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成

蔡礼成先生（1897——1981），字闻佛，湖北省罗田县大崎泗泊河村畈上垸人。早年于日本长崎高等师范毕业，后又在日本高中执教一年。归国后，历任湖北省立第二女中教师，省立科学实验馆馆长。兼任武汉大学数学教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湖北省政府委任他代理京山县县长，他托病请辞，未能赴任。抗日战争爆发，武汉沦陷后，回到家乡鄂东大崎三解元组建湖北省立联合中学（简称联中）鄂东分校，并任校长。一年后联中改为湖北省立第二高中，他继任校长。

日本投降后，他继任湖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后任湖北省教育厅督学，建国后，任罗田一中数学教师一年半。1981年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四岁。

一八九七年蔡礼成先生出生在大崎泗泊河村畈上垸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里。兄弟姊妹六人，他派行老四。他四岁时光着脚丫在门口的沙滩上玩耍。七岁时上山捡柴。八岁时就开始放牛。别的伢儿放牛都把牛牵到大山上去放牧，而他总是把牛牵到对面三百多米远的西祠（蔡氏宗祠）后面的山坡上去放牧。西祠是一家专教富豪子弟的私塾学校。这个学校只有四名学生，两名学生年龄有廿一、二岁，另两名年纪较小的只有十一、二岁。在这里学习的一名富家子弟名叫蔡赤诚。他的父亲为了他能成为做官作府之人，专门请了一位先生教他知书识礼，可是这位先生管教不了他。蔡赤诚有时骑着家里养的大白马，到巴河、但店去嫖逛。为此，还卖掉了家产十五亩田地。

先生教课时，先向两名大学生授课，后向两名年小的学生授课。先生要求学生要大声朗读，并且要求有抑、扬、顿、挫，声调要和谐悦耳。蔡礼成听到这些动听的朗朗读书声，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天天把牛牵到西祠的后山上放牧，跑到祠堂屋檐下听学生的读书声并且学着读。“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纾。”他读在口里，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里，他重复了听来的内容。当然，大人能够听懂这些书中之义。于是他就天天回家转述了他从先生那里学来的内容。时间长了，先生发现门外这个听读书的小孩，如此长期坚持觉得很奇怪，他就教这个小孩四句书，并要求他马上背诵。先生曰：“朝如斯，昔如斯。有志者，事竟成。”他当即背诵，朗朗上口，一学如故。他转身去牵牛回家，到家后，他很快地转述了四句，这时父亲对礼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看来，这个孩子将来有个出息。不多久，这位先生就对蔡礼成说：“你是一个门外的学生，还是到学堂内来读书吧！你每天上午放牛，下午就到学堂来读书，我专门教给你。”这位先生发现了这个聪明的孩子，激起了他的爱才之心。从此，蔡礼成就成为这个私塾里的“半工半读”的学生。

他进入这所私塾里进步特别快。三天之内就读完了《三字经》，一个月之内就读完了《学而》、《先进》。不仅能够背诵，还能够“口而诵，心而维”。能够懂得“学而时习之”的含义。

他的进步除了自己聪明好学之外，还得益于这位私塾先生有一套非常使学生能够接受的教学方法。

这位先生不仅要求牢记课文进行背诵，还善解书中之义。他教《三字经》中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他就对学生讲解，个、十、百、千、万，即十个十为一百，百个十为一千的数理概念，教学生数学。后来蔡礼成先生回忆起他其所以成为数学的爱好者，还得益于这位数学启蒙老师。

先生为了使学生知道祖国的大好河山，先将“幼学琼林”里摘录山、湖、城市、各省省名，先教学生抄写，由于这些对偶句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学生特别喜欢。如“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浙江是武林之区，原为越国；江西是豫章之地，又名吴皋。福建省属闽中，湖广地名三楚。东鲁西鲁，即山东山西之分；东粤西粤，乃广东广西之域。河南在华厦之中，故曰中州；陕西即长安之地，原为秦境。四川为西蜀，云南为古滇。贵州省近蛮方，自古名为黔地。”又如名山五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此为天下之五岳”。又如五大名湖：“饶州之鄱湖，岳州之青草，润州之丹阳，鄂州之洞庭（鄂州指湖北湖南交界处）苏州之太湖，此为天下之五湖”。学生读了这些省地名，不仅丰富了知识领域，同时也扩大了眼界。

