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王缉思，中国当代一流国际政治学者，著名美国问题专家

　　 男，1948年11月生于广州。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93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2001年5月起兼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2005年起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其他兼职有中华美国学会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国防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社会科学》编委等。 

　　王缉思老师1968年高中毕业于北大附中。1968年至1975年为内蒙古东乌旗下乡知识青年，1975年为河南陕县下乡知识青年。1976至1978年在河南三门峡水电厂当工人。1978年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3年获硕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副系主任。1991年9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1993年12月至2005年3月任所长、研究员。2005年3月至今，任现职。

　　王缉思教授曾分别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1982-83）、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1984-85）、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1990-91）任访问学者。2001年8-12月任美国加州克莱蒙·麦金纳学院亚洲事务访问教授。2002年1-2月任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拉贾拉南客座教授。现在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亚洲协会、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安全项目、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等单位担任顾问。

  　  王缉思教授的主要教学和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理论。发表的主要代表著述有：《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主编）、《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论文）、《美国霸权的逻辑》（论文）、《美苏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论文）、《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论文）、《美国意识形态的新趋势》（论文）、《关于战争于和平理论的思考提纲》（论文）、《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论文）、《“遏制”还是“交往”？——评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论文）、《From Paper Tiger to Real Leviathan. Chinau2019s Image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9》（论文）等。

      编纂与著述并不同属一个创作范畴。直观地看，著述难而编  王缉思纂易。《说文》对“编”的解释是“竹简而排列之”。排列二字看来容易，但亦有其困难之处。其一，排列些什么内容、或者说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文章并辑录成书，对于编者却是大费周折的事情。尤其国内世界经济领域的研究非常活跃，不时有佳作出世，优中选优，标准更难于设定，使人在文章的取舍上颇为踌躇。其二，经济学分工愈来愈细密，作为编者，他做到事无巨细全盘把握实属不易。即便是他本人所在领域内的一些细节，也很可能超出其所研究或关注的范围。这无形中也增加了编辑的困难。其三，编纂者与读者间的交流十分微妙。一名好的编者，鲜有直抒胸臆的作为。他所要传达给读者的倾向或信息，主要是通过所选文章以及他对这些文章的结构安排来实现的。从此种意义上讲，编纂而成的著作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编者，还与阅读者的理解有关。当然，这样说没有为自己预先卸责的意思，因为编者取舍的眼界和建构的能力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心有此念，故当《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主编王缉思邀请我出任分卷主编时，自己颇为犹豫。后确实觉得编纂这样一套丛书，对 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是件好事；还因为从总编到各分卷主编于我都是学术界比较熟悉的朋友或同事，自己心里也愿意在这个工作团队里与大家相互砥砺、共襄盛举。最终我决定勉力为之、不再置身事外。允诺编纂以后，我一直不敢看低这项工作的难度，唯恐不能胜任。经过这段时间的思量谋篇、阅读取材、斟酌取舍，终至书成。虽无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感触，但也愿藉“序言”这方宝地，与读者交代一些编纂此书的想法。

　　既然是辑录成书，筛选编辑一定要事先设立一些标准而我的标准，大致  王缉思有这么六个：　　

       首先是时间尺度。本书所辑录的文章，均采自过去十年以内，尤其以近三年为主、用中文发表的著述。这样做并不是说十年之外就没有佳篇，而是因为按照丛书总体考虑，分卷主要应选录“9．11”事件以后发表的文章，以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最新看法。但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当今世界经济或地区的大势在“9．11”之前早有端倪，其中有些情况在那个时候中国学者的文章中已有较为深入的论述（比如郭树清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就对东南亚走出危机并再次起飞充满自信），用“一刀切”的方式全部拿下，实在有违我们全面而妥帖地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之看法的初衷。再者，最近十年也恰是承前启后、跨世纪的时间段。有鉴于此，我把所选作品的上限定为十年。时间尺度的另一层含义是所讨论问题的“时间性”。本书所选文章的主体是论述世纪之交的国际经济走势的。这样做的理由，至少在于“当下”或“可预见的将来”更值得人们去关注。

