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璜

周宗璜 - 人物简历

1904年8月27日　生于浙江省吴兴县（湖州）。
1920—1923年　上海青年会中学。
1923—1924年　上海圣约翰大学理学院。
1924—1928年　南京东南大学（即后中央大学）农学院。
1928—1929年　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助教。
1929—1934年　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
1934—1937年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技师，同时兼任中国大学生物系主任。
1937一1938年　成都四川省病虫害防治所所长。
1938—1941年　成都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技正，组主任。
1941—1946年　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教授。
1946—1948年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门委员会主任秘书，其间兼中正大学教授。
1948—1949年　农林部棉产改进处简任技正。
1949—1952年　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华东农林部特产处副处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副主任。
1952—1959年　公主岭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植物保护系主任。
1959—1962年　吉林特产学院教员。
1962—1981年　吉林农业大学教授，系主任。
1981年9月24日　病故。

周宗璜 - 生平概况

周宗璜，字仲昌，1904年8月27日出生在浙江省湖州城内一个官宦之家。1914年秋，考入吴兴县立高小，1917年入湖州省立第三中学，1920年秋到上海青年会中学高中部就读，1925年升入当时颇有名气的圣约翰大学。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发展科学、振兴实业，抵制外国侵略”的思想在青年一代中逐渐蔓延。周宗璜也受此影响，很快对这所由美国教会办的学校产生厌恶之感，次年他抱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以农立国”的宗旨，转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即以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192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后留校任教。但是，连年军阀混战，国步艰难，使其报效祖国的抱负无法施展。

1929年在师友的鼓励下，他毅然离开南京，远涉重洋，来到法国。在巴黎大学，从师于P．A．Dangeard院士潜心于真菌个体发育和真菌分类的研究。5年中，他往返于巴黎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院隐花植物研究室，对自己的研究课题不懈的钻研和探索着。与此同时，他还抓紧时间在凡尔赛国家植病昆虫试验站和克莱蒙斐朗大学山间生物学试验站开展了大量工作。他以惊人的勤奋和毅力，于1934年完成《鬼伞菌类个体发育的研究》博士论文答辩，获法国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并被吸收为法国真菌学会会员。当时中国，从事真菌研究的人寥若晨星，而在这一领域获此殊荣的人更是微乎其微。同年，他离开法国去英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作了短期考察访问，随后回到北平。当时，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和南京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院同时都聘他去工作。周宗璜最后选定北平静生生物所，并兼任了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主任。这期间他继续从事高等真菌学的研究，发表了多篇论著，这些都是中国早期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在这段时期中，他还与邓叔群教授共同开创了中国的粘菌研究工作。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形势日益恶化，周宗璜离开北平到达四川，先后在四川省病虫防治所、农业改进所等单位任职。1941年，受聘于江西中正大学农学院任教授，他从成都辗转江西。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学校几经搬迁，先在泰和，后至宁都，最终到达南昌，条件十分艰难，但他仍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勉耕耘教学工作，为中国植保界培养了不少人才。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宗璜任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专门委员会主任秘书，并兼中正大学教授。由于当时农村引入国外优良作物品种，尤其是棉区急需指导和推广，周宗璜一面在校教学，一面深入棉区进行宣传和指导，深受农民欢迎。1948年他转入国民政府农林部棉产改进处任技正。这时上海面临解放，他和当时在沪的著名学者一起相约留下。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周宗璜被聘任为华东局农林部特产处副处长，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副社长，并主持筹办华东局农林部和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共同组织的第一届农业展览会。这项工作涉及100多个团体，近4000余人；由于他依靠群众，发挥集体创造作用，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他被选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的副社长。尽管随着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各专门自然科学学会的开始筹备，“中农社”的使命逐渐结束，社员们也分别转入到上述科普协会和各专门学会，但它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一段经历给周宗璜留下了难忘的美好记忆。