先生还受到苏东坡的启示，与客人游玩的时候，常常“颂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那么这些诗、词、歌、赋为何不可用“歌”和“颂”的形式来教学呢？于是先生把《诗经》里的《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编成“歌”来教学，并谱上一种曲调。他那种“歌诗”的声音十分动听悦耳，声调抑扬顿挫，他那清脆婉转的歌喉特别动听，附近的人听到他教学时自动跑来听，特别引人入胜。

有一次，他在教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时，发现学生对“羽化而登仙”这一句不甚理解，于是他对两位高一级的学生说：明天鸡鸣时刻起床，我们三人到西祠后的山上，面向东方，看到东方欲晓，霞光万道时，我们三人一同展开双臂，手拉手，像鸟儿张开双翼一样，前仆后仰，心旷神怡，若登仙景。你们心领神会羽化而登仙的意境了。学生不仅记忆深刻，感悟深刻。先生这种带有趣味性的形象教学给学生甚至给周边的群众也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礼成在这里从师读了三年，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但店高等小学，当时从泗泊河、三解元、黄土岭这一带去但店考学的不下四十人，只录取三人，而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上榜。

但店高等小学建于清末民国初年，这时在全国废除科举制，大兴学堂，接受了西方许多教学科目，如数学、物理、化学等，这时在高等小学里设置了算术（数学），而蔡礼成在但店高小里数学特别优秀，两年后他又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黄州六中（湖北省立第六中学）。他在黄州读了三年，这时家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父亲勤耕苦种，忍饥挨饿,攒积些钱支持他读书。黄州六中的学费每一年要交大洋六十元。三年共计一百八十元。这样的学费对这个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算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父亲借债无门，只得忍痛卖掉了两担谷田（即是半亩），维持他读完六中。三年后，他又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高中（设在武昌）。从小学到高中这个“三级跳”十分优秀，级级名列前茅。至此，蔡礼成在家乡十里八乡就小有名气了，人们赞不绝口。

当他进入高中后，一位媒人给他介绍一位雷姓姑娘相亲。本来就其家庭经济条件来看，不是“门当户对”，但这家姑娘和他的父母却很有眼力，认准了这位才貌双全的青年必有远大前程，而矢志不移地答应这门亲事。他们见面后，一拍即合，互为知己。喜结良缘。

这位姑娘从小天资聪颖，智力超群，她追求与蔡礼成比翼齐飞，她由麻城小学考入武汉湖北女子中学读书，她有一位房叔叫雷松涛也在这所中学当老师，后来雷就成为她的家长，在学习和生活上也给予了许多帮助。

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蔡礼成经湖北省教育厅批准，保送赴法国留学。消息传出，喜出望外，当时湖北省只保送三人。正在这时礼成的心绪悲喜交集，兴尽悲来。他知道到法国去飘洋过海，旅途艰难，哪里去筹措这么多路费呢？即使变卖全部家产也难于济事。思来想去，唯一希望就是靠蔡氏祖产支援。拿出这么大一笔祖产谁来担当责任呢？管理祖产的总负责人是蔡姓户长蔡仕廉。时任但店区区长。此人为官清正，不徇私情。动用祖产不经他批准，别人别想动根毫毛。礼成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时任湖北高中教学的老师蔡连存，此人系麻城夫子河镇蔡家河人，是礼成的恩师。蔡先生听说此事后，思虑数日，浮想万千。这些天来蔡先生两颊消瘦，胡子长了，他想正当莘莘学子，出国留洋，鹏程万里之时，却遇到如此难事，我能袖手旁观，望而却步吗？莫说一介师生，就是蔡氏宗亲也要鼎力相助。于是他毅然决然，筹措路费，收拾行囊，从武汉出发来到泗泊河西祠住下。先是找了蔡姓各房长老，又试探了户长蔡仕廉，反馈的讯息没有回应。于是先生经过几天的思考制订了一套办法：“以情动人，反客为主，临场作秀，当众摊牌。”他买来了香纸长鞭，择日祭奠蔡氏祖宗，以一祭文为号，并邀请蔡氏户房长老赴宴共祭，各房长老异口同声地说：“哪有客人宴请主人之理。日期不变，由我户设宴请先生，望先生多住数日，以表盛情。”