　　其次是空间跨度。秉持开放态度的中国与世界上各大经济区域或经济体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而，本书所辑论文讨论的经济问题，广泛涉及北美、西欧、亚洲、苏东、拉美和中东、非洲等地区，希冀体现出中国学者思考和看待世界经济在范围上的完整性，力求全面地反映近年中国学者“视通万里”的研究广度。为此，我单列“国别与地区”篇并收录了六篇文章以突显空间跨度。空间跨度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所选文章讨论议题的丰富性，就世界经济而言，则主要包括国际贸易、金融、能源、环境、全球治理以及更一般性的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尽管并不是每个议题都有专门文章（比如高海红谈论亚洲货币合作）予以讨论，但几乎每一篇又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上述诸项议题。我正是试图以这种议题的交叉性，来在一定程度上使此书尽量涵盖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兴奋点。

　　兼收并蓄是第三个标准。这里所谈的兼收并蓄主要是作者的构成和文  王缉思章来源。本卷除了要照顾研究对象的丰富性外，还 特别努力让作者的背景尽可能“复杂”一些，对各方观点兼收并蓄。本卷二十余篇文章的作者大都为国内著名学者，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约占一半，高校经济学教授、金融机构的专家、政府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个别学者型官员等约占一半。本人以为，这样的作者构成方能具备较为广泛的代表性，其观点和立场当大致能反映中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总体描述和判断。之所以选用了十篇中国社科院学者的文章，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社科院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地位独特，除了拥有一批重要学者之外，其研究所设置也是国内最为齐全的。它的八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几乎囊括了所有世界经济问题。显然，学者构成还有一个年龄层面。本书作者的年龄从三十多岁（比如讨论跨国公司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余万里）到近七十岁的都有。毋庸讳言，年龄跨度的大小与兼收并蓄密切相关。从来源看，本卷辑入的文章主要取自《国际经济评论》、《世界经济》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三份刊物。集中取材于此的主要理由，主要在于这几份杂志具备较好的代表性。

　　第四是叙述或研究方法。整体上看，世界经济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发展很快，博弈论、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等，均已成为经济学家广泛接受的理论基础和运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今天，经济学分析往往涉及较为艰深的数学语言，理论性和技术性很强，远非普通读者稍下功夫便可掌握。考虑到本书面对的广大读者对它们可能不太熟悉，同时也为了保证本卷叙事风格与本套丛书的其它七卷相协调，故我对一些很有深度、同时数学或计量分析也非常漂亮的著作不得不忍痛割爱。在保持专业性的同时尽可能回避具有复杂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从而各篇文章具有尽可能强的可读性，是我在挑选编辑过程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忠实于原文乃第五个标准。总体来看，除了按照丛书要求调整了格式并对各文中明显的疏漏稍作整饬外，我几乎完全保留了各篇文章的本来面目，未作任何增添或删改。这样做，一则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再则也是为了让本卷文字能够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学者在这十年之中认知世界经济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本书富含更多的历史感。依照今天的眼光看，原文中的有些观点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当时做出的一些推断和预测也已经被后来的发展所证伪。将“谬误”和“错判”原封不动地在书中展示，在我看来丝毫不损害作者之声誉。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人非圣贤，还在于实事求是之精神，更在于科学的历史在相当意义上讲无非是能者所犯错误的历史。无论正确与错误，本书力求向世人展示，有这么一批真诚的学者，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认真地思考过，书写过。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意义。

