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

艾略特1888年9月26日出生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他的家境十分优越，父亲是公司总裁，母亲原是教师，后成为一名志愿者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艾略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母亲与五个姐姐的过分照顾并没有使艾略特的童年拥有双份快乐，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十六岁之前，艾略特在圣路易斯的史密斯学院学习。

1905年的秋天，艾略特进入哈佛大学，他的新生生涯过得非常舒适，所加入的几个社团当中有一个是文学方面的“书章”（the literary signet）。受一些教授的影响，艾略特开始关注起欧文（Irving Babbitt）的醒世格言及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怀疑论，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塞门兹（Arthur Symons）的书《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由于艾略特起初所择课程过于分散而使自己变得手忙脚乱，但最后凭其毅力终于获得了比较文学的学士学位以及英国文学的硕士学位。

1910年，艾略特离开美国，前往巴黎的梭尔邦大学（the Sorbonne），在那里，各种艺术领域的前卫思想、学术围绕着他，在法兰西学院聆听了伯格森（Henri Bergson）的哲学课后，艾略特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这使得他重归被当时誉为哲学的黄金时代的哈佛修读哲学博士学位。1914年，艾略特前往欧洲旅行，那个时候，他在哈佛的大部分哲学老师已经将他视作一个未来的同事。艾略特打算于同年秋进入牛津大学的默顿学院学习，同行的有布拉利德（F.H.Bradley）的同事及后续者约阿欣（Harold Joachim）。由于战争迫近，艾略特提前了去英国的旅程，于同年的8月到达伦敦，同行的美国诗人艾肯（Aiken）将艾略特的诗稿送给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9月，艾略特与庞德初次见面，从此，两人在新古典主义诗歌的创作活动中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庞德的帮助下，许多杂志刊登了艾略特的诗作，其中最显著的一首是于1915年发表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这首诗模仿了法国象征派诗人儒尔·拉夫格的风格，具有很浓的讽刺意味，刻画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人对于爱情对于生活的复杂心理。

1915年初，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艾略特认识了舞蹈家薇薇安（Vivien Haigh-Wood），他迅速的被迷住了，两人于当年的六月结婚。艾略特的父母对此感到震惊，当他们知道了薇薇安的一长串感情史及精神病史后更是深深的担忧，这场婚姻使整个家庭濒于破裂，但也无可置疑的开创了艾略特的英国生活。

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为了要应付开支，艾略特承受着繁重的工作量，他在一所学校担任讲师，又担任一本先锋杂志《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的助理编辑。1916年4月，艾略特完成博士论文，但由于他拒绝回国而失去了学位。1917年春天，一位朋友为艾略特提供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罗易德银行（Lloyd`s Bank）担任评估员。这份工作使艾略特有时间和精力继续他的诗歌创作，这一年，他第一本书《普鲁弗洛克及其他》的出版给了他很大的动力。这本书由《自我主义者》杂志印行，由庞德夫妇匿名出资。这本书为艾略特奠定了他诗人的地位，接着，1922年《荒原》出版，这部作品被评论界看作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而艾略特本人的名气也高涨的近似神话，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

1927年，艾略特加入了英籍。1930年以后的三十年里，艾略特成为了英国文坛上最卓越的诗人及评论家。

由于与妻子的性格差异巨大，艾略特的第一次婚姻注定是一个失败，薇薇安因为精神上的原因住进了疗养院。1933年，身心疲惫的艾略特与妻子正式分居。1956年，艾略特娶了第二任妻子弗岚切（Valerie Fletcher），这场婚姻十分幸福。

1965年1月4日，艾略特于伦敦的家中逝世。艾略特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言进行火化。在教堂里，他的牌位上写着：请记住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一位诗人。上面还写着他的生死年月，以及另外两句话：“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我的结束就是我的开始。”

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这一特点确实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诗歌。艾略特的诗作往往没有通盘谋划好的思想脉络，他数次开玩笑地引用拜伦《唐璜》中的诗行为自己辩解：“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在论文《玄学派诗人》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高见：当代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诗人的敏感性产生作用，“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

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表现这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