隔二、三天，西祠摆了两席盛筵，以迎先生远道而来，户长、房长分席落座。

席上，觥筹交错。酒至半酣，蔡连存先生立席举杯而言曰：“诸位宗长，蔡某不才，承蒙诸位之盛意，设此盛宴款待，鄙人感激之情，一言难尽矣！”他举起杯将酒洒在祖宗神位上，然后燃鞭焚香，跪地三叩首，拿出祭文，姿态虔诚，宣读音带悲哀，文曰：“蔡氏列祖列宗在上，裔孙蔡连存跪殿而言曰：承蒙祖上之宏恩，发出孝子贤孙蔡礼成，经湖北省上批准，赴法国留学，张榜闹市，众目睽睽，无不佩之蔡姓之荣光也！正是蔡礼成金榜题名之日，亦是飞黄腾达之时，远涉重洋，路途惊险。学成归来，大展宏图，富贵升迁，光前裕后。蔡氏后继有人，礼成定当恩报。望吾祖在天之灵，神佑礼成安全顺畅，宏愿以偿。伏维 尚飨。”

连存回到席上，满座皆欲言而失色。

一个外地宗亲，为我地的学子留洋而向祖上讨得学费，如此情真意切，未曾见过。此情此景无不为之动容。

连存又举杯向大家说：“诸位宗长，如果用祖产支援礼成出国求学，这是百年之良机，不可多得。日后功成名就，定当恩报。”说完，在口袋里拿出了十块银圆放在桌子上，“这是我私人微薄之资，送给礼成的茶水费用，望宗长笑纳！”

一霎时，席上像锅里的豆子爆炸了一样，抢着说，要拿祖产大力捐助。有人说，下面有例，照样捐助，哪怕倾其祖产，也是应该的。这样的例子越多，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蔡氏人才辈出。能不光宗耀祖吗？这时户长蔡仕廉在席上点点头，人们看出在他那苦涩的脸上有几分悔意。他慢吞吞地发表言论：大家的意见我同意，祖上资助大洋三百元，大家意下如何？有人说五百元为好。此后再没有人发言了，大家知道户长答应三百元就是破天荒的事情了，再多点恐怕难得。蔡先生见机而谢曰：“我代表礼成接收了户下的美意三百元行了。”户长又说，经管立即筹集，明天交蔡先生带走。

留学法国，筹得资金，有望可成。

半月后，忽接法国来音，风云突变，斗转星移。一位年前去法国留学的同学来信所云：

礼成仁兄，欣闻来法国求学，实属国家出类拔萃，凤毛麟角之才，尤为可贺。然而，事态有变，欧战结束，局势难料。我等，欲留不得，欲返难归。余以为君等不来为妙，当否，勿谓言之不预也。望君慎之又慎。切切言告，顺至福安！

礼成接信后，大为震惊，心情十分激动。何去何从，忐忑不安。连日来，腹饥不思食，倦怠不安眠。怎么办？不去则退祖资，要去，已见前车之覆，惶惶不可终日。

蔡连存先生见礼成连日思虑，莫衷一是，实为伤感，特来相助。先生对礼成说：“精神萎靡颓废者，事业难成也！今学费已筹，暂不言退，实难筹再待来日应对不时之需。十字街头莫徘徊，静观其变。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来日方长，何足多虑？！”先生一席话，礼成心中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先生辞去，礼成回到书房静心习作。

又过月余，南京国民政府街头告示，在全国范围内挑选百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全国五大考区，南京、北京、武汉、成都、广州、望有志之士于×月×日报名应考，特此昭告。

礼成将此讯息转告先生，先生拍案而起，高声言叫：礼成呀，出国有望！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备考书。”一切报名事项由我代理。

又过月余，考试日期已到，礼成欣然应试。武汉地区应试者，六百四十余人。

再过月余，金榜题名。武汉地区录取赴日留学20名中，礼成名列第三。这正是：留洋外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他赴日留学之前，由雷松涛、蔡连存作为双方的家长在汉协同办理了他两的婚事。

