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洪澄

贫苦农民家庭出身。1927年4月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初步接触马列主义，受到党的教育，参加学生运动，宣传革命。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回乡，同年4月至1931年1月任中共清涧县大马家支部书记，以教书为公开职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游击战争。1928年和1933年两次组织发动农民开展抗粮斗争。1931年清涧党组织同陕北特委失去联系后，主动与中共绥德南区区委接上头，坚持革命斗争，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1933年春领导开展绥德、清涧地区的游击战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打击反动民团，参加创建和发展陕北绥（德）清（涧）苏区的工作。1934年2月至4月任中共清涧县北一区区委书记。4月至8月任中共清涧县委组织部部长。8月至12月任中共安定县西三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1934年12月至1936年2月任中共赤源县委副书记。1935年2月至8月任中共秀延县委宣传部部长。8月至9月任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9月至同年冬任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1936年1月至3月任中共关中特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部长。4月在瓦窑堡领导扩大红军工作，顺利完成任务。6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年春任中共陕北省委党校校长。5月至7月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至11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同年11月至1938年2月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1938年2月调延安，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干部科科长、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经济部部长。1939年6月至1943年5月任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主 任。1941年10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健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至1944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1943年8月至12月任民政厅代理厅长。1942年2月起任西北局边区土地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6月起任西北局民兵工作委员会成员。1943年7月起任西北局党民系统学委会成员。12月起任西北局边区级各机关学校甄别委员会成员。1944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司法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7年12月任陕甘宁边区民政厅副厅长。

1945年9月当选为中国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救济分会主任，领导调查并报告边区自抗战以来遭敌侵扰轰击以及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有关赔偿救济抚恤医药等需求情况。1946年3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产生很大影响，受到好评。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仍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1946年5月至1948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干事。1947年3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方委员会（不久后改为西北局后方委员会）成员。1948年奉命赴新区工作。1949年3月至5月任中共晋南新绛地委第一副书记、晋南军区新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同年7月至1951年1月任甘肃定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1949年8月起）。

194 9年9月至1951年1月任中共甘肃定西地委书记。1950年5月任甘肃军区会宁军分区政治委员。1951年1月至1952年10月兼任甘肃军区天水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1年7月起)。1951年7月至10月任中共甘肃天水地委书记。1955年1月至6月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1955年6月至1960年3月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 1960年3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同年7月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1928年回到家乡，以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时逢陕北大旱，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为保证农民生计，他领导解家沟一带群众开展了“不纳粮，不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运动。上万农民参加了抗粮斗争，军警吓得紧闭城门，不敢下乡催粮收税。不久，当局查出了这次斗争的组织者，派人到贺家捕人，因他早有防备，才免遭祸。

在白色恐怖下，唐秘密地走乡串户，发展了一批优秀的农民和教员入党。1931年清涧县的中共组织同中共陕北特委失掉了联系。唐领导的支部主动与中共绥德县南区区委接上了关系，使支部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1933年，唐和李景林、贺生荣等在清涧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抗粮抗税斗争，带领农民群众包围了县城，迫使国民党县政府作出让步，答应每斗粮钱减免税款一元。事后，反动当局派一连兵丁到解家沟抓唐。他在群众的掩护下，又一次幸免于难。同年，他和白如冰、王聚德在三枝驳壳枪的基础上组织起绥德地区的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第二支队，不久又扩大为红二团。

1934年重建中共清涧县委，唐洪澄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在领导分配土地的斗争中，因他反对一些“左”的做法，曾一度被撤职。不久，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同年8月调任中共安定县委组织部部长。1935年8月后，历任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组织部部长，中共关中特委组织部部长。后到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先任中共陕北省委党校校长，1937年5月调任中共神府特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仍在神府特委，任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在艰苦的环境中，唐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过度劳累，患上了肠胃病和肝炎，仍带病工作。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唐历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主任。1941年12月起，担任了六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期间，1943年8月至12月，任代理厅长，还在边区参议会第三届会议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1945年4月，在延安出席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监察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调任中共山西新绛地委第一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甘肃定西地委书记、天水地委书记，为这些地区的土改、恢复国民经济做出了贡献。

1958年“大跃进”时，他反对高指标和瞎指挥，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他身居高位，仍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经常告诫子女要凭自己的真本领，不能靠父母的资格和地位。临终时给子女的遗嘱是：要永远听党的话，丧葬一切从简，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