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傅良

　　陈傅良生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父亲陈彬为塾师。九岁时父母双亡，兄弟姐妹靠祖陈傅良母抚养成人，家境贫寒。26岁便在温州茶院寺等地教书，教学方法极好，前来学习的人很多，他不拘泥于旧说，常有自己独立见解。叶适曾记述他教书的情况说：“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陈编宿说，披剥溃败，奇意芽甲，新语懋长。士苏醒起立，骇未曾有，皆相号召，雷动从之。虽縻他师，亦借名陈氏，由是其文擅于当世。”

　　乾道五年（1169），随薛季宣于江苏常州就读，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授迪功郎、泰州州学教授，但未赴任，继续在家乡教书。淳熙三年（1176），参知政事（副宰相）龚茂良推荐他任太学录。淳熙六年（1179），龚茂良罢政，傅良请求外调，任福州通判，他为官公正不阿，得到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梁克家的信任，编纂《淳熙三山志》。当地有个富户之女犯法，他按法秉公审理，为豪强们所忌恨，他们私下勾结，诬告傅良专权，因而被罢官，主管崇道观（闲职）。他便回家领半俸，继续教书。

　　淳熙十一年（1184），被任命为湖南桂阳军知军（与知府知州同级的地方官），候职期间在仙岩创办书院，直至淳熙十四年（1187）才到职。任期内，在当地推广瑞安一带的先进龙骨水车，施人粪肥、牛耕等农业技术，使农业生产力有较大的提高，农民生活相应得到改善。由于他政绩卓着，升任湖南提举茶盐公事，迁转运判官。任上，他奏减衡、永、道三州的贡银、赋粟，增益常平仓以备歉收之年用以赈济，恢复了被官府没收的两千家异性继嗣户的家产。

　　绍熙元年（1190）改任浙西提刑，第二年回京向朝廷奏事，留京任吏部员外郎，曾上书论内廷岁供额比熙宁间增加十数倍，地方都统司还要以御前军马的名目加收钱粮，百姓困极，要求朝廷切实施行“宽民力”的做法。他的奏疏得到光宗的嘉许与采纳，升任秘书少监、实录院检讨官、嘉王府选读。绍熙四年（1193），升任代理中书舍人，负责替皇帝草拟诏书，但他仍旧保持廉明正直，不怕得罪权贵的操守和作风。当时有个叫陈源的太监，在宫中专横跋扈，而皇帝却要升他为内侍押班，傅良二次拒绝书写升迁陈源的任命诏书。江西吉州农民鄢大为被判为“持械强盗”，定为死罪，由他写诏书下达执行，可是他读了犯人的案卷后，知是持扁担盗窃，不是持刀、枪等武器偷盗，认为是错判，请求重新审判，终于使此人免去死罪。

　　绍熙四、五年间，太上皇孝宗与光宗、李皇后之间矛盾加深。太上皇孝宗病重，光宗皇帝不去省视太上皇。傅良上疏加以劝谏，光宗有所启悟，准备率百官去重华宫向太上皇问安，却当场受皇后李氏的挟制所阻止，引起朝廷百官不满。傅良带头上去拉住光宗，恳求去重华宫，受到李后申斥，傅良当庭痛哭，便愤而上疏辞官回乡。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病故，光宗竟以生病为托词，不执丧仪。当年七月，终于引发权臣赵汝愚等发动宫廷政变，废光宗，立赵扩为宁宗皇帝。陈傅良又被召回再任中书舍人兼侍讲，兼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这年冬，赵汝愚与韩侂胄争权而失势，因政权时赵汝愚曾引朱熹“道学”集团以自助，侂胄得势后就进行报复，打算斥逐朱熹。陈傅良出于公心，对皇帝说：“朱熹是三朝故老、罢官内批下来，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诏书。”这事使傅良以“依托朱熹”的罪名受到参劾，又被罢官。从此，他一心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的居室为“止斋”。而韩侂胄进而发动“庆元党禁”，指控朱熹的道学为“伪学”，把陈傅良、叶适、蔡幼学等59人列入“伪学”名单。

　　庆元二年（1196），傅良再受参劾，罢宫观，到嘉泰二年（1202）才得以复官。不久，朝廷再任命傅良为泉州知州，因年老请求辞职，改授集英殿修撰、宝谟阁待制。同年冬，卒于家中，赐谥“文节”。

　　陈傅良墓位于塘下镇凤山村凤凰山南坡上。墓始建于开禧年间(1205—1207）叶适铭陈傅良墓其墓。但地面上宋代原设置不知何时坍毁，今墓为清咸丰元年（1851）重建，（1986—1988）年间，陈氏后裔集资进行全面维修。墓修建成圈椅形式，神座牌楼建在，墓室后面，青砖砌筑，正面隐出四柱与额枋、斗拱，上盖重檐悬山顶。有墓碑一方，碑文刻“宋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止斋陈公之墓，合族嫡派裔孙立。”后人在仙岩他读书授徒的地方建“陈文节公祠”纪念他。

　　陈傅良一生着述、教授生徒不辍，从游者数百人。他不但是南宋重要的爱国政治家，又是瑞安岑岐翠阴洞陈傅良题名摩崖永嘉事功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名列《宋史·儒林传》。永嘉学派与当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派（亦称福建学派）、以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亦称江西学派），形成鼎足而立的全国三大学派。永嘉学派与同时代吕祖谦的金华之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合称浙江学派，亦称“浙学”。这一派学人反对风靡一时的空谈心性的程（颐）、朱（熹）理学，而注重研究经济致用事功之学，提倡学术接触实际，以提高思想水平和政治上办事本领。同时，主张批判“贵义贱利（经济）、重本轻末（商）”的思想，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加强军事训练，打有准备之仗，挽救国家危机，巩固南宋统治，以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所以，这一派学人的思想，对温州以后的学者及社会各界都有较大的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瑞安率先发展市场经济，为名闻中外“温州模式”策源地之一。有人认为这与永嘉事功学派的影响有着较大的关系，这种讲法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