一九二二年十月，100名赴日学生由上海乘船赴东京。中国驻日本大使接待。三十人分配到长崎高等师范学校（即师范大学），专攻数学，还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法律学和教育学等课程，由日本数学名师林佐一太郎授课。

在学习期间，国家给予了充足的学费和生活费，每人每月大洋九十三元，等同国内县长一个月的薪酬。礼成将每月学费三、三开，即寄三十元在武汉读书的媳妇，寄三十元到泗泊河家里，再将三十元留作每月生活费和杂费。在日学费每年由国家教育部一次向日方付清。

赴日求学时，初去的难点是语言不通，感情难以交流。原先在国内学了一些初级英语，到日本就不适用了。语言掌握了，对学习、生活感情交流就得心应手了。后来礼成先生回忆起在日往事就这样说。

留学生绝大部分住在学校的公寓里，雇请日本工人做饭，打扫卫生，甚至采买等，他们都守时守信，刻不延误。而我和湖南的一位留学生分配在附近农家的一户小院里。我们在这家里共同生活了五年，主人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家主人少男，三个孩子，大人都是高中文化。三个小孩都上小学。每天中、晚餐都替我们做饭。每天回到房子里，就递上一杯茶或咖啡双手捧着十分恭敬地送到我们手上。当然，我们也是十分恭敬地接过来，并说声谢谢！早上起来，我们在前院里盥嗽，他们就要来招呼“先生！早安！”年长月久总是彬彬有礼。我们在学习上要说缺少点什么，他们马上到市上买来，并问适用么？如果不行，他们马上去换一件或者退去。特别是他们经常为我们选购书本或杂志等等。这位男人叫辛山一，女主人查幸子，年龄都比我们大十岁。回国后，我还写信他，请代购一本书，他很快地买来寄给我，并附了一封很长而又热情洋溢的书信，我也给他复了信。礼成先生还把他们全家的照片收藏了多年，并多次给别人看。在日本长崎高等师范学校里读了六年，在辛山一家里住了五年。毕业后，日本长崎市要求他在日本高中执教一年，后来，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去信说，省里有一份差事等他回来应任，于是他就辞去高中教师回国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日益密切，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传到中国，特别是发展教育，崇尚科学受到极大的关注。湖北省政府决定组建湖北省科学实验馆。相当于建立一所大学那样重视。“科学实验”自然是集中留学国外回来的顶尖人才。一般人是不能到这里工作的。谁来当这个馆长呢？经多方选拔，选到了在武汉女中当教师的蔡礼成。经湖北省任命他为该馆馆长。在这个馆里工作的除少数是湖南人外，绝大部分是本省人，尤以黄冈、浠水两县居多。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都想向上爬，觊觎馆长这一职务，于是拉帮结派，互相猜忌。浠水的个别人想当馆长，于是就拉拢浠水一帮人，攻击黄冈人，礼成是黄冈人，自然黄冈人都维护礼成当馆长。两派对立很严重，发生这些事情，礼成蒙在鼓里，全不知道，因为他一心想把科学实验馆建好，让它做出成绩来。

实验馆内装有许多实验仪器，大多数都是从外国买来。其中有一台仪器价值达八千两白银，从英国买来。一天，管理人员发现该仪器被盗，本来这也算一件大事。恰巧这件事给浠水派的科技者拿到了“把柄”，捞到了“口实”，称礼成为后台，黄冈人盗去了。几天来，满城风雨，言必称盗案。浠水的一些人到省政府告状，此案责任全在蔡礼成一人所为，案名为“监守自盗”。经多次传讯审问，礼成始终如一答问“自己全不知道。”后来官府屈于状告人的压力，将礼成送入狱中，以观后效。

这一案件还未了结又一案件闹得沸沸扬扬，高潮迭起。

状告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徐源泉的侄儿贪污白银数万两。虽经几次告到湖北省法院，结果是“石沉大海，麻雀告天”。后来告到南京政府，才派来高检官张难先来湖北调查处理此案（张是共和国开国大典时的政协委员）。经数旬调查，对贪污案有了一些“证据”，并发现蔡礼成下狱是一冤案。正当这个节骨眼上，徐源泉却放出话来，如果张难先要着手处理贪污案，恐怕他难以回南京。”张难先知道，此案必然涉及徐源泉，徐又是蒋介石的嫡系，我如处理此案回不了南京，此话不可不信。徐也可能会做出此事来。于是他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办公桌上：“贪者逍遥，冤者下狱。公道何在！？法理何在？！”下款：张难先 ×月×日。并嘱咐随从，此条可交湖北省政府。说完他悄悄离开了武汉回到南京。

