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 - 人物信息

姓名：路易·艾黎 

性别：男

国家/地区：新西兰

出生： 1897年12月2日

逝世：1987年12月27日

路易·艾黎 - 个人简介

路易?艾黎于1927年前往中国，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奋斗了整整60年。

20世纪30年代，路易·艾黎积极参加了在上海的国际性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并向国外撰写了大量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文章。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并发起组织了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成为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40年代，他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了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的培黎工艺学校,吸收劳动人民子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他同当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他热爱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为发展中国人民同新西兰及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新西兰人民和广大国际友人的尊敬和爱戴，曾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的亲切会见。

1982年路易?艾黎85岁寿辰时，北京市政府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1985年，甘肃省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病逝。邓小平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路易·艾黎 - 人物性格

“慈父形象”

艾黎一生未婚。他的学生们曾问过他个中的缘由，他说，有了家就有了麻烦，就不能好好做事了。艾黎有4个养子，即“聂家老大到老四”，但在山丹的另一个培校老校友武忠说，艾黎真的养子只有两人，除了段士谋外，还有一个名叫黎雪。但聂家的4个孩子成人后，一直呼艾黎为“父亲”。山丹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现任馆长宋昌援引培校老校友杨春林的话说：“在我们的心里，艾黎不是一个伟人，他是我们的父亲。”说起艾黎的“慈父形象”，每一个培校学生都能讲出一长串故事来。马西元入校时才11岁，当艾黎的小“跟班”一年多才转为正式学员。艾黎中午不休息，带着学生到坝湾游泳，西北的孩子大多不识水性，艾黎看到他们不下水，就把他们推下水，看到学生呛了水，自己才下水把他们捞上来，他在旁边呵呵地笑。除了游泳，艾黎还让他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或做俯卧撑，说那样对身体有好处。孙润东说，艾黎总是很和善，很少动手打学生，即便学生犯了错，处罚时他也从不打脸打头，而是打屁股，但多的时候是带着玩笑性质的，甚至会扒掉裤子打，打完了学生也不生气，权当是个乐子。

解放后一次艾黎去北京开会，有两个学生因破坏公物受了处分，主持学校工作的一位校领导不让他们上课，除罚搞卫生外，还在两人的背上贴了“爱护公共财物”的纸条，艾黎回来发现后大为光火，把那位校领导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大骂其“严重侮辱人格”。艾黎不准学生留长发，怕生虱子。他还亲自给学生理发，有的学生不愿理，他就来个“艾黎式的幽默”———拿剃刀从脑袋正中理上一刀，然后挥挥手说：“就这样，很好看啦，去吧！”学生哭笑不得，只好请求他剃成光头。

1947年是培黎学校最困难的一年，为了维持学校正常运转，艾黎曾忍痛卖过汽车。不仅如此，看到学生们吃不饱，艾黎不得已动用了他母亲的1万美金退休金，全部购置了生活用品。

不畏强权

1946年的一天，培校的两个学生赶着两辆大车拉东西时，被士兵拦住，说要征用车辆，学生强调用车必须经过艾校长同意，士兵不听，还打了学生，艾黎接到报告后勃然大怒，率领学生赶到驻军营部理论，迫使营长列队让学生指认扣车士兵，最后打了扣车士兵四十军棍，并向学校赔礼道歉方才了事。

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兵横行无忌，为保护学校和学生，艾黎组织学生搞“演习”，带着车队到野外“拉练”，给外界造成了校内“全副武装”的假象，致使那些散兵游勇止步在了校门之外，才保住了山丹的这块乐土。

路易·艾黎 - 协助共产党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生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地区斯普林菲尔德镇。祖父是南爱尔兰移民，父亲是小学校长，母亲积极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艾黎有兄弟姊妹六人，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末，他中学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曾两次负伤并荣获军功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国，与人合作办牧场。

