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彭熹

　　1931年2月5日，张彭熹出生在天津市一个工人家庭里，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家五口人主要靠父亲的工资维持，尽管家里很穷，父母还是在张彭熹6岁时就让他进 　　 小学读书。 1941年，张彭熹的父亲因病去世，只能靠母亲帮人家做针线活和姐姐的微薄工资过活。尽管家境十分困难，母亲没有让张彭熹辍学，1943年，张彭熹小学毕业，并且练就了坚实的绘画基础。 　　1943年，家境的贫寒使张彭熹无力继续求学，12岁的他到火车站铁路部门做了学徒，到了1946年，家境稍稍有点儿好转，在母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张彭熹考入中学继续求学。但是只读了几个月，不幸再次降临在张家人的头上。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姐姐又不幸染疾去世，家庭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这一次张彭熹辍学了。 　　1947年，只读过几个月中学的张彭熹凭着艰苦勤奋的自学和聪慧灵敏的头脑，考入天津市市立师范学校读书。旧中国的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管吃管住，这样张彭熹既可以继续求学，又不会给家里增添太多的负担。 　　在师范学校里，张彭熹不断丰富着自己的知识，他的绘画才能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张彭熹在天津市的一所小学里当教师。

　　1952年教育事业改革，国家动员中国青年报考大专院校，由于张彭熹的绘画才能十分突出，很多人都鼓励他报考美术院校。但是在当时的各种宣传报道的鼓舞下，尤其是对当时地质科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与宣传，张彭熹报考了地质院校，并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录取于石油天然气专业。1952年9月，在北京地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的何长工发表了演讲，彻底坚定了张彭熹作为一名地质勘探队员的决心。 在校学习期间，张彭熹十分刻苦用功，学习成绩也十分优秀。1954年被评为先进学生，受到表彰。并在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56年，张彭熹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了解张彭熹才华的老师们都动员他报考研究生或留校。可是早就对地质勘探工作充满向往的张彭熹，谢绝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好意，直接参加了毕业分配，并且在分配志愿表上一连填了三个相同的志愿“柴达木盆地地质生产单位”。可是他没有被分配到生产单位，而是被分配到了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北京地质研究所西北地质室”（西北地质室是现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所前身）。当时地质学院石油天然气专业的毕业生大都向往去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盆地投身于石油地质勘探事业，所以张彭熹对没能到柴达木盆地生产第一线去而闷闷不乐。可是令他惊喜的是，分配到北京地质研究所后的第7天，就被所里安排和大家一起去柴达木盆地西部茫崖地区从事石油地质研究。 　　他们是新中国的地质工作者第一次踏进柴达木盆地，他们沿西线经索尔库里，翻越阿尔金山进入盆地。50年代的中国各行各业还十分落后，他们坐在缓慢的汽车上，一连好几天摇摇晃晃于高低不平、崎岖难行的荒漠山间，时而还有遮天敝日、飞沙走石的风沙、尘暴，柴达木盆地西部茫崖地区的勘探考查留下了张彭熹他们艰辛的身影和汗水。 　　在盆地进行地质调查期间，张彭熹第一次看到盐湖，独特的尕斯库勒湖景色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许从这一刻起，他的一生就与盐湖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了。 　　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地质所所长的是侯德封。在跟随侯德封所长多次出入柴达木盆地从事地质勘探研究的日子里，侯德封身先士卒、为人师表及学风严谨等优秀品质给张彭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后来的思想、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当时野外工作条件很差，大家住单帐篷，睡行军床。