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作于1935年至1942年之间的《四个四重奏》，它们分别是《烧毁的诺顿》、《东科克尔村》、《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和《小吉丁》。《四个四重奏》是探讨永恒和时间的哲理诗，但是诗人并不使用纯粹抽象的概念，他带领读者在具体的历史中探索永恒与时间的辩证关系。《四个四重奏》的用语普通正规而又十分精确。对语言异常敏感的艾略特常会词不达意，他在《东科克尔村》里把写诗比为“与词语和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扭斗”。艾略特对自己的信仰和创作始终不敢心安理得，他担心语言会因使用不当而退化，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思想感情的品质。

T·S·艾略特曾经将自己概括为“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这三个标签简明易懂，并不需要详细说明，因为它们都指向保守主义。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又根源于他思想深处相当严格的“确定论”，以及个性上过于诚实的自我意识，他不会轻易地接受混沌、朦胧和不可知的事物。从这方面说，保守主义代表着他与崇尚自由的现代价值体系保持的距离，一个不亢不卑的距离。

他的批评在一种谦逊的外表下包裹着不容反驳的结论，非常地言之有物、条理分明和实用有效。任何读者通过他的批评都能学会理解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哪怕是自己不喜欢的诗或不喜欢的散文。他的批评很少掺入个人感情，他为诗人分类用的是“大和小”，而不是喜欢和厌恶。他在批评上的功绩就在于建立起一种非常客观和可靠的鉴别标准，使现代批评迈上能够对一切进行量化的轨道。

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由著名诗人卞之琳翻译成了中文。对于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博尔赫斯说，反而我们创造了先辈和传统，而不是传统创造了我们。《荒原》发表后，各种阐释层出不穷，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对西方文明没落的写照。也有批评家从荒原的拯救上做文章，认为《荒原》在本质上与《尤利西斯》不同，艾略特描写了孤苦无援的个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非人力所及，惟有在隆隆雷声中静候甘霖降临。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回忆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大学生有“开谈不讲艾略特，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可见艾略特对中国文化界影响之大。而如今诗歌处于边缘化状态，艾略特文集的出版令人感到“迟到了20年”。知名文学评论家、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也表示，翻开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众多著名诗人都曾表示深受艾略特影响，例如徐志摩曾仿艾略特诗风写作《西窗》。卞之琳、夏济安、穆旦等人也都受其影响至深，“从当年的徐志摩、孙大雨到今天的文学青年，几代人读艾略特的旷世长诗《荒原》和《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构成了中国文学的难忘记忆”。

艾略特还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理想一度成为颇有感召力的口号。艾略特的第一本文集《圣林》就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开创新时代的权威之声，他的《论文选，1917—1932》更是英国批评史上少有的经典。

1964年9月14日，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荣获美国总统自由勋章，颁奖词说：“他是一位诗人和批评家，融汇了智力与想象、传统与创新，在一个变革时代，他为世界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罗姆说：“你也许跟艾略特的评论搏斗了很久，但仍然终生迷恋他最好的诗作。《荒原》和《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空心人》、《三圣人的旅程》等，艾略特最不朽的诗作的名单上，也许还可以再加上《小老头》和《小吉丁》。但刚才列举的5首诗是他诗歌创作最重要的成就。”

罗杰·金博尔说：“艾略特之所以值得注意，不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赞同他对女性、犹太人、教育或宗教的态度，而首先是因为他写的能引起人们共鸣、好奇的诗。”艾略特能以罕见的激情和信念鼓舞所有他接触到的东西，他用他的诗歌和评论讨论重大问题。读艾略特的著作能培养严肃的态度，但并不是说艾略特总是很阴郁。他也写过一些戏谑的作品，如《老负鼠的群猫英雄谱》。读艾略特的作品会让人感到强烈的活力和漂浮感，这是因为艾略特不停地去发现，因为他渴望把握现实。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艾略特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英国，菲利普·拉金等年轻一代诗人把现代派诗歌当作不愉快的插曲，试图在诗界重新确立托马斯·哈代的传统；在美国，那些迷恋爱默生“内在的声音”的诗人与批评家觉得艾略特背离了美国精神。但是艾略特对当代英语诗歌写作的影响不可磨灭。英国广播公司（BBC）2009年组织了一次网上投票，请广大听众和观众推举“全国喜爱的诗人”（不包括莎士比亚），获得这一称号的是现代派主将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网上调查的数据并不能决定一位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这一结果毕竟说明，艾略特已经完全为普通的诗歌爱好者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