艾黎从1927年至193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消防处任防火督察、工业督察长等职。在此期间，他目睹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和中国工人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悲惨情景。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残暴镇压，更促使他决心投入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斗争。1934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他在愚园路的住所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碰头地点和避难所，上海地下党曾在他的顶楼架设过秘密电台。他还和史沫特莱、刘鼎等多方设法为红军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他冒险去太原，为中国共产党兑换红军在陕西缴获的地方钞票。美国友人格兰尼奇夫妇主办进步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期间，他是积极的支持者和撰稿人。与当时文化界左翼人士鲁迅、矛盾、丁玲、胡愈之等也有接触。

1929年夏，绥远遭旱灾，艾黎利用假期去萨拉奇帮助华洋义赈会组织修建民生渠的工作。1932年假期又去湖北进行水灾救济工作，为洪湖老解放区抗洪人民运送救济粮。他还在节假日广泛旅行，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

路易·艾黎 - 工业合作社

1938年初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艾黎与埃德加·斯诺和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以此支援抗战。这项计划从一开始便得到宋庆龄和共产党的支持。5月，艾黎辞去在上海的职务去武汉；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表面上支持“工合”，任命艾黎为行政院咨询“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曾先后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地为“工合”筹募资金。

1939年至1942年期间，艾黎全力投入“工合”工作，经常奔走于中国西北、川康、滇黔、湘桂、赣闽粤、浙皖、晋豫等抗战后方的城镇农村，组织和发展当地的工业合作社，在陕甘宁边区的延安、新四军根据地中心的茂林都设有“工合”事务所。艾黎为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和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9年至1940年，艾黎两次到延安，毛泽东曾予接见。1939年毛泽东和叶挺同志分别写信给“工合”国际委员会，高度赞扬了工合运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据统计，截至1942年，“工合”在整个非敌占区总计建立了约两千个大小不同的合作社和作坊，生产数十种民用消费品和部分军需品。由于“工合”积极支持抗日，许多领导人和社员遭到迫害，国民党指责艾黎与共产党有联系，于1942年9月解除了他的行政院技术顾问的职务。

1942年以后，艾黎转向培训“工合”管理和技术干部的工作，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1944年该校迁到甘肃省山丹县，一度发展到近600人的规模，设有近20个供学生实习的生产组，实行半工半读、理论结合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1949年解放大西北时，艾黎调拨学校所有卡车，帮助运送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为解放玉门等地做出了贡献。受到彭德怀同志的高度赞赏。1953年，学校迁往兰州，改名兰州培黎石油技工学校，艾黎为名誉校长。多年来该校为中国的石油和工业战线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

