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丁·戈迪默

1923年11月20日，纳丁·戈迪默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多有犹太人和黑人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对有色人种的痛苦和白黑二种人的争斗多有身同感受。上小学以后，她广泛阅读，深受美国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影响，意识到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及由此对白人自身造成的危害。

九岁时戈迪默开始写小诗和小故事，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儿童栏里，13岁时，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儿童版上发表名为《追求看得见的黄金》的寓言故事，深受好评，从此自觉地爱好写作。十五岁那年，她的第一篇小说《昨日再来6在约翰内斯堡一家周刊上发表，据她自己说，“这是一篇写大人的故事”。二十三岁那年，她进入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斯特兰大学学习，二十五岁那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问世，同年开始一次短暂婚姻，生下一女儿。

1950年她的作品在美国几家刊物上发表，反映强烈，美国出版商纷纷向她约稿，1952年美国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温柔声音》，1953年，纳丁·戈迪默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纽约时报》称赞它“洞悉人生、思想成熟、笔法新颖自然、独具个人风格，堪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作品媲美。”这标志着欧美文学界对她的重视，她从此主要靠笔耕为生。

1954年，她与商人荣因霍尔德·卡塞尔结婚，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接着开始在非洲大陆的旅行，1956年，她出版短篇小说集《六英尺土地》；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该书歌颂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友谊，也揭示了黑人随时可能遇到的危险，因此，在南非遭禁达十年之久。

1960年到1965年，她分别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星期五的足迹》和《不是为了出版》以及长篇小说《爱的时机》。1966年，她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其主题是: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和黑人同时成为牺牲品，该书在南非遭禁达十二年之久。

1971年，她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利文斯通的伙伴们》、长篇小说《贵宾》。《贵宾》因写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矛盾，也写了黑人集团之间的争斗，引起业界重视而获得詹姆斯·莱特·布莱克纪念奖。1974年，出版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获布克文学奖。53岁时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小说选》，获法兰西国际文学大金鹰奖，同年另出小说选《一个确定的星期一》。

1979年，出版长篇小说《博格的女儿》，该书写的是一个南非白人共产党领袖的女儿继承父志勇敢抗争的故事，曾被禁四个月。

1981年，出版长篇小说《七月的人民》，这是她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决定性作品之一，1987出版了长篇小说《大自然的游戏》，1988年出版随笔集《根本的姿态》，1990年出版《我儿子的故事》，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这是“多年来与之共同斗争”的结果。

1991年以作品《七月的人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现代舞台上的一位杰出作家，撰写了13部长篇小说，200多篇短篇小说，200多篇散文。在种族隔离最黑暗的时期，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她，尽管其著作在国内被禁，本人也遭受迫害，但她拒绝流亡国外而毅然留在国内，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的地下组织成员并肩战斗。就在白人政府疯狂搜捕非国大成员时，几位黑人运动领袖就躲藏着在她家中，并在其掩护下安全转移。对戈迪默而言，最自豪和最骄傲的并不是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而是1986年出庭作证，使22名非国大党员免除死刑。难怪曼德拉在1990年刚出狱后，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戈迪默是曼德拉心目中的英雄，而国际社会则把她称之为“南非的良心”。

戈迪默生来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动荡现实激发了她的责任感，这使她几乎在受到缪斯女神召唤的同时，便勇敢地投身于南非黑人的解放事业中。纵观戈迪默的创作轨迹，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

戈迪默优秀的创作风格还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从50年代起，她就被评论界称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数本优秀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则使她赢得“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严谨，语言简洁凝重，叙述风格丰富多彩，描写角度多变，加之笔触细腻和善于烘托气氛，使她的优秀短篇作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亦令人称道。80年代中已有评论宣称，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创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她才得以“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荣获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著、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著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但是197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贵客》则使评论界对她刮目相看，发现她的创作才能不仅限于短篇小说。

《贵客》是戈迪默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早期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代表作。主人公布雷是个生长在非洲的白人。他应邀回到刚刚独立的祖国参加庆典。布雷是10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当时他担任地区行政官员，因涉嫌参与革命活动而被逐。此次回国令他感慨万分。昔日的战友慕韦塔已经担任总统，其他人也担任了高级官员。但是，当他回到乡村盖拉时，他遇见了老友施因扎。施因扎是革命的功臣，却几乎被新政权遗忘，现在只是一个劳工组织者。不久，布雷便发现，慕韦塔和施因扎之间存在着极深的政治成见。施因扎认为慕韦塔已经背离了初衷，成为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的领导人；慕韦塔则把施因扎看成危险人物和不安定因素，并让布雷向他汇报施因扎的行动。果然，施因扎发动了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布雷这位被请回国的贵客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

