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恩·基德兰德

芬恩·基德兰德 - 人物简介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1943年-） 挪威经济学家，1943年出生于挪威， 1968年从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毕业，获得经济学学士；1973从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卡内基-梅隆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以及德拉斯储备银行和克里兰储备银行的副研究员。基德兰德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周期、货币和财政政策和劳动经济学。目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给博士生开设《高级经济分析》 ，为本科生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定量经济分析》。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独创性的研究，分析了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商业周期驱动力量的问题，不仅改变了经济研究，还对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传统上的经济研究倾向于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需求方面造成的。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因在“经济政策的兼容性和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芬恩·基德兰德 - 学术论证

 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经济周期性波动背后的动因和经济政策的设计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核心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这个重要领域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而且在许多国家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实践中都功不可没。

二、经济政策的兼容性

芬恩·基德兰德

资本所有者如果预期未来税收越高，那么他们的储蓄就会越少；对未来的扩张性货币政策预期越高，通胀预期越高，则价格和工资也越高，等等。 基德兰德解释了为什么未来经济政策能够提高兼容性的问题。如果经济政策的制订者缺乏事先把握特殊的决策规则的能力，那么以后往往也难以贯彻 哪怕是最适宜的政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什么经济体即使在以稳定的货币政策为目标的价格稳定政策下，还会陷入通胀陷阱。他们的获奖成果 为解决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和可信性奠定了广泛的研究基础。

三、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也彻底改变了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周期模型。早期的研究者强调宏观经济波动取决于需求方面，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却认为供给方面 的影响更加长远。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导致劳动生产力提高，相应的就业、投资和产出也增加，总供给曲线上移，经济繁荣增长。反过来，则相反。 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着基本趋势波动。也就是说，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自身的波动所致。所以，只要均衡存在，就存在着帕累托有效，市场不会失灵，政府的任何干预都是毫无意义的。

芬恩·基德兰德 - 学术贡献

芬恩·基德兰德

在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进程中，芬恩·基德兰德与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下简称基-普）这对“黄金搭档”令人久仰。他们共同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无论是理论本身，还是思想方法，都对传统进行了颠覆。基-普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共同开创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近20年来宏观经济学最引人注意的进展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此外，他们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GEM)改进了以往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使人们开始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经济问题，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的演进。现在，DGEM广泛应用于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

文中，其成就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时间一致性难题”的分析研究，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思路；二是在对商业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商业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使人们对于这一现象的认识更加深入。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者开展更广泛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一、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

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 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一致性问题。 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 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 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 时间一致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 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 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 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二、商业周期与经济政策的新理论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 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 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 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 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 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四、经济波动产生的根源

排除了货币因素作为经济波动的初始根源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分析，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冲击。经济经历着技术冲击，这种冲击决定了投入(资本与劳动)转变为产出的能力，引起了产出与就业的波动。技术冲击具有随机性质，它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当出现技术进步时，经济就在更高的起点增长；若技术恶化或下降，经济将出现衰退。当技术冲击最初发生于某一个部门时，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它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样，宏观经济的持续波动可以是由连续的单方向的技术冲击造成，也可以是由一次性重大冲击带来的。这里，技术冲击是广义的。许多事件并不是技术性的，但也像技术冲击一样影响着生产函数，如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变化、气候的变化等。

五、经济波动的传播机制

为什么对经济的冲击有长期效应?在基-普的分析中，由技术冲击引起经济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即在不同时段重新配置工作时间的意愿。该论点认为，工资短暂变化的劳动供给弹性很高。人们关心自己的整个工作成果，但并不太关心什么时候工作。假设他们在两年的时期内，计划以现行的工资，工作4000小时。如果两年中工资是相等的，他们每年会工作2000小时。如果工资在一年比另一年高2%,他们可能情愿在一年中工作2200小时，弃休假并加班加点工作，而在另一年只工作1800小时。通过这种在两年间的替代方式，他们的工作总量不变，但能赚得更多的总收入。要注意，劳动的跨时替代并不意味着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很敏感。如果工资上涨并继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在这一时期比下一时期工作得更多并不能多得到什么东西。因此，劳动供给对工资的永久性变动的反应可能是微弱的，尽管他们对暂时性工资变动的反应是巨大的。

这样，如果技术冲击是暂时的，使得当期的实际工资暂时地高于标准工资，那么劳动者将以工作替代闲暇，提供更多的劳动，于是产量和就业量均上升，而在预期实际工资较低的未来少工作，因此真实工资的暂时变化会有一个大的供给反应。通过跨时劳动替代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形成了经济波动。可见，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