　　最后一个标准是落脚点为中国。虽说本卷的主题是中国学者看世界，但他们是戴着中国的眼镜去看世界的，换言之，他们在看世界的同时，心里想的只能是、也必须是中国。从相当意义上讲，对中国人来说，世界只有和中国联系在一起时才具有意义。有意识地收集那些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文章，自然也会带来一些编辑上的麻烦，比如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逻辑去编排章节。为了突出以中国为落脚点，我专辟“中国与世界”篇。但涉及中国的文章过多，显然不能将其全部归入此篇。面对此困境，我不得不做些技术处理，把与全球化有关的文章（如朱民谈全球失衡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均归入“全球视野”篇，把侧重讨论发展道路和理论性略强的文章（如何秉孟等谈新自由主义问题）放进“理念与思潮”篇。尽管深知顾此失彼难免会对全书的逻辑造成一定的损害，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反观整个编纂过程，对内容的取舍和对作者构成的设计是我用心最甚的环节。中国学者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的成果之多可谓卷帙浩繁，而我的工作很可能是挂一漏万，错过佳篇力作在所难免。为人作嫁可算善举，代人受过也可一笑泯之，但是若因为自己编辑失当而误导广大读者抑或“泱及”作者本人，那却是我从心底极不愿看到的。在此，我不由得想起孔子评价《韶》所用的标准：“尽善矣，又尽美矣。”（《八佾》）此等标准，于我实在是可望不可及。如果同仁及读者能够大体认可此书，作为编者，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冷战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而告结束。在总结冷战的历史遗产时，国内学者多集中于苏联崩溃的教训；涉及美国的部分，著述的侧重点则在其冷战时期的大战略和对外关系，而很少论及美国的国内变化和政策调整。然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德瑞克·李波厄特所说，“赢得冷战的原因是美国的改革。”[1]按照美国冷战史专家梅尔文·莱弗勒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中真正的大战略是西方在自己人民生活体验中取得成功，而不是地缘政治格局、陆海空军规模或公共外交的成功”。[2]从学理上讲，美国之所以能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并在同苏联长达40多年的全方位战略竞争中胜出，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其大战略的成功或军事力量的强大，而需要从其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去寻找。只有国内的政治团结、经济成功、社会进步和民族凝聚力，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强盛、国际竞争力和超级大国的地位。

　　本文旨在探讨美国在国内事务中是如何应对冷战的长期冲击和影响的。这种冲击和反应，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行政部门与国会）的政策调整，也包括社会的自我调节及对政府的制约；既包括麦卡锡年代的思想禁锢和政治迫害，也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期间的思想解放和政治反叛；既包括冷战对美国经济的作用，也包括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和海外军事干涉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美国在冷战中因祸得福，“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很难分清冷战对美国国力上升的推动作用和滞后作用孰轻孰重，各占几何。

　　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内进程是曲折的，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在冷战初期（1946-1960年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和中期（1961-1980年肯尼迪至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忧患意识很强，国内政治问题和社会凝聚力经受了严重考验；而到了冷战后期（1981-1991年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治国的自信心逐渐增强，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上升。莱弗勒指出，社会民主制度和民主资本主义获得新的活力并向前发展，转折点是1970年代，使得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得以夸耀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冷战对美国国内事务的影响，可以从历史的纵向和不同领域的横向这两个不同向度来分析。本文主要是采用横向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不同的领域与问题进行探讨：（一）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二）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三）经济、科技与教育发展。

　　（一）

　　关于社会主义为何在美国不能扎根，有许多学术著作加以探讨，[4]而苏联模式对美国缺乏吸引力，是诸多因素之一。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说过：“在北美，共产主义甚至谈不上是个政治运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的政治生活中，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个微乎其微、登不了大雅之堂、毫不起眼的小宗派。……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当资本主义制度陷入危机，公众对这个制度的不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共产主义制度也没有激发公众对它的热情。现存制度采取创造性对策，通过美国的u2018新政u2019和加拿大的类似措施，制止和消除了共产主义对公众的影响。公众舆论也本能地感到，共产主义无助于处在社会和技术革新前列的国家。”

　　尽管如此，在冷战初期，美国政界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充满恐惧的，这种恐惧也渗入到美国国内政治之中。标志着冷战启动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仅仅9天，杜鲁门政府就发布了名为《联邦雇员忠诚计划》的9835号行政命令，使反共迫害得到官方授权。1947年3月这两大举措，一个外交（杜鲁门主义出台），一个内政（《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出台），旋即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治话语系统定下了基调。同苏联的斗争，被界定为自由与奴役、无神论共产主义与信仰神的民主思想之间的战斗，而绝不仅仅是两个大国的地缘政治竞争或者是霸权争斗。反共从此成为美国国内一种无可置疑的政治正确性。