侯德封先生和大家同吃同住，吃苦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白天所长带领大家看地质剖面，并教他们怎样描述、分层、测量，晚上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启发年轻人动脑筋、想问题。有一次，张彭熹 　　 和侯德封先生一起与苏联专家到柴达木盆地进行青、甘两省综合考察，到大柴旦盐湖了解硼矿资源情况。彼得洛夫（原列宁格勒大学岩石学教授，全苏生产力配置委员会委员）是一个性情急躁的大块头，下湖两天连胶靴也没穿，因为没有他能穿的那么大号的胶靴，他觉得木排走得太慢，就跳到湖中涉水往对岸井场走。六十多岁的侯德封先生也紧跟着跳到水中涉水前进。 1957年9月，张彭熹返回北京地质研究所总结野外工作，当时正是反右斗争掀起高潮的时候，科研工作基本停顿了。好多在石油部、地质部工作的张彭熹的同班同学被打成了右派，他身边的一些也被打成了右派。张彭熹无法理解当时的政治斗争。于是他就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尽量不参加或少参加政治活动，并在活动中一言不发。一有空就躲在宿舍里，专下心来写野外工作总结，撰写了《青海、甘肃两省盐湖矿产资源评价报告》等文章。并且着述了《地质素描法》一书，良好的绘画功底和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资料，使他的书稿图文并茂，颇具新意，投稿后即被肯定，于1959年初就正式出版了。文章的发表和《地质素描法》的出版，使张彭熹的才华得到了展露。他因此得到组织的肯定和侯德封先生的赏识，被安排做侯德封先生的学术秘书。以助手的身份和侯德封先生一起开会或出野外。为了加强对他的培养，侯德封先生还安排一些小课题给他做，如计算粘土矿物在风化过程中的膨胀率等。侯德封先生事事安排得很细致，从什么地方查资料，请教那一位老先生，都一一做详细的安排。有时他提出大致的想法，叫张彭熹做一个大课题计划，如中苏合作项目“青海、甘肃两省生产力配置调查计划”等等。这些工作的完成，对张彭熹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侯德封先生在两个方面对张彭熹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以身作则，二是栽培教诲。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实际上道出了一个怎样培养合格人才的道理。

　　解放初期，柳大纲、袁见齐、侯德封等就看到了中国丰富的盐湖资源的光辉前景，开始开展中国的盐湖专业科研工作。 　　1958年，张彭熹参加由侯德封先生带队的中国科学院青（海）、甘（肃） 　　 综合考察盐湖分队，对柴达木盆地西部盐湖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归途中，在兰州饭店里，侯德封先生安排张彭熹搞盐湖工作，他对张彭熹说：“小张你还年轻，对中国西北地区而言，地质资源工作一是要抓石油，另一个就是要抓盐湖。中国盐湖地学大有前途，你不要像我一样，不要当u2018万金油u2019，要专攻一个方向。”回所后，侯先生即安排了郭承基研究员（地球化学专家院士）给张彭熹做导师，从事盐湖地学研究。1958年从兰州回到北京时，张彭熹完全有条件留在北京地质研究所，但是为了盐湖事业，为了贯彻侯德封老先生的意图——要有人搞盐湖，他离开北京，来到西北城市兰州，担任兰州地质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室副主任。上任伊始就带领北京地质研究所的测量人员及新成立的兰州地质研究所的地质人员一起开展了台吉乃尔盐湖地质考察研究。从此张彭熹就真的一辈子从事盐湖研究工作了。 　　成立盐湖科学研究机构是盐湖科研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1963—1964年国家科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指示，制订了《1963—1972年，十年盐湖科学研究规划》，明确提出了盐湖科研工作的方向和任务，要求组建盐湖研究机构。1964年5月，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以院属西北化学研究所为基础，抽调兰州地质研究所、北京化学研究所、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组建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1965年3月6日，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在青海省西宁市正式成立。柳大纲教授兼任所长。张彭熹从兰州地质研究所又一次西进来到了西宁市的盐湖研究所，任第一研究室即盐湖地球化学研究室主任。 　　