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经天

雷经天（1904-1959年），原名荣璞，号经天，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创始人之一。其父雷在汉是南宁辛亥革命的元勋。雷经天是五四时期南宁学生运动领袖，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亲历我党发动的“三大暴动”，3次被冤开除党籍，两次背着“黑锅”长征，后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传奇的革命家。

1904年农历五月廿四日，雷经天生于广西南宁津头村雷家大院。他少年时就读于广西省立第一中学，受当时民主思想和家庭的熏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9年，16岁的雷经天被选为南宁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领导南宁学生召开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1923年雷经天考入厦门大学理科，又成为厦门大学学潮领导人。1924年他转入上海大厦大学。翌年五卅运动爆发，雷经天勇敢地投身到反帝爱国斗争的洪流，被推举为大厦大学学生会代表，继而代表上海市学联参加全国学联，又代表全国学联参加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雷经天成为一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并由恽代英、贺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雷经天担任大厦大学党团支部书记，并参加沪西区委，继续领导进步学生与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

1926年初，组织上派雷经天到广州黄埔军校任入伍生团党代表秘书、军校政治部宣传科长。1926年7月，他奉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初，调任第六军政治部九江留守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调任武汉第三十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一员将领；“宁汉合流”、汪精卫随蒋叛变革命，中共中央军委调雷经天到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六十团任党代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会昌战役中，雷经天受重伤，转到上杭任第二十四师党代表。起义部队于潮汕失败后，他转到香港、澳门治伤。　　这时，中共广州爆动委员会书记周文雍被捕。中共广东省委派雷经天急赴广州接替周文雍参与起义的准备工作，制定设法营救周文雍的“智取”方案：第一步，将生姜、辣椒炒成的饭菜送进监狱，让周文雍吃后发高烧，迫使监狱长将周文雍送往市立医院留医；第二步，在周文雍被送往医院过程中，实行武装劫持。由于准备充分，周文雍被迅速准确地营救出来。次日，广州和香港的报纸纷纷刊登“无牌小汽车，劫走共党周文雍”的消息，迅速传遍省港。　　1927年12月11日，雷经天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率领黄包车夫和工人赤卫队攻占广东省长公署。13日浴血观音山，掩护战友撤退。但是，1928年1月初，中共广东省委作出了《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决议案》，指责“雷荣璞同志临急欺骗潜逃，应即以开除党籍”。1928年春，周恩来赶到香港，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撤销广东省委决议案，雷经天重新获得党籍。　　1928年1月底，雷经天被委任为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由交通员谢生桦带路去北海、钦州。由于旅费不够，沿途乞讨，步行回到广西同正县谢生桦的家里。在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下，雷经天一路行来，见缝插针，点燃革命火种，在同正县建立党的临时县委。回到南宁后，雷经天艰苦地恢复党团组织，领导了邕宁农军游击队，还派雷子震到右江与余少杰、严敏接上了关系。6月，他参加了在贵县心圩街召开的中共广西特委扩大会议，被选为广西特委常委，负责领导南宁及右江各县党的斗争。7月建立了中共南宁临时县委和共青团南宁市委。8月，中共南宁临时县委改为中共南宁市委，胡奕卿任书记。10月，在梧州的广西省临委机关遭敌人两次破坏，雷经天到梧州找不到临委领导，赴香港向广东省委汇报工作。同年秋冬，南宁的党团组织也连续遭到敌人残酷破坏，胡奕卿等重要干部被捕牺牲。　　192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西省委，文沛任书记，雷经天、朱锡昂、聂根、胡福田等为委员，在南宁中山路重建中共广西省委机关，省委秘书处设在南宁津头村雷家。这时，雷经天的公开身份是南宁中山路光昌汽灯店老板。后来，南宁反动军警侦悉雷经天的行踪，1929年3月4日凌晨，派兵围捕南宁津头村中共广西省委秘书处。雷经天在群众掩护下，藏身屋后枯叶漂摇的莲藕塘里脱险。4月，中共中央决定广西省委改组为特委，文沛任书记，雷经天、聂根、朱锡昂等为委员。由于文沛赴港未回邕，雷经天代理书记，坚持领导广西全省斗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津头村，搜捕雷经天。群众马上通知雷经天。雷经天经过化装，走了出来。看守路口的敌人问：“你是不是雷经天？”雷经天说：“不是。”敌人又问：“你知道他在哪？”雷经天说：“在他家里。”雷经天指了指自己的家。敌人上当忙于搜查雷家大院，雷经天得于在津头村民的掩护下机智转移。