省政府的官员知道高检官的意见完全不理睬是不行的。自然是处理贪者要文过饰非，着手处理冤者来平衡此案，以掩人耳目。不多时，冤案大白，盗窃仪器者系一湖南科技者，他将仪器盗回湖南长沙，一方面为自己可以发财，另一方面为湖南建一科学实验馆，可以培养湖南人才，落得两全齐美。正当他想入非非，却然东床事发，蛋打鸡飞，美梦不成。检查官传讯他到庭作证，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将仪器从湖南搬回武汉，此人却锒铛入狱，礼成也沉冤昭雪，官复原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湖北省政府迁往恩施，鄂东行署迁到大崎五广祠。本来蔡礼成可以随省政府迁往恩施，但他怀有教育救国之心，毅然回到家乡办学。经鄂东行署同意组建联合中学，鼓励青年抗日救国，并就任该校校长。所谓联合中学，即是将各县沦陷地方初级中学，在大崎三解元联合办一所中学，学生都是来自十四个县的初中学生。有的学生从沦陷区逃出来，无家可归，学校大量收容他们。过了一年以后，各县又相继在后方办了初中，于是呈报湖北省政府批准，将联中升格为高中，即为湖北省第二高中（一中设在恩施），成为鄂东地区最高学府。

蔡礼成先生在担任联中或高中校长期间，正是国家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国难当头，责无旁贷。他邀约了一些同乡、同学、同事有抗日救国的人来协助他一起办学，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运用学校这块阵地教育青年，武装青年，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他邀约的一些教师有的来自湖南的同学，有来自沦陷区黄陂、孝感县的一些很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原来即是教师，有的原来从政，例如原来当过孝感县长的王进之，此人很有学问，教课很受学生欢迎。这些教师中绝大多数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抗日救国，这一主流思想对促进学生抗日热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家乡大都沦陷，携带妻儿老小逃到山里来。家住孝感县的一位姓陶的老师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逃到三解元向礼成先生求助，要求在高中任教，礼成先生安排他到麻深河女子中学当老师。他十分欢喜，对礼成先生千恩万谢。这位陶老师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了，母亲积劳成疾，病死在家中，他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深夜偷偷地逃出来，他把家眷安排在一户农家，孩子白天上山捡柴，晚上他教孩子学习，生活十分清苦，当地群众对他非常尊重。哪家有什么喜忧的事情，他们夫妇都去热情帮助，不取分文报酬。他怀着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经常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他怀着背井离乡的忧郁之情，怀念故乡，怀念父母。他留下这样的诗句：“麻深河畔思故里，未听爹娘唤子声。”

礼成先生邀请了这一批志同道合的老师来教学生，自然向学生灌输了爱国主义思想，同仇敌忾抗日救亡。

湖北省第二高中（包括湖北省第二师范）的学生，利用星期六、星期天的时间，经常下到各乡小学或保小学，去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如《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装好子弹打倭狼》、《锄奸歌》等等，他们还在项家河、黄土岭、李婆墩搭起台来演“文明戏”，《杀死日本鬼子保家园》、《长江北岸筑起倭奴坟》、《不替日本鬼子带路》这些节目推动人民抗日救亡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一九四二年，组织学生军绕道缅甸奔赴云南前线抗日，省二高参加的学生军就有六人。黄土岭、泗泊河这一带就有四千多人排成十里长队的欢送人群，场面十分热烈、隆重。

