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芳

钟芳 - 简介

钟芳，字仲实、中实，号筠溪，原籍明琼州府琼山县，出生于崖州高山所（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幼年丧母，寄居外亲黄家抚养，又名黄芳。自幼聪颖好学，10岁入崖州州学。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乡试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年）殿试赐二甲进士第三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一时名动京师，盖谓丘文庄后又一南溟奇才”，时人敬称“钟进士”、“钟崖州”。

曾任代理吏部稽勋司郎中，考功司郎中，漳州府同知、知府等职。任宁国府推官时积极清理积案，严惩贪赃枉法者。十六年（1521年）任浙江提学副使，致力革除科考弊端，坚持“德才兼优”选用人才，使当时学风焕然一新。嘉靖二年（1523年）任广西布政司参政，及时消除虎患，百姓念其功德，为他雕塑石像。不久调任江西右布政使。九年（1530年）升任南京太常侍卿，十年兼任国子监祭酒。十一年（1532年）升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第二年改任户部右侍郎，奉旨总督太仓，奏请朝廷赈灾抚民，缓和了灾民因干旱引起的困苦。十三年告老退乡，迁居原籍琼山县，以读书为乐。

著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军事等领域，其哲学著作《春秋集要》、《学易疑义》两书，提出“知行本自合一，知以利行，行以践知”的哲学观点，是当时考生的辅导书籍。文学著作《筠溪先生诗文集》，分歌、赋、诗、词等，有“雄、浑、精、深、气随理昌”的美誉；史学著作《皇极经世图》秉笔直书，修正了不少讹漏。《春秋集要》（12卷）和《钟筠溪家藏集》（30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其他著作有《续古今经要》、《少学广义》、《崖州志略》、《养生经要》、《读书札记》等20卷行世。被誉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卒后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赐葬于琼山县东山镇钟宅坡.

钟芳 - 生平

钟芳（1476-1544），字仲实，号筠溪，明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他的祖先于宋代迁来琼州落籍，后迁万安州，曾祖父钟惠在明代洪武年间又迁至崖州。父钟明，因家道中落，过继给远亲养育，改名黄明。钟芳幼年时称黄芳，中进士后才奏复原姓钟。他自小聪明过人，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参加乡试，获第二名举人，明武宗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荣登二甲第三（第六名进士），“一时名动京师，盖谓丘文庄后又一南溟奇才”，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予编修，后官任漳州同知，知府，南京户部员外郎，吏部稽勋司郎中，浙江提学副使，广西布政司参政，江西布政使，南京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等职。他是一位在明代当过文官、武官、法官、学官和财官的著名人物。
　　
钟芳才华出众，学识博而精，对律法、历史、医药、卜算等书籍，无不贯通，写出的文章“雄浑精深，气随理昌”。他在国子监讲学，“胄子莫不感动”。钟芳一生著述甚多，涉及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术、体育、军事等方面。他写的《春秋集要》、《学易疑义》被选为考生必修的书目。钟芳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知以导行，行以践知”的哲学观点。他的诗文作品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功力深厚，文采新奇，是海南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确是“上继文庄（丘浚），下启忠介（海瑞）”，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他的著作还有《小学广义》、《皇极经世图》、《续古今纪要》、《崖州志略》、《养生纪要》、《筠溪先生诗文集》、《读书札记》等，被人们尊为“岭南巨儒”。
　　
钟芳一生为官清廉，公正无私，宽政爱民。任宁国府推官时，他理清了许多民间冤案，深得民众赞扬。任广西参政时，他想尽各种办法平息了当地的虎患，百姓刻写石碑作纪念。任浙江学使时，他革除作了浙江学科举考试的弊端，同时向朝廷提出科举取士应以才德兼优者为上的建议，并亲自实施，使浙江的学风为之一新，生员“斐然向学”。任兵部左侍郎时，钟芳亲自带兵，多次到边境征讨外患，军功卓越。任户部右侍郎时，他竭尽才智为国管理财政，取得显著成绩。他廉洁自守，对贪赃枉法、行贿受贿行为尤为痛恨，一旦发现，立即严加惩处。钟芳晚年辞官居家10多年，有人曾求他代谋些私利，均遭回绝。他说：“我守志，犹如寡妇守身，岂可晚而失节！”
　　
钟芳父子也是海南七父子进士中的一对，其子钟允谦，字汝益，嘉靖八年（1529年）登三甲进士第148名，历任浙江宁海知县、刑部主事、福州知府、莱州知府等职。父子先后考中进士，同为朝廷命官，被世代传为佳话。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钟芳在家中逝世，终年69岁。朝廷赠为右都御史。

