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奈生·斯威夫特

小说家江奈生·斯威夫特　　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启蒙运动中激进民主派的创始人，在世期间写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讽刺文章，他被称为英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　　有译为江奈生u2022斯威夫特。背景　　在社会背景黑暗的环境中，写下这本讽刺小说。代表作　　其代　　表作是《格列佛游记》，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他父亲是定居爱尔兰的英格兰人，早在他出生前七个月就已去世。斯威夫特由叔父抚养长大，就读于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以天主教的“三位一体”命名）。十五岁时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获学士学位。 

　　1688年，斯威夫特前往英国，做了穆尔庄园主人威廉·邓波尔爵士的私人秘书，直到1699年邓波尔去世。在他担任秘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古典文学名著。

 　　1699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教区担任牧师，但为教会中的事务常去伦敦，后来卷入了伦敦的辉格党与托利党之争，受到托利党首领的器重，担任过该党《考察报》主编。

 　　1714年托利党失势，他回到爱尔兰，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主持牧师，同时着手研究爱尔兰现状，积极支持并投入争取爱尔兰独立自由的斗争，但一个个美好的梦想最后都破灭了。 

 　　晚年的斯威夫特内心十分孤独，只限于和屈指可数的几个朋友交往。他将自己积蓄的三分之一用于各种慈善事业，用另三分之一的收入为弱智者盖了一所圣帕特里克医院。他的亲人去世，头昏而聋，然而，斯威夫特本人也被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是，仍然一直坚持写作（直到逝世），许多人甚至认为他已完全疯了。1745年10月19日，斯威夫特辞世，终年78岁，葬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

早期（1667—1710年） 

　　斯威夫特在早年就接触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开始养成分析事物的才能和敏锐的观察力。对于一位讽刺作家来说，这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在穆尔庄面读了不少的古典名著。但是他也受到吞浦尔“崇古非今”倾向的影响。他在这时期写了《书的战争》和《桶的故事》两部作品，它们是在1697—1698年间写的，但直到1704年才发表。《书的战争》写作过程是这样的：古今作品孰优孰劣问题在17世纪末年的英国学术界引起过一场争论。

 　　1692年吞浦尔发表一篇叫作《论古今学术》的论文，他推崇古代作品《伊索寓言》和《发拉利斯书简》，认为远非近代作品所能企及。威廉·渥顿著文驳斥吞浦尔的主张，他认为时代进步，今人作品胜古人，况且吞浦尔所推崇的《发拉利斯书简》系后人所伪托。当时学者查理·包义耳和理查·本特立分别加入古今学派展开论战。

 　　斯威夫特受了吞浦尔的影响，倾向于古学，才写了《书的战争》。吞浦尔崇古非今是18世纪英国假古典派复古拟古反动文学主张的先声，事实上这种倾向代表当时封建贵族保守的要求，企图标榜古人作品和新文学相对抗。《书的战争》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写成的，就内容而言并没有进步意义；但是斯威夫特在这部作品中初次显示了他的讽刺才能，他对当时学究式的繁琐考证和脱离实际的学术研究予以尖锐的批评。他借用了培根在《新工具》中的关于蜘蛛和蜜蜂的比方，提出文艺和科学应该为人类服务，它们应该像蜜蜂一样为人类带来蜜和光，而不应该是一面肮脏无益的蛛网。和《书的战争》同时发表的《桶的故事》却是一部意义深远的杰出的讽刺作品。斯威夫特这次把矛头指向教会，同时对于当时贫乏的学术、浅蒲的文学批评和社会恶习也予以抨击。他通过三兄弟的形象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天主教会、英国国教和喀尔文教派（英国清教徒）。他讽刺这些教派都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宗，遵照《圣经》的指示行事，事实上却阳奉阴违。虽然斯威夫特本人是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却能大胆地批评基督教徒的虚伪和无耻。《桶的故事》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批语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也是斯威夫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中期（1710-1714年）

 　　吞浦尔爵士逝世后，斯威夫特回到了爱尔兰，担任都柏林附近拉腊柯尔地区的牧师。他为了教会事务时常到伦敦去，1710—1713年间在伦敦住了两年半。

       他在伦敦期间卷入了党派的斗争，很受托利党首领的器重。1710年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后，他担任了该党报考《考察报》的主编。托利党人为大土地所有者，战争对于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因此他们为了迎合英国人民厌恶战争的心理，猛烈攻击辉格党人的好战政策。

       斯威夫特写了许多揭露辉格党人的贪婪和反对战争的小册子，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同盟国和前任内阁在发动和进行这次战争的行为》（1711）。辉格党人在18世纪初叶执掌内阁政权，推行反人民的战争政策。英国和荷兰、瑞典同盟对法国进行长期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却给资产阶级带来巨额利润。斯威夫特的小册子唤起英国人民反对战争，坚决要求统治集团和法国缔结和约，对反对战争的英国舆论起了重大影响。斯威夫特当时所写的政论虽然是为托利党人服务的，但他反对几个殖民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争夺权益的战争，却是符合人民的利益的。他这一段政治经验使他对英国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和资产阶级的丑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714年托利党人失势后，他回到爱尔兰，在都柏林作圣派得立克教党作教长，终其一生。晚期（1714—1745年）