1929年7月3日，国民党左派将领俞作柏、李明瑞利用蒋桂矛盾倒桂成功，率部进驻南宁，开始主政广西，邀请中共方面派员来广西合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不失时机地调派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陈希周）等四五十名党员来到南宁，通过正确的上层统战和秘密兵运斗争，我党迅速控制了3支武装部队，推动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雷经天通过统战活动，于8月中旬在南宁主持召开了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当选广西省农会筹备处主任委员，韦拔群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大会制定了农运斗争的策略，决定扩大农会农军，创办《广西农民》。会后，又争取俞作柏委任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右江和左江地区各县县长或农运特派员。在雷经天领导下，广西特委有力地推动着广西农民运动的发展。　　9月10日至14日，中共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雷经天家正屋西边厢房里秘密召开。会议传达和贯彻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雷经天以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的身份在会上作《广西党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提出了组织工农红军、武装夺取政权、创立苏维埃政府、土地革命等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党代会结束后，雷经天担任中共右江工委书记，奉命带领一批党员到右江平马成立右江农协办事处，他在1942年的《自传》中写道：“布置开辟右江苏区的工作，武装右江各县的农民，整编农民赤卫军合为第四大队，举行暴动，袭击反动的驻军及民团，驱逐各县长，夺取政权。各县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可见，以雷经天为主任的广西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当时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右江地区的工农武装运动已成燎原之势。　　10月初，俞作柏、李明瑞发动讨蒋战争失败，广西形势突变。10月8日，党派雷经天返右江布置起义准备工作。10月下旬，邓小平、张云逸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纵队抵达百色。雷经天在邓小平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加速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　　10月28日，雷经天指挥恩隆、奉义两县农军配合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一举围歼驻平马、田州的敌视工农运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两营，俘虏敌人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扫除了百色起义的障碍。然后釆取果断措施，收徼了平马、田州、果化等镇商团武器，为百色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2月11日，从南宁来的革命军队和右江农军，在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的领导下，举行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被中共中央指定为红七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同日，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召开，来自右江地区11个县的代表和红军士兵代表出席大会，雷经天被推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2日中午，右江苏维埃政府在平马召开庆祝大会，雷经天在会上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当张云逸庄严地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大印授予雷经天时，会场爆发出响彻云霄的欢呼。　　雷经天作为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主持右江苏区的各项建设。他带领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9个县委和18个区委、16个县革命政权，建立了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部和15个县赤卫军，约1.5万人，还建立了5个县总工会、7个县妇女组织和青年组织。　　雷经天协助邓小平在东兰武篆进行土地革命试点，在旧州屯党员中开办土改训练班，在平马开办党政干部训练班。雷经天和邓小平、陈豪人等领导人分别给学员讲课，培养了一批土地革命骨干。　　在雷经天的直接领导下，1930年1月，右江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5月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在条件成熟的东兰、凤山、奉义、恩隆、思林、果德等县，开展分田、分地、分山场，切实照顾贫苦瑶民和高山汉民的利益。在领导建设右江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雷经天坚持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注意培养任用少数民族干部。苏维埃政府还吸收先进妇女参加党政军工作，给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使右江各族妇女真正获得了解放。　　针对右江地区土匪众多的情况，雷经天领导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积极扩大赤卫军，配合红军，或剿或抚，使右江苏区的土匪“大部分是肃清了，或者是争取过来了，只有少数零星小股跑到边界去活动”。雷经天作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为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建设而作出了巨大贡献，深受右江人民的爱戴。

