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甫（地理学家）

李吉甫父亲栖筠，唐代宗朝为御史大夫。吉甫以门荫入仕，德宗时，任驾部员外郎，颇为宰相李泌、窦参推重，后出为刺史。宪宗即位，征为考功员外郎、知制诰。不久，入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得宪宗信任。

元和元乐(806)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闢据蜀，宪宗和宰相杜黄裳想发兵征讨，未决。吉甫密赞其谋，并请征发江淮军队，从三峡入川，以分刘闢之力，宪宗从之，同年，西川平。

次年，吉甫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因赞助平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之乱，以功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

三年，发生了一起贬谪制科考官和压抑对策高第的牛僧孺等的事件，吉甫因此遭到舆论指责(见牛李党争)。吉甫与御史中丞窦群不睦，为窦群所劾，遂自请出为淮南(今江苏扬川北)节度使。在淮南三年，筑富人、固本二塘，溉田数千顷，又修浚漕渠，使其畅通。

六年，吉甫复入为相，奏准精简冗官八百零八员，吏一千七百六十九员，废京城诸僧的庄田、水硙免税主特权，以减轻贫民负担。他还恢复了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到天德(今内蒙古五原东)的废馆(驿站)，重新设置久废的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南)，修筑天德军旧城，加强北方防御。

安史之乱平定后，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少阳跋扈不臣。元和九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吉甫认为淮西在内地，不能依照河北强藩父死子继的惯例，主张乘时进取，此议与宪宗意合。征伐淮西的策划由吉甫负责，但他于同年暴疾死。宰相武元衡、裴度等坚持讨伐，终于十二年平定淮西。

吉甫深明时政，为相时多所建树，著有《元和国计簿》十卷(已佚)，汇总全国方镇、府、州、县之数与户口、赋税、兵员之状况；《百司举要》一卷(已佚)，阐述职官源流职掌； 《元和郡县图志》 ，为地理名著，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

出仕拜相

李吉甫从小好学，能写文章。二十岁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后迁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陆贽为相时，怀疑李吉甫结党，让他去明州（今浙江宁波）为长史。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郴州（今湖南郴县）刺史、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

元和元年（806）宪宗即位，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变，宪宗主张讨伐，李吉甫“密赞其谋”，献计献策，宪宗予以采纳。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海节度使李锜拒不执行朝廷命令，李吉甫多次给宪宗出谋划策，讨伐李锜，也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由于李吉甫为政有功，受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

元和三年（808）九月，李吉甫辞宰相职，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在任三年，于高邮县修筑了平津堰。元和六年（811）正月，李吉甫复为宰相，授金紫光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建议省并州县，裁减冗员，宪宗采纳。结果精减冗官八百员，吏一千四百员。元和九年（814）冬，李吉甫暴病死，终年五十七岁。其论著有《六代略》30 卷，《元和郡县图志》54 卷，《国计簿》10 卷《百司举要》1 卷。此外还有《十道图》10 卷； 《删水经》10 卷，《古今地名》3 卷。今仅存《元和郡县图志》残本，缺19、20、23、24、35、36 六卷，卷18 也不全，有的缺个别县。如卷1 京兆府缺昭应县；卷9 蔡州缺汝南县；卷33 绵州缺罗江县等。其余著作全都失传。

编修《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元和八年（813），次年又作了补充。全书首起京兆府，末尽陇右道，共四十七镇。每镇篇首有图，故称《元和郡国图》或《元和郡县图志》。南宋时，图已亡佚，故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勤奋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史地，人称“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第一人矣”。他认识到地理对于治理国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兴衰安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皇权，李吉甫一改过去地理学家厚古薄今，传疑失实，莫切根要的毛病，而以厚今薄古，实事求是，讲求实用的原则来编著《元和郡县图志》。全书以四十七个方镇为纲，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

《元和郡县图志》版本概况

《元和郡县图志》白唐宪宗元和八年(813)问世以后，一直依靠传抄得以行世。南宋淳熙三年(1176)张几仲用程大昌的抄本将此书刊刻，这是《元和郡县图志》最早的刻本。书中有李吉甫的原序和程大昌、洪迈、张几仲的跋。虽是首刻，但图已亡佚，“志传写久，有缺逸、讹误，未敢强补”(程大昌语)，所幸志的内容仍保持着42卷的数目。南宋王象之撰写的《舆地纪胜所征引的即是这个张刻本。

