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民族学家）

　　中国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1898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常熟。1922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随即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主修社会学，1927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学位。曾赴英、法、德、意诸国考察当地社会情况。1928年回国后历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上海光华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夏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人类学系主任兼教务长。1928～1930年与孙本文、陈达等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会，担任首届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贵州大学兼职教授，中南民族学院教授等职。1989年离休。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顾问。1990年8月2日在武汉逝世。

　　中国当代民族学家、教育家。生于江苏常熟。汉族。1913年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的前身)，1922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大学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27年赴欧洲考察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社会情况。1928年回国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1935~1937年兼任上海暨南大学海外文化事业部主任和教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泽霖随部分大夏大学师生内迁贵阳。1941年2月赴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3~1945年兼任昆明译员训练班副主任，主持训练了约3000名大学生，担任美军来华抗日作战部队的译员。1946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兼教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泽霖先后任西南民族学院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8年,吴泽霖被错划为右派,成为人类、民族学界著名大右派。他所受到不公正的遭遇一直到80年代得到部分的更正，他所受到家破人亡的打击和岁月的丢失是无可补偿的。1982年调中南民族学院，任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此外他还担任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学会、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世界民族研究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研究会、北京市和武汉市社会学学会的顾问、湖北省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吴泽霖和孙本文、吴景超、陈达、许仕廉等先后发起组织东南社会学社和中国社会学会，并组织出版定期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常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积极倡导发展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友好访问团，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吴泽霖致力于社会学、民族学和民族学博物馆事业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基础的奠定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及社会问题》、《现代种族》、《社会约制》、《世界人口问题》（与叶绍纯合编）、《贵州苗夷社会调查》（与陈国均合编）、《贵州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贵州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等，并有译作多种。

　　《社会约制》(1930)、《现代种族》(1932)、《社会学及社会问题》(1935)、《世界人口问题》(1937)、《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等。

　　吴泽霖将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联系起来，对社会现象作了跨学科的研究。30年代初，他在《现代种族》一书中，即预见中国人口过剩的危机，主张提高民族素质。后与潘光旦、陈鹤琴等学者呼吁“立即公开提倡节育”。他对种族的意义、产生、划分标准和分类提出了独到见解，并批驳了种族天生不平等的观点。他撰写的《社会约制》是中国最早专论社会控制问题的社会学著作。他强调社会控制的相关性，认为必须使全社会发挥这种控制的作用，才能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转。他还明确区分了社会控制的工具与方法。

　　吴泽霖于1898年10月28日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父吴龠，号石平，清末秀才，擅长绘画，初以绘遗容为业，后改画工笔。因家境清贫，吴泽霖读过私塾，只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初小。然而，他天资聪慧，勤奋努力，1909年，以优异成绩插入高小三年级学习，

　　吴先生的故乡正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社会政治、经济激烈变动的典型地区，这里农业发达，亦有手工业、副业传统。虽然在当时常熟只是一个小城镇，水路交通却相对便利，可以获得八方的消息，吴先生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耳闻目睹，同时也接受了现代文明的初步影响。在他的幼年时代，“从教科书上读到了当时世界列强如何凭武力侵占我们的领土，甚至企图瓜分我们的国家。”“亲眼看到一些殖民主义分子在我们国土上肆无忌惮的蔑视和侮辱我们的同胞。”虽然这时他根本不知道“民族”一词，然而这种经历对于日后他民族学思想的形成则有着必然的影响，

　　1904年，美国总统梯奥道尔·罗斯福和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务卿海约翰提出将一部分“额外”赔款退还中国，并表示这笔退款必须作为派遣中国学生留美学习使用。1907年12月，罗斯福正式宣布，美国将用庚子赔款的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赴美留学。1908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退款议案。同年10月，清朝政府草拟派遣游美学生章程，提出次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并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1909年5月，清政府外交部会同学部，拟定《派遣留美学生办法大纲》。次月，设游美学务处，开始选派直接留美学生，筹设游美肄业馆。在《考选学生及考送游美学生办法》中，清政府学部、外交部规定，除在京招收部分学生外，根据各省所摊缴庚子赔款数目多少，由各省报送数目不等的学生，初试后来京复试。江苏因赔款最多，每年可以保送26名。

　　1911年春，清华学堂(1912年改称清华学校)正式开学。1913年，吴泽霖考取清华学堂，告别故乡，来到清华园。先后在清华学堂中等科和高等科学习。他在清华读书的9年间，正是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五四运动酝酿和爆发的时代。在努力完成繁重的学业的同时，他也广泛涉猎，博览群书，并积极地参加了社会服务及学生活动。他同闻一多等自编自演新剧《革命军》，担任过年纪纪念集的美术编辑，被推举为学生法庭检察官，组织同学集资，无息贷款，组织课外社会活动，参与创办校职工夜校、校外儿童露天学校和成人识字班。这些活动帮助他扩展了学术兴趣。