路易·艾黎 - 晚年生活

进入19世纪80年代，艾老的心脏病不时发作，一次又一次的皮癌手术令他十分痛苦。但他仍坚持每年一度的例行出访，而且仍对他过去工作过的偏远地区、建设中的工地，以及刚发生过水灾、地震等灾害的地方最感兴趣。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这些新气象给他的晚年注入新的生机，令他快慰不已，但“文革”的后遗症和向西方敞开大门引发的新问题，又开始使他担心，深怕外国一些坏东西乘虚而入，让中国的发展走弯路。他每次外出归来，总要把看到的问题上书报告，提出意见和批评。他去海南时看到，海南岛森林被毁日趋严重。在琼中，人们把硬木料锯短当柴烧，松涛水库汇水区的五指山区也在砍伐森林，一旦发生大暴雨会导致洪水，冲垮水库大坝和过窄的溢洪道，使农民蒙受重大灾难。他参观广西红水河水电站，发现红水河的淤沙将会给水电站造成越来越大的问题。回到北京后日夜不安，立即向中央反映。他看到广西松林大面积枯死十分着急，建议赶快引进吃松毛虫的鸟蛋，“因为松毛虫的扩散将使松树生长区出现新的水土流失，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艾黎牵挂的另一问题，是对外开放后的青少年教育和社会上价值观的功利化。1982年他在庆祝山丹培黎学校建校40周年大会上，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作一名今日的中国青年，远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青年更优越。因为没有哪个地方有如此多的挑战，如此规模宏大的工作，也没有哪个地方个人创造性和集体力量是如此重要。”他告诉学生们：“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伟大的人？不是靠耍政治诡计，不是靠攀龙附凤，是要靠不断努力去取得客观的看法，锻炼自己，积累知识和经验，学习如何同他人合作，在需要完成的巨大任务面前保持像周恩来那样的谦虚。一个伟大人物应该不骄不傲，朴实审慎，实事求是，使其思想有扎实的基础，有涵养，而且心怀坦荡……一个人被提拔还是一直做普通工作，这并不重要，真正的伟大不仅有益于你自己，也使你接触到的人都受益。”艾老的这番话语重心长，提醒年轻人不可无尽无休地追求物质生活，忘了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艾黎晚年最感欣慰的事，莫过于工合的恢复和山丹培黎学校的重建。为实现这两个愿望，他等了35年。原以为，这两项起于抗战年代，一度蜚声海内外的事业，能在新中国建设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不料解放后培校迁至兰州，改成石油部下属的石油技工学校，工合协会被“大一统”统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为支援工合而在香港组成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停止活动。一时间，工合和山丹培校销声匿迹。但艾黎和他当年的工合战友始终坚信，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曾经被民众所欢迎，代表公平、公正、民主等合作社价值观的工合，培养能“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实用人才的山丹培黎学校，都是利国利民、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好事。借助改革开放好时机，在中央和甘肃地方政府，以及国内外热心人的支持下，二者终于在艾老在世时，得到恢复重建。

晚年的艾黎生活是幸福的。作为对外友协的常住外宾，他在工作和生活上一直有专人照料，他的一身正气和朴实作风感染了许多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从80年代起，友协帮他把数十年搜集和珍藏的近4000件中国古文物和艺术品，陆续运往山丹，作为他留给第二故乡的赠礼，了却了他一大心愿。王炳南会长还决定在友协专门设立艾黎研究室，协助他完成自传、整理资料档案、安排藏书赠送给人民大学等工作。就在他圆满地打理好一切后事，欢度过90岁寿辰之后，于1987年12月27日溘然长逝。

艾黎终生未婚，不少人对此曾有过种种猜测。其实他并非有意选择独身生活，多少不同国籍的女性仰慕他的品德和才干，大多因志虽同而道不合，最后止于做终生好友。他自己也并非没有中意的人，但年轻时他认定，在革命中，一个人不该有家室之累，有家室而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会有愧于心。一年又一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艾黎很早就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20年代他在内蒙古和洪湖的救灾工作中，收养了失去父母的孤儿阿兰和迈克，在抚养他们成人后，送到延安去参加抗战；40年代在山丹办学时，又在乔治·何克不幸病逝后，继养了母亲病故、父亲为革命逃亡延安的聂家四兄弟；解放后他抚养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儿邓邦镇完成美术学业，为他成家立业创造条件。由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们组成的艾黎中国大家庭，晚年给了他的家温暖与欢乐。山丹培校培养出来的几百名学生，不时从全国各地传来工作有成的好消息，使他精神上得到极大慰藉。

路易·艾黎 - 介绍中国

1952年艾黎来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委员。1953年定居北京，此后曾多次参加国际和平会议。1961年至1965年他每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1960、1965、1971年他三次返回新西兰探亲。1973年访澳大利亚。在探亲和访问期间，他在各地多次作报告介绍中国；还去朝、越、蒙和古巴等国访问。

解放后至1985年，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每年都要到各地参观访问，掌握第一手材料，用客观报道和新旧对比的方式，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他写下了大量诗文，还翻译了不少中国优秀的古诗和现代诗，已出版的著作和译作共66本，最后一本著作是《艾黎自传》。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艾黎对中国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学识广博，对中国人们的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对老一辈革命家感情很深。1978年以后他不断就中国的环境保护、经济建设、资源和青年思想教育、就业等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力求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做出贡献。

