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丁·戈迪默
内丁·戈迪默 - 简介
戈迪默生来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动荡现实激发了她的责任感，这使她几乎在受到缪斯女神召唤的同时，便勇敢地投身于南非黑人的解放事业中。纵观戈迪默的创作轨迹，她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它们直接或间接地揭示了种族主义的种种罪恶，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制度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
戈迪默优秀的创作风格还为她赢得了国际声誉。从50年代起，她就被评论界称为“一颗最明亮的彗星”；数本优秀短篇小说集的问世则使她赢得“短篇小说大师”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严谨，语言简洁凝重，叙述风格丰富多彩，描写角度多变，加之笔触细腻和善于烘托气氛，使她的优秀短篇作品成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出色范例。戈迪默的长篇小说亦令人称道。80年代中已有评论宣称，其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已超乎短篇之上。正是由于戈迪默的创作以其高超的技巧深刻地表现了当代人类的生存状况，她才得以“因为史诗般壮丽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而荣获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内丁·戈迪默 - 文学历程
戈迪默的早期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主。但是1970年问世的长篇小说《贵客》则使评论界对她刮目相看，发现她的创作才能不仅限于短篇小说。 《贵客》是戈迪默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她早期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代表作。主人公布雷是个生长在非洲的白人。他应邀回到刚刚独立的祖国参加庆典。布雷是10年前被驱逐出境的。当时他担任地区行政官员，因涉嫌参与革命活动而被逐。此次回国令他感慨万分。昔日的战友慕韦塔已经担任总统，其他人也担任了高级官员。但是，当他回到乡村盖拉时，他遇见了老友施因扎。施因扎是革命的功臣，却几乎被新政权遗忘，现在只是一个劳工组织者。不久，布雷便发现，慕韦塔和施因扎之间存在着极深的政治成见。施因扎认为慕韦塔已经背离了初衷，成为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的领导人；慕韦塔则把施因扎看成危险人物和不安定因素，并让布雷向他汇报施因扎的行动。果然，施因扎发动了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布雷这位被请回国的贵客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
戈迪默将视角放在权力的腐蚀性上，因此她的细致笔触所揭示的便不仅仅是简单的是与非，而是同人性相关的根本问题。《贵客》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黑人在建立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出现的激烈冲突，表现了人类实现美好的理想的艰难。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戈迪默在小说的每一个章节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话传说，使叙述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就使故事从平面的描写变为立体的叙述，而读者则可以从神话与现实、历史与现在等多个层面上去寻求作品的意义，强化了内容的张力。
伯格的女儿
