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东升

　　常氏兄弟四人个个强健能摔，老大东如，东升 居行二，老三东坡，老四东起，后来都是赫赫有名的摔跤能手，有“常家四虎”之号，但其中以常东升实力最强，成就最高。　

　　常东升从十七岁就开始他“徒手天涯”的摔跤家征程。

　　这一年，保定南乡的小富村举行摔跤比赛，保定四乡的摔跤好手无不踊跃参加。小富村的李老吉实力很强，实际是南乡摔跤擂台的主将。常东升上场头一轮就遇上李老吉。比赛规距是三跤两胜，常连胜李老吉两跤，一跤用的是“检腿”， 一跤用的是“麻花摆”。接下来又胜了另一名高手李老春，也是连胜两跤，第二跤用的“摇扯踢”，这是常的拿手戏。这下子，这位初出茅庐的英雄，如猛虎下山岗，精神抖擞，一连嬴了好几场，最后以一场不败的记录稳拿了第一名，“常东升”三个字也就在保定一带传扬开来。

　　不久，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二十三日，保定北乡曹河镇举行摔跤比赛，外号“黑塔”的当地名手王世文是曹河镇的首席跤手。常东升一行数十人赶到曹河，同行的有前辈阎景春、于老俊、吴老庆、白选章、安义德等；师兄弟有石乃堂、阎善益、刘静波、尹世杰、张景泉、米有祥、金月波、马文奎、安松泉、安寿山、马耀先、马朝栋等，都是张凤岩麾下的精兵强将，声势颇壮。这是一次对抗赛，双方仔细研究了比赛程序，确定由常东升与王世文对垒。一场真正的龙虎之争开始了。王世文人高马大，但对常却很谨慎。一上手，他用“上把蹩子”进攻，被常一个“里蹩子”摔倒，跌得很重。第二跤又被常摔出去，倒在地上五六分钟才起来，王世文地分沮丧地败下阵来。接下来，对方又举出刘庆、杨得山两位跤手，也都败在常的跤绊之下。曹河镇一战后，常东升的名声就更大了。

　　张凤岩先生非常喜欢这位身手不凡的弟子，但总是提醒他要小心临阵，凡有比赛，一定要有充分准备，要有必胜把握，“不胜不摔”，不然就不摔，那怕甘拜下风都行。东升牢牢记住老师这些话，从此更加努力练功。早晨六点，到城外空地上练习各种辅助器材和摔、跌的凌空动作；中午在老师的场子里跟着老师和师兄们一起练跤，晚上在家练习。每逢一、三、五听老师讲解和示范动作，老师最看重这位既聪明又勤奋的弟子，时常还会单独传授些要诀和临场经验。张老师看中常东升是个可以传承他的跤场绝活的难得人材，便托人向常家提亲，愿意将二女儿张少芝许配给东升，因张老师膝下无儿男，要东升做倒插门女婿，撑持门户。常家非常敬重张老师的品德功夫，欣然领受了这份深情厚义。从此，张老师更加全心全意培养东升，东升终于得到张氏保定快跤摔法的真传。常张姻缘是我国百年摔跤史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

　　清末到民国初，保定是我国北方摔跤运动的中心地之一，跤场林立，人材辈出，风气之盛，居天下之冠。老一辈的代表人物有平敬一、张凤岩、白俊峰、顾瑞年、满老明、石老俊、安老华、吴四等；民国年间代表人物有常家四虎、石乃堂、刘静波、阎善益、马文奎等。五、六十年代也涌现了一批名手，其中以杨子明、王恩信、张建中、申金刚成绩最突出。常东升是保定跤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个技术全面、品德出众的中国式摔跤顶级人物。在技术上，无疑地他得益于张凤岩的精心培养。张凤岩在保定摔跤界德高望重，他不但设场子教徒弟，颇有收益，而且还开着酱园和饭庄，家境比较富裕，这对从事摔跤运动非常重要，太穷了，吃不好，便没法练摔跤。他培养常东升，除了正常的基本功训纸外，还要他拉酱园里一人多高的大风箱，借以提高腰背和腹肌的力量；另外，还要常每天站在大酱缸上用大棍子搅拌黄豆酱。这些都是一般跤场所没有的训练手段，是张老师就地取材的巧妙办法，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张凤岩非常重视实摔训练，经常带着常东升等一帮弟子出门去参加比赛，足迹遍布华北大地，包括摔跤非常兴盛的蒙古草原，多次与蒙古跤手举行对抗赛。常东升充分发挥保定跤的特长，重技巧，轻蛮力，跤法精细，架势漂亮，常常以轻捷精巧取胜，在上百次的比赛中，他保持常胜不败的记录，于是早就有了“常胜将军”、“跤王”等美名。

　　少年英发的常东升，早就名扬天下。民国二十一年（1932），经马良推荐，只有二十二岁的常东升受聘出任中央国术馆首席摔跤教师。当时，张之江先生所倡导的“国术”，包括了中国式摔跤等多项民族体育项目，许多武术家，如曾在中央国林馆执教的王子平、佟忠义、马英图、马裕甫等先生，都是武术、摔跤兼而擅之，而年轻一辈的摔跤教师如常东升、杨法武、马文奎等，也都能练武术，武术与摔跤的结合正体现了民族传统体育一大特点。常东升在国术馆执教凡五年，不但培养了许多摔跤人才，而且在继承和总结传统训练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实践，潜心探求，创造出不少新的训练手段，使民族摔跤从选材、训练到竞技，都形成一套更加完备严密的教程，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可以说，在张之江的“国术”体系里，民族式摔跤发育得最饱满最成熟，最具备一个现代体育项目所应有的特点，这固然与摔跤本身的历史经历等诸多因素分不开，但当时中央国术馆的总结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常东升的一份功劳。

