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口雄幸

      浜口于1870年出生在高知县冈郡五台山村，家中世代经营山林业，明治维新后其父胤平被任命为山林官。其母对浜口管教十分严格，要求他自己动手做身边的事，激励他“必须当一个有真正的男子汉”。浜口在三个兄弟中排行最末，县立高中毕业后，21岁给安芸郡豪农浜口家当养子， 性格沉默寡言，在养父家里很少说话，所以经常被误解，没给大家留下好印象。他自己的亲父母家离养父家大约50千米，他一般是在养父家男仆的陪同下骑马往返，但途中浜口雄幸竟然一句话也没有。有人问他：“少爷怎么不爱说话呀？”浜口雄幸答道：“如果有必要，我才说。”从第三高等中学毕业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1895年大学毕业。他在学生时代成绩优秀，但与其说是文彩焕发，不如说他是个勤奋的学生。在同年毕业的学生中，有币原喜重郎、小野冢喜平次（后来担任过东大校长）等人，可谓人材辈出，很多人都通过了首次高等文官考试而进入官界。浜口也进入大藏省工作，并于1897年担任了会计课长。但他与上司发生了冲突，据说还动了手。温厚老实的浜口被逼得作出这种事情肯定事出有因，有一种说法说冲突原因之一是浜口认为预算中关于大臣的费用不合理而要将其删除，上司非常吃惊，利用所掌权限强行写入有关内容。浜口身体很好，少年时代擅长相扑。

　　因为这一件事浜口遭到冷落，长期被派到地方工作，即使回到中央也是在税务监督局这样的非主流单位工作，之后不久又被发派到地方工作。浜口再次回到本省工作是到大藏省外围机关的专卖局。他作为公务员的最高官职是专卖局长。浜口办事认真、公正、有责任感，受到一致好评。1912年12月，在第三次桂太郎内阁邮递相后藤新平再三邀请下，浜口结束了在大藏省17年的生活，就任邮递次官。他就任后不久，成立刚刚四十余天的桂太郎内阁就因所谓“大正政变”而倒台。当时，桂太郎痛感作为首相如果没有政党基础，仅靠超然内阁或官僚内阁是不行的，于是匆忙成立立宪同志会。当时政界已存在伊藤博文创建的政友会，立宪同志会是集合了非政友会派的新保守政党。浜口在后藤新平的劝说下也加入了该党，从此开始了政治家的生涯。当时他四十三岁。同志会成立不久，桂太郎突然死去，浜口的靠山后藤新平宣布脱党。后藤曾劝浜口同他一起行动，但被浜口拒绝了。他开始在加藤高明任总裁的同志会中独自迈出脚步。

　　之后，浜口获得加藤总裁的信任在党内崭露头脚，1914年4月出任第二次大隈内阁大藏次官，之后又任政务调查会会长，参与行政、财政改革及国防政策的制定。后来他在伦敦裁军会议上的表现反映出他对国防问题的学习成果。作为财政专家，他的国防观是主张国防与外交、财政保持平衡，政治应该支配军事。在1915年3月的大选中，浜口作为同志会候选人在其家乡高知县参加竞选，首次当选议员。选举后，为了对应大隈内阁执政三党欲合并成立新党的动向，同志会在该内阁总辞职后改组为宪政会。在寺内正毅内阁下举行的大选中，作为在野党的宪政会议席减少，浜口也落选了。从大隈内阁总辞职到加藤高明护宪三派内阁成立的8年时间里，宪政会进入了被称为“苦难的10年”的在野党时代。所幸的是浜口在随后的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浜口在两年非议员的生活中，努力练习其不擅长的演讲，终于成为一员雄辩家。他还积极投身党务，参与制定政策。由于他善于听取党内意见而获得支持。

　　1924年6月浜口首次入阁，在加藤护宪三派内阁中担任藏相。内阁瓦解后，宪政会、政友本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立宪民政党，浜口担任总裁。最初浜口曾以健康和不擅筹措资金为由推辞，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党内外对浜口担任总裁都表示欢迎。当时是田中义一的政友会内阁时代，1928年2月20日举行了普选制下的第一次大选，政友会获得217个议席，浜口的民政党获得216个议席（共有466个议席），双方不分上下。由于政友会和民政党在议席上的形成对抗，使得议会运营不稳定，双方都想挖对方墙角，形成混战局面。

