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春
常人春 - 简介
1933年10月出生在北京,满族。青年时代即潜心钻研北京史地民俗,对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北方民间岁时节年、婚丧嫁娶、庙会集市、宗教信仰、戏曲杂技等无不精通,被誉为“北京通”。十多年来,曾先后在北京各大报刊发表论文、纪事、文史资料一百多篇。出版的著作有《老北京的风俗》、《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等13本,多部著作获奖,常先生被认为是北京民俗最后一位泰斗级人物。
常人春 - 经历
培养自己成“文物人”
文物人常人春从小生长在一个满族大家庭,家就住在旧鼓楼大街钟楼与鼓楼之间的根儿底下。因为是镶黄旗,他小时候度过了一段优裕的生活,所以对满人的讲排场、讲礼节、讲风俗习惯体会了不少。除去亲身经历,老北京人如何婚丧嫁娶,人们从事的各行各业和衣食住行,耳闻目染之下,也给善于观察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多人也经过这些事,但过去就过去了,不记得细节。我这个小孩比较有心,看了不懂的,还要问长辈,父母、爷爷奶奶或在我们家住闲的老人。”
这些老人知道不少前朝的事,常人春看见什么礼节不懂,就问他们,老人们自会把来龙去脉解释得清清楚楚。元宵节妇女走桥、摸钉;二月二龙抬头“引龙熏虫”、接姑奶奶;端午节扔灾、防病……自小常人春就爱听这些,久而久之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文物人”,了解的感兴趣的都是前朝的玩意儿。
虽然住在大宅门内,但常人春的心思全在市井百姓里。“我会三代的民间儿童歌曲,前清的、民国的、解放初期的。会唱市面上的曲艺,比如瞎子卖唱的曲子、上门要饭的乞丐唱的曲子,这些民间小曲与戏园里的不一样,我就专门学。”
红白喜事是人生礼俗,小孩生下来怎么办满月、怎么命名、怎么抓周,成人后怎么结婚;老了以后,子孙怎么给他祝寿;去世了,后代怎么发丧他,全有讲究,常人春津津乐道。特别是办白事,和尚怎么念经、吹鼓手怎么吹打、出殡时抬的是多少人的杠、怎么由灵堂抬到坟地,他观察得一清二楚。对民间宗教仪式他也入迷,哪个庙里有法事活动,他必定去看。什么是盂兰盆会,为什么要烧法船,在刨根问底中,知识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起来了。家里人对常人春的爱好坚决反对,不理解一个孩子为什么对风俗如此痴迷。
凑钱出书
一肚子的老北京民俗风情,常人春挑选了庙会、传统节年、喜庆、丧葬四个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专题编写出自己的第一本书———《老北京的风俗》。20余万字的书稿拿到出版社,出版社这样答复常人春:您写得很好,但出版的时机还不成熟。
“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放。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余音还在,书稿就压下了。”
对老北京民俗的研究,常人春算是捷足先登,但出版社出于保守的观念持观望的态度。在他的一再催促下,出版社提出让他承包一部分,自己掏钱出版自己卖。
不顾老父亲的反对,常人春同意了。“我满世界借钱,把钱给凑齐了。书出来后我承包了2000本,运到家里堆得跟山一样。”他托人代卖一部分,自己又去当时的职工假日市场卖书,因为那里不需要营业执照。没想到西城区的三位区长来市场检查,他们路过常人春的书摊,拿起书来看是不是正式出版物。常人春心里有些打鼓,生怕像出版社担忧的,卖书卖出个意外来。