 　　1714年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他对爱尔兰人民的苦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积极地号召爱尔兰人民为自由独立而斗争。1720年他发表了《普遍使用爱尔兰的工业产品的建议》，主张爱尔兰人民发展自己的工业，拒绝使用英国货，以抵制英国殖民者的残酷剥削。

       1723年英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获得了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铜币的特许状，又把它卖给了英国商人威廉·伍德，赚了一万英镑。伍德只要用价值六万英镑的铜就可以铸造价值十万零八百英镑的半便士铜币，可获暴利四万英镑。这对于贫困的爱尔兰人民是严重的威胁。斯威夫特就化名垂皮尔发表了几封公开信。他号召爱尔兰人民坚持斗争，一致拒绝使用半便士铜币。

       为什么伍德敢于以暴利剥削爱尔兰人民呢？他说那是因为伍德是一个英国人。英国当局在爱尔兰人民的群起抵抗的压力下，被迫减少发行额四万英镑来缓和局势，并派出一位大臣到爱尔兰来镇压。凶狠的英国统治者是不肯轻易让步的，据说反动的英国首相渥皮坡尔曾经发誓要把半便士铜币塞下爱尔兰人民的咽喉。斯威夫特对爱尔兰人民说：“……你们要知道根据上帝的、自然的、各国的和你们本国的法律，你们是也应该是和你们的英国弟兄一样的自由人民。”爱尔兰人民在斯威夫特的领导和鼓舞下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当局被迫收回成命。但是《垂皮尔书简》却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它发出了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雄伟的呼声。斯威夫特在这一事件后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成为爱尔兰人民的英雄。1726年他最后一次访问英国归来，都柏林人民为他鸣钟举火，并组织仪仗队把他送回寓所。

 　　斯威夫特在晚期的作品中，斥责了英国统治集团的腐朽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剥削本质。就在这个时期，斯威夫特完成了他的不朽的讽刺杰作《格列佛游记》。此后他还写了许多满怀忧愤的讽刺作品。最著名的一个小册子叫《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平凡的建议》（1729）。斯威夫特用“反语法”提出了一个“公平、全家而可行的建议”，指出爱尔兰人民已经贫困到什么地步，对残酷剥削爱尔兰人民的英国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 

　　斯威夫特晚景凄凉。他年幼就就患脑病，晚年耳聋头痛日益加剧，最后几年精神失常，时常昏睡。这位杰出的讽刺作家于1745年10月19日逝世。

　　《书的战争》（1704）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一只桶的故事》（1704） Tale of a Tub　　《斯特拉日记》（1710-1713） Journal to Stella　　《布商的信》（1724，1725） Letters of Mercer　　　《格列佛游记》（1726） Gulliver’s Travels　　《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 A Modest Proposal

格列佛游记　　斯威夫特（JonathanSwift,1667-1745）是英国18世纪最杰出的讽刺小说家。他的讽刺以生动多趣和运思深刻而著称，而且以手法的多样性见长。他的代表作《格列佛游记》共分四卷：第一卷“小人国之旅”通过格列佛的游记，揭露了“小人国”中小人以种种卑鄙的手段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国王比他的臣民只高出一个指甲，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其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官吏们也无需德才兼备，只要跳绳跳得高，就可得到高官厚禄。政客们以鞋跟高低不同而分党派，为鸡蛋从大端还是小端打开而战争。作者用这些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手法刻画了当时的英国现实，借此讽刺了英国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党派纠纷和以宗教分歧为借口的侵略政策。在“小人国之旅”中斯威夫特借助生活中的琐事，运用夸张、对比、反语和含蓄等多样手法，对这些丑恶现象加以揭露和讽刺的。

 　　大人国的人无论体力还是理智都超过了那群“小人”；大人国里实行的是理想化的、有教养的君主政体，国王贤明而正直，经常关怀臣民，法律也是自由和福利的保障。

 　　在大人国国王的要求下，格列佛向他介绍了英国的社会及制度，他的溢美之词在国王的追问下破绽百出。国王对英国存在的营私舞弊、侵略战争和法律不公大加指责，并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卑劣自私。

 　　飞岛国的科学家脱离人民与实际，从事不着边际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属地的居民，更采取残暴的手段：稍有叛逆，就将飞岛驾临上空，阻隔阳光，或降落到其国土上，将居民碾压成粉。这里揭露的正是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

 　　格列佛还到了到了一个魔术家的国度，在那里回溯了古罗马的政治，对比了英国的制度。此时，他的思想已从支持君主政体变为拥护共和了。不过，他还只是赞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宗法社会。如果这种看法还属于“浪漫的倒退”的话，格列佛对智马国的描述，则指出了文明社会对于人类的腐蚀，表明只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才是纯洁高尚的。这一观点后来被法国的卢梭发扬光大，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端。