　　田中内阁决定出兵山东，进而在济南事件后再次决定出兵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国内反日排日情绪高涨。田中本人在当初也是慎重派，但在军部和政友会强硬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妥协。

　　1928年6月3日，浜口接替因处理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事件不当遭天皇斥责而辞职的田中义一出任首相。是否对外发表事件真相成为浜口内阁首先面对的难题。他经过苦虑，作出不能对外发表真相的政治判断。陆军方面认为公布真相对国家不利，因此强烈反对公开真相。元老西园寺公望则要求公布事件真相，明确有关责任，认为“如果不明不白地不了了之，日本陆军会更加丧失信用，伤及国家体面，有损圣德”。此前他也向田中提出过公布事件真相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浜口内阁继承了田中内阁的政策，对要求公布真相的在野党三缄其口，这种作法以及军方内部暧昧的处罚给以后事态发展留下祸根。曾有人评价浜口说：“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不象现代日本政治那样有因循守旧的反动思想。”但这次他的作法有些令后人遗憾。

　　政友会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在野党民政党党首浜口雄幸于1929年7月2日被任命为首相。当时正值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处于日趋严重的时期。浜口是第一位出生于明治时期的首相。浜口内阁成立得比较顺利，他办事认真的人品给国民以信赖感，所以内阁获得好评。本届内阁最引人注目是的起用日本银行总裁、倍受财界信赖的井上准之助担任藏相。浜口本人就是有名的财政专家，又起用了井上担任藏相，是希望实现国民期待的重振日本经济。浜口果断执行了其承诺的整顿财政和金解禁(恢复金本位制)政策，但由于同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引发的世界性经济恐慌把日本也被卷入其中，发展为前所未所的经济大萧条。浜口采取的措施给处于这种状况之中的日本造成严重打击，形成所谓“昭和恐慌”。

　　浜口内阁承诺执行金解禁政策，并于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1月21日浜口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这是在普选制下进行的第二次总选举，结果民政党在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浜口和井上等在选举中向国民表示，虽然金解禁政策会导致暂时的经济不景气，但只要克服了它，货币和物价就会稳定，出口和景气就会恢复，日本经济将重现生机。大多数国民对此抱有期待，把选票投给了执政的民政党。经济学家和大报社都持同样见解，支持恢复金本位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当时反对恢复金本位制的只有石桥湛三、高桥龙吉、小汀利得等少数民间经济学者和一部分财界人士。

　　井上本人在入阁之前也认为恢复金本位制为时尚早，所以他进入浜口内阁成为当时议论的一个话题。井上担任藏相后认为只要准备充分，不用担心金解禁会引起经济萧条。他决定人为提高兑换汇率，在此基础上恢复金本位制（即根据旧平价金解禁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各国纷纷恢复金本位制，从原敬内阁以来历代日本政府也都以此作为政策方向，问题在于恢复的时机和方法。石桥和高桥等反对派认为，经济紧缩时期实行金解禁将使景气进一步恶化，即使要恢复金本位制，也不应实行由政府操纵的根据旧平价金解禁制，主张根据现在日元比价降低金的日元价值，在此基础上实施（根据新平价金解禁制）。当时日元汇率下跌，已经失去了国际信誉。政府人为提高汇率，以一美元合两日元的旧平价恢复了金本位制。

　　此后日本的经济果然象石桥和高桥等担心的那样，被称为“昭和恐慌”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生丝价格暴跌，尤其在农村表现得更为明显。东北地区由于粮食歉收，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要摆脱经济萧条就必然果断实行包括降低利率在内的缓和金融政策，但浜口执着于实行根据旧平价金解禁制，反而继续对财政金融进行大规模紧缩，经济萧条对策方面走了后手。直到1931年12月浜口内阁倒台，政友会犬养毅内阁成立后，政府才终止金解禁制，再次禁止金的交易。