　　雷经天的革命生涯曲折坎坷。1928年、1930年和1931年曾3次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永远跟随革命队伍前进，对党对革命前途没有丝毫的动摇。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为此，右江各县的地方武装要全部编入红军，地方干部统统调入军队工作。雷表示反对，被扣上“富农路线和生活腐化问题”，被红七军前委撤销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930年9月，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右江苏区，主力北上会合朱毛红军。　对此，雷经天他反对把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北上，要求留下部分地方干部和赤卫军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因而被戴上“反对扩大红军”、“本位主义”、“右倾保守”等帽子，被撤销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11月，红七军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他还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虽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但他并未因此消极，跟随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等省，以一个普通战士身份参加战斗，并以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坚定乐观的态度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博大的胸怀对待革命生活与个人委屈。因雷经天满脸胡子，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马克思”。

1931年，红七军在江西永新县禾川小学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会上批判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并给雷经天平了反，恢复了他的党籍。平反后的雷经天主编红七军政治部的《火炉》杂志，办得生动活泼，富有鼓动性，深受指战员们的喜爱。l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雷经天任红七军肃反委员会秘书，由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又被错误当作改组派的怀疑对象遭到逮捕，第三次被开除党籍，送到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审查。所幸的是，负责审案的邓发局长和夫人陈慧清了解雷经天的历史，留他在保卫局做审计工作，才免遭杀身之祸。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雷经天被编入中央军委干部团当战士。这个没有党籍的“老党员”怀着坚定的信念随部长征，他先当文书，再当侦察员，后来当伙夫，背着大铁锅和部队跋山涉水。路过广西时，有战友老乡劝他：甩掉“黑锅”，回广西去，那里的同志是了解你的。雷经天却平静地说：“回广西，我个人身上的u2018黑锅u2019是放下了，但因我受牵连的同志就会背上更重的u2018黑锅u2019，问题就更复杂了。”过雪山时，他身体垮了，倒在雪地里起不来，他对老战友覃士冕说：“无论遭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能离开队伍。党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老战友莫文骅正好路过，看见栽倒在雪地里的雷经天，给了他两块生姜擦身，雷经天擦后竟奇迹般地爬了起来，跟上队伍翻过了雪山。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被任命为中央粮食部秘书科长。　　1945年4月，雷经天在列席党的“七大”期间，中共中央审查他的历史结束，6月2日，中组部作出《关于雷经天同志党籍问题的决定》：“雷经天并无改组派嫌疑，相反政治上是坚定的。因此在重新研究了雷经天同志的历史及诸同志的证明后，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党籍。”10多年的冤屈得到了昭雪。　　1937年7月9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谢觉哉、董必武先后任院长，雷经天先任审判庭庭长，10月任代院长。　　1937年10月10日，雷经天主审宣判了轰动延安的“黄克功枪杀刘茜”案。黄克功15岁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大”第6队队长。黄克功以“资格老，功劳大”提出戴罪立功要求；干部群众提出依法偿命和从轻发落的不同意见。作为审判长的雷经天，坚持依法审理，及时向毛泽东报告了案情和惩处意见。在公审大会上，雷经天宣读了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和对黄克功的判决书。毛泽东来信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到如此程度，他的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雷经天主持审理的这桩苏区首例大案，在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雷经天当选为高等法院院长。他为创立边区的司法机构和制度殚精竭虑，正确提出边区审判工作准则、工作方针、工作任务，确立审判制度、调解制度，建立健全了司法机构，制定改造犯人的目的，为初创敌后抗战司法工作制度作了积极探索，提出“八大办案原则”：“廉洁、明辨、公正、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让全边区的司法干部严格执行。他身先垂范，做出表率，作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准备，亲自办理重大案件，详细修改每份判决书。他还主持边区法院建立了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了“调节为主，审判为辅”的新方针，广泛推行民间调解。为防止审判偏差，在各县组织裁判委员会，集中讨论决定各县重大案件。同时，还建立巡回审判制度和调解制度，确立以“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方针。由于民间调解的广泛推行，边区司法工作得到切实改进，对于稳定边区社会秩序，发展边区社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雷经天还创立了边区监狱管理的新制度：“教育改造为主”、“组织案犯参加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方针。新监狱管理制度促使案犯知罪认罪，争取重新做人，取得显著的社会效果。来边区参观的国际学联代表说：“边区监狱是一所成绩显著的学校。”　　在延安，雷经天领导边区法院依法办案，切实保障边区人民的人权、财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边区人民给予雷经天很高的评价：“法院院长雷经天，办案公道人人夸。”l941年边区政府授予雷经天“特等劳动模范工作者”称号。雷经天为新中国司法制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1945年党的七大闭幕的第三天，雷经天任八路军三支队政委（司令员文年生），率警备第1旅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从延安南下湘粤桂边区开辟游击根据地。日本宣布投降后，正在南下途中的南下第3支队奉命去东北。1946年，雷经天被调到张家口，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秘书长。7月，长期在华南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东江纵队在司令员曾生率领下，自广东经海路到达胶东，加入山东野战军序列。雷经天被调到山东，任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1947年8月，东江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两广纵队，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委和党委书记。