　　抗战军兴，常东升勇赴国难，先后在第七、第八师和第四、第五路军任中校体育教官，陆军军官学校中校体育教官，伞兵总队上校体育校官等职。到处积极推广和普及摔跤，培养了大批人才。当时，拘押在广西的日本战俘中有几个柔道高手，曾公开以柔道向中国人挑战，气焰张狂，号称“打遍中国无对手”。常东升闻讯后单人前往应战，凭着他超绝的技巧和一片爱国之心，接连将日俘柔道尖子北义熊、道正夫二人摔倒在地，其它日俘面面相 ，没有那个敢再挑战。北义熊等对常的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再也不提比赛了。这是抗战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抗战胜利后，他调任中央训练团上校体育教官，曾在业余时间担任南京民间自强摔跤社社长，经常亲自带领学员练习摔跤，为南京和江苏省的摔跤培养了一批人才。

　　常东升是旧中国多次全运会的摔跤冠军获得者。1933年在南京举行的五运会上，摔跤是个热门项目，报名人数多达数百人，常东升一路斩关破将，轻而易举夺得冠军（中量级）桂冠。1948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七运会上，他代表陆军参赛，夺得中丙级冠军，他的弟弟常东起也获得中乙级冠军。

　　1949年常东升迁居台湾，后转到警界工作凡三十多年。在台湾，他不论在什么部门，在什么地方，都满腔热心地提倡和传播摔跤。他先后在警官学校、台北大学、政治大学、文化大学、建国中学等学校兼任国术教师，风雨无阻地传播武术和摔跤，受业者多达万人。1975年退休后，仍积极致力于推广的发展中国式摔跤，特别热衷于在世界各地宣传中国功夫，传授中国摔跤。他先后应邀去香港、新加坡、西德、瑞典、墨西哥、美国等国讲学和表演。他在世界各地享有崇高的声望，经常成为新闻媒体追踪的对象，见过他表演的外国朋友，无不为他强健洒脱的体魄和气质所折服，人们从他的身上领略到了真正的中国功夫的魅力，也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武术大师深厚的学养和谦敬儒雅的仪态。1975年他应摩洛哥国王海珊的邀请，前去表演中国功夫。常先生以65岁高龄与王国卫队的卫士比试，卫士是柔道和空手道高手，又年轻气盛，频频主动出击，不想始终采取守势的常乘势一个双推掌，那卫士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上。第二次交手，卫士刚刚拉开势子，立站未隐，就被常一个“抹脖朴脚”，将卫士凌空踢翻。顿时，掌声腾起，国王和大臣们为常先生的精彩表演大加赞赏。晚宴上，国王亲自将一柄镶有宝古的佩刀赠给常先生，这是阿拉伯人给予武士的最高荣誉。

　　1983年，年逾古稀的常先生应邀赴美三藩市参加中国功夫表演大会，他多次为华侨和美国观众表演太极拳和摔跤技术，每次表演都引起轰动。为促进中国式摔跤的发展，他的学生在美国成立了世界中国摔跤协会，一致选他担任名誉会长。这个协会在美国东、西、南和中部都已建立了分会。如今中国摔跤已被俄亥俄州立大学体育系作为选修课程，计二个学分。常先生在有生之年不遗余力地为宣扬和推广中国摔跤而奔走，表现了这位体坛巨子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真知和深爱。他坚信，只要国家重视，中国摔跤总有一天会像日本的柔道，韩国的跆拳道一样，堂而皇之地走进奥运会的神圣殿堂！

　　常先生一生从事中国摔跤的教学和研究，历时五十多年，成就卓著，德业恢宏。他技艺绝伦而为人正直谦和，不保守，不搞神秘玄虚，坦诚待人，即使是对手，也总能亲近相处，毫无骄得之色。他具有一个传统武人，或者说是民族体育家的优秀品质，他是上一个时代所造就的“国术家”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民族体育史上一定会占据崇高的位置。

　　常先生以一生心血所汲汲弘扬的中国摔跤，“文革”中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蚀和打击，又长期遭受对民族文化庸浅无知者的漠视和鄙夷，目前只能在民间自生自灭，处境凄凉，不绝如线。聊以欣慰的是，中国摔跤在世界许多地方正受到青睐，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早在90年代初，法国就举办了中国摔跤锦标赛，在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波兰等国都成立了中国摔跤协会。据说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会员国已有增加，世界性的锦标赛渐成规模。这是一个讽刺，一个令人无法理解的悖谬现象，与官办武术存在的一系列悖谬现象如出一辄。记得早在1992的就有人写过题为《中国式摔跤的两种命运》的文章，呼吁主管部门及早注意摔跤的命运，警惕它在世界上可能被“杂交”而导致“变种”的危险性。快十年了，不曾听到对这一呼吁的任何回应，作为一个老体育工作者，作为民族体育的爱好者，我们真觉得辗转反侧，不能安枕。再想到常东升先生直到临终前还在以“推广摔跤，任重道远”的字幅赠送给弟子张光明的情景时，更加令人悲从中来。我们真诚地为中国摔跤祈福，盼望着这份极其珍贵的民族体育遗产能世世代代传存下去，盼望它终有一天能重振雄伟，代表着中华民族走上世界体育的竞技场，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常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