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 - 人物简介

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Canetti，1905—)是用德语写作的英籍作家，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保加利亚北部港口城市鲁斯丘克。父亲是奥地利籍犹太商人，母亲是西班牙籍犹太人。一九一一年，六岁的卡内蒂随父母到英国的曼彻斯特。

一九一三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带他和他的两个弟弟移居维也纳。他先后在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等地读小学和中学，一九二四年进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一九二九年获博士学位。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定居维也纳，间或去柏林，在此期间，他还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结识了卡夫卡、巴别尔、布莱希德等著名作家和艺术家，并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九三八年，纳粹德国并吞了奥地利，卡内蒂流亡法国，在巴黎住了一年，然后定居英国伦敦，并取得英国国籍。

埃利亚斯 - 人物生平

早期

埃利亚斯·卡内蒂生于多瑙河南岸的鲁斯丘克（Rustchuk），即是今天的鲁塞。他的家庭是1492年来自西班牙的瑟法底犹太人后裔，所以除了保加利亚语外，

卡内蒂还会讲老式的西班牙语——拉迪诺语（一种已经遭废弃的方言）。其后卡内蒂一家迁至英国曼彻斯特，但父亲于1912年逝世，卡内蒂遂随母亲搬至维也纳，并开始学习德语。此后他母亲逼卡内蒂平日以德文沟通，日后他亦用了德文写作。

1924年卡内蒂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1929年获化学博士学位。不过期间他发觉自己更热衷于艺术、文学和哲学，故他一直没有当化学家，反而开始写作，完成了《年轻的罗马执政官》和一部诗歌戏剧。

30年代

到访过柏林和认识了一些艺术家后，卡内蒂开始创作一系列关于人类狂热行为的小说，如1935年的《迷惑》 （Die Blendung），灵感来自1920年代暴民焚烧维也纳正义宫时的疯狂现象。此书颇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保罗·托马斯·曼与英国哲学家兼小说家艾瑞斯·梅铎的赞赏。30年代，卡内蒂亦写了两部戏剧：《婚礼》（Die Hochzeit）和《浮华喜剧》 （Der Eitelkeit）。不久，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开始翻译其著作。

1938年，纳粹侵占奥地利，身为犹太人的卡内蒂逃到巴黎，次年移民伦敦并定居当地。以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英国渡过，而且在那里他主要用英语发表作品，因此有些作品先有英文版本，然后再由他译成德文出版。

而其小说则被纳粹封查，至60年代才重新得到重视。所以目前卡内蒂仍旧是默默无闻的作家。

战后

在英国，卡内蒂停止了文学创作，着手写论文集《群众与权力》。

晚年

卡内蒂居于苏黎世。1981年因为“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奖。

1994年8月14日，卡内蒂逝世。

埃利亚斯 - 获得荣誉

格奥尔·毕希纳奖（1972年）

 约翰·彼得·赫贝尔奖（1980年）
弗朗茨·卡夫卡奖（1981年）
诺贝尔文学奖（1981年）
奈利·萨克斯奖（1995年）

埃利亚斯 - 代表作品

著作

卡内蒂发表了19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群众与权力》

长篇小说

《迷惘(小说)》（Die Blendung，1935年）

剧本

卡内蒂的剧本都没有主角或连贯的情节，却只表现某些场面。其中的事件都是卡夫卡式的。

《婚礼 (戏剧)》（Die Hochzeit，1932年）：叙述腐朽社会的没落与崩溃
《浮华喜剧》（Der Eitelkeit，1934年）
《确定死期的人们》（Die Befristeten，1956年）：叙述极权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不安全感

论文集

《群众与权力》（Masse und Macht，1960年）：分析当年法西斯取得权力和群众支持的原因（群众受愚弄）
《耳闻集》（Der Ohrenzeuge-Funfzig Charaktere，1974年）：评价五十位作家

自传

《得救之舌》 （Diegerettete Zunge，1977年）
《耳中火炬》（Die Fackel im Ohr，1980年）

其他

《卡夫卡的另一场审判》 （Der andere Prozess，1969年）
《Hitler nach Speer》
《人的省份》（1942-1972年）
《良心话》（1975年）
《目语》（1985年）
《钟表的神秘心脏:杂记》（1987年）
《Die Fliegenpein》
《Nachtr?ge aus Hampstead》
《Party im Blitz; Die englischen Jahre》（2003年）
《Aufzeichnungen für Marie-Louise》（2005年）

埃利亚斯 - 相关轶事

棍扫一大片

卡内蒂三十岁的时候就雄心勃勃地计划写一个由八部小说组成的系列“疯子的人间喜剧”，结果只完成了一本《迷惘》，知道二十多年后，《迷惘》才逐渐

受到重视，被称为先知之作，因为小说中描写的二战前夕德国社会怪诞的氛围，多少切合了当时仍未走出创痛的人们的感受。再往下，他的主要文学作品就是三个回忆录——《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眼的游戏》了，题目都很特别，隐隐标示着卡内蒂感受世界的独特途径，以及惯用自然现象和人体器官作比喻的写作风格。
　　

人：C.V.维吉沃德，正是此人把《迷惘》翻译成了英文，并且为促成此书的出版殚精竭虑。当然，炮轰总要挑大腕，卡内蒂贬得最厉害的是T.S.艾略特。他并不懂多少艾略特的诗学，他嘲讽艾略特在战时伦敦文人的聚会中以老大自居，要大家吟诵他的诗句。

