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

齐美尔 - 成就

齐美尔是19世纪末 、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反对社会是脱离个体心灵的精神产物的看法，认为社会不是个人的总和 ，而是由互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总称。他把社会学划分为一般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三类。他提出“理解”概念，认为研究者难免带上主观的价值取向，其知识也具有主观的和相对的性质。他创立了小群体的形式研究。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提出冲突的存在和作用，对冲突理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还对文化社会学有突出贡献。齐美尔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德国社会学家，同时对美国社会学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著有《历史哲学问题》、《道德科学引论：伦理学基本概念的批判》、《货币哲学》、《康德〈在柏林大学举行的16次讲演〉》、《宗教》、《社会学 ：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探讨》、《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个人与社会》。 　　

齐美尔 - 学术研究 　　

齐美尔的哲学观属于先验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随著选择性的创新，人的认识会不断进步，个体将得到发展，但人不可通仅凭思考而对生活有全盘的认识。或这么说，人类不断发展文明，意图获得更多的生活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更多东西，反过头来使自己偏离的原本道路。诸如货币产生，为了便利生活与交易而生，但最后衍生出来的新的、高度匿名化的现代生活，却使传统社会一去不返。这种论调类似韦伯在看资本主义与科层制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齐美尔 - 主要理论

齐美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社会学思想受到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影响。他也是这两个派别在社会学领域内的主要代言人。他反对社会是脱离个体心灵的精神产物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神秘主义和概念主义的观点;但社会并不是个人的总和，而是由互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个人的名称。他把社会学划分为一般社会学、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三类。认为一般社会学是社会学方法在各种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它所研究的是以社会的形式构成的整个历史生活。形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点，它研究社会现象的纯粹形式。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人们互动中的协调、冲突、吸引、排斥、爱和恨等关系的统一体。社会现象包括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社会学的任务是从社会现象中把社会交往的因素分离开来，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并进行心理学的论证和描述,即形式的研究；从社会现象中分离出社会交往的形式，就像从语言中分离出语法的纯粹形式、几何学从客观事物中分离出形式关系一样；哲学社会学是研究如何认识社会及怎样建立社会学的概念体系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他使用了“理解”的概念，认为在研究社会现象时总带有研究者本人或他所属社会群体的兴趣，因而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具有主观的价值取向，其知识也具有主的和相对的性质。

齐美尔用形式社会学考察社会群体与社会结构问题时，创立了小群体的形式研究。他认为二人群体没有超个人的结构，而三人群体会发生较复杂的情况：三者中的任何一人可以充作中间人并利用他人的不和从中渔利；中间人还可以对其余二人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他对三人群体的研究促进了社会学对群体和社会结构的网络分析。

齐美尔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出发，反对社会只有协调没有冲突的观点。认为社会中有调和，也有冲突与斗争;冲突并无损于社会协调,相反可以增进社会协调。他对统治与服从的论述，给L.A.科瑟尔以很大的启迪，并成为冲突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

齐美尔对文化社会学也有突出贡献，他的学生G.卢卡奇曾认为《货币哲学》是一部杰出的文化社会学著作。齐美尔分析了以货币交换形式取代实物交换形式对人类文化的影响，认为货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人类自身的理性化。货币使社会交往频繁，使人类获得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由，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合理性一面。但是,货币经济的长足进展,也使人际关系愈来愈非人格化；文化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淡漠、疏远乃至异化，文明成为威胁人的力量。他还认识到，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者与其生产品处于异化状态，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因此他对人类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认为现代文明虽然解放了人，但社会的未来仍会把人禁锢在社会的功能之中，现实客观世界的发展仍将以人的精神的衰退为其代价。

齐美尔社会学理论中的唯名论、形式主义，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思想和理解社会学思想的因素，直接影响到以后的德国社会学家，其中包括M.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的M.霍克海默等人。同时，通过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的介绍，齐美尔的社会学理论也对美国社会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齐美尔 - 作品特点

在他1900年出版的重要著作《货币哲学》中，齐美尔断言，货币对社会、政治和个体的冲击力将持续增长。货币经济的发展，不但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还催生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货币越来越呈强势。就连每个人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设计，都由货币一手决定。 　　

齐美尔发现，货币成了上帝，因为它已经是指向绝对目标的绝对工具。在现代社会，银行比教堂更大、更有势力。银行是现代城市的中心。人的一切感官知觉都与货币有关。但人仍应保有自由权，在货币之外拓展视野——例如建立基于精神交往的社交圈子。借此，令货币的权势止于文化领域：艺术家不仅仅为钱，更应为自己的精神而创作。

《陌生人》

齐美尔写了一篇题为《陌生人》的文章, 在文中, 齐美尔对于我这里引用的“陌生人”概念作了一个精妙的诠释。齐美尔说: “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 因为他(它) 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 因而与我们之间, 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 　　齐美尔将“陌生人”定义为群体的要素和环节。在他眼中, “陌生人”从群体的外部定义群体的实质, 他们通过“叛逆”与“疏离”, 与群体构成“统一体”。 　　

人类学家不同于这个意义上的“陌生人”。根据学科的传统要求, 他们需要在一个外在于他们的群体中生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暂时成为内在于其中的外来人。