　　浜口内阁金解禁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时机不对。在经济萧条时期打出经济紧缩政策有如让一个病人站到寒风中，可以说是政策失误。金解禁政策起到相反效果，使国民生活面临前所未所的经济萧条的打击。当时国民中大多数是农民，农村的穷困状况使军部内产生使用武力改造国家的思潮。另一方面，自由派官僚以昭和恐慌为机会，发起产业合理化运动，相继成立了《重要产业编制法》等产业统制立法，为日后战争时期总力战体制铺平了道路。浜口内阁的金解禁政策是否有这个意图另当别论，但它确实对日本以后的发展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浜口内阁另一项重要政策是缔结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原敬内阁已为此做好了准备工作，高桥是清内阁缔结的华盛顿裁军条约规定了日、美、英三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比率，即英、美比率同为五，日本为三。这个由美国提出的草案与日本一直谋求的对美国保持7对7比率的造舰计划目标相差很大。如果考虑到当时日本的国力和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以及与国际协调的外交政策，这个裁军条约内容是妥当的。为了交涉达成妥协，高桥首相和加藤友三郎全权代表等海军稳健派（条约派）作出很大努力。但是海军和一部分政治家对缔结条约表示不满，指责是屈服于英美压力。在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之外，还决定解除1902年以来的日英同盟，签订太平洋地区九国条约，向中国完全归还山东半岛旧德国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从德国手中攫取）。归返山东半岛招致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和企图扩大在中国利益的政治家及军人们的不满和对英美的同仇敌忾的情绪。

　　从1930年1月21日开始的日英美法意五国伦敦裁军会议对辅助战船作出规定。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若槻礼次郎为首席全权代表和海相财部彪等参加会议。根据海军的要求，日方提出1、辅助舰比率对美保持7：7；2、确保大型巡洋舰对美7：7的比率；3、维持现有潜艇规模（七万零五百吨）等三大原则。对此英美两国均表示难以接受，交涉一度陷于停顿。3月12日，日本方面做出妥协，同意把辅助舰拥有量对美比率降为6·97成，交涉得以成立。日方全权代表团向政府建议以日本不可能再作让步为条件批准此方案。浜口从建立世界和平秩序、减轻国民负担立场出发，打出积极推动海军裁军的政策方针，对缔结此条约表示同意。

　　但是从华盛顿裁军会议以来海军就一直对政府心怀不满，以作战部门的军令部为中心反对缔约。特别是加藤宽治军令部长、末次信正次长等人最为强硬，他们说服日本海海战中成为英雄的东乡平八郎元帅和皇族伏见宫博恭等人，顽固地将反对缔约运动扩大化。海军稳健派的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军务局长堀悌吉、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等人对加藤进行说服工作。加藤宽治提出要直接面奏天皇，被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给压下了。此时天皇身边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内大臣牧野伸显等都从与英美两国协调的立场出发希望签署条约，天皇也是这个意思。浜口在这次交涉过程中始终发挥了领导作用。天皇也鼓励他“为了世界之和平努力早日达成协议”，使浜口更加坚定了信心。4月22日条约正式签署。

　　签字的条约进入审议程序。战前，帝国议会没有条约批准权，必须经过天皇的咨询机构枢密院的批准条约才能生效。在野党政友会把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当作攻击政府的绝好材料，在1930年召开的特别国会上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在议会召开前举行的普选制下的第二次大选中，民政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政友会大败，因此对民政党敌对心理十分强烈，指责浜口违背军令部意志签署裁军条约是“侵犯统帅权”，违反宪法，企图以此推翻内阁。政友会总裁犬养毅、鸠山一郎、内田信也等成为在议会上对政府发起攻击的中心人物。

