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蟾秋

邓蟾秋（1871年—1953年），字鹤年，重庆市 江津县白沙镇人。

民国时江津农工银行的董事。抗战期间，曾以仗义疏财，热心赞助教育、社会公益事业，不遗余力地照顾、资助一大批入川避难的学者名流如 周光午（前中科院院长 周光召之兄）、何之瑜、 曹靖华、 台静农、 魏建功等而名震川东、重庆，被人誉为“江津之 孟尝君”。

邓蟾秋的父亲叫邓洪顺，字石泉。石泉幼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当了个卖针头线脑的街头小贩。后白沙江边东海沱发现沙金， 洪顺参与淘金，渐有积蓄。适 太平天国兴起，淮盐西运受阻，汀鄂皆淡食，清廷急调川盐济困。石泉瞅准时机，于重庆开设“洪顺祥”盐号由 自贡运盐东下，获利甚巨，遂成大富。 蟾秋乃 洪顺五子，幼读私塾，及长，遵父命辍学经商，前往重庆经管“洪顺祥”盐号。继而创办“大有恒”钱庄、重庆火柴厂和玻璃厂，并在 自贡创办“福川”盐号。

蟾秋经商多年，精明过人，尤对经营之道深为谙练，与友言：“商贾之道，勿躁动，勿失机，乃无往而不利也。”而蟾秋比其他人棋高一着，也恰在于他能瞅准时机，铤而涉险。

1923年，川战爆发，巴蜀大地，让刘湘刘文辉两位大军阀搅得炮火连天，尸骨遍野。川盐无法东运入楚，盐商竞相抛售，一时间盐价暴跌，过去买一担盐的钱，竟能买到二三十担！众盐商血本亏尽，苦不堪言。惟蟾秋独具胆识，料定战乱难以持久，遂急筹巨金相机购入百余船，囤积于菜园坝江边，盐船麇集，黑压压绵延数里。蟾秋此举惊动山城，都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等着看他跳楼。孰料不久战事果然停息，交通复畅，蟾秋一声令下，百舸齐发，浩浩荡荡直出夔门，将川盐火速运往湘楚销售。仅此一项，便使蟾秋成为重庆巨富。然蟾秋深居闹市，腰缠万贯，仍是不喝酒，不吸烟，不嫖不赌，为人正派，在商界信誉日著，被选为重庆盐帮代表、重庆盐业公会常务理事。

1926年， 刘文辉驻军重庆，军部秘书长唐隶之乃一贪婪之徒，常派人登门请重庆富商陪他搓麻将，借机“敲竹杠”。富商们也都知趣，明明唐隶之“放炮”，也不敢胡他的牌，明输暗送讨他的喜欢。一次，蟾秋也接到邀请，他不愿被唐隶之“烫瘟猪”，托故未去。此后，唐隶之便寻机报复。一次摊派军饷，蟾秋本巳在盐业公会出了一份，唐隶之却将他列入劣绅，另派他一笔巨款。遭拒绝后，唐隶之竟派军部手枪连将蟾秋抓去投入大牢，强逼他出款。蟾秋遭此打击，意冷心灰，遂带两名跟随赴北平闲住，并看破红尘皈依佛教，拜长安寺长老能海大法师为师，焚香祷祝，禅房打座，以寻求精神解脱。孰料“九·一八”一声炮响，又将他惊回三界之中。蟾秋带着一份日本首相 田中义一侵略满蒙的计划回到四川，自费印刷五千份，广为散发，以唤醒民众爱国之心。

蟾秋一生巨富，但钱财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曾言道：“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民国十五年，他向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捐银洋两万元，修建图书馆，题名为“蟾秋图书馆”。尔后又与邓燮康创办江津救济院，设“石泉义仓”，赈济穷困灾民。白沙镇 黑石山聚奎学校（今江津三中），系其父邓石泉与几名县绅创办。为该校修建大礼堂、教室，增植花木，安装抽水机、发电机，成立军乐队，扩充图书馆等项，蟾秋捐银洋十五万以上。另捐新本女子中学五万，并且长期资助子侄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留学日本。而他留给子孙的，不过二十石租子的田业。