到了清代，《元和郡县图志》的旧椠久已无存，惟抄本流传。而数百年的转相传抄，其错讹甚多。清代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该志的考证、补遗，他们精心校勘，匡谬正疵，为该志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四库全书》编纂时收录了《元和郡县图志》，它由四库馆臣精心校勘、考订，具有不少长处。但该版本更动了原书卷第，并合并阙卷，而且因原书图缺，遂将书名改为《元和郡县志》。此举未免失当。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也称殿本、官本)就是用《四库全书》本以活字印行的。嘉庆元年(1796)孙星衍的《岱南阁丛书》刊刻了《元和郡县图志》。在序中孙星衍说“此本假得于曲阜孔氏，孔农部继涵以江南进本及翁学士方纲藏本合校，补正讹脱”。孙星衍不同意四库本和殿本更动卷第与书名的做法，故“今刻此书，不移其卷，以存史阙文之义，图虽亡，仍题。以从其朔”。此外，孙星衍还将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梦棠补辑的阙卷佚文四十二条及州县目录一卷附于书后，并刊行之。不过，孙本在内容上仍然存在着不少脱误。

光绪六年(1880)金陵书局初刻。所据祖本为清代抄本之一。金陵本又称江南本。它吸取了殿本的某些长处，加之刊刻者知识丰富，校勘精细，一些地方远胜于殿本，因而后来居上。光绪八年(1882)金陵书局据此版本重刻时，将乾隆四十年(1775)严观根据和新、旧补今本阙卷所辑成的九卷(此前已有蒲卢学舍刻本)附于书后。一并刊行。

光绪十三年(1887)王灏编纂时将孙本翻刻在内。并依据殿本补上孙本的缺页，而且在每卷之后还附上赵州张驹贤的考证。张驹贤的考证以孙本为对象。包括文字校勘、考古故实两方面。其考证对于“匡谬正疵，探本朔源。功绩不小”(贺次君语)，同时也为畿辅本增色不少。后来，著名的所收录的就是依据畿辅本铅印的。

关于《元和郡县图志》 ，除了上述印本之外。清代还有一些珍贵的抄本，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钱氏通经楼抄本、清陈树华抄本、千顷堂抄本等等。这些旧抄、精抄本，世所罕见，已经成为特藏善本。需要说明的是，清代研究的学者除了前文谈及的几位之外，还有沈矗、缪荃孙等人。沈矗精于舆地之学，对《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皆成诵并融会贯通，撰有《元和郡县图志》，收入《落帆楼文集》里。缪荃孙于《永乐大典》中搜得逸文，补辑成三卷(其中包括周梦棠所辑)，光绪七年(1881)刻人。另外，庞鸿书撰写了《补元和郡县志四十七镇图说》一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学务处排印。不仅如此，清代一些知名学者如程晋芳、王昶、卢文弓召、黄丕烈等人都为写过序、跋。王重民在他的中收录了六篇。应当说，清代学者在的研究上，下了很大功夫，所取得的成果也是极富价值的，更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83年，收入的《元和郡县图志》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这个版本是由贺次君依据光绪六年金陵书局初刻本点校的。贺先生将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特藏善本-----戈襄旧抄本、通经楼抄本、清初抄本、清陈树华抄本(此四种抄本皆为清代校勘诸家所未见)与今传各刻本比勘，并与相关各书互相印证、参证、精心校勘，考证补订。此版本还将张驹贤的考证与贺次君的校勘分别以“考证”和“今按”相区分而附在每卷之后的校勘记里，并将缪荃孙的三卷附于书后。同时还收录了十三个附录，包括多位名人的序、跋、解题和中相关的内容。书末另附有地名索引，以四角号码顺序排列。为了方便读者查检，还有笔画与四角号码对照表可供利用。迄今为止，中华书局的这个版本是最全、最好、也最为流行的版本。