　　吴泽霖还参加了“华洋义赈会”救济华北五省大旱灾德州赈济活动，应募到安徽寿县至颖上一代参加万国红十字会的救灾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他甚至秘密应征盟军译员，只是因被校方得知而未果。在这些活动中，他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国民众的生活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他和许多其他进步学生一道反对封建家长式的统治。1921年6月，清华学生支持北京八校教师索薪斗争，举行“同情罢考”，吴泽霖也参与其中。在美国董事的指导下，董事会罚参加罢考的1921级和1922级学生留级一年，推迟出洋。要求民主的政治行动对于他不迷信他人成说、有个人独到见解的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清华学堂是为培养赴美学生开办的，从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师配备、校务管理到经费、校政，都受到美国公使馆的控制。在清华，美国教员主张多念英文、美国史地、美国文学。教学方面，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体育、兵操、课外活动等几乎照搬美国学校那一套。学校追求“把美国的学校整个儿搬到清华园来”的目标，有些学生“身在中土，心已洋化”。清华大学西学部中等科重视英语训练，高等科，特别是三四年级则主要学习美国大学的若干课程，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基础课程。由美国教师教授的西方文化课程，对于以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生灌输了一些基本知识。其他课程中也都渗透着美国的影响。如公民课讲的是美国政府和地方政府之组织原则、机构和活动，以及美国政府的变迁等内容。清华于1917年起又开设了社会学课程。美国人狄特莫讲授社会学和社会起源，引发了吴泽霖的兴趣。这些早期教育，对于青少年时代的吴泽霖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虽然此时还谈不上学术思想的形成，但学术兴趣却正是在清华读书时萌发。到美国后，吴泽霖主修社会学专业，副修人类学等课程的选择，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清华学校教育影响。

　　1922年7月，吴泽霖离开祖国，到美国深造。到美国后，他即插入威斯康星大学三年级，翌年暑假，在芝加哥大学加修一学期。得到学士学位之后，又先后在密苏里大学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在俄亥俄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洛斯、派克和米勒等美国社会学家，主修社会学，同时学习了人类学、心理学、统计学、市政学、哲学、政治学、美国史等课程。广泛的知识领域和系统的专业训练，使吴泽霖有了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他以后主要研究兴趣由社会学向民族学转移做了当时或许并没有意识到的准备。

　　如吴先生自己所说，美国是一个世界上拥有最混杂居民的国家之一。他在留学期间了解到美国存在着一些种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他以《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通过这项研究，他对于各民族地位、民族间相互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提出民族平等的主张。应当说，这项研究属于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范畴，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民族学的族际关系研究。1927年他取道欧洲大陆英、法、德、意等国，经沿途考察之后，回到祖国。回国后，吴泽霖先生曾在扬州中学担任了半年的心理学教员。翌年初，到上海大夏大学任教，以后担任该校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此时，他将主要研究兴趣放在社会学方面，在大夏大学担任有关课程的教授，创建大夏公社，进行苏州河船户生活调查。同时他为中国社会学的初创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对于西方社会学发展状况的介绍，发表《社会制约》和《社会学大纲》等著述、参与组织东南社会学会和中国社会学社、创办《东南社会学刊》等。

　　与此同时，他在民族学等方面略有涉及，先后发表了《现代种族》、《现代种族敌视的起源》、《马来亚半岛的西孟族》、《萨幕亚人的生活》、《菲律宾独立问题》等著作和译著。然而，当时他对于中国的民族学实地研究还没有更多的考虑。1937年4月，大夏大学曾邀请“西南夷族代表团”高玉柱土司和喻杰才代表莅校演讲。同月，吴泽霖代表中国社会学社参加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组织的京滇公路周览团，到西南诸省实地考察。其间，他亲眼目睹湘西、云、贵、川等地各族民众的贫困生活状况，认为“简直非东南人士所能想象，一般民众都在生死线下挣扎”。社会持续混乱、卫生状况不良和币制混乱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开始了他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关注。不久，抗战爆发，大批中国民族学家向西部转移，西部地区成为抗战的后方，边疆问题十分显著地摆在人们面前。吴泽霖的主要研究兴趣遂转移到民族学方面。这种转移正是一位负责任的学者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做出的选择。可以说，他的后半生学术生涯是伴随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度过的。

　　总括来看，吴泽霖的民族学研究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民族学博物馆。早在1931年，吴泽霖在大夏大学开辟社会学研究室，“专事搜集各种实际材料及调查图表，以供同学之研究。”其中即有图腾模型和原始民族用具。1937年自京滇公路返回后，又增加了苗族戒指、手镯等文物。大夏大学迁往贵阳后，1938年初，设立社会经济研究室，由吴先生主持。次年，改为社会研究部，促进工作效能，充实内容设备，从事系统调查研究。该研究部先后进行了贵州苗夷概况调查、贵州苗夷民俗资料搜集、黔东南苗夷生活调查、北盘江流域苗裔状况调查、贵州各种苗夷语言调查等田野工作。研究部还编辑出版了《社会旬刊》、《贵州苗夷研究丛刊》、《大夏研究部乙种丛刊》、《苗胞影荟》等大量书刊。在历次调查中均设法征集民族文物。至1942年共征集了苗族等民族文物1000余件。1941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1941—1942年初，曾在贵阳举办三次民族文物展览，参观者极为踊跃。因为贵阳遭日本空袭时吴宅被毁，吴夫人因医疗条件差，患病去世，吴先生于1941年辞去大夏大学教务长职务，接收清华大学聘请，到昆明担任西南联大人类学、社会学教授。他组织一批人深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征集民族文物，在清华大学驻昆明办事处分开展览。他还指导了边胞服务站的工作。除进行抗战宣传、边胞服务外，亦有征集民族文物的工作。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迁回北京，建立了人类学系，吴先生担任校教务长和人类学系主任、教授、社会学系教授。他说服清华校长，以重金收购了从台湾运回大陆的高山族文物。