陈独秀携妻 潘兰珍于1938年7月2日避难到达重庆，陈独秀的同乡、留学日本时的好友、回国后又一块在北大共事，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的安徽名医邓仲纯（邓初），此时，正在江津城中的四牌坊街开业行医。邓仲纯两番到重庆购药品，均到上石板街15号川原公司黄经理家中去看望陈独秀，并恭请陈独秀夫妇迁到江津与他家同住，并言江津距重庆不出百里，依山旁水，物产丰富，既无日机之扰，生活费用也比重庆便宜许多。

谁知陈独秀携妻到江津时，恰逢邓仲纯出诊去了， 邓夫人怕他给自家带来麻烦，索性将陈独秀夫妇拒之门外，弄得邓仲纯非常尴尬。

陈独秀初到江津吃了邓仲纯之妻的闭门羹，便在“郭家公馆”租屋住下。而这以后，邓仲纯的生意不错，遂在黄荆街江津中学校门对面租了一幢带小院的楼房，开办了“延年医院”。他这样做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弥补他对陈独秀的愧疚之情。刚搬入新居，他就再三前来恳请陈独秀也搬去同住。

陈独秀始而坚持不去，后来见仲纯确是发乎真情， 邓夫人也前来赔礼道歉，这才举家迁了过去。院子并不大，一株梧桐树漫展开去的树冠几乎将整块天空遮罩住。临街铺面做诊所，内院房子一楼一底，却很宽敞。邓仲纯与他时在九中任教的三弟敬坤两家人同住楼下，陈独秀夫妇、松年一家及嗣母谢氏住楼上。与“郭家公馆”相比，这地方便是上乘了，四壁皆白，光线明亮，空气流通，甚令陈独秀满意。

谁知好景不长，陈独秀一家于1939年1月搬入“延年医院”，至8月中旬，就被扫地出门了。寄人篱下的日子一久， 邓夫人脸上便时时露出颜色来了，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话偶尔也背着仲纯吐出几句，让陈独秀、 潘兰珍深为羞恼，碍着仲纯的面子，却又不便发作。

忍气吞声捱到8月里，终于在一场院公开的冲突之后，陈独秀与 潘兰珍离开“延年医院”择屋另居了。陈独秀急欲租屋另居，彻底结束这种令他不堪羞辱的寄人篱下的生活。可此时的江津，要租上几间屋子，又谈何容易？因国军连遭败绩，各地的逃难者，此时正像狂潮一样涌入四川，涌到重庆。重庆近郊的巴县、江北、江津、綦江等地也都人满为患。加之日机对 重庆市区频繁大轰炸，城里人拼命往城外跑，不少机关、学校也争先恐后地往郊区、乡下转移。郊区、乡下哪有这么多现成房屋供他们居住。下来的人，就以较少的钱，在地方政府划出来的城郊空地上，搭盖起临时性的"国难房子”来居住。这种“国难房子”，是用竹片夹着，黄泥涂抹权当墙壁的屋子，楠竹做梁柱，用篾条扎紧，再用谷草和芭茅铺盖屋顶，七歪八倒，在山坡河滩撑立起来，就是避难的居所了。连当时在江津的著名教授 卢前、 曹靖华以及迟一点到来的朱光潜，也都携家带口地住在这样的屋子里。

卢前是大词家，后应曹刍之邀前往白沙执教国立女师，靠着邓蟾秋帮助，才在天上街住上几间像样的房子。 卢前喜不自禁，还写了阕《饮虹乐府》的小曲，有“白沙居，饭香衣暖豆花鱼，移家天上能团聚，且自欢娱”句。于他而言，江津白沙，真乃是地下天上之别了。

潘兰珍整天外出奔波租屋，却总是无功而返。她终于沉不住气了，与陈独秀商量，是否给白沙的邓蟾秋去封信，请他帮忙解决。

陈独秀当即拒绝：“这副样子去找他，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放？不行，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于 首阳山，尚不食嗟来之食。我堂堂陈独秀，难道还不如两位古人！” 话说起来容易，可正如川人讲的，“火舌子落到脚背上，烫起来还是痛得恼火”。陈独秀那点可怜的进项，如果说前些日子尚可聊以度日，而在眼下飞涨的物价面前，就无异于杯水车薪了。 陈独秀焦头烂额也不好意思求助于邓蟾秋，未料蟾秋与燮康听说他陷入困境后，却主动到江津帮他来了。叔侄俩把他们在 大西门外四川省果树研究所地盘上刚建成的别墅“康庄”，借给陈独秀一家暂住。谓之别墅，也不过就是一排数间白墙黑瓦的房舍而巳 。这是继重庆连遭日机大轰炸后邓氏叔侄在城郊匆匆修建的一处避难所。但此处的风景却是极佳，倚岩临江，坐落在“果研所”的果园之中。从对岸的德感坝看，“康庄”犹如漂浮在泱泱绿海中的一只小船。且离县城不远，一条平坦大道直抵县城西门，步行也不过半个钟头光景。