　　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二条），“有关军队的用兵、作战指挥权，即统帅权属于天皇”，这种权力被解释为在政务框架之外，俗称“统帅权独立”。同时宪法还规定“由天皇确定陆海军的编成与常备军员的定额”（第十二条），当然，与裁军相关的编制和舰艇整编以及与之相关的预算也可以解释为“国务”或“政务”，而由内阁负责处理。宪法中虽然写了天皇在各个领域大权在握，但也规定“天皇应依宪法之规定行使”统治权（第四条），“各国务大臣有辅佐天皇之责”（第五十五条），首相以下阁僚有义务进行辅佐。实际上在实行明治宪法时期的日俄、日清两场战争都是在政治主导下进行的，政治对军事终始占有优势，“统帅权独立”的说法在现实政治中也没有成为一个问题。日俄战争胜利后，军方势力开始上升，表现出军事摆脱政治控制、为所欲为的势头。1918年原敬内阁时代，陆军参谋本部曾打出统帅权独立的旗号对抗政府提出的从西伯利亚撤兵的要求。原敬对此抱有强烈的警惕感。

　　在宪法颁布之前，参谋本部已经形成独掌大权的惯例，即所谓“直属天皇参与帷幄”，这种惯例是由歌颂天皇亲率军权的“军人敕谕”的形式实现的。但在海军内部，相对于军令部，海军省和海相的权限要大得多。政友会和海军军令部中的强硬派对于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立场相同，以“侵犯统帅权”为由制造事端，使这个问题成为政争的工具，这在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背景下是愚蠢的自杀行为。由于原敬被暗杀而失去顶梁柱的政友会内部产生派系对立和分裂，无法团结一致。在政策方面，以田中义一、铃木喜三郎、森恪等为代表，与军部和右翼势力关系深厚，主张奉行对大陆扩张主义政策和复古主义政治体制，右倾化进一步加强。反对党民政党的浜口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反而继承了原敬推行的国际协调主义路线，对中国采取不干涉主义。政友会和一部分军人以及右翼势力以“侵犯统帅权”为由攻击政府，削弱了政治对军部的控制，甚至走上军事控制政治的道路。

　　8月18日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开始对条约进行审议，政友会从政党利益和策略出发继续对浜口内阁展开攻击。民政党与枢密院原本就存在反目对抗的关系。这是因为1927年民政党若槻内阁由于枢密院否决了救济银行紧急敕令案而倒台，为此民政党要改革枢密院，双方对立更加明显。枢密院中反政府势力的急先锋是与军令部长加藤关系密切的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等，他们指责政府无视军令部的意见而制定、签署条约，故意拖延审议条约时间。枢密院对政府进行如此强烈批判的背后是政友会做了工作。在枢密院加强对政府批判的同时，政友会内部倒阁论也日益高涨。当时掌握政友会指导权的是铃木喜三郎、森恪等与军部和右翼势力关系密切的势力。但是枢密院在10月1日突然改变强硬立场，决定无条件批准条约。

　　枢密院之所以态度变软是由于浜口首相采取了强硬姿态，准备如果枢密院不批准条约就直接上奏天皇，请其裁决，并开始讨论撤换所有枢密院顾问官。国民和舆论的支持，天皇和元老西园寺的鼓励，使浜口对裁军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他的信念是，如果交涉破裂，将给日本与英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使日本陷于国际孤立，与英美发生冲突，重新开始造舰竞赛，导致财政负担加重。正是由于浜口的信念和领导能力，使处于困境的伦敦条约获得批准成立。

　　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上公开化的所谓“侵犯统率权问题”对日本今后发展留下很大祸根。1931年发生的导致太平洋战争的“满洲事变”就是由主张“统帅权独立”的关东军预谋出动军队，无视政府的不扩大事态方针，扩大在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陆军参谋本部在“统帅权独立”的旗号下逐渐垄断国政，政治家们特别是政友会政治家们对此表示认同，出现了政治家与右翼势力相勾结的动向。币原外交路线主张国际协调，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对华亲善、不干涉内政。签署伦敦裁军条约后，这一路线开始被批判为“软弱外交”。