卡内蒂在战时伦敦也认识了当时英国的一批顶尖文化人，例如伊诺克·坡威尔、威廉·恩普森和伯特兰·罗素，当然还有著名的多产女作家艾丽丝·默多克。他现在把这些人一一嘲笑过来，他说坡威尔只会大段大段地引用尼采，说罗素的笑声像山羊。从1952年开始，已婚的卡内蒂与默多克有过一段三年左右的情史，让人愕然的是，他连默多克也没有放过，或者说，他把对其他人的冷眼一视同仁地延续到了英国情人的身上。

连旧情人也不放过

“卡内蒂喜欢随身携带一个审判席。他有种诡异的力量，尤其对女人而言是如此。他总想表明艾丽斯是属于他的，是他一手缔造了她。他从来不会为人们掌握自主权而高兴。”这是牛津圣卡特琳娜退休教授约翰·巴利的愤激之语。1999年默多克去世的时候，这位跟她相伴走过45年的老伴痛不欲生，五年之后卡内蒂的回忆录的问世，给他的创伤又撒了一把盐：“我不认为对这家伙关于艾丽斯的评价有什么可重视的，我肯定无法从他的描述中辨认出她。我认为，知道他的为人的人都不会对他的评价感到惊讶。他们会把这些话归因于他病态的自负和嫉妒。”

在1978年获得布克奖的长篇小说《大海啊，大海》里，默多克以卡内蒂为原型，满怀敬畏地塑造了一位名叫查尔斯·阿罗比的导演。她也许想不到，昔日的情人后来会如此评价她：她一件一件脱掉“跟爱没有丝毫关系的衣服，都是羊毛织品，难看得很，”然后“毫无魅力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只是觉得我进入了她，没感到她有什么反应……若是她用某种形式抗拒着，也许我本来还能感觉到，但这跟快感一样都是不可能的。”完事离去的时候，卡内蒂还注意到她的一双扁脚穿着“古里古怪的拖鞋”，走路像一只“让人讨厌的狗熊。”

既然是一个在床上毫无激情的女人，又何必要跟她在一起呢？回答是标准大男子主义式的：“是她需要我，不是我需要她。”“我喜欢把艾丽斯当作一个听众，”卡内蒂写道，“我感到她擅长这个，我认为这是她要向我求取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想要听我说话的欲望更能让我靠近一个人了。”同时，卡内蒂又讽刺默多克是一口“冒沫的牛津锅子”，集中了他所鄙视的英国式生活中的一切。“你可以想象她作为家庭教师在酒馆里不停地说、不停地听，在床上跟她的男女情人说话的样子。”

在巴利眼里，卡内蒂是个蛊惑人心的巫师，默多克跟他共处三年，虽然1955年被巴利救出魔窟，身上却一辈子烙下了阴影。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魅力十足，能让对方心甘情愿俯首帖耳的人物，其中的傲慢有时让人咋舌：“尽管她缺少热情会使我凉了半截，她的爱却永远不会冷却——只是因为这不是爱，这是一个冷漠的行为，对她却有着莫名其妙的重要性。”他认为默多克写作没有“合法性”，从未因为思考和写作吃过苦头，不像他自己既是犹太人又是流亡者，“根红苗正”，有权忆苦，有权写作。

巴利终于按捺不住要质疑他的为人了，他同情地说起默多克的受虐倾向，同时愤怒指控卡内蒂“是个病态的自大狂”，是因为“嫉妒她的成就”才如此丑化默多克的形象。巴利给故妻写过一本传记，名叫《艾丽斯挽歌》 ，根据此书改编的影片在2001年获得了奥斯卡奖。现在看来，他为亡人辩诬的事业还得继续。

卡内蒂的品行在生前就颇受微词，他暮年写下的文字更是在身后给自己引来麻烦。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毫不宽容的人，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难以与他所取得的荣誉相称。卡内蒂的原配妻子薇扎对丈夫也是忠心耿耿，甚至全力支持丈夫的婚外恋，还做过一顿饭约默多克一起共进。这些都让人对他的尖酸刻薄生出反感。

卡内蒂似乎无意于研究政治。两次大战之间的中欧社会，确如他惟一的小说《迷惘》里描写的那样阴气四溢，但同样的氛围也可以适用于其他黑暗时代。因为他的终极关怀落在广义的“人”上，为此不惜剔掉血肉，拔出性格，把具体的人抽干成一件形貌古怪的标本。这种顽固的识人癖孕育了《迷惘》，孕育了精彩的警句集《钟的秘密心脏》和小品集《耳证人》，也最终决定了回忆录中的别人和他自己的形象。

卡内蒂在乎的只是“人”

文如其人。以“沉默是金”为学术品格的卡内蒂，他的功名之路也只能后发制人，必须借助回忆录的力量立功立言。三十年不作声地观察人，倾听人，最后卡内蒂也成了自己笔下的怪人之一，当年的宏伟抱负——八卷本系列小说“疯子的人间喜剧”之所以草草收场，也正是因为他在计划描写的每一个“疯子”身上都看到了现在或将来的自己，而这另一个自己，早在第一本《迷惘》中就被他“自噬”——点起一把火烧死了。沿这样一条窄路走，卡内蒂文学创作数量有限乃属必然，于是他撤下了战场，回避了在文学和学术创作上与同时代人的比拼，也不关心比他年轻的人的作品，把心思全交给“回忆录”这种能把识人术发挥到极致的体裁。那一代名人这时已所剩无几，他也得以放开手脚勾勒、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