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伯钊

　　耿伯钊（1883—1957），字觐文，湖北安陆人；1898年中秀才；后考入武昌经心书院；1903年乡试中副榜，任德安府各属同乡会文书，并参与主持武昌花园山所设秘密机关，是年应邀参加筹组华兴会。

　　1904年自费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骑兵科；次年加入同盟会，组丈夫团，任主席。

　　1908年任南京讲武学堂堂长，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北洋军事杂志》总纂、陆军部军事编辑等职。1911年任西军指挥舒兴阿的副官长。

　　武昌起义后，返京谋划策应。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军事秘书兼陆军部顾问官。南北议和后任南京留守府参谋长兼第一处处长。后随孙中山至京与袁世凯商议国事。1913年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兵站总督，参与沪军讨袁。失败后赴日，1916年归国，任职于黎元洪总统府。

　　1926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高等顾问、湖北省电信监督、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参军处中将参军、鄂豫皖“剿总”党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8年4月，耿伯钊担任湖北省国民政府委员，与张难先、李书城等辛亥元老于年底发起湖北和平运动。

　　1949年上半年，耿伯钊就和张难先、李书城等9人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联名给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写信，要求保全市区水电、防御工程，及有关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设备，并保障三镇市民生命财产和青年学生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1957年6月初，“反右”鸣放期间，他和当时新华社记者曲一凡有两次谈话，前后共6小时，谈话后被曲一凡整理出来，全文发表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上。

　　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批评了党政不分的问题。他说：“长时期内，以党代政的现象普遍而严重。领导党有责任对国家大事适时提出正确的政策，和检查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政府发号施令，发号施令是行政部门的事。我们常常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发布某一指示和文件，于是上行下效，就出现了省委与省人委、地委与专署、县委与县人委等一系列的党政联名发号施令的事情。实际上，这样做法必然助长党政不分，其结果则是以党代政，削弱了政府的作用和威信。”

　　耿伯钊还特别提出了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开国8年，国家的法制工作搞得很差，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他说：“宪法有了，但宪法不能代替具体的法律和法规，法律不是几条精神、原则能代替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的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你把旧的否定了，就得拿出新的东西来代替……必须建立法制，使人人都懂得法，树立了守法的观念，就不会盲动而犯法。”耿伯钊还在谈话中提出了要反对“大党主义”，他认为，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提得很好，是给新闻界增了光。他认为，毛主席英明伟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每个共产党员，个个以领导者自居，以战胜者自居，盛气凌人，忽视民主，人民都受不了的。”

　　耿伯钊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对现政权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热诚的建议。

　　一反右派，也和当时绝大部分民主党派人士一样，首当其冲，遭到批斗，被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还把参事室的所有民革成员如晏道刚等，不管他们有没言论，都一网打尽，统统划成右派。

　　耿伯钊最终在悲愤中自杀身亡，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耿伯钊在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军事秘书长，1932年6月，已经是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的耿伯钊，被蒋介石钦点为“剿总”政务委员，并随之到武汉。

　　有一次，蒋介石在武汉召集总理纪念周扩大会议，湖北省政府和省党部要员全部参加，蒋介石在讲话中大发雷霆，骂湖北人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

　　出席会议的文武官员被骂得大气都不敢出。耿伯钊气不过，站起来顶撞蒋介石，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原意并非骂湖北人，相反是夸湖北人，并引经据典解释这句话，使得蒋介石十分尴尬。

　　过了几天，蒋介石自知谩骂湖北人犯了众怒，便嘱宋美龄出面举行一个茶话会，招待省政府、省党部和湖北上层人士，说了一些讨好湖北人的话。“这场风波总算平息下去，我爷爷因此有了u2018湖北佬u2019的雅誉。”耿弟安说，从此耿伯钊被蒋介石冷处理，不安排他参加任何政务活动。

　　1948年4月，耿伯钊担任湖北省国民政府委员，此时解放军已经挺进到武汉外围，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十分活跃。耿伯钊就和张难先、李书城等辛亥元老于年底发起湖北和平运动。

　　1949年上半年，耿伯钊就和张难先、李书城等9人成立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联名给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写信，要求保全市区水电、防御工程，及有关文化教育、民生日用设备，并保障三镇市民生命财产和青年学生安全。

　　解放军渡江后，白崇禧准备在离开武汉前进行一次大规模破坏，秘密指示部队破坏水电和轮渡。“有一次，白崇禧的部属在武昌轮渡码头正准备爆破时，我爷爷站在高处大声呼喊：u2018共产党来了！u2019吓得他们狼狈逃窜。”

　　总统不是皇帝，而是公仆。这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座右铭。

　　总统府是一个简单普通的房间；总统服是经过他自己改造的“中山装”；餐桌 上摆的没有山珍海味，没有美味佳肴……他是世界上少有的“布衣总统”。

　　孙中山坐都南京后，人们还以“布衣总统”相称，说起这称谓的来历，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此名是耿伯钊传出，也是人民公认的。

　　1912年,耿伯钊任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以后长期追随孙中山，对中山先生的生活和习惯了如指掌。当记 者采访他时，他以“布衣总统”称谓孙中山，讲了如下故事。记者觉得很新鲜，名如其人，便在报上发表，一传十，十传百，便这样称谓起来，表示了人们对领袖的尊重和崇拜。这个故事起自孙中山一张独具风格的名片。

　　话说清末名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孙中山对他极为推崇。一次，孙中山出洋回国，途经武昌，特到总督衙门求见。孙中山掏出自己那张只印有姓名、籍贯的名片来，在背面写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字样，交门官递上去。张之洞一见好生不悦，心想一介儒生，竟然与一品大员称兄道弟，真是不知天 高地厚，不仅拒而不见，还在名片背面写了几句话退回。

　　孙中山一看，背面写着：“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孙中山 明白，这是张之洞嫌他不恭在拿架子，不肯买账。血气方刚的孙中山来了个照“礼”回敬，在名片背面写上：“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做王侯”，再请门官送进去。张之洞一见，大为吃惊，立即吩咐迎见孙中山，并以大礼相待。由此可见，孙中山要做“布衣总统”早有初衷。

　　新中国成立后，耿伯钊当上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办公和住所都在红楼。当时耿弟安正在同济医学院上学，有时进去玩，发现门口还有解放军战士持枪站岗，“爷爷的工作是向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密切各界人士的联系，反映社情民意，参与审查地方法规草案，编写文史资料。”

　　耿伯钊留给耿弟安最大的印象就是为人十分耿直，国民党时期他敢当面顶撞蒋介石，新中国时期他还是敢于直言。

　　耿伯钊1957年8月27日逝世，在当年6月份“整风反右”期间，他还和新华社记者进行了两次谈话，谈话内容全文发在新华社内参上。

　　耿弟安对此印象十分深刻，耿伯钊在谈话中特别提出要“加强法制工作”，他认为建国8年，宪法有了，但是宪法不能代替具体法律和法规，现在除了婚姻法，几乎没有别的成文法律，民法、刑法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建立法治，使人人都懂法，树立守法观念。这个意见在当时是十分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