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楷权

　　事件：冯迳下突围

　　名称：崔楷权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广东南海人

　　简介：在冯径下突围中壮烈牺牲

　　崔楷权在抗日战争期问，长期在广州市敌人的眼皮底下战斗，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战争后期，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配合解放广州，崔楷权被任命为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直属先遣总队政委，在广州近郊开展游击战争。在黎明前夕，为广州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崔楷权，又名文光、子祥，乳名佳，广东省南海县沙头镇山根下沙村人。1922年7月生于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崔福泉，在广州经营航运业，家乡还置有鱼塘，桑基等产业，生活颇富有。崔楷权在家中是一个十分受宠爱的独生子。

　　崔楷权自幼跟随父母在广州读书。193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初中三年级时，正足抗日救亡运动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学校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思想觉悟提高很快，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底“抗先队”刚成立，崔楷权就参加了这个组织成为一个活跃分子。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及下乡搞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抗日活剧，参加抢救在日机轰炸中受难的同胞，宣传、推动向八路军献金等活动。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崔楷权于1938年春夏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下半年，崔楷权在中大附中初中毕业时，广州正处于沦陷前夕，抗先队根据党组织的部署，组成战时工作队到西江地区进行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崔楷权亦随队前往。他后来转到澳门，参加了我党领导的进步团体“起来剧社”。l939年7月，崔楷权随同澳门四界救灾回乡服务团第四队回内地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先在顺德县龙眼乡等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崔楷权和队友们还深入各家各户，同群众促膝谈心，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英勇事迹，讲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提高了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后来，由于环境越来越脸恶，经济又无法支持，服务团的队员只好分散到各地活动。崔楷权则转赴禺南参加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即珠江纵队的前身)，被派往赤山乡小学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则组织青年“读书会”自编自刻自印《救亡呼声》小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他还时常主动参加当地的农活以接近群众，同群众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41年初，党组织为了加强城市工作，抽调崔楷权等一批党员进入广州开展活动。崔楷权回到广州后，遵照中央关于白区工作要“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在市一中念高中，利用学生身份隐蔽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并动员他们到游击区参加抗日斗争。

　　崔楷权在广州的立脚点建立以后，党组织考虑到他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关系等有利条件，要求他建立一个可靠的秘密联络点。崔楷权便以微生意为理由，向去了澳门的父母要了一笔款，在惠福西路开了一间红棉甜品店，建立了一个秘密活动据点。党组织把地下党员麦祺等安排在那里主持店务。由于沦陷时期，经济萧条，甜品店不久便歇业了。到1943年6月，崔楷权在广州市一中将近毕业时，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又向父母要一笔钱，在广州市米市路二号开了一问广安柴店，自己当起了“老板”。

　　柴店业务稳定下来后，崔楷权根据党组织要他打入伪政权内部，以掩护开展工作的指示，便同惠福区及其周围一带的茶楼老板和主管、伙计以至各个茶楼的报贩、烟档的烟贩及街坊上有点名望的人物，都混得很熟，同左邻右舍的关系也处理得很好。因而他先后被推举当上了日伪惠福分局第二联防办事处的甲长、联保保长，并得到伪惠福区公安分局长的“赏识”。这样，崔楷权的家——中华中路云台里18号就成了珠江纵队在广州的一个重要交通联络站。

　　这两个隐蔽活动点和交通联络站，经常为我地下党和抗日游击队收集、传递情报，购买药品、器材，接待来往人员和安排伤病员养伤，印发文件、传单等。如在云台里18号崔楷权的家里和广安柴店，就先后接待过当时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李嘉人、林锵云、梁嘉、郑少康、冯剑青等许多领导同志，其中冯剑青在禹南作战负伤后带着护士在那里隐蔽养伤，住了相当一段时间。地下党员郭静之则以柴店东家身份长期隐蔽在那里和崔楷权联系。其他同志在那里养伤养病的也不少。另外，云台里这个点还曾经成了我地下党的秘密油印点。1945年，党组织为迅速将党的“七大”有关文件传播，就曾在那里刻印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还有《评中国之命运》、《驳中国之命运》等学习文件以及《前进报》等宣传材料。当时楷权白天到“广安”柴店工作，由隐蔽在那里的地下党同志负责刻写，晚上楷权回来就接手刻写及与另一些同志一齐印刷，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真相告诉全市人民，把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英勇抗敌的事迹向各界群众宣传，以扩大政治影响，地下党决定发动一次宣传攻势，以东u2019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名义，起草一份《告广州同胞书》，印制成传单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散发。崔楷权在云台里亲自刻印和配合地下党组织统一散发部分传单。这次传单的散发对广州震动很大，敌人惶恐不安，广大市民则喜形于色，拍手称快。在8月底，崔楷权和同志们又以珠纵二支队名义刻印和散发过一次《告广州同胞书》。由于崔楷权是那里的伪联保长，所以云台里和“广安”这两个点一直都很安全，从未出过问题。