《元和郡县图志》的影响

《元和郡县图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地方总志。由于中国历代官方都信奉“治天下以史为鉴、治地方以志为鉴”之论，因此作为一地的百科全书、一方的古今总览，地方志及其编修历来备受重视，其数量也很多，约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不过，唐代以前的地方志则存者寥寥。关于《元和郡县图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中这样说，“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这大概就是《元和郡县图志》被冠以地理总志之首的缘由。

值得一提的是，《元和郡县图志》充分体现了李吉甫的地方志编纂思想。在该志原序中，李吉甫历陈各家地理书之弊端，指出“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并且“写丘壤山川，于攻守利害皆略而不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吉甫是反对当时地方志编修中重古轻今、传疑失实的做法的。实际上，知古非难，知今为难。而“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且安恃?”显然，如何处理好古与今、详与略的关系，是地方志编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李吉甫在编修《元和郡县图志》的实践中，针对时弊，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即以详今略古、有裨实用为重，对当时的州县建置沿革、山川位置、关亭寨障、攻守利害都一一载明，还详细记录了户口数字、贡赋、物产、四至八到等等，而且所载内容历历可稽，真实可信，切合实用。

李吉甫的地方志编纂思想与实践，无疑对后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代地方志编纂学派之一的“详今派”代表人物章学诚就主张在编修地方志时，宜“详近今而略远古”，即详记近今之事，略记远古之事，因为“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这样容易确保资料的真实可靠性。他还认为，志属信史，应秉笔直书，不得任意增饰等等。时至现在，“详今略古”、“志属信史”已经成为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和基本原则了。

科学价值

1.疆域政区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疆域范围。写作此书时，陇右虽然已经被吐蕃占领，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场上，仍将陇右列入记述范围，表示不忘故土。贞观元年（627），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关内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东、西和黔中三道，共15 道。每道置采访使，有固定治所，实为监察区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各霸一方，方镇成了实际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和郡县图志》为了体现当时实际情况，以十道作为大区，道以下列出除两京州县以外的四十七镇作为一级政区来划分府州，这样既体现了唐初以来的传统区划，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在记述政区沿革时，除了唐代的沿革外，还追溯周秦以来各代的沿革，特别是东晋南北朝的政区沿革，历史地理资料相当重要。道以下为府、州，分别叙述其治所、等级、户额、领乡、垦田、沿革、府（州）境、八到、贡赋、管县等项内容。府、州之下为县，重点叙述其山川河流、形势险要、农田水利、物产矿藏等。关于府、州、县等级，唐开元时曾规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以外，各州均有等级。划分等级的依据是地理位置、辖境、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级名称也不一样，近畿的华、同等四州称四辅。处于冲要地区的州，分别为雄、望、紧。又有上、中、下三等。以人口而论，超过四万户的州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县的等级秩序是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关于府州与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府州的距离，即八到的记述，是李吉甫的创造，为以后地方志所效法。

2.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按县分别记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条，湖泽陂池一百三十多个。从这些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状况，而且可以据以与《水经注》的资料相比较，看出三百年内河流湖泊变迁的情况，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书中还非常重视记述那些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如记述关中地区“自汉至今，常为王者奥区”，“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襄阳则“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襄阳去江陵陆道五百里，势同辅车，无襄阳则江陵受敌”。

3.经济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在每州之下记有“贡赋”，分别开列开元时期和元和时期的贡与赋。唐代贡品多为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如北方的雕翎、麝香，岭南的孔雀尾、龙须席、白瓷等。赋则多为绵、绢、麻、布等。从征收贡赋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产状况。从开元、元和两个时代贡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唐代生产品种的变化和生产部门的变化。

关于矿藏的开采，《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颇为详细。初步统计共有矿产二十六种，产地三百二十六处。其中盐井一百九十处，盐池三十七处，铁二十二处、铜十六处、金十六处、银九处、锡六处，其余不足五处的有石油、石墨、玉、紫石英、丹砂、铅、雄黄、雌黄、云母、化石、天然气、滑石等。

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还有“垦田”一项，据考证，各府州原来都有垦田数目。但现今传本所记二百六十六个府州中，仅江南道润州有垦田数六千七百二十七顷，其余均缺佚。