1952年，他率先响应党的号召离开上海，举家北迁支援东北建设，来到吉林省公主岭，出任东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植物保护系主任。应该说到东北的想法早在上海解放前夕就已在他脑海中萌生。当时的东北已经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沈其益教授也曾约他到东北工作，并拟取道香港北上，只是后来在杨显东同志的挽留下未能成行，留在了上海帮助城市接管工作。他到东北后，投身于农业科研教育事业，几十年来，在白山黑水间这片辽阔富饶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在此期间，他相继发表了《东北植病工作的动向》、《农作物病害预防问题》等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在他的主持下，许多结合生产实际的研究工作在植保系全面展开，象小麦抗锈品种的选育、粘虫发生消长和防治技术、病虫害基本调查、白僵菌生防研究等项目，都是起步于当时并在之后数十年中仍然熠熠闪光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也同时展现了他的组织领导才能。为了推动东北地区植保学术活动的开展和学科建设，他邀请了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或担任顾问，或授课讲学，或合作研究。这些富有远见的措施促进了成果完成，更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从而使得东北地区在这一学术领域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优势。

1957年，周宗璜来到了全国唯一的特产学院工作。其实，从事特产事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上海他就已是当时华东农林部的特产处长了，现在旧业重操，无异是一种默默地而又富有新的价值和意义的劳动。他在这山区幽静的环境里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开创了中国特用作物尤其是对人参的病害研究工作。几年后，特产学院归入吉林农业大学，他随即来到长春。当时的吉林农大正处在搬迁扩建中，他又全力以赴投入到这新的建设热潮中去。可是，这种高涨的热情还未达到高潮，他就和全民族一起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之中。随之全家被下放到了吉林西部偏远农村。当他住进那完全用泥土糊起来的矮房中时，他并没有因此灰心退却，更没有想在无所事事中了此一生。他却把数年的积蓄拿出来给了生产队，补助发展生产的资金，救济生活困难的邻里，而且跟农民一块研究如何改进最基本的农业技术措施。

1973年，周总理作出了要加强基础研究的指示，中国科学院着手组织编写《中国孢子植物志》 。这是一项浩繁而宏大的工程，涉及到生物学中的多个分枝学科，云集在京都的学者、教授们都寄希望于周宗璜能出面参与主持真菌方面的工作。他离开荒凉的东北西部草原上的那间土房来到北京，已届70岁高龄的他，重回阔别已久的研究领域。他开始了从实验室——标本室——宿舍这无休止的单线循环，埋头于资料——显微镜——标本这重复出现的“枯燥”工作中。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京津地区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地震棚，人们躲到里面避震去了，可是周宗璜却始终没有离开那张属于他的工作台。闷热的天气、时时袭来的心脏隐痛全然顾不上了，他想的只是加紧自己手头的工作。他不负众望，几年中复核了北京、广州两个收藏中心的全部标本，参与主持了《真菌名词及名称》的编纂，写出了《谈粘菌的分类问题》、《对斯克沃佐夫报告的新种的复核》等数篇有份量的论文，尤其是由他撰写、校订的中国第一本粘菌系统学专著《粘菌分类资料》也出版了。他在真菌学、植物病理学战线上50年不懈耕耘，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被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真菌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孢子植物志真菌志》副主编，他还是吉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一直担任吉林省农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理事长，从1952年开始他就是吉林省政协委员，后为常务委员，并被选为长春市政协副主席。

周宗璜 - 粘菌研究

周宗璜从法国回到北平后，便对粘菌这一神秘生物类群发生了兴趣。他和邓叔群教授是中国最早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真菌学家。他深入各地采集菌样，实地调查，1936—1937年发表了《小五台山粘菌志略》和《华北之粘菌》两篇论文，这是中国早期仅有关于粘菌的三五篇论文中的代表作，从而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研究粘菌历史的开始。但在此后几十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有关粘菌的研究确实很少有人问津了。直到70年代，在周总理的关怀下，这副重担又重由周宗璜担起。他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从分类资料入手，以世界60年代末的专著为起点，把它一下向前推进了15年，写成了反映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也是中国的第一本《粘菌分类资料》。这本专著在1978年获得了吉林省科学大会奖。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粘菌研究的新起点。

随后，周宗璜在中国的这个研究领域中，第一次发表了由中国人定名的粘菌新种；第一次用基物培养的方法获得了数种研究对象；第一次领导开展了对集胞粘菌的研究工作，从此结束了由外国进口这一类菌种的历史；第一次在新疆、西藏这些粘菌研究的处女地上填写了粘菌的名字……这许多的“第一次”不仅仅是一个个新内容的开始，它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有周宗璜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学风，重新起步的中国粘菌研究事业迈开了新的坚实的步伐。如，俄国人斯克沃佐夫早年曾在中国黑龙江省采集并鉴定了一批粘菌，有9个新种和1个新变种，报告发表在菲律宾科学报上，有人曾对其真实性存疑。周宗璜认为，这是在中国发现的材料，我们要引用就一定要核实无误。原始材料少，又经过了较长时间保存几近破损，研究起来十分困难，可周宗璜想尽一切办法作出了准确的鉴定，从而澄清了多年的疑问。