邓氏叔侄陪陈独秀一家搬来那天，陈站在“康庄”门前，眺望脚下滚滚长河东流，尽收四周果林美景，禁不住浮想联翩，借李白《山中答俗人》称赞道：“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语心自闲。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邓氏叔侄何等聪明，对陈独秀的弦外之音自是心领神会。后来，陈独秀逝世后，他们即将陈葬于“康庄”大门之侧。

受北大学生会委托长期照顾陈独秀的何之瑜主持了陈的葬仪，并在其亲撰《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中如此写到：“先生入葬后，芟芜剔除，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陈独秀在江津近四年的时间里，应邓蟾秋热情相邀，到白沙去过三次，均下榻邓氏祖宅石珠巢。

蟾秋长衫马褂，古色古香；燮康则是西服革履，风度翩翩。他俩的住处，也酷似其人。蟾秋所住的石珠巢，老房旧屋，朴拙无华；而燮康所住的新式楼房，则耸立于长江边的溜马岗上，一幢精雅别致四周皆有回廊的两层洋楼，掩映在绿树杂花之中，真乃洞天福地（今江津市商职校）。 台静农、 曹靖华到国立女师任教后，便住在这洋楼之中。

石珠巢虽有二十余间宽房大屋，然主人高雅脱俗的志趣，却令初来乍到的陈独秀肃然起敬。大门有联云：陋室之中，尽堪寡过；衡门之下，亦可谈心。横额：何陋之有。

进得庭院，客厅也有一联：能为醉客，方为吟客；兼爱今人，且爱古人。横额：君子居之。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本是夫子原话，竟然被巧妙地移做了两联之额。当陈独秀去溜 马岗看望 台静农、 曹靖华时，对二人感慨道：“蟾秋翁富甲川东，却甘居陋室，清心而少过，乐开衡门，结志以延宾，此人确有古之 孟尝君之遗风啊！”

第一次赴白沙，陈独秀夫妇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陈独秀应聚奎学校董事主任邓缡仙（蟾秋六弟，字鹤丹，留日期间，加入同盟会，与程潜、于右任、肖湘等过往甚密。回国后毕生从事教育。聂荣臻对此翁印像不佳，因聂荣臻在江津中学读书时组织学生上街烧毁日货，被校方除名，而当时的校长，正是邓缡仙。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件往事）与校长、湖南学者 周光午之邀，在黑石山上的“ 鹤年堂”（邓蟾秋独自捐洋五万两修建的大礼堂，故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仿罗马歌剧院式建筑，造型独特，巨柱高廊，规模宏大，可容1300余人，当时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给全校师生做过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讲演。 第二次赴白沙是1940年8月间。蟾秋翁七十华诞，同时也是聚奎学校六十周年校庆。聚奎的喜事，也就是邓家的喜事 ，双喜临门，小城白沙更是热闹非凡。当时的教育部长 陈立夫写来贺信，省教育厅长 郭有守题书“蜀庠楷模”，制匾相赠。学校庆，白沙也庆，石珠巢车水马龙，宾客如过江之鲫。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机关、商会、行帮，纷纷前往祝寿。陈独秀、欧阳竟吾、高语罕、 台静农、邓仲纯五人具名，由欧阳大师执笔，写了一篇《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裱褙后送上。这份独特的贺礼，让邓蟾秋感动不巳，视为珍物。

寿宴在石珠巢邓家庭院中举行，宾客济济，不下三百余人。开宴之前，陈独秀作为公推出的贵宾代表，登上台阶即席致祝辞,言毕，陈独秀意犹未尽，又挥毫写下两幅大篆赠与蟾秋，一是“大德必寿”，二是“寿考作仁”。（蟾秋将两幅大篆分别镌刻于黑石山顶之鹰嘴石与团石包上，后于“文革”中被 红卫后砸毁。）

