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纲

       张立纲(Leroy;L.Chang)，物理学家。美国国籍。生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

       1957年获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学士学位。1961年获美国南卡罗林纳大学电子电机工程系硕士学位，1963年获斯坦福大学固态电子／电机工程系博士学位。1963－1992年历任美国IBM汤姆斯·华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分子束外延部、量子阱结构部主任。1993年起任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988)，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94)，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1994)。张立纲教授是半导体物理、材料科学与器件等多科叉形成的前沿领域──半导体量子阱、超晶格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原创在这一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开拓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方向。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稀里糊涂到了台湾

    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张立纲在河南开封出生。战争爆发后，1岁多的张立纲就跟随父母逃难到了四川，后来又辗转去了湖南等很多地方。由于父亲的职业是采矿，张立纲一家从来没有在大城市里呆过，而是一直在小城市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抗战胜利，张立纲才回到了北京，接着念完了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内战爆发的时候，父亲过世了，张立纲一家又过起了逃亡生活，南京、上海四处跑。当时以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以觉得在哪里关系并不是很大，四川、上海、广州、北京都想过，也有人说要去台湾。后来有人说，台湾离大陆比较近，而且隔着海，“肯定很安全”，就这样，在北京政府机关做事的母亲就跟着一大帮人，把全家带到了台湾。张立纲从初二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立纲第二名，李敖第三

    由于“从小对学习、工作的态度都非常认真”，张立纲在学校里的成绩一直相当优秀，除了几个学期外，从小学到大学差不多都是第一名。到台湾后，张立纲很喜欢说话，并参加了很多辩论会。

    在《李敖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的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张立纲纠正了这种说法：“李敖在回忆录里讲的不全对，实际上我是第二名，他才是第三名。”

    由于李敖“一般不骂好人”，所以张立纲并没有被他骂过；但李敖一般是不会表扬人的，这次却在回忆录里主动提到张立纲，并附上了一句“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足以证明李敖对这位亲戚的敬重。实际上，张立纲和李敖的关系并不是从哥哥做了李敖的姊夫才开始，祖籍同样在辽宁的母亲和李敖的父亲很早就认识，并有过往来。但鉴于“李敖说话很凶”，张立纲和他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只能敬而远之”。

    美国的衰落

    1963年，从斯坦福大学固态电子／电机工程系拿到博士学位的张立纲到了IBM，历任汤姆斯-华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分子束外延部、量子阱结构部主任，从事现在很火的纳米材料研究，一干就是30年。当时在美国的生活很舒服，工作的地方很漂亮，IBM的同事也是来自世界各地很优秀的人，那段时间，被张立纲称为“美国工业研究工作的黄金时代。”

    但是，1990以后，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衰败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很多人、尤其是毕业生开始面临找不到工作的难题。IBM公司受大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小，公司也没有真正感觉到这种危机，但是有一个细节还是很能说明这种影响：张立纲离开公司的时候，公司举行了欢送仪式，但到第二年、第三年员工再离开的时候，已经享受不到这些花样了。

    真正的衰落发生在1993－1997年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受到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冲击，IBM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公司感受到了下滑的冲击，并开始裁员。“经过这次危机，很多美国的公司开始改头换面。”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此前，IBM和其他很多公司会去研究太空、高端物理等和实际生活差不多毫无关系的问题，危机之后，美国的公司很少再有闲钱和能力花在这些方面了，这种局面保持至今。

    而香港科大延揽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恰恰是在这个时期。

    想到亚洲做事

    呆在IBM的30年是很舒服的，然而，张立纲还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单调，“想着这辈子做这种研究工作也差不多了，想换一下岗位做一点不同的（不敢说u2018有意义u2019）事情，而且当时IBM也不是很好了，因此就想到要回亚洲去。”1992年7月1日，张立纲正式离开了IBM。

    实际上，在离开之前，张立纲已经为自己找好了退路，当时想到亚洲的很多地方，香港、台湾、大陆都想过，反正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要在美国呆下去了。巧的是，科大当时已经在办了，而且创校的一帮人都是念物理的。张立纲念的专业虽然是电机，但从事的工作也是物理方面的，所以和这些人都认识，听说他们在香港办一所大学，张立纲就有点蠢蠢欲动了。

