被大家公认并谈得比较多的u2018探索片u2019，主要有《黄土地》、《猎场扎撤》、《一个和八个》等几部影片，不到82届毕业生拍摄影片的四分之一。”接下来，沈院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探索片的成就和不足。”他说“对待探索，我们不应予否定，因为创新就要不断探索，青年导演在探索中、老年导演也在探索。”另一方面，沈院长高瞻远瞩地指出要发展社会上义的电影事业“以下问题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一、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系统；二、电影形态上要重视常规电影的发展”。（引自《电影通讯》1987年第7期）因为非常规电影──“探索片”“绝不是电影创作的主流”。（同上）接下来沈院长科学地分析了常规电影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它的叙事性、电影语言的通俗性和群众的认识性。这和前面谈到的“社会效益和群众的审美趣除”是一致的。沈院长论述了常规电影与非常规电影的差异，旗帜鲜明地强调了常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主流，明确指出我们的电影教育必须要让教师和学生重视电影创作的社会效益和审美趣味，要求对学生进行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他不仅要求学生在学校期间这样去做，而且认为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从事影视创作也必须这样要求自己。

常规电影的教育思想是符合中国电影事业实际的。由于思想认识的统一，广大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能积极地按“常规电影”的思想进行教学；同时学院也允许学生的探索，从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让各自的艺术个性得以发展。

二、综合培养的教育思想?

1984年到1985年期间，沈院长领导广大干部和教师就学院的教育改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次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确立了今后学院的发展方向，总结了过去办学的经验和不足，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以及综合培养的思想。

众所周知，“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在专业设置、教学安排等方面是按苏联电影学院模式建立的。其长处是专业的理论知识比较系统；缺点是学生的学习内容比较狭窄，专业与专业之间横向交叉不足，学生作业量较少等。

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沈院长先后派遣各种代表团分赴欧美一些电影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进行考察，或进行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一些欧美电影教育家、学者、教授也来学院讲学和交流。他在认真总结过去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电影教育的长处。进而，沈院长提出了北京电影学院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这在他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有过阐述，即“注意保留了原有专业教学系统性的优势，同时吸取西方电影教育的长处，加强低年级的综合训练，适当扩大作业量（尤其是个人作业）……”（《中国电影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在1987年《电影通讯》第二期所发表的《学院新一年》文章中，沈院长要求在1986年新入学的本科生实施新的教学计划，“同过去的教学计划相比较，重要区别是……在课程设置上，保留各系专业课的优势，加强横向学科学习，对学生进行综合训练……”。在当时的教学改革研讨会上，教授们就综合训练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有的老师曾提出招收一个新班进行实验。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好的建议未能实现，直到1996年招收影视节目制作班，才初步实现了这一目标。后来，学院通过三个方面来贯彻综合培训这一教育思想。第一，每个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电影学科的五个主要元素，以加强横向学科的学习。这五门课程是：《电影剧作》、《视听语言》、《电影造型》、《电影声音》和《电影技术概论》。第二，加强并适当增加学生个人作业量。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每做一个作业，要自己编写剧本，自已导演，剪辑、服装、道具、都由自己完成，同时还要在别的同学作业中担任录音、摄影、副导演、场记、照明、制片甚至演员。学生通过自己拍摄作业或帮助别的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经历了影片的主要过程。这样，每个学生既学习了本专业的技能，又学习了别的学科专业的知识。更为难得的是还培养了学生面向社会及合作的各种能力。而这恰恰是在课堂之中难以学到的。第三，电影和电视相结合的手段。这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学院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建立了录像教研室。沈院长根据西方国家普遍运用电视设备培训学生的情况，积极推行电影和电视相结合的综合培养手段，并于1987年成立影视实验中心，为这一培养思想的落实提供了组织及设备保障。各专业学生在一、二年级用电视设备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完成作业。有的专业如导演、摄影、录音、美术等在三、四年级用电影的手段进行16mn或35mm胶片作业。经过四年这样的学习，学生们基本上掌握电影制作和电视节目制作的理论和技能，毕业后既能从事电影创作工作又可以到电视节目制作单位从事电视节目制作工作。从1985年以来，北京电影学院在不断探索对学生进行综合培养的途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综合培养教育思想指导下，学院各专业逐步形成了实践作业的体系及训练规范，即由单个元素训练到专业多个元素的训练，由一个专业的技能培训到多个专业联合的综合培训，由电视到电影手段相结合的培训。这种综合培养体系既保持了电影学院几十年来形成的独特优势，又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发挥他们各自的创造力。这对开发、挖掘学生的潜能并丰富学生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是有深刻意义的。?

