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华栋

邱华栋，男，当代实力派作家。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祖籍河南西峡县。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88年被破格录取到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中华工尚时报》工作多年，现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青联委员。

邱华栋 - 文学之路

邱华栋，父母系支边青年。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少年时期在新疆度过。1988年被保送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并被分配至北京工作，现为《中华工商时报》文艺部主任助理。

16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就已经开始了文学活动，担任了所在中学“蓝星”文学社的社长。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中学生文学》上，后一发不可收。高中毕业时已经发表了10万字的小说，并因出版小说集《别了，十七岁》而被免试保送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高校期间担任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珞珈”诗社社长，并担任《大学生学刊》(铅印)主编，在武汉地区多次主办武汉各高校诗人参加的“珞珈”诗会，并出版小说集《不要惊醒死者》和诗集《从火到水》。三次获得武汉大学“纪念闻一多文学奖”和两次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研成果创作”一等奖。

大学毕业以后，继续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93年以来，勤勉写作，迄今已出版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消息》、《正午的供词》、《刺客行》等4部，中短篇小说集《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黑暗河流上的闪光》等11部，诗集《岩石与花朵》、随笔集《私人笔记本》、《城市漫步》等7部，合计300余万字。此外，还发表了30万字的新闻作品，获过《中华工商时报》“时报人敬业奖”，还发表了有关当代文学、文艺理论、建筑、电影的评论和对话20余万字。被誉为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代表作家之一，和“活跃的实力派作家”之一。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日、德、韩等多种文字。获过《上海文学》小说奖、《山花》小说奖等期刊文学奖。

邱华栋 - 聚焦作家　　　

作为新生代作家群里的佼佼者，邱华栋在短短数年内，就积聚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自从93年调入《中华工商时报》后，并没有因为从事记者职业而变得浮躁，不仅每周负责的一块版完成得相当出色，而且居然还接二连三地创作出四部长篇小说、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及大量散文、诗作。

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因为快节奏的工作、生活和面对太多的诱惑，往往失去了闭门潜心创作文学作品的耐性。许多颇有文才的年轻记者，就因为耐不住寂寞，只好割舍了曾经梦寐以求的文学梦想，陷入“没完没了的采访、速战速决的报道”这一循环之中。

那些年，年轻且并不资深的邱华栋，当然不能幸免这样奔忙的工作流程之外，他要研究选题、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采写、编发、画版直至校对。在《中华工商时报》那宽敞、开放式的编辑部内，近百名编辑、记者汇集一堂，电话铃声、电话交谈声以及同事相互间的对话，统统地在一个屋檐下回荡……

邱华栋的小说集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但是，他每周至少有两天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从地理概念上划分，邱华栋的新家位于远郊。那个幽静的小区内虽然保证了创作的安宁，但加大了居民进城的时间成本。而邱华栋居然在一周的其余五天里，也经常往返于市中心与远郊区。有时，为的甚至就是一般地朋友聚会、吃饭。

“我不是一个坐得住的人。”邱华栋称当他写作进行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因为电话铃总也没响而有些遗憾“怎么没人找我聊聊呢？那好，我干脆给别人打。”看似心不在焉地创作，却能持续“稳产、高产”，并且质量上乘。这只能证明两点：一、邱华栋的确是天赋过人；二、他能科学、合理地分配、使用时间。

在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作家群里，人们听到太多的关于作家们的怪癖和特点，诸如必须夜深人静时方能动笔；非要耗燃一包香烟才算达到创作所必需的动力；以及什么“心情要好的时刻”等等。邱华栋的作息时间非常有规律：12点睡觉、7点起床、跑步一小时、8点写作。如果正值去报社的日子，9点坐班车进城上班，其余日子，从8点开始写直到中午。看新闻、看VCD、听CD都不耽误。没有沾染烟酒的恶习，没有昼伏夜出的嗜好，劳逸结合、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是他得以持续高产的物质保证。

可能是因为没有作家们通常要熬夜的共性，邱华栋的身上也没有时下文人们常有的虚荣和矫情。从装束到谈吐，他都是一个典型记者形象——不修边幅、随意、活跃。从没见过邱华栋把头发梳理的油光可鉴，笔挺的西服里扎一条艳丽的领带。夏日里一件体恤衫，冬天里一条休闲裤。尽管他对于城市现代文明的分析精辟入里，对于青年人与流行、时尚的关系了若指掌，但他绝无为了标榜自己的“新生代作家”特性而把自己沉溺其中。

酒吧是城市年轻人首选的社交场所之一，92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初到北京时，尚无什么朋友的他也喜欢到酒吧逗留，感受那种现代都市的气氛和情调，甚至他的一些小说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完成的。(不是构思而是写作)。但现在不成了，当默默无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后，他若在任何一家酒吧出现，都会发现有熟人向他打招呼。别说想不受干扰地商谈事情，就是与一群人来玩，也往往要中途离开众人，到其他熟人处礼貌地稍坐片刻。至于埋头写作，自然是天方夜谭了。

不刻意把自己朝时尚上扯，自然就减少了许多虚无缥缈地繁赘。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与众人交往，就能使自己和对方都处于轻松和愉快的氛围中。在一个文人墨客集中的研讨会上，每个人都力图使自己的声音不同凡响，都在仔细打量、思忖着对方，争取让自己取得精神上的优势。于是，发言冗长而饶舌，卖弄又造作。这个时候，邱华栋的发言一定是非常低调，非常通俗和非常简短的。他有足够地自信支撑，使他不必非在这个场合表现得卓而不群。