为了“把握事实”, 在调查期间, 这些“暂时成为内在于其中的外来人”最忌讳对被研究群体实行“叛逆”, 最忌讳疏离于他们之外。他们要与当地人暂时地融成一体, 与之消除道德与政治意义上的背反, 与他们“亲密无间”。他们设计出诸如“参与观察”、“主位观点”、“当地知识”等概念框架, 为的恰是达到使自身在“土著”中“去陌生化”的功效。因而, 从他们与被研究的“当地人”一起生活的那段光阴来看, 人类学家, 可以说是“装扮成当地人的外来人”, 他们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陌生人”。

《货币与哲学》

乃齐美尔针对现代社会生活特征的归总式论述，全本分作两大部分、六大章节。前一部为论货币本身，第二部分论货币所产生的生活型态。 　　

比较要补充上述《货币哲学》部分的论述在于：货币并非如自然科学的自变项，可以毁灭封建、开创民主制度，这中间关键在于，透过货币在数个世纪内渐次大量运用中，已经改变人们的生活型态，其中一样他相当强调的是如人们原本要追求more life，却从中产生了意想不到more than life的东西。但是他也认为，现代社会在人身自由上比过去封建社会更多，原因在于人与土地关系断裂开来了，可以自由移动（这一点在马克思理论中也出现过），大都会生活是其中最典型的生活型态，活在都会里面，人们具有高度的匿名性，也显示著货币交换过程中的高度匿名性。 　　

齐美尔自己对《货币哲学》的评价高于自己其他的著作，他在写给好友的信中说，写完这本书后，他发现之前写的作品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他觉得唯一一本能够代表他而立于世间，使他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就是《货币哲学》。

齐美尔 - 作品分析

首先要理解大城市精神生活的理性主义特点，大城市的精神生活跟小城市的不一样，确切地说，后者的精神生活是建立在情感和直觉的关系之上的。直觉的关系扎根于无意识的情感土壤之中，所以很容易在一贯习惯的稳定均衡中生长。相反，当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胁时，他们——当然是许许多多个性不同的人——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威胁、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作出反应，主要的是理智，意识的加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 　　

典型的大城市人的相互关系和各种事务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复杂的。这使得现代的聪明才智越来越变成一种计算智慧。首先，这么多人聚居在一起，利害关系千差万别，他们的各种来往和活动相互间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如果在约好的事情上和工作中没有准确的时间观念，那就会全都乱了套，大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迫使生活要遵守时间，要精打细算，要准确，这不仅与它的货币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使生活的内容富有色彩，有利于克服那种要由自己来决定生活方式、拒不接受被认为是普普通通千篇一律的外界生活方式的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 　　

另一方面，准确地一分钟一分钟地规定生活方式而形成最无个性的同样的因素也在谋求最有个性的东西。当主体必须完全接受这种存在形式的同时，他们要面对大城市进行自卫，这就要求他们表现出社会性的消极行为。大城市人相互之间的这种心理状态一般可以叫做矜持。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在大城市里，如果跟如此众多的人的不断表面接触中都要像小城市里的人那样作出内心反应．那么他除非要会分身术，否则将陷于完全不可没想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或者说我们面对在短暂的接触中瞬息即逝的大城市生活特点所拥有的怀疑权利，迫使我们矜持起来，于是，我们跟多年的老邻居往往也互不相见，互不认识，往往教小城市里的人以为我们冷漠，毫无感情。 　　

为什么偏偏只有大城市才会引起最独特的个人存在的欲望呢(不管它是否总有道理，也不管它是否都能成功)?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通过那种可以称之为客观精神的东西对主观精神的优势，现代文明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即在诸如语言和法律、生产技术和艺术、科学和家庭环境问题上体现出了一种总体精神，这种总体精神日渐发展，结果是主观的精神发展很不完善，距离越拉越大。如果我们纵观一下一百年来由于各种事物和知识、由于教育和舒适的条件而形成的文明，用它来跟同一时期的人的文明进步比较一下(哪怕跟最高的水平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发展差异是令人吃惊的。在某些方面，如教养、关心体贴人和献身精神，人的文明与过去相比反而有所倒退。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分工的越来越细。因为分工越来越细，对人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单一化。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时，往往就使作为整体的人的个性丧失殆尽，至少也是越来越无法跟客观文明的蓬勃发展相媲美。人被贬低到徽不足道的地步，在庞大的雇佣和权力组织面前成了一粒小小的灰尘。 　　

还需要指出的是，大城市是超越于一切个性的文明的舞台。在大城市里，雄伟舒适的公寓建筑、学校的集体生活方式和明确的校服制度，都说明大城市充满着具体的无个性特点的思想。可以说，这种情况不能使个人保持自己的特点。一方面，个人的生活变得极为简单，个人的行动、兴趣、时间的度过以及意识都要由各方面来决定，他们似乎被放到河面上托着，几乎不需要自己游泳。可是另一方面，生活却越来越由无个性特点的内容和现象组成，而这些无个性特点的内容和现象要排斥本来有个性的色彩和特点，这就刚好使得这种必定能产生最大特点的个性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