芬恩·基德兰德 - 所获奖项

芬恩·基德兰德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4年10月11日在古老的议事厅内宣布，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中所作的贡献。基德兰德现年60岁，目前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以来第三个获奖的挪威人。普雷斯科特现年63岁，现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并担任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自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学家已连续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两位学者将平分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

芬恩·基德兰德

1、1992年至今，经济计量学会会员

2、1996年至今，担任《动态宏观经济学》杂志编委

3、1982年到1983年曾获胡佛研究院的约翰?斯托佛国家奖学金

4、1973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亚历山?大亨德森奖。

基德兰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5、200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家庭生产与建筑时机的结合》

6、2000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货币总量与产出》

7、1999年发表于《经济动态评论》上的《内生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

8、1995年发表于《经济史探索》上的《作为规则的金本位》

9、199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J曲线?》

10、199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国际实际经济周期》

11、1988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的《跨时偏好与劳动力供给》

芬恩·基德兰德 - 研究成果

芬恩·基德兰德

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这种偏离可能是剧烈的而且持续时间较长，因此需要政府实行干预政策，使经济回到充分就业均衡趋势水平。而后者认为，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积极的稳定政策是不必要的。由于将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基-普的结论与上述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

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可能于经济不利。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代价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基-普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产出波动自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波动。货币服务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门产出的增加，将增加对交易服务的货币需求；银行系统会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货币的增加来自于对货币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货币政策的变动。从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即货币是中性的。基-普对经济周期别具一格的理解角度，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技术等实际因素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总供给的作用，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RBC（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论。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RBC的缺陷也不少，模型只分析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RBC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拓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新的修正和完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RBC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而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意义。

最优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　

另外一个突出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使经济达到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均衡状态的最优经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是最优的。基-普（1977）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居民预期之间的交互影响。他们发现，居民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假定最初政府制订了它认为最优的政策，但在随后的时期内并不一定停留在最优状态。因为在新情况下，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公众并没有能力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事先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差异就会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基-普考察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直观地看，是否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决定于个人与社会的偏好是否一致。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的最优政策能够引导个人的行为，政府没有必要随机地改变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不同时，会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但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关心的内容不同，两种偏好相互矛盾的情况是很多的。基-普进一步分析了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的办法。他们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决策，只有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用技术的语言来说，如果在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与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一致，就不存在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所谓有约定是指这样一种决策环境：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选择一种政策，然后单个经济人决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形等同于公众有某种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约定。而没有约定的决策环境可以描述为：个人首先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然后政府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接着个人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序列决策，这种情形意味着公众缺乏有效手段约束政府的行为。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果在过去十年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动态经济学方法论

贡献不仅仅在于其倡导的理论本身，更在于他的研究方法。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使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微观层面，经济学家强调经济主体的理性，消费者在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生产者在生产函数约束下利润最大化；但是一旦到了宏观层面，经济学家则依赖于一些和理性及优化完全无关的总体曲线(如IS-LM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问题，即宏观模型缺少微观基础。然而，1970年世界经济的状况使得这种建模方法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因为菲利普斯曲线所阐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负相关的关系不再成立，与之相反，这两者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基-普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研究中，对于现代宏观经济学一直努力寻找的微观基础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基-普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以下简称为DGEM）,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到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对变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DGEM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式。1996年，基-普在《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一文中对该标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它把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卢卡斯)。”另外，在经验应用方面，基-普也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计量方法不同的技术，即校准技术，该技术强调将模型经济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进而依据差异对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等进行调整，以完善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

芬恩·基德兰德 - 主要著作

芬恩·基德兰德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最具代表性的工作始于二人1982年合作发表在《经济计量学》上的《置备资本的时间和总量波动》。另外，1996年基-普在《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一文中对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基德兰德的代表性文章有：

1、1988年发表于《经济计量学》的《跨时偏好与劳动力供给》；

2、1992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国际实际经济周期》；

3、1994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贸易差额与贸易条件的动态关系：J曲线?》；

4、1995年发表于《经济史探索》上的《作为规则的金本位》；

5、1999年发表于《经济动态评论》上的《内生货币供给与经济周期》；

6、2000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货币总量与产出》；

7、2001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上的《家庭生产与建筑时机的结合》。

普雷斯科特在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碍》一书中。该书讨论了增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不能和美国一样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还合编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贸易的契约安排》(与华莱士合编)。普雷斯科特至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涉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方法论和经济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第一届获奖者拉格纳·弗里希——经济计量学的奠基者弗里希在建造数学模型方面走在时代前面，并有许多后继者。他对假设的统计检验方法的贡献也是如此。任何想看到他的科学的实际应用的经济计量学家，都将高度关心应用到国家水平的经济计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