    回绝“三位一体”

    做出要回亚洲的决定后，张立纲开始在内地、香港和台湾之间抉择。1975年，张立纲曾随美国一个代表团回过内地，之后，又于1978年、1981年、1983年几次回国，和大陆很多个人和研究机构都有联系。“我当时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我是台湾人，我也是中国人，是东北人，”但是，“当时去大陆毕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般人想起来也比较遥远。”

    台湾大学此时也向张立纲发出了邀请。大学为了吸引他，十八般武艺样样出齐，除任过台湾“国防部长”的台大校长孙震亲自出马游说他加盟外，还有“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也极力拉他回去，甚至他执父辈的李国鼎资政也加入了劝说他回台大的行列。三位出面的人物，一位是天字号的好校长，一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位是科技教父，都是重量级的人物。孔宪铎在《我的科大十年》里形容当时的情形：“三位加在一起，无论请谁回台湾，我敢说没有一个人能说u2018不u2019的”。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张立纲真的说了“不”。“自己老说u2018我不来，我不来u2019，会让人觉得你u2018有什么了不起？u2019，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不能因为不好意思就不说出来。”张立纲回忆起那段显然不会轻松的时刻时显得轻描淡写，“我不需要什么理由推脱，就跟他们说了实话。”

    得知张立纲的决定后，他们说：你现在去香港，到时候随时可以再回来。

    第一个自己做出的决定

    实际上，张立纲不是没有考虑过台湾，因为他在台湾长大，从初二一直念到大学毕业。“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回台湾，就回到了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环境，对我来说可能是如鱼得水。”但是，“我心中想的其实是大陆。”

    张立纲袒露了一个很少向人提起过的情结：“当时香港回归祖国大局已定，到时候到香港也就相当于到大陆了，这才是我选择去香港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我没有向外界透露过，因为在香港讲这话不合适，在台湾讲更不合适，而在大陆就没有讲的必要。”当时科大已经在办，而世界上重新办一个大学的机会不多，可以说是很少。就这样，张立纲最终在三地之间选择了香港，1993年2月13日，张立纲到科大报到上班。

    对于这个决定，张立纲感触良深：“一个人的一辈子，很多决定看起来是自己做出的，其实不是。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家里说你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学毕业后，家里人凑在一起商量，说你要上一所好的大学；毕业以后，又随大流去美国找了一个好的大学；毕业以后想到人人羡慕的IBM，想着先做两年研究工作，以后回学校，等等。可以说，每走一步路，都不是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只有去香港这件事，我想是我这辈子第一个自己做出的决定。”

    如果张立纲不来科大，负责找人的孔宪铎就将面临一次重大的失败。就在孔宪铎在绝望中进行游说的当天，李国鼎又给张立纲打了个电话。当时，张立纲把孔宪铎叫到客厅的一角问：“孔宪铎，我不去科大，会不会影响你？”这句话让孔宪铎感动很深，“也一生难忘”。回忆起这段惊险的故事，孔宪铎说了一句“谢天谢地”，“坚持和诚心，毅力和信心，是成功礼聘张立纲教授为理学院院长的最大武器，利用这项武器，赢来一场胜仗。”

    香港科大的待遇其实一般

    在到香港工作这件事情上，家庭成员没给张立纲任何压力。张立纲的太太很开明，“因为她比我爱国”，儿子当时已经毕业了，在做投资方面的实习工作，女儿则在《华尔街日报》做新闻记者，跑过欧洲、香港、台湾等很多地方，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他们只是担忧离开以后不能天天见面了。倒是张立纲的兄弟姐妹比较担心他“到了香港后什么人都不认识了”。