出乎意料,其中一位区长翻过书后对常人春说写得挺好,咱们区里正搞文史资料,希望您能积极参加写作班子。“好多记者围过来照相,他们一走,我的书都不够卖了。”
当时是1990年,市面上还没有类似的书籍,不用说做学问,即使是看着玩,这本书也十分有趣味。常人春很兴奋:“我这第一炮算是打响了。”
邻摊卖书的是另一家出版社,此情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出版社的一位主任找到常人春询问他还有没有类似的书稿,常人春想起自己几年来向各类报纸的投稿,说:“我还有几百篇在报纸上刊登过的像豆腐块一样的小文章,对方点头说就用这个出专辑,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整理。”《老北京风情记趣》就这样出炉了。
民俗之作获奖
两本书接连出版对常人春的鼓舞很大,他正式投入了有关民俗内容的写作。出版社认为他涉及的旧京婚丧礼俗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希望他用两年的时间总结归纳出一本专著。
有民俗界人士说,记述民情风俗的书,士大夫往往不如土著平民做得详细确切。已有的民俗著作,多倾向于名人学士对前朝风俗的研究、考证,而立足自身时代、取材于生活的不容易得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常人春看到的关于旧京掌故的书,记录名胜古迹的多,而缺乏人民的生活习俗,反映近代婚丧嫁娶的还未有一部纪实之作。
“古往今来,婚丧嫁娶是人们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系列的礼节规范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前辈的生活方式和准则、追求与向往,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
想填补空白、完复社会史的全貌谈何容易,年轻时候见到的,究竟是有限的,若想再现老北京的婚丧礼俗,必须去找当年的从业人员进行访问,常人春抓紧时间挖掘“前朝遗老“的活资料。与红白喜事相关的民俗行业有20多个,喜轿铺、棺材铺、执事夫、吹鼓手……常人春原先的民俗知识在访问中派上了用场。原来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行话,听不懂行话采访就会变得十分困难。
“当时一位博士生跟我一起访问,她记的笔记是我的好几倍,等两年后我问她有什么成果,她说很多术语不理解,记的笔记无法运用。”但这些难不倒常人春,“比如糊纸活儿的,接到一个电话说:糊一个车仨牲口,后天有一份接丧活儿。我一听就明白,纸糊的车必须是轿车,夏天要纱窗、凉棚,冬天要玻璃窗,车要转轮,能拉着走。车前一匹马、一匹顶马,顶马上骑一个官人开道,车后面再跟一匹跟马,这就叫‘一个车仨牲口’,但伙计们是无需说这么详细的。”
编写名人殡葬的时候,从春天到秋天,常人春天天跑报库查旧报,过去的报纸对重大人物的葬礼都有报道,但言语往往十分简单。“报纸上说杨小楼出殡时用的是64人杠,究竟是怎样的一场葬礼要靠细节的描述再现。”
许多民俗行业都存在合作关系,只要找到一个就能拉出一大串,搭棚的跟各大饭馆有联络,各大饭馆应红白事,就知道办新式婚礼、传统婚礼应该找谁。常人春顺藤摸瓜,但从事旧行当且健在的老人已是凤毛麟角,这次访问也可谓一场抢救工程了。《红白喜事———旧京婚丧礼俗》花一年时间完成后,获得了1993年度的北京市优秀图书奖。
记录民俗行业
