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

　　六十年代，在河南偃师附近的二里屯又发现了一个宫殿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墓葬，里面有很多的青铜器，考古学家把他称做二里屯文化。它的年代比郑州商城还要早，但早在什么时候，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有的认为是商朝，有的认为是夏朝，有的认为是一个发展过程，前段时间是夏朝，后来发展到了商朝。在九十年代，在二里屯的旁边又发现了一个偃师商城，年代和郑州商城差不多，在两个挨近的地方不可能有两个商的都城，因此有的学者推断是商灭夏以后，在夏原有的都城附近建了一个都城。又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炭十二的检测，基本确定了二里屯为夏文化。因此人类文明又推进到了夏朝，但是人类文明不可能一个早晨就形成了，夏文化的形成也一定是有个形成过程的，不管怎样讲，文明应是野蛮人创造的，因此学者都很一致的认为应在新石器时代去寻找人类文明的起源。

　　关于中华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如何发展演化的问题，一直夹杂在历史和考古的双重辨证发展中。严文明指出历史的论证不同于考古发现。考古是科学，讲究的是实证。因而在考古中，黄帝、炎帝究竟是否存在，它们是否具有不同文明体系，这些问题都是被忽略的。考古是拿具体的发掘实物——比如说石器物、骨器来说话。

　　严文明教授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同事赵辉教授对此也表示认同。赵辉指出，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对于黄帝、炎帝是否有其人，是否同为一人，都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因而，在考古学上只是承认有黄帝、炎帝时代的存在，但具体的历史细节却无法得知。“雕龙碑遗址发掘情况表明了当时的一些基本情况，比如说房屋建筑、新的发明，这些都是实在的，考古研究人员所做的恰恰只是这些，却不能将其发现成果与神话传说一一划上等号。

　　严文明表示，对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考古学上已可以追溯到一二百万年之前，那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但黄帝、炎帝的传说却不能作为考古推论的依据。尽管上世纪90年代便提出了牛河梁“女神庙”是否为炎帝族文化，但那一推论学界没有得到共识。考古界一般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的问题划归到仰韶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概念范畴内。

　　20世纪殷墟的发现，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有着极高的地位。这座位于河南安阳、距今约3300年的商代遗址，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20世纪考古发掘至今，一直受到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21世纪初良渚古城的发现，一向严谨的考古学界再度不吝言语，给予了高度评价。如张忠培教授和严文明教授都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在记者以往的采访中，二人都出言谨慎，不轻下判断。而在实地考察良渚古城后，张忠培教授明确指出，良渚古城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严文明教授则专程从京来杭参加11月29日的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记者阐述此次发现的重大意义。

　　严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考古意义，不仅在于“以城论城”，还要结合良渚文化以及良渚遗址的重要性来认识。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的良渚遗址是其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是中国和人类的罕见的珍贵历史遗产，具有十分突出的重要性。目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

　　自1936年发现至今，40多平方公里的良渚遗址内已相继发现墓地、祭坛、制玉作坊、建筑基址、防护工程、聚落遗迹等各类遗迹135处。尤其到20世纪80年代后，考古人员对于其中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遗址的发掘，每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轰动，并多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在考古学家看来，良渚遗址分布密集规模宏大、类型齐备、级差明显，显示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史前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和聚落布局，却始终缺少一个十分明确的"中心"。如今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古城可看作是良渚文明的'都城'。”严文明说，“这座令考古界期待已久的古城，对整个良渚遗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点了睛后龙就活了。”

　　严文明说，把眼光放大一点，在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期--夏商周，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特有的许多文化符号。如鼎、玉璧被当作重要的礼器。再如良渚文化玉器和一些陶器上的云雷纹、兽面纹，也成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主体花纹。“后世中国的主体文化继承了良渚文化很多因素。良渚文化对整个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现在我们发现了作为良渚文化'首都'的古城。只有放在这么大的背景下，你才能想到这个城的发现有多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