    和在美国相比，科大的条件显然说不上诱人。就居住条件来说，没有地方可以和美国相比，“一个家庭有四五亩地是很正常的”，科大的住房条件在香港虽已算是不错，但还没有张立纲在美国住房的1/4大。所以，“可能除了吃以外，香港的条件没有一样能和美国相比。”但张立纲并没有特别考虑待遇问题，他更看重的是“相比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很多东西很上轨道，政治、经济、财政方面很规范，整个社会的气氛比较有秩序。公民普遍守法，官员的贪污也较少”，“所以，我很享受这种环境，厌倦了在美国很多的人事斗争。”

    从学术到行政

    担任理学院院长一职对张立纲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张立纲自己也把做理学院院长看成是“take a risk（冒险）”，“如果是一所已经办好的大学，我想多半不会有人来找我。科大找我的原因可能是：第一，觉得我在学术界的工作还不错，去了以后可以对香港有很多好处，第二，创校初期的这批人都能互相认可，大家平常的谈话、做事，使他们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

    但张立纲对于接掌这个职务的信心还是很大，“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困难”，除了在学校呆过以外，IBM研究中心的工作也是信心的来源，“严格说来那不像一个工业单位，而更像是一个大学，大家都一视同仁地做研究工作，组织的方法更像一个大学。”除此之外，张立纲觉得一个人不可能对任何事情都熟悉，但只要你全心投入，应该没有什么做不了的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各种活动、会议之类的东西并不是很习惯，但大家互相帮忙，困难也就克服了。

    真正难以克服的是心态。做了理学院院长和学术副校长以后，张立纲发现自己心里其实还是很想做研究工作，看着别人做研究出成果，“你会觉得其实这些成果我也做得出来，如果自己有时间做的话，可能比他们做的还好。”为了扭转这种心理的误差，张立纲告诫自己一定要有一种超然的心态，“把学校里任何一个成果当成是自己的成果，并能够对自己说：u2018这个成果太好了u2019”。

    张立纲实现这种角色转变只花了很短时间，在做副校长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不再做研究工作，而他坚持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第一，如果你还做研究工作，其实你在和其他人竞争，大家就很难和平相处。这两个角色不可能同时扮演好。第二，很多人在做了很高级的研究之后退休了，但退休后还在做各种研究工作，这件事情有好有坏，好处在于钱容易挣，坏处在于，即使你已经不做研究工作了，你的讲话还是很有权威，而你其实并没有深入了解这个工作的性质，你讲的话有时候是错的，但大家迫于你的权威都接受了，这是最可怕的。我赞成一点，如果做研究到了我们这个阶段，你可以帮他们找钱、找人，但是最好不要再搞研究。一方面要适应你角色的转变，另一方面要真正从研究领域退出来，给后来人空间。”

    “我现在常听人家说，我已经做了校长了，但我还带了十几个研究生。我对这种人不忠实本职工作的人一点都不佩服，因为一个人很难同时做好两件事，我敢肯定他不可能做好现在的工作了。”“我这样可能批评了很多人，而且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

    眼看着瓜熟蒂落

    在科大的四个学院里，最有钱的是商学院，因为他们有社会各界人士支持，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工学院则可以出产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出来让大家看到它的成绩；而理学院就非常困难，因为理学院讲的都是都是抽象的、摸不到的东西，很多人觉得无用，“假如说几个学院是一个家庭里的几个孩子，理学院就好比先天残疾的那一个，需要特别的照顾，也需要自己特别的努力才能成功。”正因为如此，理学院的发展尤其地艰难。

    张立纲也有过一些挫折，也曾经产生过“我在美国呆得舒舒服服，为什么跑到这个地方来受罪”的想法。但总的来说，理学院、包括科大整个的发展还算顺利。最让张立纲满意的是，呆了几年以后，学校整个地发展起来了，招到了很多年轻有为的老师，在研究工作上从一无所有到做出一些成绩来，而且，这些成绩很快达到世界水准，并且超越了自己的想象，“这种感觉比任何一件单个的事情都让人有满足感。”

    张立纲很庆幸当初离开了IBM，“要是一辈子就在一个地方呆二三十年，那是多么无聊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有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一群人，做那么好的一件事情。”“科大在我一生中的意义，不是科大的八年和IBM三十年8:30的区别，而是质和量的本质区别。” （文/杨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