　　反对派认为在伦敦裁军会议上日本是被英美两国逼迫签署了条约，华盛顿、伦敦两个裁军会议都是英美两国削弱日本实力的阴谋，因此产生危机感，反英美情绪上升，叫喊国防危机论的声音渐高。加之当时经济萧条、政党丑闻接连不断、对华政策搁浅，这些与危机联系在一起，使高喊“打破现状”进行“昭和维新”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势力的势头高涨。1930年，在伦敦裁军会议风波迭起的时期，陆军内部激进派成立了以采取军事政变手段改造国家为目标的秘密组织“樱会”。11月14日浜口首相在东京站站台上被一名右翼青年袭击，所幸浜口没有被刺死。失去强有力领导的内阁急速失去凝聚力，政局陷入一片混乱。浜口遇刺事件不仅成为内阁瓦解的导火索，也是日本走上太平洋战争毁灭道路的转折点。

　　浜口住院接受手术治疗期间由外相币原代理首相之职，为此民政党内阁发生纠纷。币原不是民政党员，而在他代理首相之职问题上浜口也没很好地向党内做说服工作。浜口长期住院使党内权力斗争表面化。责任感很强的浜口在年末曾决心辞职，但在党内元老们和天皇的挽留下没有实现。第二年，即1931年1月，国会复会。政友会的鸠山一郎等攻击由币原代理首相是蔑视宪政大义名分。币原的答辩也成为问题，国会持续混乱，还发生打斗事件。浜口担心国会中屡屡出现的丑态会使国民对政党和议会政治产生不信任，于是出于责任感，在病情尚不稳定的二月出席国会会议。但是由于体力衰弱不支，4月再次住院接受手术。4月13日浜口内阁决定总辞职，经历了一年十个月的政权拉上了帷幕。之后浜口出院回家休养，8月26日去世。他的死标志着政党政治的崩溃和军国主义时代的开始。“满洲事变”是在浜口去世后一个月爆发的。浜口的接班人是同为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他对“满洲事变”本想早期撤兵，不使事态扩大，同时又容忍军部势力为所欲为。为此内阁意见不统一，不久便倒台了。至此浜口内阁才算真正结束。

　　关于那次结束了浜口政治生命、并最终夺去其性命的暗杀事件，浜口在遗稿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列车一侧聚集的人群中有一个人的手在袖子里作着异常的动作，当听到u2018乒u2019的一声响的一刹那，下腹部感到异样的疼痛，象是什么物体以很大的力量穿进我的下腹，头脑中隐约闪现u2018我被杀了u2019，u2018我死得稍微有点早u2019的意识。”表现出浜口特有的冷静、沉着以及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浜口由于内脏出血而无法出声，呼吸困难，他告诉自己“就这么死去吧”。浜口低声吟颂着他爱读的《碧岩录》中“夜深同看千岩雪”的诗句逐渐失去意识。这名话被后人称作“表现了男子汉胸襟”的名句。

　　浜口所以能在生死之间表现出如此冷静沉着，得益于他平时的人格修养与情操陶冶。浜口将自己视为一个平凡的人，非常注重日常的“修养与努力”，并用一生去实践。有人说“浜口有认真的一面，但毫无情趣”，他则反驳说：“我没有顾及其它事情的闲心。”

　　浜口的作风与狮子一样严谨务实而且直率，并有坚定信念，因此被称狮子首相。他不抽烟，以工作为本，公私分明。有这样一段佚闻，浜口在熊本县担任税务监督局长时，一天上街买了张桌子，自己把它往家里扛。从此经过的部下想帮他拿，他拒绝说：“我不能因私事使用你。”他待人宽，律已严，经常悄悄地照顾朋友的遗属，是一个人品敦厚的人。虽然他被人称为毫无情趣，但在书画方面造诣颇深。他用“空谷”的笔名写俳句是从三十多岁在熊本工作时开始的。担任首相期间他曾写下“瘦马、群山、春天已过”的俳句。1931年4月，他在离开政权时写道“作为尽、志未终、等待春天”。他还留有诗味十足的句子，如“小河在旷野中象蛇一样蜿蜒流淌”等。