　　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内，任何可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主张，包括全民医疗保险制度，都受到攻击。对共产主义“软弱”成为一个紧箍咒，规定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在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北欧国家，左派政党可以公开提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如全民医疗保障、延长产假、提高失业救济等等，但美国政治中最左的主张，在欧洲也只能算是中间派。在法国，让-保罗·萨特那样同情苏联的左翼知识分子，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受到尊重，而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

　　冷战对美国政治话语产生直接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在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对其民主党内对手、前副总统华莱士的人身攻击。华莱士因其主张对苏缓和、在国内扩大福利而饱受“同情共产党”的指控。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从1947年开始对文化界、科学界人士进行反共调查与清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削弱了美国劳工组织，打击了黑人民权运动。[6]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甚嚣尘上及其对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毒害，众所周知，在此不赘述。195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被冷战与反共气氛所笼罩，导致保守的共和党人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虽然麦卡锡主义遭到强烈抵制，也引起了美国人对本国政治体制的反思，但与同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压力的严酷性相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所谓从事“非美活动”的人士有政治压力，甚或失去了工作，但造成人身迫害的冤假错案的还是极少数。在1948年至1958年的十年中，“联邦雇员忠诚计划”对全国范围的450万联邦雇员展开了调查，被认为符合“不忠诚”界定而受到解雇的总共不过378人，不到受到调查人数的万分之一，平均每年不到40人，因此没有引发联邦雇员的普遍不安和恐慌。[7]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反共政治迫害，危及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微乎其微，无法造成美国广大公众对政府的反叛行动，更不足以让公众深度怀疑本国的政治制度。

　　历史证明，冷战时期苏联依靠“举国体制”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实力上升，对美国人有震慑力，却几乎完全没有吸引力。持强烈意识形态见解和受到反共宣传影响的美国普通公众自不必说，连对国内政治持强烈逆反心理的那部分美国社会精英，也都没有从苏联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方面吸取思想营养或者受到精神鼓舞，反而强烈批评苏联的内外政策，直至对苏联的衰落和崩溃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例如，已故哈佛大学教授、激进的左派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毫不掩饰他对苏联解体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名声早就被苏联玷污了。[8]一位更为知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说，东欧国家垮台是因为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指令性经济体制；经济停滞伴随着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压力和反对暴政的社会压力，导致苏东集团在1980年代初的危机和最终解体。

　　由此不难看出，冷战和苏联因素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起到过“搅混水”的破坏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强化了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反共旗帜下凝聚了全民政治共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冷战，驱使美国主流政治思潮向右偏转。以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6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0]等著述为代表，美国知识界强调美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特殊性，从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适用于美国，尤其排拒暴力革命、激进的集体运动的正当性。

　　美国知识界把苏联的国内专政和对外强权扩张同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客观上造成了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恐慌。美国学者唐纳德·怀特指出；“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没有引起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那么大的焦虑。”[11]美国人对苏联模式的恐惧和排拒，一是担心自己的财富被国家所剥夺，而财富重新分配的结果，是集体贫困。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苏联式的制度，威胁到美国的个人自由，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这种抵制共产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社会共识，既是冷战所造成，又被冷战所固化，转而成为冷战的动力。肯尼迪在1960年同尼克松竞选总统时，不惜摆出比其共和党前任艾森豪威尔更为激烈的反苏姿态。肯尼迪痛斥苏联的巨大生产力，宣称只有使美国更加强大，才能维持世界“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狂热地宣称，“让每个国家都知道－－不论它希望我们繁荣还是希望我们衰落－－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因此，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12]这一号召成为肯尼迪时代政治生活的标志性口号.