《伯格的女儿》 (1979年)是作者受索韦托事件启发而创作出来的一部长篇小说。血淋淋的事件带给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严峻的。伯格的女儿叫罗莎，她的父母因参加反种族歧视的斗争而先后入狱。从14岁时起，罗莎就开始漫长的探监生活，这使她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黑人的解放斗争中。她的家庭和经历给予她巨大的影响，使她认识到她不属于欧洲，她必须为黑人服务。但是，罗莎的这一认识并非仅仅显得悲壮和富有诗意，同时也充满着痛苦。正是在描写这种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显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通过罗莎的经历说明，白人革命者在参与黑人解放运动时，要同时承受来自白人和黑人两个方面的不理解；而这种不理解又是由这场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这场黑人的革命，必须具有双重的牺牲精神。罗莎勇敢地承受了这一切，因此她能够接受“斗争的领导权必须坚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观点，能够理解对“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夺领导权并作出重要决策的习惯”的批评。可以说，在这部小说中，作者表现了她对这场革命中白人与黑人关系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
《朱利的族人》 (1981年)将故事情节置于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中，通过处在重大变化中的黑人一白人关系，表现了作者对南非未来的估计。书中的主人公是白人斯梅尔斯夫妇及其三个孩子。他们在国家爆发内战时，由黑人男佣朱利护送着，逃到朱利的家乡。那是个穷乡僻壤，其贫穷程度已超出斯梅尔斯夫妇的想象。他们虽有朱利的悉心照顾，却无法适应贫穷的生活。他们与同住一处的黑人无法沟通，黑人也不能理解这些拥有一切的白人何以无处可去。斯梅尔斯一家生活在恐惧和忧虑之中，最后同救过他们的朱利也闹起了矛盾，爆发了争吵。最后斯梅尔斯一家不得已寄希望于美国人，希望离开南非。
这是一部基于现实的想象之作。它是悲剧性的，但却不悲观。因为斯梅尔斯的三个孩子很快就对村中的现实产生了认同感，和黑人孩子相处和睦。这不仅同成年白人的举止形成强烈反差，同时也饱含寓意。南非确实是充满了病症的国家，对许多人来说，它的现实也许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严峻的现实也无法压倒人类的未来。南非未来的希望就存在于孩子们身上。戈迪默的许多短篇都是极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写得精巧、细腻，已经显露了“惊人的才华”。后期的短篇则以日趋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广受赞誉。
士兵的拥抱
《士兵的拥抱》 (1980年)就是她后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以书名为题的这篇小说，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和随后的时日里，对自己和黑人乃至革命的反思。他们一旦从单纯的兴奋和愉快情感转入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时，就从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的存在，这使他们惶惑，也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小说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通过白人一时无法正确对待黑人领导层在独立后必然面临的种种新问题而与其产生的微妙关系，反映了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外表下，还存在着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数个复杂层面。收入集子中的另一个短篇《城市和乡下的恋人们》也颇有代表性。它继承了作者早期爱情故事的主题，并赋予一种冷峻的气质。小说上篇讲城市里白人男子与黑人女子之间的悲剧情故事，下篇讲发生在乡下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悲剧。上篇中的法庭审理不了了之，却使恋人无法再次相逢；在下篇中，白人男子却因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将自己与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亲手活活扼杀。法院的处理则证明，扼杀人类爱情与希望的制度必定是罪恶的、应当粉碎的。