　　崔楷权以公开身份，通过与伪惠福公安分局上层人物来往和参与伪公安局的有关“防奸”会议等活动，获得了不少情报。如1945年4月，珠纵二支队长郑少康亲自化装到广州了解情况、侦察地形，隐蔽在云台里崔楷权家里歇息。崔楷权探知伪公安局将要在该区查户口，于是就立即通知并及时护送郑少康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又有一次，崔楷权获得日伪准备在日间进攻我禺南游击区的情报，也立即找到我地下党负责人和内线联系的同志，请他协助核实，内线同志不但证实该情报属实，而且还获得了敌人进攻禺南游击区的整个计划，包括兵力部署、上岸时间和地点等，崔楷权便立即设法将情报转告我禺南游击队。

　　日本投降前的一段时间，崔楷权在经济上处境很困难，当时既要负担接待各地游击队、地下党来往人员和隐蔽在那里养病养伤同志的生活，又要支付柴店几个工人工资，还要维持一家的生活，仅靠柴店的微薄收入实在难以维持，所以崔楷权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变卖的变卖，抵押的抵押，借以弥补不足，有时实在难以维持了，他就只好让店中的伙计和家里的小孩在店里吃饭，他和爱人关玉英及隐蔽在那里联系他的郭静之等躲回云台里家中去吃粥。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怕别人知道伙计吃饭，“老板”吃粥，而引起怀疑。由于生活艰苦和工作繁忙，崔楷权积劳成疾，患了肺病。但他始终想着的总是党的工作，记挂着的是在那里养病养伤的同志，而对自己的病不愿花钱去治疗。

　　日军投降后不久，中共广州市工委成立，崔楷权的关系便转由市工委领导。不久，崔楷权转到一间报社去工作，以此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正值国共和平谈判，他积极宣传我党抗战胜利后的主张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揭露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同时，他还和董世扬等同志在教育路铭贤坊矸设了一间“学习知识”社，出版了一份叫《学习知识》的杂志，向青年宣传进步思想。

　　“广安”柴店联络站结束以后，崔楷权又在文昌北路耀华东街租了20号二楼作为市工委新的联络站，当时的市工委书记陈能兴等同志曾在那里掩蔽过一段时间。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全面发动内战。广东区委要求迅速恢复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崔楷权于年底被调到香港分局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947年初被派到东江游击队，转战于博罗、增城、龙门一带。同年10月，崔楷权被任命为中共江北工委宣教科长，从事群众和部队宣传教育工作。中共江北工委为了开辟平原地区工作，以支持山区的斗争，派崔楷权到增城广九沿线任平原工作副特派员，在那里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武装。1949年2月，江北支队奉命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崔楷权被任命为二团副政治委员。正在这时，淮海战役完全胜利，平津解放，我解放大军即将渡江南下。东江第三支队根据这个形势，决定开展广州近郊的游击战争，为解放广州作准备。4月，东江第三支队决定成立一支直属先遣总队，并任命崔楷权为先遣总队政治委员，开赴增(城)西油麻山、从(化)南天山、水山，禺北帽峰山一带活动。在建队初期，部队活动地区绝大部分是新区，给养非常困难，崔楷权一方面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另方面带头从家里及亲戚朋友处筹款，解决困难，使部从稳定下来。崔楷权和其他同志一起依靠老区，开辟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民兵，先后组织民兵六百多人，枪三百多支，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到原国民党营长关汉猷携枪几十支参加我部队，扩大了队伍，还争取了一些上层人物的支持，为我方购买和推销公粮债券，有些人还替我们借枪支。几个月里，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9年7月中旬，先遣总队在禺北(现广州北郊)冯径下村召开领导干部会议，由崔楷权总结先遣总队成立以来的工作和布置下一步的任务，不幸被敌侦悉，21日凌晨四五时驻地被敌包围。崔楷权在率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i时年仅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