一九四三年十月，三解元粉笔墙垸传出一条爆炸性的消息，省二高校长蔡礼成突然失踪了。事发后，人们各种猜测，有的说被人暗害了，有的说家中遭了抢怯，有的说陌生人偷偷地把他拉走了，去向不明。有的说，可能是学生干的，各种议论，众说纷纭。多年后，礼成先生断断续续地回忆了这一段有惊无险的历史过程。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大约是九点钟左右，先生坐在房间，正在批改学生的作业，突然闯进了两个人，操着河南口音，对先生说：“我们捉了一个日本人，先生能会日本语，现在请先生帮助我们当翻译，我们保证先生的绝对安全，现在跟我们走一趟，事后我们送先生回来。先生要求与家人送个音讯，但不由分说拉着就走。出门后，伸手不见五指，但发现门外等着有六个人，拿着一副担架，，走了两百多米，他们忙教我坐在担架上，尽管夜很黑，抬担架的人走路很快，我问：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我仿佛发现是往泗泊河方向走的，他们在路上不断替换抬担架的人，走路十分快，这个路程自然是他们事先设计好了的。好像是翻过了一座山，我听得鸡叫了，又走了约半个小时，他们把我抬进了一个垸子，他们放下了担架，叫我下来。走进一家屋里，看来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家主人十分热情，像迎来远方的客人一样，又说受惊了，又说一路辛苦了。满屋灯光，火炉和灶堂里，炉火熊熊，进屋就闻到了酒菜的香味。屋里有一张桌子，摆着高高低低的凳子，主人让我在一张高椅子坐下，忙说：”先生受惊了！我们是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先生和我们一样，都是为了抗日，特地把你请来，我们一起商量几件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又问：“先生害怕不？”先生回答：“现在不怕了，起初在家门口出来时，是有点害怕。”主人自我介绍，我姓唐，是湖北宜昌人。“指着对面二位说，他是河南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不问姓，抗日不分家。”礼成先生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对学生也用了“抗日不问姓，抗日不分家”这两句话。从此，这两句话传遍在黄土岭、三解元这一带的老百姓中间。

其时在省二高的学生中，有两股势力在活动，一股是受程汝怀的影响，主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股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代表积极宣传抗日。这两股势力对这位校长来说，他根本不知道。他只是注意到主张抗日的学生，经常三五成群一起谈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这些热血青年，谈起日本人的罪行，常常是声泪俱下，义愤填膺。有鉴于此，礼成先生提议在全校举行一次以“抗战到底”为题的演讲比赛会。他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全体师生的大力支持，各班随即选派人才，准备演讲稿件，教语文的老师这些天来忙坏了，学生纷纷报名，两天时间报名者达三十六人。讲稿内容必须是事件真实，情节生动，比喻恰当；在态度上必须是理直气壮，慷慨激昂。

演讲比赛进行了三天，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开始，师生济济一堂，聚精会神地听着讲演者十分精彩的演说。他们讲述了日本人屠杀中国人民惨不忍睹的滔天罪行。讲述了“台儿庄大战”、“平型关大捷”，长江上的“马凼大战”，湖南“常德大战”，军民齐心抗日那种英勇悲壮的战争场面。有两个学生讲述了日本人杀死他的两位亲人痛哭嚎啕，泣不成声，使全体师生也为此动容，潸然泪下。

演讲者第一名和第二名，礼成先生亲手给他们发了两套粗布做的学生制服。这是很重的奖励。

经过多天展转，把我送到在半山腰的独户农家里，先生大约住了七、八天时间。家中三代七口人，尽管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家中收拾得比较整洁。一位老人年纪大约六十岁，看上去是一位老农民，为人厚重，说话十分慎重。蔡先生回忆说：我在他家住了七、八天，他家老小没有问我半句话，只是每天给我送茶送水，嘘寒问暖，招待十分殷勤。天快黑下来，老人的儿子从外地回来了，他进门就到我住的房间里来，向我鞠躬敬礼，并说：“蔡先生累了，来到我家没有好的招待，实在过意不下，先生还认识我吗？”蔡先生摇摇头说不认识，“我姓胡，就是前年二高要开除我的那个学生！”先生听后十分惊讶，这是怎么回事？先生陷入了深沉的回忆之中……