内丁·戈迪默 - 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瑞典学院已经决定将199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内丁·戈迪默。她是南非人，她的母亲是英国人，她的父亲是立陶宛人。她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种族隔离的种种后果构成了这些作品的重要主题。她生于1923年。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长篇小说《贵客》(1970年)是她前期创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这部作品结构严谨，简洁含蓄，文体高雅。她极其热切地成功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来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他那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则对个人在追求未来的伟大游戏中的作用提出了反思。
70年代中期以来，戈迪默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长篇小说技巧。这个创作阶段产生了3部杰作：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1974年)，《伯格的女儿》(1979年)和《朱利的族人》(1981年)。每部作品均以其独到的方式刻画了在黑人意识日益增长、精神与物质环境均为复杂的非洲的令人可信的个人立场。戈迪默还以最大的限度提出了白人——即使是仁慈的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在这几部强有力的长篇小说中，《朱利的族人》尤其值得一提。索韦托事件为小说的故事提供了背景。白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朱利的帮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小说题目的模糊性则迅速地鲜明起来：朱利的族人就是他服侍的那家白人，但也是他的部落的成员。对于环境所造成的文化与物质上的粗俗化描写得很出色。夫妻之间的交流枯竭了。他试图不用古老的措辞表述新的境遇，“但是词儿就是出不来”。提到妻子时用的是代词：“她。不是‘莫琳’。不是‘他的妻子’”。那些在语言和社交方面均感觉最易适应的人是孩子们。作者在作品中用孩子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成人间的关系是自有原因的。
戈迪默的最新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于1990年出版。它的主题是在一个难以容忍的社会中的爱情，以及存在于通往变化的道路上的复杂情况与种种障碍。情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极为微妙的描述。与此同时，顽固的政治现实则不断地进行干扰。双重的叙述视角使人物描写丰富而多面化，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成份就是妻子在最后所表现的英雄主义。这部小说颇具独创性与启示性，同时又因其富有诗意而迷人。
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不应使我们忘记那些短篇作品。它们简洁紧凑，极为生动，显示了处于创作能力高峰的戈迪默。 《短篇小说选》 (1975年)提供了一个概况。在短篇集《士兵的拥抱》(1980年)中，正如同名短篇所示，基本主题成功地得到再现。戈迪默的独特的女性经历，她的同情心和出色的文体同样使她的短篇小说具有特色。
内丁·戈迪默 - 受奖演说
太初有言
言与神同在，意谓神言，亦即那创世的言语。可是经过人类文化若干世纪的演进，“言语”染上了其它含义，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拥有言语已逐渐同义于极权、声誉、令人敬畏有时危险的信念、在电视上露面讲话享有黄金时刻、既具有侃侃而谈的天赋也不乏喋喋饶舌的才能等等。言语飞越太空，从卫星上反射回来，如今比以往更接近那被认为是其所采自的天国。对于我和我的同行来说，它最重要的形变却发生在很久以前，在它初次被刻画到一块石板上或描摹到莎草纸上之时；在它从声音具形为可视物，从被聆听物化为被阅读的一系列符号，然后成为手稿之时，在它穿越时间从羊皮纸旅行到古登堡之时。这乃是作家的创世纪，是将她或他写入存在的故事。