戈迪默将视角放在权力的腐蚀性上，因此她的细致笔触所揭示的便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同人性相关的根本问题。《贵客》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黑人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激烈冲突，表现了人类实现美好的理想的艰难。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年）是又一部以经典的现代小说技巧写成的优秀长篇。小说情节很简单：白人工业巨子梅林买下了一个方圆400英亩的农场。每逢周末和假日，他就来农场巡视一番。梅林认为他有必要将保护自然资源的观念传授给当地黑人，并不厌其烦地发号施令：不许小孩掏野鸟蛋，不许大人乱扔烟头，甚至不许黑人在他的农场穿行。事实上，在梅林刻意保护所谓的自然资源的同时，他已经同当地的黑人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他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同黑人交往的，因此他成为黑人故土的掠夺者；他以保护土地原有状况的姿态自居，因此成为保护旧秩序、阻碍黑人独立的绊脚石；他无法应付大自然的变化，在暴风雨袭击时不得不逃走，又证明了他原本就是无力去保护自然的。梅林最后的出逃以及不得不将土地交给黑人的结局说明，他的存在和南非的白人政权一样，是违反自然的，不合时宜的。

戈迪默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话传说，使叙述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就使故事从平面的描写变为立体的叙述，而读者则可以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等多个层面上去寻求作品的意义，强化了内容的张力。

《伯格的女儿》（1979年）是作者受索韦托事件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血淋淋的事件带给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严峻的。伯格的女儿叫罗莎，她的父母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而先后入狱。从14岁时起，罗莎就开始漫长的探监生活，这使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争中。她的家庭和经历给予她巨大的影响，使她认识到她不属于欧洲，她必须为黑人服务。但是，罗莎的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显得悲壮和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着痛苦。正是在描写这种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过罗莎的经历说明，白人革命者在参与黑人解放运动时，要同时承受来自白人和黑人两个方面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又是由这场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这场黑人的革命，必须具有双重的牺牲精神。罗莎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因此她能够接受“斗争的领导权必须坚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观点，能够理解对“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夺领导权并作出重要决策的习惯”的批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现了她对这场革命中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1981年）将故事情节置于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中，通过处在重大变化中的黑人一白人关系，表现了作者对南非未来的估计。书中的主人公是白人斯梅尔斯夫妇及其三个孩子。他们在国家爆发内战时，由黑人男佣朱利护送着，逃到朱利的家乡。那是个穷乡僻壤，其贫穷程度已超出斯梅尔斯夫妇的想象。他们虽有朱利的悉心照顾，却无法适应贫穷的生活。他们与同住一处的黑人无法沟通，黑人也不能理解这些拥有一切的白人何以无处可去。斯梅尔斯一家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最后同救过他们的朱利也闹起了矛盾，爆发了争吵。最后斯梅尔斯一家不得已寄希望于美国人，希望离开南非。

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想象之作。它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悲观。因为斯梅尔斯的三个孩子很快就对村中的现实产生了认同感，和黑人孩子相处和睦。这不仅同成年白人的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也饱含寓意。南非确实是充满了病症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它的现实也许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严峻的现实也无法压倒人类的未来。南非未来的希望就存在于孩子们身上。戈迪默的许多短篇都是极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写得精巧、细腻，已经显露了“惊人的才华”。后期的短篇则以日趋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广受赞誉。

《士兵的拥抱》（1980年）就是她后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以书名为题的这篇小说，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和随后的时日里，对自己和黑人乃至革命的反思。他们一旦从单纯的兴奋和愉快情感转入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时，就从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的存在，这使他们惶惑，也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通过白人一时无法正确对待黑人领导层在独立后必然面临的种种新问题而与其产生的微妙关系，反映了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外表下，还存在着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数个复杂层面。收入集子中的另一个短篇《城市和乡下的恋人们》也颇有代表性。它继承了作者早期爱情故事的主题，并赋予一种冷峻的气质。小说上篇讲城市里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之间的悲剧情故事，下篇讲发生在乡下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悲剧。上篇中的法庭审理不了了之，却使恋人无法再次相逢；在下篇中，白人男子却因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将自己与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亲手活活扼杀。法院的处理则证明，扼杀人类爱情与希望的制度必定是罪恶的、应当粉碎的。