钟芳 - 成就

是当时知名的理学家,为国理过财。钟芳博学强记,多才多艺,蜚声中原。他精通音律、历法、医学卜术,一生著作甚富,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皇极经世图》、《续古今纪要》、《崖州志略》、《汉学广义》、《养生举要》及诗文二十卷行世,清朝人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尊之为“岭南巨儒”、“南溟奇才”,与明代海南丘浚、海瑞并称“琼州三星”。嘉靖十三年(1534年)58岁时,获准退休,卜居琼山府城西门外,人们呼所居里弄为“进士巷”。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病故,享年69岁。钟芳的儿子钟允谦也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中进士,人称父子进士,次子钟允直也中举人,名满崖州。

钟芳 - 著作

著有《锺筠溪家藏集三十卷》  ，及《春秋集要》 ，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钟芳 - 宦海生涯

25岁中举人，32岁中进士，钟芳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算得上畅通无阻，比起他的恩师纪纲正先生来，不知幸运了多少倍。考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后，钟芳随即被选为“翰林庶吉士”、“编修”。周济夫先生说：“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这对钟芳来说是重要的一步，但其后却并未一帆风顺。”

不久，钟芳便因不合流俗而被贬为宁国府“推官”。但是由于他精于吏治事宜、能破陈年积案，再度远近闻名。正德七年（1512年），钟芳升为漳州府“同知”，不久代理知府。其敢作敢当，在平定漳州寇乱、整治考核官员和捉拿豪强恶霸等方面都有所作为。

正德九年（1514年），钟芳升为南京户部“员外郎”，后又到南京吏部任职，然后转为“考功”，负责甄别官吏的优劣。他的上司刘春、罗钦顺当时都很听从他的意见，并因此授予其实职。

正德十六年（1521年），钟芳升任浙江“提学副使”，考核生员以“敦行力学”为上。这很像纪纲正的风格，可见恩师对他的影响何其深远。

嘉靖二年（1523年），钟芳升为广西“右参政”，为官府平定多处叛乱提供了不少计策。尤其是在嘉靖四年（1525年），钟芳亲自下文征召数十只小客船，打通了当地断藤峡阻隔近70年的交通，足见其胆识过人。后来，有个部落再次叛乱，久征不下，朝廷命令王守仁（即王阳明）领兵征战，钟芳又献上“分置土官”之策，不动一刀一枪就平定了反叛。

其后的钟芳在担任江西“左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兵部“右侍郎”时，都有过人的政绩。嘉靖十二年（1533年），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调往北京，总督太仓，大举漕政。当时山西大同军乱，钟芳上疏奏请只诛叛逆，招降胁从，但与当道不合，因此遭到贬谪，后才奉旨复职。

综观钟芳的宦迹，先后有北京、福建、南京、浙江、广西和江西等地，为着政事，钟芳飘忽四海，其间的劳苦愁烦可想而知。1534年，钟芳获准告老还乡，居家十年后病逝，享年68岁。 　

钟芳 - 为政思想

钟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的动乱不断、百姓的朝不虑夕，而琼人读书与出仕的不易，也使得他历尽了艰难。这对他入仕后形成同情民生疾苦、意欲施行仁政的思想和刻苦砥砺、真知力行的学风，起到了切身操练的帮助作用。