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同时造就着作家及其要成为人类文化媒介中一变体的目的。它既是一个个体存在发生与发展的发育过程，也是依照那个体的性质分别对就其发育过程所作探索的适应过程。因为我们作家就是为此任务而被逐渐造就的。犹如波尔吉斯的短篇小说《上帝的手迹》中与美洲虎关在一起的囚徒——他借着一天仅一度照入的光线，试图从那生灵毛皮上的斑纹解读存在的意义，我们穷毕生精力企图通过言语释译我们在各种社会、我们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世界中所汲取的书本知识。正是在此意义上，在此无法解决、不可言说的参与关系之中，写作永远且同时是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对个体和集体存在的探索。
存在于此
人类，作为唯一具有自省能力的动物，且因此令人烦恼的较高级能力而受到祝福或诅咒，总是想要知道为什么。这并不仅仅是有关我们究竟为什么在这里的本体论大问题，对此各种宗教和哲学都曾在不同时代对不同人们试图作出确定的回答，现今科学则试探性地尝试各种令人目眩的片断解释，而我们也许像恐龙一样，即将在我们存在若干千年之后灭绝，根本来不及发展起必要的理解力以整体地理解它们。自从人们变得自觉，他们也寻求对诸如生殖、死亡、季节循环、大地、海洋、风与星星、太阳与月亮、丰收与灾害等普遍现象的解释。作家的祖先、口头故事讲述者们以神话开始摸索和整理这些神秘事物，利用日常生活因素——可观察的现实——和想象力——投射入隐蔽事物的能力——编造着故事。
罗朗·巴尔特问：“神话的特点是什么?”又答曰：“把一个意义转化成形式。”神话是以此方式斡旋于已知和未知之间的故事。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巧妙地把神话非神话化为一种介乎童话和侦探故事之间的体裁。存在于此，我们并不知“是谁干的。”但是，即便找不出答案，某种令人满意的东西还是能够发明出来的。神话就是神秘事物加幻想产物——诸神，人格化的兽类和鸟类、妖怪。幻形生物等——它们为神秘事物安置某种出于想象的解释。人类和他们的伙伴生灵是故事的实体，但是，如尼科斯·卡赞查基斯曾经所写道的，“艺术不是肉体的再现而是创造肉体之动力的表现。”
现在有许多被证明了的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从某些答案中又有新的有关存在的问题生出。因此，神话体裁从未完全被抛弃过，尽管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古董。如果说它在某些社会中早已降格成儿童睡前故事，那么在世界上那些受森林和沙漠保护，与国际大文化隔离的部分地区，它仍然活着，继续提供着作为个体与存在之间一种斡旋体系的艺术。它还从太空飞旋返回——一个化身为蝙蝠侠及其同伙的伊卡路斯，绝不堕入失败之汪洋去对付生活的万有引力。然而，这些新神话与其说力求启发和提供某种答案，不如说是为了消遣，给不再想面对哪怕是偶遇的对于其生存之恐怖的答案的人们提供一条幻想的逃避之路。(也许正是对于人类现已拥有摧毁他们整个星球的手段的肯定认识，对于他们自己巳以此方式变成了诸神，可怕地承担着他们自身延续存在的责任的恐惧，使得漫画书和电影神话成了逃避现实之作。)存在的动力仍在。它们是不同于当代通俗神话制造者的作家在今天仍然关涉的东西，一如古代形式的神话所曾尝试关涉的。
作家们如何对待这种关涉并继续对之进行实验曾经是现在仍是，也许比从前更其是，文学研究者们的课题。与可感知现实及此范围之外的——不可感知现实——之本质有关的作家是所有这类研究的基础，无论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概念标签，也无论作家们被归藏于什么样的分类缩微档案中以供文学编史年鉴之用。现实是由许多因素和存在物构成的，有可见的和不可见的，表现出来的和为稍事喘息而留在内心未表现出来的。可是从被月为已过时的精神分析学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有文学研究都瞄准同一目标：强制一种一致性(若非隐藏于谜语之中的原理，什么又是一致性呢?)；借助方法论把作家对存在动力的把握确定下来。但生命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存在不断地被环境和不同意识层次拖到这边，拉到那边，拽成这样，揉成那样。绝没有纯粹的存在状态，因此也绝没有完全体现那不可预测性的纯粹文本，“真正的”文本。它肯定不能被任何批评方法论触及，无论其尝试多么有趣，解构一个文本多少是一种矛盾，既然解构它即用其残片制造另一结构，一如罗朗·巴尔特在其对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纳》所作语言学和语义学解析中那么迷人的而且并不讳言的作为。所以文学研究者毕竟也是某种故事讲述者。