为了帮助大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将自己收藏的3700多件文物捐给山丹，1982年起在新建的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展出。1984年他又促成山丹县培黎图书馆的建立，并捐赠了许多图书。1987年4月，他长期努力重建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正式开学，他任名誉校长。为募集学校所需的资金、设备，他在国际上作了大量工作。这项计划受到甘肃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新西兰政府、人民和各国友人也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艾黎晚年还为恢复“工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3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恢复，艾黎被推选为名誉顾问。1987年，中断工作35年的“工合”国际委员会也重新组建，艾黎任主席，亲自领导了该会的日常工作。

路易·艾黎 - 历史评价

艾老一生做人的基本信条是“给予”，而不是“索取”。因此不论身处顺境逆境，都能不喜不惧，泰然处之。他献身造福中国人民的事业是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不求回报的。他从这种“给予”中得到满足，即使在得不到理解时，也能照既定目标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从战胜困难中充实自己的生活。他在回答一些青年人“为什么你要留在中国”时说，“是中国给了他生活的目的，一个值得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岁月”。他为“能在千百万人民的队伍中有一个位置而感到自豪”，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没有什么比这是更大的报酬”。也许在今天，有人会把艾黎看作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艾黎是最讲“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他当年所做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为了干成这些事，他作出了重大的个人牺牲，承受了各种误解和政治压力，忍受了战乱中四处奔走的艰辛带来的病痛，几次大难不死，直至新中国的黎明。

艾黎无私奉献，苦干实干的一生，在晚年获得了应得的回报。他多方面的成就赢得了众多的荣誉头衔，包括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教育家、“工合之父”、中新关系架桥人、英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获得者、北京市、甘肃省荣誉公民，以及各种荣誉学位等等。1977年12月“文革”后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艾黎80岁生日宴会上的贺辞中，尊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总结他一生的贡献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这是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在华一生的崇高评价。

艾黎在中国和新西兰获得了多种荣誉。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曾授予他文学荣誉博士学位；在他85岁和88岁寿辰时分别获得北京市荣誉市民和甘肃省荣誉公民称号；同年新西兰政府授予他女王社会服务勋章。近年，介绍艾黎生平的传记和记录片、电视片在中国与新西兰陆续发行和放映。

艾黎终身未婚，但收养了一些贫苦百姓和革命者的后代，晚年享受着四代大家庭的欢乐。

艾黎于1987年12月27日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按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他的第二故乡山丹。

路易·艾黎 - 新西兰人的自豪

从基督城驱车50公里，到达路易·艾黎的故乡——斯普林菲尔德镇。车刚一进城，便看到路边一个醒目的标志：路易·艾黎纪念园。

纪念园正中是一尊石像，表现的是路易·艾黎当年在山丹培黎学校向孩子们传授知识、技能的情景。石像左下角刻着两行小字：路易·艾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1960年，路易·艾黎离国27年首次回到新西兰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他当年的举动，艾黎不时读到一些媒体的偏激之辞。然而，到1972年艾黎再次回到家乡，他发现更多新西兰人开始理解中国，关注中国的发展建设，赞赏他在中国几十年的奉献。最令路易·艾黎高兴的是，他这次回国不久，新西兰同中国正式建交。

路易·艾黎不仅是中新友谊的象征，还在他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在他的倡导下成立的新中友协，几十年来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曾任新中友协会长达10年的云达忠说，当年路易·艾黎前往中国的时候，还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青年，然而他不顾战乱年代的艰苦，甘愿留在中国，努力解除当地人民的困苦。这种博大的爱心和国际主义精神，使艾黎成为新西兰人的自豪。

路易·艾黎 - 主要著作

著有诗集《工合》（1948）、《山丹笔记之页》（1950）、《充满生气的北京的片断》（1955）、《今日中国》（1957）；散文《京戏》（1953）、《外蒙古之行》（1957）、《洪湖精神》（1966），论著《中国：古代瓷窑和现代陶瓷》（与加纳西合著）等。此外还有《艾黎自传》、《中国见闻录》等。还将一些中国古典诗集译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