然而，邱华栋在作家群里，至少在新生代作家群里的确是鹤立鸡群。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文学备受冷落的今天，依然保持着骄人的印数和发行量，实在让他的不少同行望尘莫及。当他的《正午的供词》被博库图书网站购买了电子版权后，人们才发现：他还是一位深受年龄层更低的网民们欢迎的青年作家。

敢于直面现实生活，是一个作家起码的良知。在一些作家津津乐道地挖掘封建帝王的秘闻与炮制后宫妃子的“戏说”之际，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却不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他们用自己独立的眼光和语言，真实传递地出个人的感受与感悟；客观、忠实地描述着今天我们生活着的社会。纵观邱华栋的作品，篇篇都属于现实主义之作，他的作品溢洋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像年轻人的脉搏一样强烈地波动。

精力充沛的邱华栋，每天要游览大量的报刊和书籍外，(包括刘震云一套四本的《故乡面和花朵》那样的长篇巨著。)还要坚持看当代外国文学的原著。对于同时代的外国同行，邱华栋强烈关注。他可以信手拈来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指出他们的风格、特点、流派及优劣。他认为在人类已经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如果还不能以一个世界性的角度来关照当代文学的话，他的创作势必受到极大的局限。

或许因为有了更高的目光和宽阔的视野，在对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态度上，邱华栋就跳出了国内许多同行们固有的窠臼。他不是气愤地指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撇开中国“众多国内优秀作家”于不顾，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从整个国际范围上看，他认为高行健的《灵山》，并不时下最活跃的几个欧美作家的作品更有资格。他不带偏见地列举了几个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后说：“这几个人的作品都具有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但是，高行健的《灵山》的确融合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写作方式，从整个华人世界角度上评判，《灵山》达到了当今华语文学的高度。”不论“中国作协”什么态度，邱华栋同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样，作为高行健的同胞，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清醒地认识自己，也能客观地看待他人，这是邱华栋显著的优点之一。虽说文化人，但许多作品还不错的作家也未必就能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客观地看待他人，更何况大量平庸的作家了。可贵的是邱华栋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同一些长期处于边缘的作家不同，邱华栋从不炫耀与更知名作家的交往，不时刻以别人的“虎皮”来壮胆。当然，每当他的新作诞生时，他也不必把名人扯在一起制造新闻来炒作，譬如，前不久有文章称“《正午的供词》是在影射张艺谋”等等，邱华栋没有趁热打铁、火上浇油，紧忙跳出来声明、辩解或扬言起诉某某，他根本就不去解释，任由媒体尽情揣测和大肆传播。

对当今文坛，每个作家势必有自己的见解。但除去王朔口无遮拦、恣意点评外，绝大多数作家都在公开场合装聋做哑，用沉默来保护自己。许多作家在接受采访过程中可能一时激动说了些心里话，但很快就追悔莫及，急忙请求记者“把刚才咱倆私下聊的话删去，千万别发表！答应我啊！”

邱华栋则敢作敢当，“没事，我就是这个看法，你随便写，凡是我们谈的，都可以去发表！”问他需要不需要将稿件让他过目时，他笑了，连忙摆摆手：“不，不！”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坛上许多荒唐、可笑的掌故，对于失去了权威性的各种文学评奖，也真诚、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一些作家及作品，都精辟而独到地发表了他的议论。或许邱华栋正处于事业的辉煌时期，抑或就是他的为人坦荡，在“文人相轻”的文化圈里，他没有许多文人身上的嫉妒和偏颇，而是中肯、客观的评价每一个作家及作品，让人感到一种文人少有的快人快语的豁达性格。

邱华栋 - 最新动态

2008年12月邱华栋创作的长篇小说《教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活跃在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学教授声色犬马的生活。邱华栋说，尽管此前国内有多部以教授为题材的作品，但小说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够，要么是丑化和滑稽化教授，要么就是描绘他们的一些鸡零狗碎的生活。他这部小说的落脚点在人性上，希望写出主人公更为复杂的内心和现实处境，而没有做过多的道德批判。

此前，邱华栋的作品多为描写都市前沿的人群和前沿的生活。对于此次“华丽转身”瞄准教授群体，邱华栋解释说，其实这并非他的什么转身，而是他写作的一种自然延伸。“我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和中产阶层。书写教授的生存状态，和我多年以来写过的艺术家、电影导演、媒体人等群体是一脉相承的。”邱华栋说，引发他写作这部小说的缘由，是他很不满当代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生活状态，“我觉得，现在的某些经济学家就像是现代社会的巫师一样，今天说房价要永远涨下去，明天说股市要跌到1000点。而且，无论他们说什么，都有人信。这些人是不是在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服务？是不是在为跨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说话？谁在为穷人说话？我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经济学教授的形象，目的就是想把现代社会‘巫师’的生存状态呈现出来。”

邱华栋 - 参考资料

[1]河北新闻网：http://cul.hebnews.cn/xyd/sx/2008/1202/bdb70d961ddd604a011df599bac003b3.html
[2]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r/i/2003-01-13/14161254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