蟾秋在寿宴上当众宣布，将所收礼金五万大洋，全部捐给聚奎。

陈独秀第三次赴白沙，是在他去重庆宽仁医院治病以后，时间是1941年夏天。 邓燮康专程去重庆将陈独秀接往白沙石珠巢调养将息。

在此期间，戴笠与胡宗南奉蒋介石的旨意，曾微服前往白沙，秘密探望过一次陈独秀。

1949年底， 刘邓大军挺进西南，黔、彭一仗，生俘 宋希濂，打开了通往重庆的大门。重庆及川东各地有权势者，纷纷往成都方向逃窜。邓蟾秋的日本儿媳宫川静子见时局混乱，向公公建议，全家暂往 日本避难。邓蟾秋慨然道：“跑的人作恶多端，害怕共产党来了收拾他们，所以不跑不行。我们为啥子要跑？邓家自发达以来，多年修桥铺路，造福桑梓，扶贫怜弱，行善积德，从未欺压过邻里百姓，有的做生意，有的办教育，没有一人在国民党政权和军队里当官，共产党不会难为我们的。”

蟾秋老人的话，应该说不无道理。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当地干部在执行政策上的某些偏颇，却造成了邓氏一家的悲剧。

白沙镇解放那一年，邓蟾秋巳经是79高龄了。对于这样一位乐善好施的菩萨老人，有关方面也确实给予了保护与照顾，重庆市人民政府聘请蟾秋为首届 文史馆馆员，把他养了起来，还安排他当上了重庆市人民代表。

邓燮康则担任了长江航运局资方副局长，重庆市政协委员。可毕竟邓蟾秋是有钱有屋有田有房有实业的人物，与地方上旧政权中的官员们也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在土改运动中，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工商兼地主”分子。

而对老人打击最大的，莫过于他的儿子邓石士被错划为“ 恶霸地主”而押赴刑场公开枪毙。石士死后，邓家满门被逐出石珠巢，老屋成了乡公所。邓家的财产，或被充公，或被当浮财分掉。蟾秋的兄弟与其余的儿女子侄们也都被贬逐到乡间，躬耕垅亩，自食其力。

邓蟾秋作为文史馆员，家中遭此巨变，子孙困厄乡间，嗷嗷待哺，他又无力施以援助，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而在此期间，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异国儿媳妇宫川静子和他的四个孙女。每月他总要从自己并不丰裕的生活费里，省下一部分，送给宫川静子济急。孰料儿子被冤杀后不久，由于中日交恶的国际大背景，儿媳妇又要丢下四个女儿，被强行遣返回日本。

当时，宫川静子到 重庆市公安局后，她提出要见公公一面。显然，那样一种特殊情形下的见面对蟾秋老人的实在是太强烈了。老人情不能禁， 老泪纵横。静子3月回到国，7月，蟾秋即病逝于重庆南郊之汪山，享年八十三岁。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中国落实政策的消息，非常激动。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于1985年8月写了一封申诉信寄到了四川省人民政府。此信很快被转到了 江津县人民法院，交由刑二庭承办复查此案。经过7个多月艰苦的工作，终于取得了大量有说服力的旁证，使巳经被冤杀了35年的邓石士，得以平反昭雪。 江津县人民法院作出的这一判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转日本国外务省，于1986年10月28日送达宫川静子手中。

纵观蟾秋一生，论商战， 审时度势， 运筹帷幄，贩盐发家，可谓 大家手笔；论道德，倾万贯家财造福社会，资助落难名流，奖掖贫寒后生。而自己则 节俭度日，一生都为世人所敬重。

受蟾秋惠助终成大器者不乏其人，他们均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仅邓氏一门，便有 邓若曾、邓庆曾、邓焕曾。若曾是中国排坛骁将和主帅。庆曾毕业于 北京协和医学院，现为美籍华人，著名的医学博士，邓小平访美时，在使馆里亲切地接见了这位既是同乡又是同姓的医学专家。焕曾则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桥梁专家。前两年建成的黄石长江大桥，便是由他设计的。 蟾秋翁九泉之下，也自可瞑目了。

陈独秀曾说：“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翁百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