张彭熹从北京地质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实习员，通过组织上和侯德封、柳大纲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培养，通过自己的刻苦钻研、不断提高，逐渐成长为盐湖地球化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对组建科学院系统的盐湖科学专业队伍作出了贡献，是盐湖地学的开路先锋，是盐湖科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在盐湖研究所，张彭熹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多次带队参加中国盐湖科学考察，足迹踏遍青海、西藏、甘肃、山西、宁夏、内蒙古、新疆、吉林、黑龙江、四川、湖北、山东等省区的数百个盐湖和有地下卤水贮藏的地区。 　　张彭熹在带领考察队进行盐湖考察中，身先士卒，不怕艰苦，对待工作有一股顽强拼搏、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了科学事业，甚至不吝啬自己的生命。 　　1959年，张彭熹带领11名考察队员对柴达木盆地的东台吉乃尔盐湖进行考察。通往湖区根本无路可行，路是他和们驾驶汽车一段一段压出来的，下湖没有船，他们就把汽油桶绑在床板上当船用，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下湖作业没有胶鞋，他们就在脚上套一个蓝色粗布样品袋，没几天，脚就被盐结晶磨得皮破血流，一沾上盐水就感到钻心的疼痛。工作在湖边，却无淡水用，因为湖水都是饱和的盐卤水。这里淡水十分珍贵，人人惜水如金。为了节约用水，大家一连好几个月不洗脸、不刷牙，也不刷锅洗碗，汽车水箱里的存水也成了他们的饮用水。溅在衣裤上的卤水“滴水成盐”，硬巴巴的像干牛皮，时间一长裤子就从膝盖处折断。湖区日温差可达20度，白天酷热难熬，夜晚寒冷无比。他和一位二十多岁的队员进行湖区的草测工作，他们在没膝深的沼泽地里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为了赶进度，他俩就在野外露宿不回营地，天黑了，测到哪里就在哪里和衣而眠。就这样奋战了五个多月，完成了东台吉乃尔湖区野外考察的预定工作。 1978年，他不顾医生因为他心动过缓和低血压不让他出野外考察的嘱咐，坚决要求进西藏考察。当组织上因为他的身体原因劝阻他时，张彭熹恳切地说：“这样办行不行，我立下字据，出了问题自己负责。”组织上经再三考虑，只好批准了他的要求。在札仓茶卡盐湖考察时，把钻机搬往井位要遇到很大困难。盐湖周围都是沼泽，汽车无法进入，只好把钻机卸成零件，人工搬运。在海拔4500米的高原地区，空手走路都要气喘不止，何况是负重通过泥泞的沼泽地带，但他们对这些全然不顾， 　　 硬是靠手抬肩扛把钻机搬到了井位。有一次打钻，钻深打到47米时突然卡钻，岩心管卡在矿层之中，队员们心急如焚。这时张彭熹外出踏勘回来，见钻机向坑口倾斜，担心钻机倒塌，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组织打捞钻具。为了打捞钻具，必须在饱含卤水的盐层中扩孔，向下挖掘四米多。沉积形成的芒硝层非常坚硬，钢钎下去只能见一个白印。卤水溅得满脸满身，很快又都变成了盐结晶，白花花的，蜇得皮肤痛痒难忍。张彭熹带头每天泡在盐卤中。挖到四米多深时，需要往岩心管上挂提篮把它拖上来，这必须潜入水下作业才行。这时张彭熹把衣服一脱，只穿裤衩、背心，毫不犹豫地潜入卤水中。卤水浮力很大，人根本潜不下去，他就让其他队员按住他的头，硬把他压入水中进行水下作业。几个小时一直浸泡在卤水中，冰冷的卤水冻得他脸色发青，面部肌肉不断地抽搐，牙齿碰得咯咯地响，可是提篮还是挂不上。队员们目睹此状不忍心，含着热泪硬是把他拉出了水坑。第二天，张彭熹又和队员们一起来到钻井处，二话没说就要脱衣服，大家拉着他说：“队长，还是下吧。”张彭熹回答：“我有经验，我下。”又是他第一个下水，经过几次潜水作业，最后还是张彭熹把提篮挂上，打捞钻具成功了。这时的张彭熹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体重只有102斤。接连几天泡在卤水里，累得筋疲力尽，连一二两饭都吃不下去，只好吃点水果罐头维持。三十多年来，张彭熹就是这样进行了无数次的盐湖野外考察，长期奋战在渺无人烟的高原、荒漠盐湖区，几乎常年见不到绿色植物，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困难危险，每一次他都一样地忘我工作，不畏盐湖创业的艰难困苦。和他一起共事的很多人都先后调离了地处高原缺氧地区的盐湖研究所，到条件较好的内地和沿海地区工作了，而张彭熹一直坚持下来，随着岁月的推移，年龄的增长，长期的野外考察生活，使他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他曾患有皮炎、肾炎、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并显得过早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