对于粘菌的归属问题历来意见莫衷一是。在中国研究生物类群归属问题的人极少，而涉及粘菌的就更少。比较权威的几人，象胡先骕、陈世骧等与周宗璜都有些渊源，研究这一问题时往往征求他的意见，可是几个人的意见并不好统一。周宗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粘菌不是真菌，不是动物，也不是植物，究竟是什么呢？只能说粘菌就是粘菌，粘菌归入哪一界都不合适……。”他还从营养、生殖、起源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应该说，周宗璜的观点更为准确地反映了粘菌归属问题的实际。

周宗璜 - 病害研究

周宗璜象中国其他老一辈真菌学家一样，在进行真菌研究的同时，也把注意力投向到植物病理学领域。周宗璜在他从事科研活动50多年的生涯中，无论是在华北还是在西南或在华东以及最后在东北，他都没有离开过对植物病害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极广泛，象棉花、甜菜、蔬菜、向日葵、大豆、红麻等他都曾涉猎。但从这些作物明显地表现出，他的研究兴奋点始终集中在经济作物上。他对甜菜褐斑病的研究、大豆羞萎病和大豆黑痘病的研究都反映了他试验设计的缜密完整，工作态度的认真负责和试验结果对大田生产具有指导意义。这在当时已成为植物病害研究工作的范例而传为佳话。但是，在植物病害研究中，周宗璜的最突出贡献却在特用作物领域，是他开创了中国人参病害的研究工作。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周宗璜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对人参病害的调查研究上。他在长白山区先后调查了12个市县的主要国营参场、试验场站，行程数万里，这几乎覆盖了中国人参主产区的全部地域。与此同时，他在研究所里设置了观察圃，结合室内开展了大量的试验研究。由于国内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国外同类研究也极少，他们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几十年努力获得了可喜的进展。除明确了中国人参根病的主要种类外，对发病原因和有效防治措施都作出了回答。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几种非侵染性病害可以引起参根腐烂和植株死亡的观点，对指导大田栽培具有重要意义。他先后在几次学术会议上报告其研究的进展，发表了《关于人参烂根问题的初步探讨》和《吉林省人参根病调查研究初报》等论文，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人参病害的研究由此发端，他的研究方法一直为后人所遵循，研究成果也一直为后人所借鉴，至今30多年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成果对人参生产的指导作用。

周宗璜 - 人才培养

周宗璜从1934年回国后，在近50年的教学科研生涯中，素以治学严谨、勤奋求实、谦逊好学而为人称道。他一生辗转大半个中国，出任过多处教学科研机构的领导职务，目睹了不同社会制度下对人才的歧视与重视，也深深感到要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要使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他认为，这种人才首先应当爱国，要热爱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应当在这片热土上立业献身；这种人才也应当精通自己的专业并且不断创新。他自己正是按着这两条原则在教学科研中努力实践，并以此来培育着新的一代。他留过洋，但不崇洋，一直到他谢世前弥留之际，他仍深情地表露出要培养人才的急切愿望。他常说：“我们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我们完全有能力利用我们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条件来培养自己的高水平人才。”几十年中，他一直在农业科教战线默默地耕耘，而到“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争分夺秒，干劲倍增。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学校在基层分散办学刚刚集中起来，百业待举，他一方面借省市政协会议的机会大声疾呼重视智力投资和智力开发，一方面身体力行，亲自制定不同规格、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方案并加以实施。他感到了历史上对人才、对知识最重视的黄金时期已经到来。他说：“我不能辜负时代对我的要求。”正是有了象周宗璜这样一批献身事业的教授，吉林农业大学才在最短时间内度过了搬迁之后、大发展之前的“阵痛”，迈开了大发展的步伐。

周宗璜 - 相关词条

杨开渠、孙醒东、陆大京、王云章、黄亮、王鸣岐、黄齐望、黄瑞纶、邓叔群、蔡邦华、李凤荪

周宗璜 - 参考资料　

http://www.51mogu.com/news/newsdetail.aspx?id=1137
http://www.hzsyjw.com/dispTable.asp?tab=zjk&i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