此时,老北京的民俗行业又引起常人春的兴趣,他统计了北京与民俗有关、为民俗服务的行业数量,详细考察了各行业的业务内容、范围、经营方式和兴衰史,出版了《老北京的民俗行业》、《旧京百业》。别人选择全聚德、瑞蚨祥、内联升这样的老字号,他写的是寿衣铺、香蜡铺、蒸锅铺、京纸铺甚至鸡毛店,因为这里蕴含着真正的民俗。
“旧时,前门外山涧口、草市、红庙一带有200多家‘花子店’,其中有种特殊的小店,店主在院内养了很多鸡,一面卖蛋,一面用鸡身上脱下来的羽毛垫在店内,给住店的穷人当被褥,这就是‘鸡毛店’。大年三十儿,但凡有一线出路的都回家过年了,只有极孤苦和躲债的穷人才混在店内。按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正月不得要债,穷人之间‘贫惜贫,苦怜苦’,鸡毛店就成了穷苦人的避风港和救命店。”
经过查阅史料,常人春发现明朝人谢肇淛在其著作《五杂俎》中就提及了鸡毛店,这种小店至少也有四百年的历史了。
“民俗行业是靠民族礼俗而立的行业,吃‘礼俗饭’、挣‘礼俗钱’,掌柜的、了事的或是跑业务的,必须是位十足的‘礼仪通’、‘风俗通’和‘北京通’。”
这些为人生礼俗、岁时年节、信仰崇拜服务的行业,因礼俗的需要发展起来,又推动礼俗更加规范化、普遍化,贯穿了老北京几百年来的历史进程。
“别林斯基说过:习俗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除环境和文化进步外,不屈服于任何权利的东西。当旧的意识形态被冲垮,旧礼俗文化崩溃后,民俗行业也就不复存在了。”
常人春感慨,纵观旧民俗行业的兴衰、覆灭,仿佛一支反映社会意识形态的万花筒,多彩而多变,又像是一部民俗文化的聚散演变史、一部有血有肉的人民生活史,虽不为正史所载,却是真实的历史写照。
一生以民俗为伴
为了准确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虽然叹息自己“动手太晚,时间紧迫”,但常人春坚持取材于生活,取材于群众,取材自己诞生的历史年代,以期自己的笔墨成为让后人信得过、对世代负责的第一手资料。他坚持勤观察、勤采访、勤查阅、勤笔记、勤修正。
人近夕阳,常人春在文化界出版界开始有了名声,出版社纷纷约稿,电视台接连前来采访、拍纪录片。他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了《古都北京的民俗与旅游》、《老北京的穿戴》、《喜庆堂会》……近百万字的著作量都是靠夜以继日的勤奋,一笔一画累积下来的。
作为中国民俗学会燕京民俗研究和开发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他为电视台、电台策划了一系列民俗专题节目,还应邀到大专院校进行民俗讲座。1997年受宋庆龄基金会的邀请,他为台湾28所大学学生组成的青年访问团讲授中国民俗课,又在两届中国传统文化夏令营中担任“蒙学”教师。修复东岳庙、成立北京民俗博物馆时,作为特约顾问,他协助设计展陈工作,还为历届的庙会活动出谋划策。
在常人春活跃于民俗界的身影背后,是“以一当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他常常感叹事业上刚打开了一个局面,可自己已经老了。“现在坐在桌前写不了几行字就得躺会儿,腿脚不好,下不了楼。”
腰腿上的病根儿是几十年前在农场劳动时落下的,一个教书的小知识分子挑混凝土、打圈梁,干力所不能及的活儿,晚上累得炕都上不去,当时很多人受不了苦都逃跑了。因为“右派”的身份,他一辈子没有成家,也没有后人,是老北京的民俗文化安慰着他最后的人生。
“也许就是因为命运坎坷才会有现在的这点成就,否则我可能也像其他北京老人一样安宁地颐养天年,还写书干什么呢?”