4.人口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分别开列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既反映了唐代户口的分布，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卷五至卷九所载河南道十八个府、州的户额看，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即开元为二万零五百五十二户，元和为二万零七百零二户，仅增加一百五十户。其余十七州，户额均大幅度减少。其中汴、宋、亳、许、陈、徐六州，元和时户额不到开元时的十分之一，而申州仅为三十四分之一。户口剧烈下降，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况是：润、常、杭、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苏、鄂、洪、饶、吉五州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鄂州增长一倍，饶州增长了两倍。说明南方有些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当然，也应该看到，《元和郡县图志》对户口的记载不完备，大部分府州有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目。可是其中有六十一个州只有开元户数，十二个州仅有元和户数，一个州是贞观户数。它虽然有此缺点，但不影响全书的科学价值。

5.体例方面，《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对各项地理内容作了翔实的记载。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项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是李吉甫的独创。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如新、旧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设有“贡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都设有“四至八到”、“土产”、“土贡”等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是历代地方志中“体例最善”的作品，实不为过。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著作，在体例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引用的书籍和碑记多达一百多种，这些文献大多数已失传，仅仅因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引用才留下一点片断。这也是李吉甫的一个贡献，不可忽视。

由于李吉甫史地知识渊博，又系当朝宰相，不少资料都是他亲知、亲闻、亲历的，加之精研刻意而作，使得《元和郡县图志》内容翔实丰富，真实可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方志学家程大昌认为，此志是李吉甫“当国日久，乃始纂述”。“此于唐家郡县疆境、方面险要，必熟按当时图籍言之，最为可据”。

宋代的洪迈在《元和郡县图志》跋中说，“宪宗张于浴堂门壁，每叹日u2018朕日按图，信如乡料u2019则其所著书，盖已见之行事矣，岂直区区纸上语而已哉”。

南宋王象之撰写的《舆地纪胜》内容丰富，取材广博，其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元和郡县图志》。

清代的孙星衍认为该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诚一代巨制。古今地理书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

当然，该志并非尽善尽美，毫无缺憾。比如，志中不记载唐代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户口；所叙沿革间或失简，且

稍嫌零乱；对于山川也缺乏整体记载，间或有因袭旧说和疏漏之处。但这是其小疵，瑕不掩瑜。至今，《元和郡县图志》对于人们了解当时全国形势、各地沿革变迁、户口变动、物产分布、交通状况以及相关的史实，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癸巳岁吉甫圜丘摄事合于中书后阁宿斋，常负

淮海同三入，枢衡过六年。

庙斋兢永夕，书府会群仙。

粉壁连霜曙，冰池对月圆。

岁时忧里换，钟漏静中传。

蓬发颜空老，松心契独全。

赠言因傅说，垂训在三篇。

怀伊川赋

龙门南岳尽伊原，草树人烟目所存。

正是北州梨枣熟，梦魂秋日到郊园。

九日小园独谣赠门下武相公

小园休沐暇，暂与故山期。

树杪悬丹枣，苔阴落紫梨。

舞丛新菊遍，绕格古藤垂。

受露红兰晚，迎霜白薤肥。

上公留凤沼，冠剑侍清祠。

应念端居者，长惭补衮诗。

夏夜北园即事寄门下武相公

结构非华宇，登临似古原。

僻殊萧相宅，芜胜邵平园。

避暑依南庑，追凉在北轩。

烟霞霄外静，草露月中繁。

鹊绕惊还止，虫吟思不喧。

怀君欲有赠，宿昔贵忘言。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唐代赞皇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是宰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少好学，以父荫补校书郎。穆宗时，擢为骑林学士，累迁为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他常常援助那些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后在党争中失败，被贬为崖州司户，受恩的士子都为此垂泪。当时有人作诗云：“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见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好放孤寒》。八百：虚指，表许多。孤寒：指出身寒微的读书人。后以“八百寒微”指贫寒受恩或急需受恩的人。

出处：五代·王定保《唐庶言·好放孤寒》：“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难忘李崖州。”

示例：清·黄景仁《两当轩集·十四·岁暮怀人》：“幔亭仙客休相待，八百孤寒要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