“雄幸”的来历

　　一般日本男人的名字都爱叫“某某雄”，不大听说叫“雄某某”的，难道浜口雄幸的这个名字是父母为了与众不同而特意起的吗？原来浜口的亲父叫水口胤平，是位酒豪。浜口雄幸出生后，其亲父到村公所去报户口前，在家里喝喜酒已经喝得烂醉，稀里糊涂之中，便把在家起好的“幸雄”给写成“雄幸”了。于是，其后也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也可能是因为生于土佐，又有父亲的遗传因素，浜口雄幸也是个酒豪。当时神户的“滩酒”2.5元1升，而成人后的浜口雄幸每晚都要喝5元1升的“松竹梅”高级酒。代表土佐高知的名酒“司牡丹”的名字是为新志士坂本龙马给起的，而当了首相的浜口雄幸和这名酒也有着不小的渊源。原来他的秘书爱饮“司牡丹”，厂家通过秘书向浜口雄幸赠送，浜口雄幸还礼为其题词“芳醇无比”四个字，田中光显伯爵又据此作了首短歌：

　　豪雄狮，

　　牡丹名酒益芳醇，

　　传世千万代。

　　这就是“司牡丹”酒包装上“芳醇无比之卷”文字的由来。

“工作要豁出命干！”

　　1929年7月2日发生的炸死张作霖事件，使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首的政友会内阁失去了天皇和舆论的信任而倒台，在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举下，最大在野党民政党总裁浜口雄幸当上了继任首相。

　　浜口雄幸，性格刚直不阿，加之相貌严肃，威风凛凛，还留着小胡须，作风特别雷厉风行，故外号叫“雄狮首相”。那天下午1点他在宫中被任命首相，出来就立马选人组阁，下午18点又回到宫中递交阁员名单，晚上21点则率领阁员第3次入宫参加亲任式。从被任命到新内阁开张仅用了8个小时，是日本近代史上组阁时间最为神速的高效内阁。这和浜口雄幸在野时期就已经将各项政策准备就绪是分不开的。

　　他起用在关东大震灾后以干练的手腕恢复经济的井上准之助当藏相，他们将重建国家经济财政看做自己的崇高使命。浜口雄幸在拜托井上准之助为藏相时对他说：“不过，这个差事要豁出命来干啊！我已经做好了将这条命献给国家的精神准备，你也得做好同样的精神准备呀！”

　　“豁出命”这句话，真的成了谶语，浜口雄幸在任只有短短650天，不到两年，他俩真的双双死在右翼分子的枪弹之下。

惨遭毒手

　　1930年11月14日，浜口雄幸为到冈山参观陆军演习来到东京站。本来有规定，首相乘车时要戒严的，但浜口雄幸取消了这一措施，这就给了右翼分子以可乘之机。右翼分子在距离他3米的地方向他开枪，下腹部中弹的浜口雄幸被送到东大医院动手术并长期住院治疗。犯人立即被捕，他暗杀的理由说是浜口雄幸带来“不景气和干扰天皇统帅权”。

　　在冈山参观陆军演习的天皇在安达内相来报告时，忙不迭地问道：“浜口雄幸怎样了？”安达内相一边翻看手账，一边将浜口雄幸的话念出来：“为国捐躯毋宁说是男子汉的本怀。只是我肩负的责任没有解除之前，我是对不起上下。”于是，一时间“男子汉的本怀”这句话成了流行语。

　　原来浜口雄幸从住院第二天起，就每天口述两三次，讲一些重建经济今后应应采取的政策，叫人写下来向阁员们传达，这句流行语大概就是口述后，由安达内相传达给天皇的。

举国关注总理大臣的放屁问题

　　浜口雄幸住院后，因枪弹打穿了小肠，手术取出子弹，手术很成功，使浜口雄幸捡了一条命。这里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抢救浜口雄幸首开日本输血之先河。当时，输血还没有为人们所普及。为了抢救危在旦夕的浜口雄幸首相，紧急跑来的东京大学教授盐田广重火速地验血型，不失时机而果断地为浜口雄幸输血，这才把浜口雄幸从死神手中暂时夺回。当时，新闻记者们在病房前打起了帐篷，日夜守护，密切关注着伤情的发展。

　　然而，不久，主治医师的笑脸便“晴转阴”了。因为腹部手术后表示肠功能恢复的放屁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日复一日，这个屁就是没有放出来。