民俗里有民意
常人春希望自己对老北京民俗兴衰、治乱的记录,能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资料。古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既要往前看,又要向后看,向后看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经验。
“历代史书多记录的是帝王将相,社会史记录的是老百姓,是真正的民情,因此民俗工作者从某种程度上为国家、为民族留存下一些完整的、系统的、可信的社会史资料。”
小的时候,常人春爱听街坊们聊天,“比如哥儿仨休息了一起研究如何给老爷子办生日。一个问是不是在饭庄子办,另一个说可别在饭庄子办,去年办的钱没少花,效果不好,第三个说就在家里办,也让老街坊们看看。于是三人开始分工筹备。”
民间的礼俗交织在生活的各个环节中,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平常而亲切。儿时的记忆让常人春体会到,老百姓追求什么,向往什么,都包含于经历漫长生活岁月而积淀下的民俗文化。民俗里有真正的民意,那就是自由与安乐。
常人春 - 民俗人生
72岁高龄的常人春,研究民俗的历史几乎和年龄相当。说起老北京的民俗节庆,他如数家珍,不时还带着惟妙惟肖的“表演”。有一个大绅士祖父,幼小的常人春有机会亲历很多“大场面”,从小就对婚嫁等民俗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便迷上了。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娶儿媳妇,在北京饭店办事。用3乘轿,120对牛角灯,3堂汉执事,光那执事就走了3里地长。那一回是请我祖母当娶亲太太(相当于今天的婚礼主持人)。”常人春说,那次他摊上给新娘子提溜盖头的差使。“甘肃督军张广建娶儿媳妇,采用的是新式婚礼,花车乐队那一套。请我祖父做的证婚人。”他这回又做了拉纱的男童。
常人春说,虽然自己后来上的是新式小学,抗战时期还遇上了日本的奴化教育,但他心里爱的,还是老式民俗、传统文化那一套。常人春说,但对传统文化的感情从未改变,“爱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自然的需要”。
常人春 - 追忆抗战时期民俗变化
1943年夏秋时节的一个晚上,家住旧鼓楼大街117号(现41号)的常人春刚刚睡下,就听见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响彻寂静的北京城上空。自两年前日本与英美开战后,这样突如其来的防空演习已进行了无数次。提起当年的旧事,72岁高龄的民俗学家常人春仍旧记忆犹新。
日本人严查民居,不许百姓点灯
同时,为防止美国飞机侦察到城内情况,保护南苑的飞机场和弹药库,日本人规定百姓家不许有灯有火有响动。“家家都得拿黑窗户帘儿把灯光遮住。”常人春说。
但这天晚上,住在常人春家对面的陈锦诗家里没有灭灯,也没挡好窗帘。“当时,就听钟楼上往下喊话‘旧鼓楼大街灭灯———旧鼓楼大街灭灯———’。”常老两手拢在嘴边学着60年前听到的喊话声,声音悠长洪亮。后来,巡逻的摘走了陈锦诗家门口挂的户主牌(当时悬挂于家门口、上写户主名字的牌子)。
第二天,区上通知陈锦诗去一趟,陈锦诗就来到常人春家哭诉。常人春曾祖父曾任清光绪年间的刑部侍郎,积累了些家底。祖父民国初年毕业于朝阳政法大学,一度是北京的名律师,善于交际,素有威望。“我祖父当时是有名的大绅士,在地方上很有威望。祖父对他说:“你甭去了,我去吧。‘随后,就把户主牌领回来了。”
常人春记得,1937年以后,日本人经常严查民居,祖父常替邻里们说好话。
百姓节庆简化,汉奸丧事大操大办
“民俗极大地受到经济、政治的制约。”常人春亲身经历了八年抗战期间的政治巨变、经济萧条,也看到了北京过年过节和红白喜事上发生的变化。
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影响民俗。日本侵略给老百姓造成的经济困境是不可言喻的,市面上一天比一天萧条,买卖一家接一家倒闭,老百姓一天比一天过得艰难。节庆没钱操办,红白喜事也大大简化了。赶上频繁举行的防空演习,家里有什么事也不许办。丧事不许放焰口、喜事不许吹打。而进出城门经常会受到百般刁难,百姓也不怎么敢出城,广安门外正月初二的财神庙、白云观的香火都受了影响。“日本统治时,庙会从此就淡了。喜事丧事也都是凑合凑合,走走形式罢了。”常人春说。
但是,饱受战争之苦的,永远是底层百姓,日伪官员的红白喜事,还是大操大办。七七事变时,汉奸江朝宗投降日本,做了事变后北京第一任市长。1943年,江朝宗因病而亡。他死后的葬礼相当阔气,发丧时,光是执事就走了东西长安街整整三里路长。