也许除了通过艺术之外就没有其它达致对存在有所理解的途径了？作家们自己并不分析他们所做的；分析将意味着足履绳索横越峡谷时朝下看。如是说并非有意把写作过程神秘化，而是要把作家为跨越不可预测性之峡谷而必须具备的高度精神集中形象化，并使之成为言语自己的，犹如探险者树立旗帜。叶兰的那位飞行员孤独飞行之中内心“寂寞的愉快冲动”和他的诞生于群众起义的“可怕的美”，二者既反对又联合；E·M·福斯特的“仅有的联结”；乔伊斯的精选、诡谲的“沉默、狡猾和流亡”；更近的加天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在其中控制他人的权力体现为西蒙·玻利瓦尔其人，被导向那唯一无可争议的强权——死亡——的奴役——这些都是作家通过言语接近存在状态的变化无穷的方式的例子。凡有价值的作家都只希望发挥袖珍手电筒般的光亮——而罕有通过天才点起一把骤燃的火炬，照入血腥但美丽的人类有关存在的经验之迷宫者。
安东尼·伯吉斯曾经给文学下了一个概括定义为“对言语的美学探索”。我宁愿说写作仅仅从那里开始，因为探索远不止此，虽说只有美学手段能够表达这种探索。
在被赋予了言语之后，作家如何成其为作家?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起步是否有什么特别趣味。无疑它与其他人的起步阶段有许多共同之处，由于这一年一度有一位作家站在前面的。聚会的结果，在此之前已被太经常地描述过了。至于我自己，我曾说过我所写或所说的任何事实都不会比我的虚构小说真实。生活、见解，都不是作品，因为只有在远远站立与涉足其中之间的张力中，想象力才改造二者。我来对自己作些简要的说明吧。我是一个我所认为的所谓天然作家。我不曾做任何决定要当一名作家。起初，我不曾指望以供人阅读来谋生。我孩提时写作是出于通过我的感官理解生活的快乐——观看、嗅闻、触摸事物；稍后则出于令我困惑或内心中狂躁的情感，它们在文字中变得具体有形，找到某种启示、安慰和欣喜。有一篇卡夫卡式的小寓言是这样写的：“我有三只狗：‘咬住他’、‘抓住他’和‘永不再有’。‘咬住他’和‘抓住他’是普通的无尾小黑狗，它们独自呆着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它们。可是还有‘永不再有’。‘永不再有’是一匹杂种丹麦大狗，有着一副千百年极精心的育种都绝对生产不出的相貌。‘永不再有’是个吉卜赛人。”在我生长于斯的南非金矿区那座小镇上，我就是那杂种狗“永不再有” (尽管我绝少可能被描写成丹麦大狗……)，在它身上找不到公认的小镇人特征。我就是那吉卜赛人，用二手的词语敲敲打打，通过学习所阅读的东西修补着自己写作的成果。因为我的学校就是当地图书馆。普鲁斯特、契诃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仅举几位于我成为作家有功者——则是我的老师。在我生命的那一段时期，是的，我曾是那种认为书本是用另一些书本制造出来的理论的证明……但是我没有如此停留很久，我也不相信任何潜在的作家会如此。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也开始了最初的通过性冲动求异的行为。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从那时起，表现在游戏中的想象力便迷失于对欲望和爱情之白日梦的专注之中，而对于那些将要成为某一种艺术家的孩子来说，这继出生危机之后的第一次人生危机还另有一些附加的作用：想象力通过对新的骚动的情感进行主观的折射而获得扩展。作家开始能够进入他人的生活。既远远站立又涉足其中的过程来临了。
不知不觉地，我曾一直专注于存在题材：是否，如在我最初的短篇小说里，在以致命一去结果一只被猫抓伤的鸽子的必要性之中有一个孩子对死亡和凶杀的沉思，或是否有惊愕和早期对种族主义的意识来自我上学的路上，当时路边的那些店主——他们自己是矿区小镇盎格鲁殖民社会白人等级中处于最低阶层的东欧移民——粗暴地辱骂着那些被殖民社会定为最低等级的、根本不被当人看的那些店铺的顾客——黑人矿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假如我是那类人——黑人——中的一个孩子，我可能根本成不了一个作家，既然使这对于我成为可能的图书馆不对任何黑人儿童开放。因为我正式的学校教育充其量只是粗线条的。
向他人讲话开始了一位作家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发表：发表给任何愿意阅读我所写东西的人看。这曾是我对发表的意义自然、天真的想法，而它一直不曾改变，今天我仍这么看，尽管我意识到大多数人不愿相信一个作家心目中竟会没有一个特定的读者群；而且我还意识到：那些诱使作家留意谁会见怪，谁会赞成纸上言语的有意无意的诱惑——一种像欧律狄刻的顾盼一般，会引导作家回到一个被毁天才的阴影之中的诱惑。