　　“屁，还没有放吗？”记者团和主治医师间的“屁问答”牵动着千万人的心，全体国民都提心吊胆地盼望着总理大臣的这个屁。三天后的午夜，躺在床上的浜口雄幸终于放了两个大屁。这种特殊时间地点的大屁，简直就引起了万民欢腾。不过，9个月后的1931年8月26日，这颗子弹还是要了浜口雄幸的命。

“关乎性命，就可以不守信用吗？”

　　浜口雄幸有两句名言：“要将政治搞成最高的国民道德”、“要优先考虑国民生活”。这在军国思想跋扈的当时，的确难能可贵。这就免不了威胁到某些集团的根本利益，他的改革并因此而遭到死命的抵抗。浜口雄幸在强行推动“金解禁”（金本位）、“裁减军费”（陆海军军费削减近一个亿）后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右翼、在野党以及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猛烈反对。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被右翼分子暗算。重伤入院后的浜口雄幸，为了职务上的使命，确实是置生命于脑后。考虑到代理首相币原应付不了政局，1931年1月22日出院后，身体根本没有恢复，他却硬是答应2月19日上班。但临近上班身体极度衰弱，阁僚和党的干部都劝他再等等，医师也表示不能保证生命，但浜口雄幸执意要上班，他说：“我对国民答应要出席国会的，言而无信就是欺骗国民！身为宰相却欺骗国民，何以赢得国民的信赖？关乎生命，就可以不守信用吗？我万死不辞，即便死在议会上，由我自己负责！”

　　就这样，浜口雄幸拖着虚弱的身体在3月9日穿着正装出现在官邸，在记者的欢呼声中他却倒下了，一直到昏迷到第二天早晨。其后近二十天，他强拖病体以嘶哑的声音在国会进行答辩，使政府提出的72个议案全部通过。然而，耗尽了体力的浜口雄幸症状急剧恶化，4月4日，再入院，不得不辞去首相职务。又经过两次手术，但都没有奏效。8月26日，他永远停止了呼吸。告别遗体送葬时，上至天皇代表、政府政党要人，下至一般民众数以万计，连对立面海军高官都去了2000多人，成了事实上的国葬。

　　可见，廉明清正的国家首脑，还是受百姓拥戴的。

　　1870年4月1日 出生于高知县长冈郡五台山村

　　1895年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进入大藏省

　　1907年 任专卖局长

　　1912年 任第三次桂太郎内阁邮递次官

　　1915年 当选众议员

　　1924年 任第一次、第二次加藤高明内阁藏相

　　1926年 任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内相

　　1927年 任立宪民政党总裁

　　1929年 任首相

　　1930年 遇刺负伤

　　1931年 辞职

　　8月26日去世 61岁

1930年春，民间法西斯团体“爱国社”头目岩田爱之助和其他几名主要成员秘密制定了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计划，最后决定由佐乡屋留雄和松本良胜两人来实施进行这次暗杀行动。

但佐乡屋留雄决心独自提前执行计划。9、10月间，他在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地方下手的问题上进行了长时间的考虑，认为最好是用手枪进行袭击。当时，“爱国社”内藏有不少武器，佐乡屋留雄从中挑选了一支精致的六连发的小手枪。接下来是选择暗杀地点。

当时，滨口雄幸在镰仓建有别墅，经常在星期六坐车到别墅去。佐乡屋留雄决定在途中伏击。但他经过观察后认为，用小型武器，单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成功的。于是，佐乡屋留雄又把暗杀地点选在东京火车站。为此，他多次到车站观察滨口乘坐火车的情况。他发现每次滨口到东京站时，随从人员都很多，而且戒备森严。但仔细一观察，发现也有不设警戒的地方。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利用警戒空隙采取行动。