1948年9月，参加济南战役。11月，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3月，第3野战军两广纵队调归第4野战军建制，参加南下作战。12月，广西解放后，雷经天调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6月，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中南分院院长。在雷经天担任院长的两年里，中南分院共审理6000多起重大案件。1953年他因两次具体定案失误，被无限上纲遭受错误指控，受到留党察看、撤销本兼各职的严厉处分。1954年4月，雷经天调任武汉汉口港务局副港长，他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忍辱负重，努力工作，成绩显著。　　1956年6月，他调到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担任院长、党委书记，全面负责学院的党政领导工作。最为历史所铭记的是：雷经天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决不搞“反右扩大化”，因此没有完成打“右派”的计划，保护了一批干部教工，令人敬佩他的革命胆识。　　在华东政法学院工作期间，雷经天十分重视教学工作，要求院领导选择一门课程，一面学习，一面指导，作为教改的试点。他要求干部深入教研室，具体抓好教学。他领导全院制定向科学进军的科研工作规划，调动了教师科研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他顾全大局，抽调大量的骨干教师和职工，输送给新建的上海法律学校和济南法律学校。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克己奉公，反对特殊化。当时，学校分派了较好的楼房给他住，他婉言谢绝。外出开会，他也不坐小轿车，而和大家一起坐大客车。炊事员生病，他还亲自去探望。　　1958年3月，广西由行政省改为自治区，雷经天作为特邀代表，回邕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庆典。9月，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雷经天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这时，他的肝癌已到晚期，他用凳角顶住肝区仍坚持工作。在医院弥留之际，雷经天拒用珍贵药品，他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行了，药品都留给其他同志用。”　　1959年8月11日清晨，雷经天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怀着一个从未有过动摇的信念，离开了他热爱的党和人民，享年仅56岁。12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雷经天举行公祭、悼念。　　历史前进到1984年12月31日，经过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中央纪委正式批准，撤销了1953年和1954年对雷经天的所有错误处理决定。雷经天的历史问题，终于在30年后得到彻底平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雷经天说：“母亲对儿子的惩罚不见得都是对的，但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这个愿望总是一致的。”雷经天正是以共产党人高尚无私的精神境界，依靠对党矢志不渝的信念，依靠忍辱负重的博怀，坚定不移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毕生。

雷经天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为党的法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回顾雷经天的一生，他有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有过指挥若定、决胜千里的气魄，有过掌声雷动、繁花似锦的荣耀，也有过阶下为囚、蒙冤遭难的坎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