可供替换的选择不是象牙塔的诅咒，另一个创造力的毁灭者。博尔赫斯曾经说他为朋友和消遣而写作。我认为这是对那个愚蠢的问题——常常是一种指控——“你为谁写作?”——的一个恼怒无礼的反应，正如萨特的忠告——有些时候作家应当停止写作，而仅以另一种方式作用于存在——所得到的反应，当作家正受挫于对人世间不公的哀叹与对他所知最拿手的即是写作的认识之间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之时。博尔赫斯和萨特二人从完全不同的否认文学具有社会目的的极端出发，当然都充分意识到了它在探索存在状态过程中扮有隐含的、不可替代的社会性角色，并从此派生出所有其它角色，在朋友中间的个人角色，在抗议示威中的公共角色等等。波尔吉斯并不是为他的朋友们写作，因为他发表作品，而我们都曾领受他的作品的恩惠。萨特则没有停止写作，虽然他1968年曾站在街垒之前。
然而我们为谁写作这一问题还是困扰着作家，仿佛一只铁皮罐拴在每一篇已发表的作品的尾巴上。主要是它刺耳地发出作为赞扬或污蔑的倾向性论断。在这种环境中，加缪对此问题处理得最好。他说较之有倾向的文学他更喜欢有立场的个人。“要么为他整个人服务，要么根本不为他服务。如果人需要面包和公道，如果为这种需要服务而必须做必要的事情的话，他也需要纯粹的美，那是他心灵的面包。”所以加缪呼唤“生活中的勇气和工作中的才能”。而马尔克斯重新定义倾向性小说如是：“一个作家能够为一场革命服务的最佳方式即尽量写得好些。”
我相信这两段声明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所有写作者的信条。它们不解决当代作家曾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冲突。但它们坦率地表述了一种如此做的真正可能性，它们把作家的面孔断然扭向她和他的存在、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和作为像任何他人一样，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起着作用的有责任心的人，存在的理由。
存在于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是文学的具有特定含义的存在位置。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经写下棒喝：“不为国家或人民服务的诗歌算什么呢?”布莱希特则描写过一个时代，当时，“谈论树木几乎是一种罪行。”历经如此时代，在如此地方生活和写作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有过如此绝望的想法；萨特的解决办法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毫无意义，在那里，作家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被审查和禁止写作，在那里，根本谈不上放弃言语，为了把片纸只字从监狱中走私出来，过去曾经现在仍然要冒生命危险。我们探索其个体发育过程的存在状态一直大量包含此类经验。我们的探求，用尼科斯·卡赞查基斯的话来说，不得不“作出与我们时代可怕的节奏合拍的决定”。
我们有些人曾看到我们的书在我们自己国家里被禁，闲置多年不被人阅读，而我们仍继续写作。许多作家曾被捕入狱。仅仅看看非洲——索因卡、讷古基·瓦·雄果、杰克·玛潘杰在他们国家里，而在我自己的国家，南非，杰里米·克洛宁、蒙加纳·瓦里·塞若特、布雷腾·布雷腾巴赫、丹尼斯·布鲁图斯、杰基·塞若克：这些人都曾因在生活中所显示的勇气而入狱，现仍继续作为诗人享有谈论树木的权利。许多巨匠，从托马斯·曼到契努阿·阿切比，被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冲突和压迫所驱逐，曾忍受了流亡的创痛，从中有些人便永远没有恢复过来，遂不复为作家；有些人则根本就没有幸存下来。我想到那些南非人：坎·瑟姆巴、阿莱克斯·拉·古玛、奈特·纳卡萨、托德·玛希基查等。还有些作家，从约瑟夫·罗斯到米兰·昆德拉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得不首先用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字——一种外语——发表新作品。
接着在1988年，我们时代的可怕节奏在一阵前所未有的狂乱中加快了，作家则被召唤向那狂乱提交言语。在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漫长的近现代进程中，作家们一直在为除政治之外的原因遭受辱骂，查禁甚至流放。福楼拜因猥亵而被拖入法庭，由于《包法利夫人》，斯特林堡因渎神而被传讯，由于《结婚》 ，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遭禁——有过许多所谓冒犯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习俗的事例，正如有过反叛政治独裁的事例。可是，在一个对表现自由提出如此指控对于法国，瑞典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将是闻所未闻的时期，有一种势力崛起了，它从远较社会习俗广泛得多且远较任何单一政治体制的权力强大得多的某种东西获取了它那惊人的权威。一个世界性宗教的敕令把一位作家判处了死刑。