日本人干预民俗活动,企图进行民俗同化
北京沦陷以后,日本人有时还直接干预老百姓的民俗活动。常人春记得有一次,小黑虎胡同一个老人去世,家属到卫生局呈报时,没有给检查员行贿,检查员就说老人“不是好死的”,是得了传染病“虎里拉”(日本人对霍乱的称呼)。后来老人尸骨被卫生局拉去,说是要火化,给北京百姓很大震动。常人春说,中国的民间习俗是土葬,强调入土为安,在当时,火化大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而且,为加强对中国的同化,日本人也曾企图让中国人接受大和民族的风俗习惯。阴历七月十五的盂兰盆会,是佛教节日,北京百姓的节日习俗是放河灯,放焰口什么的,都是固定程式。日本人想把本国“祭忠魂塔”的习俗加进去,“我们中国人都当笑话看,只当他们出洋相罢了。”常人春笑着说,保持传统的风俗习惯,也算是普通百姓力所能及的,而且是自发的爱国行动了。
大霹雷预兆时局巨变,伪政府广播辟谣
1945年夏,北京下了两次大暴雨,大霹雷惊天动地。常人春被吓坏了,祖父说:“时局恐怕要有大的变动。”“中国老百姓就是这样,一直有拿自然气候预测政治气候的习俗。”常人春这样看待这个现象。但这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已经有消息说日本撑不住了,要撤退了,尽管日本封锁“敌台”,老百姓还是从广播中偷听到了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苏联在中国东北出兵的消息。常人春祖父认识的一个日本律师井上三枝雄也说,日本恐怕是待不长了,“中国大大的,日本小小的,败了败了的。”
8月15日上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广播上发表辟谣申明,说如果谁再传播谣言,抓起来以后按军法处置。然而,就在当天下午,广播节目忽然全都没了。常人春记得,当天中午广播里说:“各位听众注意,本台节目挪在今天下午6点开始,有重要新闻向各位广播,希望大家届时收听。”果然,下午广播说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后,和服出现在鬼市上
“我这一生经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头一件就是日本投降。日本投降后,群众自发的庆祝活动我都看见了。”常人春说,“街上当时马上就沸腾了,大人小孩都往街上跑,大家纷纷喊‘好啊!日本投降啦!我们胜利啦!’”说到这,常人春似乎又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一天,满脸抑制不住的兴奋,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老百姓拿红棉纸糊的五色旗、米字旗、星条旗,全都走到了街上。
1945年的阳历8月15日,正是阴历七月初八,常人春说,老北京有过七月十五中元节的习俗,也就是所谓“盂兰盆会”,一直到7月30地藏王菩萨诞辰,都有连续不断的灯会和庙会等活动,小孩子们都点荷叶灯、莲花灯,取“以灯渡亡”之意。
可是,1945年的中元节,变成了一个庆祝胜利的节日庆典。百姓们都糊了写着“庆祝胜利”等字样的灯笼,提灯逛灯。学校的学生们临时组织起来,抬着大海棠叶形状的中国版图灯(因当时包括外蒙古,所以是海棠叶形状),还有中美英苏的胜利灯总共好几百盏,敲锣打鼓地游街。队伍后边,押着装扮的日本战犯,游街示众,十分庄严。
“那时候,撒传单的、贴标语的、拿旗帜灯笼游行的,挤得街上走也走不动。街道两边的商店,都加大音量,放中山公园、北海公园追悼八年抗战阵亡将士法会济孤焰口的实况广播。”常人春说,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民俗演变的例子,“老百姓一庆祝上就不管到底是啥节日了。”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穿的和服出现在鬼市上,要饭的编数来宝唱道:“防空壕没用着,日本投降卖大袍!”有个人贪图便宜买了条日本人穿的土黄军裤,到一个卖炒肝的小摊上,吃完就走。掌柜的叫住说:“哎,我说那位,您给钱了吗?”那人说,这会没带,一会拿来。掌柜的当即回了一句:“告你少来这套,日本投降了您不知道吗?就您这条裤子吓唬不了谁!”常人春看了直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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