那是一九四一年九月间，学校开了演讲比赛会后，学生余兴未尽，大家议论纷纷，晚上在寝室里也为此事大声评论，激动之情难以平静，有的主张再举行一次这样的演讲，另有几个学生提出来抗战到底是“卖狗皮膏药”，日本人势力强大，抗战难以到底。这位姓胡的同学则挺身而出，大声说：“抗战一定能够到底！中国人必胜，日本人必败。要你死我活干一场。”反对抗战到底的人一下冒出了五、六个，其中有的家在广济、圻春、新洲、麻城等地，他们在学校，不仅穿戴很好，生活也很好，大有一种富贵的优越感。他们家庭大部分富裕，家中经常派人送钱、送衣到学校来。两种意见的人明里暗里闹了近两个星期，有一次在小河边几乎打起架来。那些富贵出身的学生，总想寻找机会来殴打姓胡的同学，姓胡的同学眼见在这种环境下长此以往下去，必然要遭到他们的毒打，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有部分人倾向那些有钱有势的学生。鉴于这种情况，派去学校工作的地下党员也支持这个姓胡的学生离开学校，何况学校也有传闻说要开除他的学籍。不久，这位姓胡的学生以回家探亲为名，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学校围绕积极抗日还是消极抗日，展开了一场争夺青年学生的政治斗争。

在此之前，地下党就派人进入学校，他通过一位亲戚介绍，来到省二高厨房里烧火、挑水，干着劳动强度很大的苦差事。此人就是后来担任罗田县人民法院院长的廖耀先同志。他在四百多人的学校里，担任厨房挑水烧火工作，十分繁忙。他睡得比别人晚，起床比别人早，任劳任怨，不怕吃苦。除了担任笨重的体力劳动外，还要在学生、老师中进行工作，了解情况，获取许多重要情报，向组织上汇报工作。这位青年人的吃苦精神和他那联系群众的作风，受到二高师生的赞赏，因而他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一九六四年，为了向青年人进行革命斗争的传统教育，廖耀先同志在一次机关共青团支部会上讲述了他当年在三解元省二高当厨房伙夫做地下工作时的故事，他和一位姓林的地下工作者把蔡礼成校长“请”去和他谈判的过程，要求蔡礼成今后要明确支持进步学生，要接受上次处理那位姓胡的学生的教训，态度要明确，绝对不能含糊、暧昧。礼成先生接受了这一条件，后于腊月十五日送回三解元省二高学校。两个多月不断转移蔡先生的居住地点，主要是为了绝对保护他的安全，因为当时情况特别复杂，日、伪、顽三方面都在破坏我们的抗日工作，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统一战线，使他知道学校里有两条暗线在争夺青年学生，让学生树立抗战到底的主流思想发扬光大。

礼成先生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其中有一个夭折）。一九三八年他偕同夫人雷女士，带着四个孩子从武汉回到鄂东大崎三解元办学。后来又生了四个孩子，他们依次取的乳名都叫大毛、二毛、三毛……最小的叫八毛。解放后，这七个孩子长大成材，在机电、水利、教育、飞机制造、桥梁等行业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两个总工程师，有三个工程师，两个担任武汉市高中数学教师。令人惊奇的是，礼成先生和他的夫人及其子女都是以数学见长，可谓是“数学之家”。这在我们大崎的千百个家庭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现象是与礼成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又担任湖北省科技馆长，因而他以教育救国、科技传家的指导思想传给后代是一脉相传的。他在教学中对学生说，学好数学是通往科技殿堂的一把钥匙。不管搞什么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数学，他从理论到实践上作了十分明确的阐释。他在留学回国后，实际上就是一名数学家。

大凡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从小都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据《三字经》载：“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学，名俱扬。”在宋代山东幽州有一人叫窦燕山，他有五个儿子都在朝中做了大官，长子叫仪，为礼部尚书；次子叫俨，为礼部侍郎；三子叫侃，为补阙；四子叫称，为谏议大夫；五子叫禧，为起居郎。

窦燕山教子有什么义方？据史载，窦的父亲是宋代大力传播孔孟之道的主要领头人朱熹的信徒，他的家教训示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要求子孙做官、做府，从小立志，长大成材。

时代不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自然是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蔡先生夫妇都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同样是用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教育子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勤劳朴实”，作为传家的信条，要求子女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这些信念，并且要认认真真地去实践它。