2014年7月13日，南非著名白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内丁·戈迪默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祖马对这位杰出女性的离世表示哀悼，并盛赞她的杰出成就。去世时，她的两位子女陪伴在她的身旁。

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在哀悼信中指出，除了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戈迪默还勇于反种族隔离制度，为南非人民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他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我们代表政府和全体国民，向她的家人、朋友和全体文学界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希望她的灵魂安息。”

戈迪默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白人家庭，但戈迪默从上个世纪60年代便开始致力于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62年，她帮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她曾表示：“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戈迪默还公开宣称，曼德拉和非国大党主席奥利弗·坦博是她的“领导”，并在1990年加入了非国大。

戈迪默1991年以作品《七月的人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戈迪默有两段婚姻经历。她第一次结婚是在1949年，不过婚后三年便与当牙医的丈夫离婚，两人留下一个女儿。1954年，她再婚嫁给了后来创办南非苏富比的商人莱因霍尔德·卡西尔，两人有一个儿子雨果。卡西尔2001年去世后，戈迪默曾在2006年遭歹徒入室抢劫，在交出现金和珠宝后，她拒绝交出卡西尔给她的结婚戒指。

从50年代起，她就被评论界称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数本优秀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则使她赢得“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严谨，语言简洁凝重，叙述风格丰富多彩，描写角度多变，加之笔触细腻和善于烘托气氛，使她的优秀短篇作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亦令人称道。尼日利亚的评论认为，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女作家不受重视的世界的这一部分（即非洲）更具有特殊意义”。当时的南非总统弗·德·克勒克则称“这个卓越的成就也是南非的光荣”。

美国评论界则指出：“67岁的内丁·戈迪默是25年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妇女”，“近四十年来，戈迪默直言不讳地反对种族隔离……并在小说中巧妙而非慷慨激昂地做到了这一点”。中国评论界则认为：“戈迪默的主题是南非在种族歧视下的苦恼，……她的最大成就就是给予全世界知道她的祖国由于种族主义付出的巨大代价，简直不是新闻报道所能尽述的。”“……她是一位现实地叙述、缓慢而又有耐心地积聚事例的大师”。

纳丁·戈迪默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在提名单上列名10余年，80年代中已有评论宣称，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而她终于在1991年摘取了这顶文学桂冠。瑞典文学院认为她的作品“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描述了在环境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她的文学作品深入地考察了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助于历史的进程。”“她的获奖是因其壮丽史诗般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

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白人家庭，但戈迪默从上个世纪60年代便开始致力于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62年，她帮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她曾表示：“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戈迪默还公开宣称，曼德拉和非国大党主席奥利弗·坦博是她的“领导”，并在1990年加入了非国大。

戈迪默1991年以作品《七月的人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戈迪默有两段婚姻经历。她第一次结婚是在1949年，不过婚后三年便与当牙医的丈夫离婚，两人留下一个女儿。1954年，她再婚嫁给了后来创办南非苏富比的商人莱因霍尔德·卡西尔，两人有一个儿子雨果。卡西尔2001年去世后，戈迪默曾在2006年遭歹徒入室抢劫，在交出现金和珠宝后，她拒绝交出卡西尔给她的结婚戒指。

虽然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白人家庭，但戈迪默从上个世纪60年代便开始致力于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在1962年，她帮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了著名的演讲词《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她曾表示：“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戈迪默还公开宣称，曼德拉和非国大党主席奥利弗·坦博是她的“领导”，并在1990年加入了非国大。

戈迪默1991年以作品《七月的人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是“她以强烈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周围复杂的人际与社会关系，其史诗般壮丽的作品，对人类大有裨益”。不过，也有人批评她是“以政治观念得奖，而非以作品见长”。对此，她表示：“对我而言，我是一名作家，这是我存身立命的根本。”

戈迪默有两段婚姻经历。她第一次结婚是在1949年，不过婚后三年便与当牙医的丈夫离婚，两人留下一个女儿。1954年，她再婚嫁给了后来创办南非苏富比的商人莱因霍尔德·卡西尔，两人有一个儿子雨果。卡西尔2001年去世后，戈迪默曾在2006年遭歹徒入室抢劫，在交出现金和珠宝后，她拒绝交出卡西尔给她的结婚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