这一天，佐乡屋留雄从民政党的法西斯分子那里得到情报：滨口首相要陪同天皇观看在冈山县举行的陆军特别大演习，坐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的火车从东京火车站出发。于是，佐乡屋留雄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1月14日上午9点15分以前，佐乡屋留雄赶到东京站。正当他因为乘客稀少而怀疑滨口一行是否已经过去的时候，站台中央的台阶上突然人声嘈杂起来，只见在众多随从（多数是警官）的陪同下，滨口雄幸首相走了过来，而且对佐乡屋留雄毫无戒备。当滨口逐渐走近的时候，佐乡屋留雄弯下腰深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他把手伸进怀中，打开了手枪保险，在抬头的同时，用右手握着的手枪射出了一发子弹。没等他再开第二枪，滨口的随从警官已将他抓捕。

滨口雄幸因腹部中弹受了重伤，在1931年8月26日死去。

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凶手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并非对首相个人有成见。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日华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刺杀者中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这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又一个神话。

一九三一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并通过当时日喷多数城镇都已安装的有线广播所直播。整个日本屏声静息地收听。广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共同地流泪。

佐乡屋留雄1933年被判处死刑，但后来一再减刑，1940年竟被假释出狱。出狱后他得知，对于他的死刑判决，全国递交了7万多份要求减刑的请愿书。可见当时这一针对首相的暗杀行动正符合了反动势力的心愿。以爱国社策划的暗杀首相滨口雄幸的事件为开端，日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激动期”。

日本，因为其根本没有大陆市场，加上其背负的巨额外债，使得整个日本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日本严重依靠美英等国的财政支持，也使日本在危机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本来还依靠大量日侨，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向国内提供数额不菲的外汇。但危机开始后，日侨大量破产，而日本妇女也因为面临所在国本国妇女的竞争，连保持起码的生计都不太可能，哪里还谈得上向国内汇款。从1930年开始，日本不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更陷入了严重的信用危机，并接连引发了政治危机。

在大危机开始时，滨口雄幸内阁还没有完全重视此事，因此，与美国政府一样，采取了放任的措施。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入，日本的国民经济持续下滑，尤其是日本农民几乎到了破产的境界。农业的衰落直接引起农村购买力严重不足，也引发了工业生产的衰退。到了1930年，滨口雄幸终于决定采取措施来挽回经济颓势。最初，他是想通过行政手段来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增大工业产品的出口，但随即发现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使各国神经紧张，纷纷关闭自己的市场。接着，他又想对全国的金融系统进行整顿，但此时的日本不仅得不到国外资金的支持，甚至所欠的外债也被债权国屡屡态度强硬地追讨。

滨口雄幸想到了发展公共建设来增加工业生产的机会，但所需的庞大的财政支持，则势必要对正在进行的扩军产生不利影响。于是滨口雄幸下令停建正在船台上的“加贺”与“天城”级主力战舰，并停止扩充陆军师团的规模，用节省出来的资金进行公共建设。但此举立即引发了日本军界的不满。在日本历来特有的“以下克上”的军人干政的传统影响下，海军大臣和陆军大臣达成了一致，开始秘密进行颠覆滨口内阁的行动。1931年4月，滨口雄幸被一名陆军退役士兵刺杀，日本军方便立即将在远东战争中对中国持一定强硬态度的若口(槻)礼次郎扶持上了首相的宝座。裕仁天皇也颁布了诏书，确认了若口礼次郎的首相地位。

因为滨口内阁是日本战前政党政治的辉煌与走向衰落的最准确的结合点，而要能完整地表现出来此时政党政治的辉煌与衰落的最佳事件就是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可以说是一波三折，1924年成立的护宪三派内阁可以说是日本战前的政党政治开始，但是仅存8年就以失败告终。

滨口在缩紧财政的同时，积极地推进裁军及协调的国际外交。他也因此遭到了右翼的袭击。“嗯、到底是遭了黑手”同时他又想到“要取我性命还为时过早呢”，抱有这样想法的滨口保住了一条性命。而且他还在书中写到“不仅仅是暗杀，杀人一事如果发生在野蛮国度或者尚未开化的国家……我认为多少开始可以宽恕的。可在我们这个法治·文明之国，则是决不允许的重大犯罪行为。”（《随感录》）

滨口病情恶化，并于1931年8月离世。之后满洲事变、5·15事件、2·26等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恐怖活动和阴谋笼罩着整个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