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1864~1923)日本肥后人。日本海军省间谍,中国通。东亚同盟的鼓吹者之一。
剃发易装的中国通
自幼喜读历史,与著名的军国主义者、熊本县人佐佐友房(1854—1902)交好,师友相称。佐佐友房幼习汉学,尊崇天皇,明治政府成立后,却因参加西乡隆盛组织的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史称“西南战争”),被判处10年徒刑。3年后因病获释,周游全日本鼓吹其“兴亚”梦想。1882年主持熊本济济黉中学(该校至今仍是日本名校),培养人才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加强了对华谍报工作。宗方小太郎随佐佐友房来到上海,随即进入上海东洋学馆学习中文。该学馆专为日本人学习中文,“教育日本的青年子弟,彻底查明支那的国情,他日大陆经营之时肯定需要”(长崎福冈玄洋社平冈浩太郎评价)。求学之余,宗方小太郎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历游北方九省,全程步行,历尽艰险,收获颇丰,其长篇调查报告获得日本高层高度关注,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通之第一人”(其婿宗方丈夫评价)的地位。
走南闯北的药店老板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军官荒尾精(又名东方斋)奉派来华,在汉口设立贸易机构乐善堂,以经营眼药水、书籍、杂货为掩护,组成了一个遍布中国主要城市的间谍网。宗方亦加入其中,担任了北京支部主任。
1887年,宗方以学生名义再度申请赴东北考察,尽管遭到李鸿章的明确反对,但依然获得了总理衙门颁发的游历护照,得以堂尔皇之地刺探重要军情。
1888年,乐善堂明确宗方的北京支部,主要负责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宗方因此还取了个号“北平”,自抒胸臆。谍报工作初有成效后,荒尾精退出军界专事“民间谍报”,着手设立“日清贸易商会”,并在其下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培训“支那通”。该研究所获得日本政府从内阁机密费中的拨款,遂于1890年9月在上海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办。宗方小太郎应邀担任学生监督。
这个以贸易为名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经济方面的专门课程,至1893年6月,由于财政困难被迫关闭,只培养了一届学生。其重要成果之一,是在1892年,与汉口乐善堂编辑出版《清国通商综览》,共2编3册2300多页,成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另一重要成果,即是所培养学生在随后的甲午战争中志愿从事翻译工作及军事侦探,多人被中国官方查获后斩首。
在甲午战争中立功
在日清贸易研究所关闭前半年,1893年年初,宗方小太郎为筹款回到日本,但进展不顺,落落寡欢,不得不于10月间再到中国。此时,中日在朝鲜的冲突有酿成大战之势,宗方小太郎随即应日本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了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个层面,如其《武汉见闻随录》中就包括以下主题:武汉三镇情形、学校及教会、汉阳制铁厂、武昌织布局、水师及陆军概况、江南水师建制、铁政局和枪炮局。
1894年6月,宗方奉命从汉口前往烟台,接受日本驻华武官井上敏夫的指令,潜入威海两度亲自侦察北洋舰队基地,获得大量第一手情报。一个月后,日军在朝鲜丰岛洋面偷袭北洋运输船队,击溃北洋军舰,击沉满载千名中国士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俘获装运弹药和银饷的操江号,甲午战争爆发。
7月28日,日本谍报人员在天津紧急开会,制定了中日断交、日侨撤离中国后的潜伏方案。7月31日,宗方携谍报经费回到烟台。次日,中日两国断交宣战,井上敏夫撤离回国,宗方接替他在烟台负责北洋舰队情报的收集和汇总。
在驻守烟台的三周内,宗方立下了平生最大战功之一:他在威海探得北洋舰队的出发时间,日本联合舰队遂得以在9月15日部署于朝鲜黄海道大东沟附近,以逸待劳,为随后爆发的世界首次铁甲舰队大决战作好了准备。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为此评价宗方道:“对君国做出极大贡献。”
8月1日晚,从天津开往上海的英国商船重庆号被一群愤怒的中国人闯入,痛殴船上的日本乘客。此事件引起英国强烈抗议,但歪打正着的是,乱民们却无意间搜获了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泷川具和大尉(化名“堤虎吉”)发给井上敏夫的谍报,中国政府得以破获一系列日本间谍案。宗方对此事在日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
不久,中国官方在上海也截获了宗方的两封谍报信,随即向烟台发出通缉令。在通缉令到达前,宗方于8月29日乘坐怡和洋行的连升号商船,乔装逃离烟台。但在船上,他却发现有相熟之华人,包括一名清军军官蔡廷标(长江水师提标亲军中营把总)。宗方见状危急,“先发制人”,主动与蔡廷标攀谈套近乎,蔡允诺不揭发他,才令他在多次盘查中侥幸过关。这些盘查,中国军警明令查拿的是Munakata(宗方的日文发音)。到上海后,宗方立即乘船逃回日本,得到日本高层的隆重礼遇,并得以晋见明治天皇,随后,他随日本舰队攻击大陆并充任日军翻译。
在中国鼓吹东亚同盟
战后,重返中国, 1896年2月,在武汉接办《汉报》(1893年由英国人创办,名为《字林西报》,姚文藻接办后改名为《汉报》),自任社长。《汉报》为日本人在武汉发行的第一家中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对湖北社会的风气开放影响巨大。在1898年前后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宗方小太郎和维新派唐才常、毕永年等人交往甚密。他所控制的《汉报》积极支持康、梁维新派的主张,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富强之道”,围绕着练兵、理财、兴学、重农、惠商、开矿等各个方面发表大量的社论。1898年9月,慈禧发动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遭通缉。宗方小太郎专程赶往北京,协同日本人平山周进行营救,设计护送梁启超出京外逃。此后筹办《闽报》,参与创立东亚同文会,任该会汉口支部主任,高喊“保全中国”的纲领,推行亚洲版的“门罗主义”。1901年任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1914年在上海设立东方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1872年建立远东分社以来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以后成为日本在华的官方通讯社。1923年病死于上海,大正天皇特旨赐勋,安葬于熊本市小峰墓地,至今仍为日本人“朝圣”场所之一。其在华搜集的情报和调查报告等材料后汇编成《宗方小太郎文书》在日本正式出版。
思想
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腐败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 “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 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在宗方小太郎为日本军队起草的文告中,攻击满清政权腐败,号召汉人“唱义中原,纠合壮徒”,建立“革命军”配合日军反满,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这些文告,在当时对国人有相当的迷惑性。
宗方小太郎曾填一曲《寄燕京诸君》,内有:“草鞋曾凌岱岭顶,匹马遥饮鸭水湄。此行不知何所得,怀抱只有哲人知”之句,或是这位大间谍的顾盼自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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