　　新中国建立后，他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他走到哪里，就把民族学博物馆办到哪里。解放初，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西南分团的工作。期间，征集到大量的民族文物，在贵阳举办了少数民族文物展览。1951年，吴先生被任命为中央民族博物馆筹备组组长。次年，政务院组织了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吴先生参加该组工作，在川西等地搜集了大量民族文物。当年，清华大学民族文物室移交到中央民族学院。吴先生担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文物室主任。不久，吴先生调到西南民族学院工作。他在这所刚刚成立的学校建立了民族研究室，扩充民族文物室，成立了民族文物馆。以后，吴先生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依然没有放弃为建立民族学博物馆奔走呼号。1982年，吴泽霖到中南民族学院工作。在该校文物室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今国内第一流的民族学博物馆。他认为，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功能应当有所区别。民族学博物馆担负着把民族学知识广为扩散的使命。民族学的一切理论依据多半是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中得出的，而田野调查和文物征集也正是民族学博物馆建馆的重要基础。博物馆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的基地，与民族学两方面互相依存，形成了一种共生状态。

　　吴泽霖在民族学方面的第二个主要研究对象是婚姻家庭研究。在他的民族学著作中，有三分之一是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的调查研究论著。他认为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与婚姻直接间接有关联的活动，几乎支配了整个人生。婚姻是个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纽带，是肉欲与社会约制之间矛盾的焦点。婚姻制度具有民族性、地方性与时代性。婚姻制度作为文化的产物与其他文化特征一样，只要与其他民族或另一部分人发生了接触，多少就会相互影响而发生变化。因而，从婚姻的研究上可以间接证明了个民族间的接触关系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他还认为，少数民族的婚姻并非一种单纯的活动，一方面有生物的因素，一方面又有经济的因素，同时也包含社会的因素。生物的因素是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是变动的，两个方面相互影响。各民族的婚俗礼节是最值得研究的。一部分代表古代留下来的遗俗，一部分是适应特殊环境的产物，还有一部分是不同民族同化的结果。他对于苗族、布依族、水族、纳西族等民族婚姻的调查研究结果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解放后，吴先生关于民族学的调查研究也多在婚姻家庭方面。

　　吴泽霖也注意到了对中国当代现实民族问题的探讨，并以此构成他民族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1936年，他即发表了题为《积极的边疆政策》的短文，以后又发表了《边疆的社会建设》(1943)、《从麽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进边政的几条原则》(1946)、《边疆问题的一种看法》(1947)、《少数民族问题》(1947)等。他关心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边疆建设。把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看做实际待进要务，他曾亲自主持对贵州等地少数民族进行多次调查。他认为，当时一般边疆民族及一般处于地境偏僻、物产缺乏区域内的人民，生活都在生存线上下挣扎。政府应当对于这些穷苦无告、食不饱、衣不暖、居无安所的民众，有一种通盘施政的计划，绝不可借口地区辽远、鞭长莫及而漠不关心。施政时要采取适应的地境及民情的措施，必须做到各民族完全平等，在法律上、经济上、社会上决不允许有差别的歧视态度。他主张，“我们需要的是民族间意识上的团结，而不是形式上划一的汉化，这是主持边政者应有的一种认识。”吴先生在当时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可谓真知灼见的建议。如他曾提出，要推进边民的福利，首先要改进他们经济生活的条件，假如不彻底解决基本问题，单靠救济未必能够有太大的效力。移风易俗应当潜移默化，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应当改进的风俗习惯也要依据自觉、自愿、逐步实现的原则，以免陷入欲速而不达的境地。

　　此外，吴先生还为中国民族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辛勤的努力。除在大夏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中南民族学院等校担任教学任务外，他参与了许多全国性的民族学工作的组织。1956年，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人员在北京集中，吴先生讲授了关于民族文物的搜集的课程。1983年，在首届全国民族学讲习班上，吴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随后，又亲自讲授了“美国民族学现状及鲍亚士学派的源流”一题。由于他在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发展中的杰出贡献，先后被选为中国民族学会、中国社会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西南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顾问和湖北社会学会会长。

　　吴先生辞世已经三年多了，他一生奋斗，著述颇丰，研究涉及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多方面。这里我们只是对其民族学思想和学术生涯做了简单的回顾。他的民族学思想与其他许多老一辈中国民族学家的学术思想一样对中国民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应当结果这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推进中国民族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