从1508年走上仕途，到1534年还乡，钟芳为官将近30年，仁民爱物的为政思想贯串始终，并处处体现在其诗文当中。

“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而以惠泽及物为贵”、“夫仁者不负其民”、“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钟芳的言论强调治理民众要施行仁政，并主张仁政的要义在于减轻徭役，精兵简政，谨慎用刑，“大抵此时民穷财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已而后刑”。

在处理官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钟芳也认为不可多杀。他在《琼山县平黎记》中写到：“予昔参广西政，每憾多杀不能已乱，徒以长乱”，认为杀人多多并不能制止动乱，只能增加仇恨和动乱。在一些书简中，他也表现出“善杀不如善怀”、“才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的仁者之心。

钟芳 - 理学名士

钟芳和我国著名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属于同一历史时期的人物。钟芳考中进士的正德三年（1508年），正好与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同一年。后来，他们还有过比较亲密的交往。

周济夫研究发现：“除了嘉靖四年在广西共事，一起平乱之外，此前的正德五年至十一年（1510—1516年），两人在江西、南京也应有过交往。所以，王阳明在江西南安逝世后，钟芳曾撰文祭奠他。”钟芳在祭文中自述“某岭海末学，忝在交游，宦迹所经，每亲绪论。”

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也就在正德五年至十一年这段时间。周济夫说，王阳明“心学”对程朱学派的大胆异议，特别是它所带有的思想解放的锋芒，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反对他的人固然很多，而赞同和追随他的人也为数不少。钟芳作为一名笃信儒学的士大夫，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从《钟筠溪集》中保留的书简、赠序和论文来看，钟芳当时交往的著名理学家并不止王阳明一人，他和罗钦顺、王廷相等都有颇深交谊，对当时有争执的理学问题都曾往复论难。

罗钦顺对钟芳尤为推重，他的理学专著《困知记》就特意请钟芳作序，而钟芳写给他的书简中也有三封专门讨论理学问题；王廷相的《慎言》一书和诗集也是钟芳作序。周济夫中肯地说：“这些都说明钟芳在当时理学界的声誉和地位，所以，与他同时的海南名贤林士元认为，钟芳与罗钦顺一样，都是可入选《国朝理学名臣录》的人物，评价不可谓不高。”

钟芳 - 治学态度

据周济夫介绍，中国的儒学，到宋代进入了理学的发展阶段，其主流是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但与朱熹同时，也出现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不同声音；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王阳明的崛起，正式形成了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体系。一般地说，钟芳的理学思想属于程朱一派，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如果通读钟芳有关理学的论述，就会发现，他在维护程朱一派理学正统的同时，并不全盘否定陆王“心学”的观点，而是持存而不论甚至兼容折中的态度。

钟芳的这种态度，在其《祭王阳明文》中表现最为明显。他先指出王阳明学说的“求言自近，实践精思，力排多闻，专务守约”“贰于程朱”，“于程朱之说每多龃龉”，但同时又承认“存诚涵养，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归固不出程朱范围内也”，“盖其过激处于圣教未尝损，而鞭辟近里处于学者则有益也”，从而主张“退而取其大旨，略其异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这是一种颇为客观的治学态度。

譬如，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朱熹和陆九渊都主张先知后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钟芳则说“知以利行，行以践知”，“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学无大小，以行为本”，更加强调实践的意义。

周济夫认为钟芳的理学思想，出入于程朱和陆王之间，欲取两者之长而融会贯通，追求实学的趋向比较明显，在部分士大夫醉心于“心性”之学的明代，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

钟芳思想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比较鲜明的唯物的倾向。他对宋代儒士陈同甫大讲“天道六十年一变”之事，词气激烈地指出“人臣告君，唯当匡之以义，不当眩之以天数”。他在《潮汐》一文中说“潮为地之嘘吸”，也有点接近“地心引力”的说法。这些都是其思想中的过人之处。

钟芳学问博大而又精深，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诗文之外，还著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二书，时人称他“为学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不贯通”。