他们在对子女的文化知识的传授上，更有其独特的方法。他们认为，孩子要从小时候抓好教育。根据孩子多的特点，夫妇俩分工负责，每逢寒暑假和星期六、星期天把孩子分成两组，年龄大的，初中、高中，由蔡先生负责教他们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年龄小的由夫人雷女士负责教语文、数学（算术），孩子刚刚呀呀学语的时候，就教他们儿歌，从儿歌里渗透些数理概念。例如有一首儿歌是：“小荷包，装米泡，吃一颗，笑一笑，吃两颗，笑两笑。吃了三、四、五、六颗，笑出眼泪去睡觉。”还有“三个老鼠，三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一个跑掉脑袋，两个跑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抗日时的儿歌：“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你拿刀，我拿枪。团结起来打东洋（指日本人）。我们同胞四万万，你死我活战一场。”后来他们兄弟妹们都会唱儿歌。可以说一个个都是唱儿歌长大的。孩子长到六岁时，春季始业上学，都要读好第一课：“春天到了，春风吹，春风照，鸟儿飞，花儿笑。做事读书多美妙。”使孩子们享受春天阳光的温暖，从而激起他们读书求学的乐趣。

每逢寒暑假的夜晚，在他家堂屋里，亮着两盏梓油灯。两张方桌围着不同学段的孩子，父亲教授初中和高中课程，母亲讲授初小及高小课程，但没有讲授日语和英语，小学有常识课，初中只有生理卫生知识课，这一课程另请二高的一位医生担任。历史和地理课都由蔡先生一人担任。他把数学、物理、化学的一些公式、定理、定律、化学方程式，化学元素符号等基础知识，有的随着他们的学习进度，同步讲解，有的是复习旧课，“温故而知新”。他的孩子上初中时还没有接触新课时，他们就知道“勾股定理”、“阿基米德定律”、“三角函数以及坐标”、“石灰、水泥的分子式”。有人问他，中国的版图有多大？他毫不迟疑地答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西至喜马拉亚山峰，东至东海黄海之滨。南至曾母暗沙，北至漠河。他还讲述他父亲讲三角函数坐标的时候引用了一则故事，有人问，日本人打炮为什么那么准呢？蔡先生说，这里没有什么巧气，你只要学好三角函数和勾股定理的应用，再加上有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不问白天黑夜也不问隔山、隔水都可以打准，他讲了这个故事后，二高的学生学习三角函数的热情就高了。他家的四毛在上初中时，就对同学们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他家里兄妹们接受家庭教育的一些情况。后来事实证明，在他这个家庭对孩子的早期教育进行智力开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没有人统计过蔡礼成先生在抗日战争中乃至以后的一年共八年中，担任过湖北省第二高中及湖北省第二师范校长期间他有多少学生。后来他的学生经过推算，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课的学生约为八百四十人左右。这些学生分布在鄂东地区十五个县，还有少数来自湖南省岳阳、安徽省的六安和金寨等地。

先生教课时，教态活泼形象，使学生能够达到以懂、通、透为目的，比方贴切，举例生动，学生都喜欢听他讲课，他用难改的乡音，时而带一两句武汉话，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讲物理课的时候，那时缺少仪器实验，例如他讲《阿基米德定律》时就借用农村的木盆、木瓢当仪器作实验。他讲物理与数学相关时，引用了古人称象的故事。由于象太大，不易称到它的重量，于是把象赶到船上去，看看这只船下沉时外面作上水位的记号，再把大象从船上赶下来，将称过重量的石头放到船上去，待记号与装大象的记号相等时，就知道大象的重量了，这就是“A=B=C”即是A=C的道理。

解放后，他的学生分布在各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两人担任人民解放军师长，另一名为军分区司令员（师级干部），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有二人。一九九二年，黄冈高中举行百年校庆时，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校友，一行八十多人回到母校三解元原址省二高住地时，他们不仅看到新旧三解元六十年来的变迁，同时深深地怀念他们的老校长蔡礼成先生。这八十多人当中，有九人任县长，十人为副县级干部，有三人为教授，十一人副教授。

曾任黄冈地委纪检书记方道南同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良同志，曾担任罗田县县长陈少荣、金灿同志都是他的学生，担任罗田县教育系统的领导，罗田一中校长书记等职务的就有二十多人。在三里畈、大崎任中小学教师就有十五人。不过这些人如今大都已经过世。

蔡礼成先生去世后，留下的“教育救国”精神并经他亲身实践的实绩，将永远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