三、教学与科学研究、艺术创作相结合是沈院长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电影学院自1956年正式成立至“文革”前10年中，学科建设发展良好。先后建立了文学、导演、表演、摄影、美术设计、动画、制片管理、放映、录音，洗印和电影机构等专业。初步形成了高等电影教育体系，培养了新中国电影教育史上第一代的本科毕业生。但“文革”10年的劫难，电影教育受到致命的摧残：校舍被别的单位占去，教师下放农村、各种资料遭损毁，停止招生，学院被停办，学科建设遭到毁灭性破坏。到1978年恢复招生，教学几乎又是白手起家，教学工作十分困难。在多重困难的情况下，1983年沈院长接任了院长的重任。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一边抓教学管理、教学改革，一边抓学科建设和教师的艺术创作。我们知道学科建设必须依赖于科研、依赖于教师。在庆祝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建厂十周年的大会上，他根据电影艺术教学和创作的规律指出，如果教学是一只鸟的躯体的话，那么，科研和艺术创作是这只鸟的两只翅膀。这一思想是把教学、教师的科研和艺术创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和安排，既要提高电影教学的质量，同时又要抓好教师的科研和艺术创作。为此，沈院长有计划地逐步地抓好教师的科研和艺术创作，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大事来做。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分别制订了教材建设（其中不少属于科研项目）的“七五”、“八五”规划。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把教材分为三个层次——油印讲义、轻印刷印制的教科书和正式出版的教科书。鼓励教师撰写学术专著；成立院教材评审委员会，每两年评审优秀教材一次；机构上，在教务处设置教材科，制订优秀教材评审条例及奖励制度等等。这些措施有效地推动了教师进行科研和编写教材的积极性，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教材数量由“文革”前的11种增加到“八五”规划期的98种。一部分教材和科研成果分别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广电部优秀教材奖和科研优秀成果奖，其中有的教材和科研成果填补了电影学院学科上的空白。这些教材和科研成果几乎涵盖了学院各个专业，有效地促进了学科建设。

沈院长十分重视教师的艺术创作实践，他深知，培养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接班人，主要依靠教师；而教师进行艺术创作实践是解决学科建设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成立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是解决教师艺术实践的重大决策。有了这一实践基地，教师如鱼得水，他们相继摄制了《樱》、《邻居》、《沙鸥》、《湘女萧萧》、《见习律师》、《珍珍的发屋》、《本命年》、《北京，你早！》等一批优秀影片。这批影片以崭新的美学思想屹立于中国电影的园林之中，并为中外电影界所瞩目。青年电影制片厂被称为中国新时期电影的“绿洲”。教师们不仅在艺术实践中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力和水平，而且让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丰富和完善，他们将这些从实践中得到的最新鲜的知识带到课堂中去向学生传授，又可在教学中再次得到验证。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循环，不但符合认识论原则，而且也符合艺术教学的规律。这一做法后来就逐渐规范化了，即一部分教师上课，一部分教师编写教材和科研，一部分教师进行艺术实践。在一定的时间里进行循环，大家称这种形式为“三三”制。所以电影学院的很多教师都具备多种能力：既能上课，又能进行科研，还能从事艺术创作。在这一体制下，一部分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电影教育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电影界颇有影响并为中国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尊重人才是沈院长的又一教学思想?

教学是学院的中心工作，培养合格的人才是学院的根本任务。但这些都得依靠教师去完成。教师出身的沈院长，十分清楚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因而他十分尊重教师，尊重人才，不拘一格地提拔人才。在周传基教授离休座谈会上，周教授深情地说，在电影学院工作10年是他一生中最为愉快的10年。的确，当时的院领导，特别是沈院长充分调动、发挥周老师的优势和特长，使他得以先后开设了《外国电影史》《影片分析》、《美国电影研究》、《电影声音构成》等课程。当时周老师从外单位调来，无教师系列职称。根据周老师的科研成果、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沈院长鼎力推举周老师为教授。事实证明沈院长这一举措是正确的。多年来，周教授对电影理论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电影学院的学科建设，成为影视界颇有影响的著名教授。积极选送中青年教师出国讲学、进修、考察访问，这是沈院长重视教学、重视人才的又一表现。沈老师在任院长期间为北京电影学院教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一批学院的教授、学者出访的结果，如谢飞、郑洞天、江世雄、乌兰、韩小磊、倪震、周传基、韩建文、鲍肖然、王迪、吕志昌、宋洪荣、王俊之、马精武、刘诗兵、侯克明、周登富、胡濒、钟大丰等老师先后分别到过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进行讲学、访问、进修和交流。这不仅有效地开阔了教师们的眼界、提高了学术水平，而且也给学院的教学改革带来了不少有益的经验。跨学科吸纳青年教师，又显示了沈院长对人才的重视。文学系为了加强理论专业和剧作专业的学科建设，先后从其他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择了一些博士、硕士毕业生来学院任教。这一做法得到沈院长积极支持。一段时间里，在文学系教师队中，博、硕士学历的教师为全院各系中最多，青年教师也最多。在老教师的关怀、帮助下，他们不但为本专业而且也为别的专业开设了大量的课程，尤其是他们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对电影学院学科建设注入了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