3年多来，现在，无论躲在哪儿，无论去哪儿，萨尔曼·拉什迪都生存于伊斯兰宗教法官对他的宣判之下。任何地方都没有他的避难所。每天清晨这位作家坐下来写作时，他不知是否会活过这一天，他不知是否纸页将被写满。萨尔曼·拉什迪碰巧是一位优秀作家，那部他因之被枷锁示众的小说《撒旦诗篇》 ，是一次富有创意的对我们时代最强烈的存在经验之一——在一个后殖民时期世界中被扯到一起的两种文化之间变迁的个体人格——的探索。一切都被通过想象力的折射重新检验了：与孝道的意义、社会认可仪式的意义、被对立于不同生活处境中，宗教的和世俗的，不同信仰体系的环境从其主观中消除的一个正在成形的对于个人的宗教性信仰的意义等等。他的小说是一部真正的神话学。可是，虽说他为欧洲的后殖民时代意识做了冈特·格拉斯曾以《铁皮鼓》和《非人的岁月》为后纳粹时代意识所做的事情，或许甚至还曾试图接近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为我们存在之苦恼所做的，但他的成就水平应无关紧要。即使他是个平庸的作家，他的境遇也是每一位同行作家极度关心的对象，因为，除了他个人的悲惨命运之外，那还能带来什么隐含意义，什么新的对言语运载者的威胁呢?这应当是个人所关心之事，尤其应当是全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所关心之事。随着独裁政权在表面上的挫败，这道以一个伟大而受人尊敬的宗教的名义召唤国际恐怖主义力量的新的凶杀指令应当且只能由民主国家政府和联合国当作一种对人道的侵犯来处理。
从这可怖的单数威胁再回到那些对于正处在其最后的，总结性10年的本世纪的作家们来说一直具有普遍性的威胁上来吧。在任何地方的高压制度下——无论是苏联、拉丁美洲、非洲还是中国的模式——大多数遭监禁作家都因他们作为公民为争取摆脱所属一般社会的压迫而进行的活动而被禁止发言。另一些人则因以尽量写好的方式为社会服务而被高压制度定罪，因为一旦艺术家以对显现在她或他周围生活中的存在状态的反叛性诚实深入地探索我们时代的可耻秘密，我们的这种审美冒险就变得具有颠覆性了；那么，作家的主题和人物就不可避免地被那个社会的压力和扭曲所塑造，一如渔夫的生活是由大海的力量所决定。
有一个两难的矛盾。在保持这种诚实的过程中，作家有时必须既冒被国家指控为反叛，又冒被解放势力抱怨为缺乏盲目责任感之险。作为人类一分子，没有哪个作家会堕落到相信摩尼教的“平衡”谎言。当魔鬼被置于天平一端时，他的鞋子里总是夹带着铅块。然而，为了要粗略地释述马尔克斯既作为作家又作为争取正义的战士提出的格言，作家必须获取一切如实地既探查敌人又探查亲爱的武装同志的权利，既然只有寻求真理的尝试才会使存在有意义，只有寻求真理的尝试才会恰好赶在叶兰的怪兽懒懒走向伯利恒投生之前接近正义。在文学中，从生活中，
我们一页页翻过彼此的面容
我们阅读每一瞥凝视的眼神
……得以这样做已耗费了几世几生。
这些是南非诗人和我们国家的正义与和平战士蒙加纳·塞若特的诗句。
作家仅仅是在如此范围之内对人类有所服务，即作家甚至违背他或她自己的忠诚运用着言语，确信存在状态——如其所被揭示的——会在其复合体中某处抓住真理之索的些许游丝，且能够在艺术之中，此处和彼此，绞合在一起：确信存在状态会在某处产生一些真理的断章残句；真理是言语的终极言语，永远不会被我们拼读或抄写的磕绊努力所改变，永远不会被谎言，被语义学的诡辩，被用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霸权、对破坏的赞美、诅咒和颂歌等目的的言语玷污所改变。
内丁·戈迪默 - 评论界对内丁·戈迪默获诺贝尔奖的反应
尼日利亚的评论认为，戈迪默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女作家不受重视的世界的这一部分(即非洲)更具有特殊意义”。当时的南非总统弗·德·克勒克则称“这个卓越的成就也是南非的光荣”。美国评论界则指出：“67岁的内丁·戈迪默是25年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妇女”，“近四十年来，戈迪默直言不讳地反对种族隔离……并在小说中巧妙而非慷慨激昂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国评论界则认为：“戈迪默的主题是南非在种族歧视下的苦恼，……她的最大成就就是给予全世界知道她的祖国由于种族主义付出的巨大代价，简直不是新闻报道所能尽述的。”“……她是一位现实地叙述、缓慢而又有耐心地积聚事例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