 　　智马国的居民分为状似野兽的“野胡”和有智慧、会说话的智马两类。“野胡”代表了人类的贪欲和败坏，而智马则生活在原始的善良社会。不言而喻，如果人类堕落下去，将与动物无异，那是多么可悲啊！ 

 　　斯威夫特生活的时代是由培根开创的实验科学和牛顿奠定的古典力学方兴未艾之际。他笔下的小人国和大人国虽是虚构的，但其居民身高分别是正常人类的十二分之一和十二倍。那里的一切建筑和器物，都具有数学比例的准确性，全书结构匀称而明显，这都符合理性思维的要求。

       《格列佛游记》 是十八世纪英国著名讽刺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一部杰出的游记体讽刺小说，晚年呕心沥血的创作。全书共四个部分，写外科医生格列佛航海漂流到小人国、大人国、飞岛、马国的经历。小说通过虚构的情节，夸张的手法，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政治、法律、议会、竞争、军事、教育、社会风尚乃至整个人类的种种劣根性都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虽然这部小说是一部十八世纪的讽刺小说。

 　　1720—1725年这段政局动荡的岁月里，斯威夫特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格列佛游记》，1726年，此书以主人公自述的口气匿名出版。

　　　小说中的主人公格列佛，为人正直、单纯、坦率，还具有一定的航海以及医学知识。因为行医不能养活妻子儿女，他接受了他人的邀请，到航海船只上去当外科医生。于是，格列佛开始了他的航海旅行。

　　　格列佛最先到了小人国。起初以为小人国与英国毫不相像，但实际这里却是英国的缩影。国王比他的臣民只高出一个手指甲盖，却狂妄地自命为“头顶天的宇宙统治者”，以其无常的喜怒决定老百姓的命运。官吏们也无需德才兼备，只要跳绳跳得高，坚持的时间长，就可得到高官厚禄、锦衣玉食。

      小人国的两党以鞋跟高矮为区分标志。斯威夫特映射的是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而吃鸡蛋时是从大头敲开还是从小头敲开，则指的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关于教会仪式的无稽之争。为了这一区区争端，竟导致了小人国的内战，甚至殃及邻国。由于小人国里的警察制度和诬告成风，格列佛不得不逃离那里。顺利地回到了英格兰，靠出售从小人国带回的牛和羊，发了一笔小财。　　　再次出海的格列佛来到了大人国。那个国度里虽然法律条文不多、文化上并不先进，却有一种纯朴和自然美。国王贤明而正直，经常关怀臣民。为了赢得国王的好感，格列佛主动为他讲述战争的技术、火药的发明。他的溢美之词在国王的追问下破绽百出。国王对英国存在的营私舞弊、侵略战争和法律不公大加指责，并指出其原因就在于人心的卑劣自私。作者巧妙地借助大人国国王之口对英国社会的种种现实弊端加以讽刺和嘲笑，从而寄托了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之情。在一系列的奇遇之下，格列佛再次还家。

　　　第三卷，格列佛又来到飞岛国。那里的科学家脱离人民与实际，从事不着边际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属地的居民，更采取残暴的手段。稍有叛逆，就将飞岛驾临上空，阻隔阳光，或降落到其国土上，将居民碾压成粉。作者用文学的笔触，嬉笑怒骂的文字将嘲讽和谴责上升到了精神文化领域，暗含了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否定。

　　　格列佛还到了一个魔术家的国度，在那里回溯了古罗马的政治，对比了英国的制度。此时，他的思想已从支持君主政体变为拥护共和了。不过，他还只是赞美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宗法社会。如果这种看法还属于“浪漫的倒退”的话，格列佛对智马国的描述，则指出了文明社会对于人类的腐蚀，表明只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才是纯洁高尚的。这一观点后来被法国的卢梭发扬光大，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发端。

　　　小说的最后一卷，格列佛船长来到了马国。在这里受到了一种人形兽“耶胡”的攻击，被一匹智马救了下来。原来，这个国度中，马是主要公民，善良、有理性，“耶胡”则贪婪、好斗。作者用耶胡代表了人类的贪欲和败坏，而用智马象征了对善良、美好品质的向往。不言而喻，如果人类堕落下去，将与动物无异，那是多么可悲啊！最后，格列佛船长回到英国，终生与马为友，拒绝人类的靠近。 

 　　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则相当客观。他说：“这部书打动了各类读者，儿童们喜欢头两部故事，历史学家看出了当时英国朝政的侧影。思想家据以研究作者对文化和科学的态度，左派文论家摘取其中反战反殖民主义的词句，甚至先锋派理论家把它看作黑色幽默的前驱。而广大的普通读者则欣赏其情节的奇幻有趣，其讽刺的广泛深刻。这部书是游记、神话、寓言、理想国的蓝图，又是试验性的小说。” 

 　　是18世纪讽刺艺术的一座高峰，作者一生对暴政存有的强烈仇视态度、对被压迫者真挚的同情使他突破了贵族阶层的沾沾自喜和自鸣得意，把讽刺当做向不公平现象进攻的有力武器，对自身所处阶级的腐败进行致命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