　　肯尼迪之后直至里根的美国，都是以“维护自由”为旗帜，同苏联进行抗争的。1987 年里根在柏林墙边发表演说声称：“50年代，赫鲁晓夫曾经预言：u2018我们将埋葬你们。u2019然而在今天的西方，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自由的世界，达到的繁荣和富足水平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在共产世界，我们则看见失败、技术退步、健康水平下降、甚至于基本物资的匮乏--食物不足。即使在今天，苏联还不能粮食自给。经过这四十年，一个伟大而无可逃避的结论展示给整个世界：自由带来繁荣。在和平合作的国家，自由取代了自古以来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人自己也在有限程度上认识到自由的重要。

　　同时，美国领导人以夸大而非缩小苏联实力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操纵对苏联的恐慌心理，以巩固冷战大战略的国内民意基础。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人造卫星之后，美国舆论一片惊慌之声，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他对苏联卫星并不感到意外，反而应当感谢苏联夸大自己的能力，因为美国人需要这种周期性的“休克疗法”（shock treatment）来自己。

　　（二）

　　如果说杜鲁门时代美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还有所畏惧的话，到了冷战末期的里根时代，美国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几乎只剩下蔑视了。这一转变的社会根源，在于美国的变革促进了个人自由和族群平等。

　　美国以“维护自由”为旗帜进行冷战，但冷战初期美国社会却以“缺乏自由”的特征而臭名昭著。美国社会的不自由，主要还不在于国内的反共政治压力，而在于少数族群尤其是黑人所遭受的歧视。一些黑人还受到反共和种族歧视的双重迫害。例如，受到广泛尊重的黑人歌唱家和运动员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被贴上了“危险分子”的标签，受到人身骚扰。直到1974年76岁高龄时，联邦调查局才解除了对他的监控。另一位黑人民权运动的先驱杜波伊斯（W.E.B. Dubois）被剥夺了美国国籍，流亡非洲，1963年去世于加纳。1957年夏，阿肯色州州长以“防暴”为名，动用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的公立学校读书，上千名种族主义分子包围学校，殴打黑人记者。随后，南方几个州也陆续发生袭击黑人的事件。1958年，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仅仅因为偷了白人妇女1.95美元而被判处死刑。

　　20世纪50-60年代轰轰烈烈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取得胜利，首先应当归功于黑人和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正义力量，但国际社会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强烈谴责，以及美国政府出于反苏反共的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变革措施，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5]二战之后，美国大力开展国际活动，到访美国的外国人急剧增加，但是美国的饭店、餐馆、机场等等公共设施，却经常拒绝为许多来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非白人政要和社会贤达提供服务。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犯人权，激起了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响。于是，当美国指责1956年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事件和1957年前后中国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政治迫害”时，国际舆论却广泛谴责美国的虚伪，嘲讽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世界”。例如，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说他要邀请美国南部的人到印尼学习种族宽容精神。荷兰一家报纸指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正在做的事情，与其说是给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带来好处，还不如说是正在损害美国的道德声誉，尤其是在有色人种之中。”[16]在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浪潮中，美国的白人种族主义受到了特别的鄙视和反感，苏联也借此攻击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

　　冷战初期，“种族问题成为这个自称为肩负着传播自由使命的国家的最大伤痛。”[17]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迪恩·艾奇逊承认，“种族歧视对我国外交关系的损害与日俱增。”[18]美国的国际形象因国内种族主义而严重受损，使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感到难堪，不得不采取对应措施，包括支持1957年和1960年两个民权法案的通过，同时采取行政措施保护黑人权益。在1957年的小石城事件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下令美国第101空降师进驻小石城，对上学的黑人学生进行“军事保护”。在国务卿杜勒斯的干预下，阿拉巴马州的黑人吉米·威尔逊也被免除死刑。

　　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激发了许多其他群体争取各自权利的觉悟和热情。妇女、卡奇诺人（美籍墨西哥人）、者、嬉皮士等等纷纷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对冷战之前几十年形成的正统观念、行为和政治态度发起挑战。以战后“婴儿潮”年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抗议运动，到60年代形成了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运动”。[19]这场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战略形成了巨大的牵制。

　　值得注意的是，“反文化运动”虽然是一场持续不断地反抗政治权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激进的“新左派”，却没有对美国的社会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一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但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u2018合众为一u2019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u2018人人生而平等u2019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